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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对“心性之学”的体认，国学就容易僵化，甚至走上歧路。……回到生而为人那本朴素净、中和淳厚的天性，才是礼教第一要务。
时下，国学的热度已经很高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媒体、网络上的诸多争论。学问上的争论还好，可以在理性的辩难过程中，明晰传统文化在当代文明中的位置和作用。但是，大多数社会层面上的广泛纷争，比如前些年的“汉服之争”，再比如最近不断冒出的“跪拜礼之争”等，往往无关乎学问，只关乎情感。
钱穆先生曾言，现代人应该对中华传统“抱持温情与敬意”。他希望国人能够尊重自己的传统，并保持一种来自血脉延续的温热与尊敬。这是钱穆先生令人尊敬的地方，也是笔者数年来从事传统文化工作的情感出发点。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出发点，对于现代人而言，光有情感远远不够，还得探入传统学问的纵深处。
那么，国学到底是怎样的学问？虽然自有此命名开始，争议就从未停过。有人提倡兼容并包的所谓“大国学”，其内容涵盖传统中国的一切领域，甚至包括各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也有人提倡严谨限制，以华夏民族原创之“六艺”为国学内容，当年马一浮先生就持此论。而现在最流行、也最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国学，则是自唐宋以来逐渐成形的，以儒道佛三家学问为主干，以经史子集为载体的传统文化之总称。儒道佛三家的学问，除了经世致用的部分以外，其中最核心、最广为世人接受的内容，则是所谓的“性命之学”。
“性命之学”是研究精神本体的学问。四书之一、号称“孔门心法”的《中庸》，一开篇就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谓教。”上天所赋予每一个人的使命、每一个人的精神本质，这个就是我们的“性”。我们遵循上天所赋予我们的生命、赋予我们的精神本质去立身处世，去投身社会，在人世间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走应该去走的路，这个就是“道”。每一个人的天赋使命、精神本质，因为受到后天的很多遮蔽，使得天性受到了障碍，走上了歧途，所以，生而为人就要突破这些障碍，恢复天赋本性，回到我们的人生正道上来。这个就是“修道”。中国古代圣贤就是用自己身体力行的方式，作为世之楷模，从而教化社会大众，优化社会风气。这就是“修道之谓教”。从《中庸》上来看，它开篇的前面三句就把国学的核心内容说清楚了。
只有对“心性之学”有体会了，才能对国学的全体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谓得体起用，就是把我们对心性本体的认识，发之于外，运用到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这时候，才有儒家的礼、乐、射、御、书、数这一套“六艺之学”。如果没有对“心性之学”的体认，国学就容易僵化，甚至走上歧路，政府人员就可能把国学拿来作为政治工具，知识分子就可能把国学当成学术研究，民间人士就容易偏执在不合时宜的“礼教”上，以为国学就是“弟子规”，就是宽袍大袖、君臣父子、三拜九叩……总之，就是舍本逐末，跟自己的心体精神无关。
《论语》里有一段故事，子夏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诗经》这几句到底讲什么？只是单纯描绘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女吗？素以为绚，为什么她穿得很素净，但却让人看着很炫目呢？子曰：“绘事后素。”描绘、梳妆打扮、穿金戴银，都不是根本的，抵不过人家天生丽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子夏接着问：“礼后乎？”那么，您老人家经常喋喋不休讲礼教，是不是也应该往后放一放呢？结果，孔子大赞子夏：“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孔子为什么要赞子夏？因为子夏真懂得什么是礼教了。什么是礼教？“礼之用，和为贵”，回到生而为人那本朴素净、中和淳厚的天性，才是礼教第一要务。
时下，国学的热度已经很高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媒体、网络上的诸多争论。学问上的争论还好，可以在理性的辩难过程中，明晰传统文化在当代文明中的位置和作用。但是，大多数社会层面上的广泛纷争，比如前些年的“汉服之争”，再比如最近不断冒出的“跪拜礼之争”等，往往无关乎学问，只关乎情感。
钱穆先生曾言，现代人应该对中华传统“抱持温情与敬意”。他希望国人能够尊重自己的传统，并保持一种来自血脉延续的温热与尊敬。这是钱穆先生令人尊敬的地方，也是笔者数年来从事传统文化工作的情感出发点。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出发点，对于现代人而言，光有情感远远不够，还得探入传统学问的纵深处。
那么，国学到底是怎样的学问？虽然自有此命名开始，争议就从未停过。有人提倡兼容并包的所谓“大国学”，其内容涵盖传统中国的一切领域，甚至包括各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也有人提倡严谨限制，以华夏民族原创之“六艺”为国学内容，当年马一浮先生就持此论。而现在最流行、也最为大多数人接受的国学，则是自唐宋以来逐渐成形的，以儒道佛三家学问为主干，以经史子集为载体的传统文化之总称。儒道佛三家的学问，除了经世致用的部分以外，其中最核心、最广为世人接受的内容，则是所谓的“性命之学”。
“性命之学”是研究精神本体的学问。四书之一、号称“孔门心法”的《中庸》，一开篇就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谓教。”上天所赋予每一个人的使命、每一个人的精神本质，这个就是我们的“性”。我们遵循上天所赋予我们的生命、赋予我们的精神本质去立身处世，去投身社会，在人世间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走应该去走的路，这个就是“道”。每一个人的天赋使命、精神本质，因为受到后天的很多遮蔽，使得天性受到了障碍，走上了歧途，所以，生而为人就要突破这些障碍，恢复天赋本性，回到我们的人生正道上来。这个就是“修道”。中国古代圣贤就是用自己身体力行的方式，作为世之楷模，从而教化社会大众，优化社会风气。这就是“修道之谓教”。从《中庸》上来看，它开篇的前面三句就把国学的核心内容说清楚了。
只有对“心性之学”有体会了，才能对国学的全体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谓得体起用，就是把我们对心性本体的认识，发之于外，运用到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这时候，才有儒家的礼、乐、射、御、书、数这一套“六艺之学”。如果没有对“心性之学”的体认，国学就容易僵化，甚至走上歧路，政府人员就可能把国学拿来作为政治工具，知识分子就可能把国学当成学术研究，民间人士就容易偏执在不合时宜的“礼教”上，以为国学就是“弟子规”，就是宽袍大袖、君臣父子、三拜九叩……总之，就是舍本逐末，跟自己的心体精神无关。
《论语》里有一段故事，子夏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诗经》这几句到底讲什么？只是单纯描绘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女吗？素以为绚，为什么她穿得很素净，但却让人看着很炫目呢？子曰：“绘事后素。”描绘、梳妆打扮、穿金戴银，都不是根本的，抵不过人家天生丽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子夏接着问：“礼后乎？”那么，您老人家经常喋喋不休讲礼教，是不是也应该往后放一放呢？结果，孔子大赞子夏：“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孔子为什么要赞子夏？因为子夏真懂得什么是礼教了。什么是礼教？“礼之用，和为贵”，回到生而为人那本朴素净、中和淳厚的天性，才是礼教第一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