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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符号学视角下陶瓷文化景观汉英翻译研究”（编号：14WX210）的研究成果之一。
摘 要：符号学视角下的陶瓷文化景观翻译要求译者从陶瓷文化传播的翻译目的出发，解读陶瓷文化景观中的文化符号，挖掘其中蕴含的文化信息，然后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和策略，生产出符合西方读者接受能力和语言习惯的译文。
关键词：符号学；陶瓷文化景观；文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3--02
一、符号学
符号学即研究符号的一门学科，20世纪初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美国哲学家皮尔斯提出，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将符号学定义为研究社会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并将符号学归为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皮尔斯则从逻辑学的视角提出了符号学的概念，他将一切可能存在的符号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并对这些符号系统在某种社会语境中的意义进行研究。
符号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也是一种较新的研究方法，由于符号学创立的时间不长，因此在很多方面并不完善，但是符号学自从创立之后，就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它突破了各种学科限制，与语言学、文学、艺术、社会、心理、逻辑等学科都能够紧密结合，成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尽管符号学创立刚刚100年的时间，但是人类对于符号的研究由来已久，伴随着人类整个文明发展史。中国早期的甲骨文就是文字符号，西方符号思想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他在《解释篇》中提出了符号的性质：“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1]”
根据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符号具有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符号就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所谓能指，就是用以表示者；所谓所指，就是被表示者。以玫瑰花为例，能指就是玫瑰的形象，所指就是爱，玫瑰花的能指和所指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表达爱情的玫瑰花符号。在自然学科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非常明确，比如数学、物理、化学[2]。而在人文学科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不如自然学科那样明确，因此符号学的分析方法非常适合人文学科，在人文学科研究中的应用较多。
二、符号学与翻译
符号学是当代蓬勃发展的一门学科，是具有开放性的元科学[3]，符号学具有极强的社会性，研究者要利用其开放性、相关性、多元性特点，为跨学科研究提供理论指导。皮尔斯的符号学研究范围包括一切可能存在的符号系统，并研究这些符号系统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意义，因此语言符号的研究可以应用符号学理论。
翻译就是不同社会语境间语言符号的转换，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因此在翻译研究中应用符号学是非常自然而合理的，以符号学为工具来研究翻译行为是当代翻译研究的新趋势。正是由于用符号学研究翻译，才使得建立文化翻译学的设想出现，并为这一设想设立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4]。翻译活动是两种语言符号或多种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行为，各国的语言是传承其文化信息的符号系统，人类的文明正是由这些语言符号系统传承和发展下去的。翻译活动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障碍，然而不论是语言方面的还是文化方面的障碍，都是因为不同社会语境中的符号差异造成的。以符号学理论为指导的翻译研究不囿于语言层面的转换，不追求译文与原文的逐字逐句对应，而是以文化层面的角度来研究翻译，将翻译活动视为社会现象来研究，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实施翻译行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原文与译文的动态交际功能对等[5]。
符号学翻译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6]。因为符号学和翻译学具有共同的特征，符号学是研究符号意义的学科，翻译学是研究语言符号意义的转换的学科，这两种学科都是与信息、文本、图形、代码、意义等相关的学科。
符号翻译学是以跨文化交际为目的的语言符号转换活动，其研究对象是社会文化符号。奈达主张从社会符号学视角来研究翻译，这样不仅可以有助于理解源语的语言意义，还能有助于理解源语的象征意义和联想意义[5]。因此从符号学视角研究翻译能够使译者深刻认识到翻译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并促使译者时刻关注源语所应用的环境、源语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源语的交际对象和目的、原作者的身份等等，从而使译者不必拘泥于原文的句法和语法结构，促使译者想方设法克服翻译中的文化障碍，实现原文和译文的跨文化交际功用等值。
三、符号学视角下陶瓷文化景观汉英翻译策略
1、陶瓷文化景观符号与陶瓷文化传播
陶瓷文化景观就是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中国陶瓷文化传承和发展，其中蕴含了丰富的中国陶瓷文化信息，是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陶瓷文化景观是中国陶瓷文化在陶瓷上的符号体现，具有鲜明的符号意义。在陶瓷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从最早时期的粗制陶器到现代高超的陶瓷艺术，陶瓷被逐渐添加了各种文化内容和文化符号，陶瓷的发展历程不仅代表了人类物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同时也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在陶瓷艺术的不断发展过程中，陶瓷文化符号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因此不同时期的陶瓷文化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文化特征。陶瓷文化符号的演变代表了陶瓷文化信息的演变，陶瓷文化符号的发展和陶瓷文化的传播要通过信息的编码才能顺利实现，从而使陶瓷文化传播实现文化信息符号化，在陶瓷文化信息编码的过程中，要针对不同的人群制订不同的陶瓷文化符号，从而实现陶瓷文化信息的有效传播[7]。比如针对普通国外游客的陶瓷文化信息编码要简单易懂，使国外游客容易接受，才能受到国外游客的欢迎；而针对国外陶瓷文化研究者的信息编码要具有专业性，其中的陶瓷文化信息要准确而完整，这样才能根据不同的接受对象实现有效的陶瓷文化传播。
2、符号学视角下陶瓷文化景观汉英翻译目的
德国功能主义目的学派认为，译者在着手翻译活动之前，就要首先考虑译文的目的。翻译是具有目的性的行为，译者要根据译文的功能和目的，再结合译文的受众生产出合適的译品。陶瓷文化景观展现的是中国的陶瓷文化，从事陶瓷文化景观翻译的译者要明确其翻译活动的目的是传播中国陶瓷文化，要服务于国外游客或国外陶瓷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译文必须要满足这些国外受众的中国陶瓷文化需求。只有明确了翻译目的，译者才能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来实现其翻译目的。没有目的就没有方向，明确的翻译目的可以帮助译者进行有目的的翻译活动。符号学视角下的陶瓷文化景观翻译要求译者首先解读陶瓷文化景观中的文化信息符号，然后对这些文化信息符号进行重新编码，最后在译文产出阶段，译者要结合陶瓷文化景观的翻译目的，生产出既能够表达出中国陶瓷文化信息，又符合国外受众接受心理的新的语言符号，通过这种符号间的转化，才能顺利实现陶瓷文化景观汉英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功能和目的。 3、基于符号学的陶瓷文化景观翻译策略
陶瓷文化景观汉英翻译主要的接受对象是国外普通游客，不是国外陶瓷专业研究人员，译者要明确这一翻译目的，然后根据这一翻译目的选择合适、合理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来完成翻译行为，生产出符合国外游客接受习惯和接受能力的译品。首先，译者要对中国陶瓷文化景观中的文化符号进行解读，然后对这些文化符号所代表的文化信息进行重新编码，重新编码的过程要结合翻译目的，最后生产出使国外游客容易接受和乐于接受的译文。
例如，景德镇有一个著名的陶瓷文化景观叫做“风火神庙”，这个“风火神庙”在景德镇陶瓷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庙的设立是为了纪念古代为皇家烧制龙缸而献身的窑工童宾。如果单纯按照“风火神庙”的字面意思来翻译，不顾其背后的文化信息，很容易将其翻译为Temple for the God of Wind and Fire，这一译文没有对原文背后的文化信息进行解读，而是直接对原文进行了转码，文化符号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具有特定的含义，如果将这一译文传达给国外游客，他们可能会理解为“此庙的设立是为了纪念某个能够呼风唤火的神仙”，可能还会根据这一译文联想起西方神话中某个能够呼风唤火的动物。因此在对原文进行转码的过程中既要解读原文的文化信息，还要考虑到受众的文化接受习惯和接受能力，要将原文的文化内涵表达出来，这样才易于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西方游客的理解和接受，因此“风火神庙”宜翻译为Temple for Kiln Worker Tong Bin，这样的译文简单易懂，国外游客也大概明白了此庙的设立目的。
再以“薄胎瓷”的翻译为例，“薄胎瓷”是中国景德镇传统瓷器中最久负盛名的陶瓷品种之一，其特点是瓷胎薄、透光、轻盈，胎质用纯釉制成。有人将“薄胎瓷”翻译为thin porcelain，这一译文用thin译出了“薄胎瓷”“薄”的特征，但没有译出“薄胎瓷”的最重要的“透光、轻盈、易碎”的特点，外国游客可能会明白此种陶瓷是很薄的陶瓷品种，但具体有多“薄”，译文没有体现出来。译文要对原文的文化符号进行深层解读，并结合其特点进行转码，将原文隐含的文化信息生动地表达出来，因此可以将“薄胎瓷”翻译为egg-shell porcelain，译文用egg-shell这一意象将“薄胎瓷”的“薄、透光、轻盈、易碎”的文化信息生动地进行转码，原文的文化符号准确而完整地传达给了西方游客。
四、结语
符号翻译学以不同社会语境间的符号转换为研究对象，符号的转换要以跨文化交际为目的。符号学视角下陶瓷文化景观汉英翻译要对陶瓷文化中的文化符号信息进行解读，然后结合陶瓷文化传播的翻译目的，对原文的陶瓷文化信息进行重新转码，最后生产出符合国外游客接受能力和接受习惯的译品。
参考文献：
[1]罗婷.克里斯特瓦的符号学理论探析[J].当代外国文学，2002（4）.
[2]郭鸿.对符号学的回顾和展望：论符号学的性质、范围和研究方法[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5）.
[3]陈宏薇.符号学与文学翻译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03（2）.
[4]隋然.符号学翻译观与文化翻译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4（12）.
[5]孟建钢.文化·翻译·语用等值——兼谈符号学理论在翻译中的运用[J].中国科技翻译，2000（2）.
[6]卢巧丹.从皮尔斯符号学角度看翻译对等[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3）.
[7]任颖琼.中国陶瓷艺术中的文化符号[D].景德镇陶瓷学院，2011：12-13.
[8]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9]郭建中.文化与翻譯[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10]蒋骁华.异化翻译与文化传播[J].深圳大学学报，2003（3）.
[11]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2]李萍，王建国.景德镇陶瓷及其英译[J].中国科技翻译，2005（1）.
[13]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摘 要：符号学视角下的陶瓷文化景观翻译要求译者从陶瓷文化传播的翻译目的出发，解读陶瓷文化景观中的文化符号，挖掘其中蕴含的文化信息，然后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和策略，生产出符合西方读者接受能力和语言习惯的译文。
关键词：符号学；陶瓷文化景观；文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3--02
一、符号学
符号学即研究符号的一门学科，20世纪初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美国哲学家皮尔斯提出，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将符号学定义为研究社会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并将符号学归为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皮尔斯则从逻辑学的视角提出了符号学的概念，他将一切可能存在的符号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并对这些符号系统在某种社会语境中的意义进行研究。
符号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也是一种较新的研究方法，由于符号学创立的时间不长，因此在很多方面并不完善，但是符号学自从创立之后，就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它突破了各种学科限制，与语言学、文学、艺术、社会、心理、逻辑等学科都能够紧密结合，成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尽管符号学创立刚刚100年的时间，但是人类对于符号的研究由来已久，伴随着人类整个文明发展史。中国早期的甲骨文就是文字符号，西方符号思想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他在《解释篇》中提出了符号的性质：“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1]”
根据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符号具有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符号就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所谓能指，就是用以表示者；所谓所指，就是被表示者。以玫瑰花为例，能指就是玫瑰的形象，所指就是爱，玫瑰花的能指和所指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表达爱情的玫瑰花符号。在自然学科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非常明确，比如数学、物理、化学[2]。而在人文学科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不如自然学科那样明确，因此符号学的分析方法非常适合人文学科，在人文学科研究中的应用较多。
二、符号学与翻译
符号学是当代蓬勃发展的一门学科，是具有开放性的元科学[3]，符号学具有极强的社会性，研究者要利用其开放性、相关性、多元性特点，为跨学科研究提供理论指导。皮尔斯的符号学研究范围包括一切可能存在的符号系统，并研究这些符号系统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意义，因此语言符号的研究可以应用符号学理论。
翻译就是不同社会语境间语言符号的转换，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因此在翻译研究中应用符号学是非常自然而合理的，以符号学为工具来研究翻译行为是当代翻译研究的新趋势。正是由于用符号学研究翻译，才使得建立文化翻译学的设想出现，并为这一设想设立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4]。翻译活动是两种语言符号或多种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行为，各国的语言是传承其文化信息的符号系统，人类的文明正是由这些语言符号系统传承和发展下去的。翻译活动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障碍，然而不论是语言方面的还是文化方面的障碍，都是因为不同社会语境中的符号差异造成的。以符号学理论为指导的翻译研究不囿于语言层面的转换，不追求译文与原文的逐字逐句对应，而是以文化层面的角度来研究翻译，将翻译活动视为社会现象来研究，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实施翻译行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原文与译文的动态交际功能对等[5]。
符号学翻译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6]。因为符号学和翻译学具有共同的特征，符号学是研究符号意义的学科，翻译学是研究语言符号意义的转换的学科，这两种学科都是与信息、文本、图形、代码、意义等相关的学科。
符号翻译学是以跨文化交际为目的的语言符号转换活动，其研究对象是社会文化符号。奈达主张从社会符号学视角来研究翻译，这样不仅可以有助于理解源语的语言意义，还能有助于理解源语的象征意义和联想意义[5]。因此从符号学视角研究翻译能够使译者深刻认识到翻译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并促使译者时刻关注源语所应用的环境、源语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源语的交际对象和目的、原作者的身份等等，从而使译者不必拘泥于原文的句法和语法结构，促使译者想方设法克服翻译中的文化障碍，实现原文和译文的跨文化交际功用等值。
三、符号学视角下陶瓷文化景观汉英翻译策略
1、陶瓷文化景观符号与陶瓷文化传播
陶瓷文化景观就是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中国陶瓷文化传承和发展，其中蕴含了丰富的中国陶瓷文化信息，是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陶瓷文化景观是中国陶瓷文化在陶瓷上的符号体现，具有鲜明的符号意义。在陶瓷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从最早时期的粗制陶器到现代高超的陶瓷艺术，陶瓷被逐渐添加了各种文化内容和文化符号，陶瓷的发展历程不仅代表了人类物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同时也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在陶瓷艺术的不断发展过程中，陶瓷文化符号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因此不同时期的陶瓷文化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文化特征。陶瓷文化符号的演变代表了陶瓷文化信息的演变，陶瓷文化符号的发展和陶瓷文化的传播要通过信息的编码才能顺利实现，从而使陶瓷文化传播实现文化信息符号化，在陶瓷文化信息编码的过程中，要针对不同的人群制订不同的陶瓷文化符号，从而实现陶瓷文化信息的有效传播[7]。比如针对普通国外游客的陶瓷文化信息编码要简单易懂，使国外游客容易接受，才能受到国外游客的欢迎；而针对国外陶瓷文化研究者的信息编码要具有专业性，其中的陶瓷文化信息要准确而完整，这样才能根据不同的接受对象实现有效的陶瓷文化传播。
2、符号学视角下陶瓷文化景观汉英翻译目的
德国功能主义目的学派认为，译者在着手翻译活动之前，就要首先考虑译文的目的。翻译是具有目的性的行为，译者要根据译文的功能和目的，再结合译文的受众生产出合適的译品。陶瓷文化景观展现的是中国的陶瓷文化，从事陶瓷文化景观翻译的译者要明确其翻译活动的目的是传播中国陶瓷文化，要服务于国外游客或国外陶瓷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译文必须要满足这些国外受众的中国陶瓷文化需求。只有明确了翻译目的，译者才能选择合适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来实现其翻译目的。没有目的就没有方向，明确的翻译目的可以帮助译者进行有目的的翻译活动。符号学视角下的陶瓷文化景观翻译要求译者首先解读陶瓷文化景观中的文化信息符号，然后对这些文化信息符号进行重新编码，最后在译文产出阶段，译者要结合陶瓷文化景观的翻译目的，生产出既能够表达出中国陶瓷文化信息，又符合国外受众接受心理的新的语言符号，通过这种符号间的转化，才能顺利实现陶瓷文化景观汉英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功能和目的。 3、基于符号学的陶瓷文化景观翻译策略
陶瓷文化景观汉英翻译主要的接受对象是国外普通游客，不是国外陶瓷专业研究人员，译者要明确这一翻译目的，然后根据这一翻译目的选择合适、合理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来完成翻译行为，生产出符合国外游客接受习惯和接受能力的译品。首先，译者要对中国陶瓷文化景观中的文化符号进行解读，然后对这些文化符号所代表的文化信息进行重新编码，重新编码的过程要结合翻译目的，最后生产出使国外游客容易接受和乐于接受的译文。
例如，景德镇有一个著名的陶瓷文化景观叫做“风火神庙”，这个“风火神庙”在景德镇陶瓷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庙的设立是为了纪念古代为皇家烧制龙缸而献身的窑工童宾。如果单纯按照“风火神庙”的字面意思来翻译，不顾其背后的文化信息，很容易将其翻译为Temple for the God of Wind and Fire，这一译文没有对原文背后的文化信息进行解读，而是直接对原文进行了转码，文化符号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具有特定的含义，如果将这一译文传达给国外游客，他们可能会理解为“此庙的设立是为了纪念某个能够呼风唤火的神仙”，可能还会根据这一译文联想起西方神话中某个能够呼风唤火的动物。因此在对原文进行转码的过程中既要解读原文的文化信息，还要考虑到受众的文化接受习惯和接受能力，要将原文的文化内涵表达出来，这样才易于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西方游客的理解和接受，因此“风火神庙”宜翻译为Temple for Kiln Worker Tong Bin，这样的译文简单易懂，国外游客也大概明白了此庙的设立目的。
再以“薄胎瓷”的翻译为例，“薄胎瓷”是中国景德镇传统瓷器中最久负盛名的陶瓷品种之一，其特点是瓷胎薄、透光、轻盈，胎质用纯釉制成。有人将“薄胎瓷”翻译为thin porcelain，这一译文用thin译出了“薄胎瓷”“薄”的特征，但没有译出“薄胎瓷”的最重要的“透光、轻盈、易碎”的特点，外国游客可能会明白此种陶瓷是很薄的陶瓷品种，但具体有多“薄”，译文没有体现出来。译文要对原文的文化符号进行深层解读，并结合其特点进行转码，将原文隐含的文化信息生动地表达出来，因此可以将“薄胎瓷”翻译为egg-shell porcelain，译文用egg-shell这一意象将“薄胎瓷”的“薄、透光、轻盈、易碎”的文化信息生动地进行转码，原文的文化符号准确而完整地传达给了西方游客。
四、结语
符号翻译学以不同社会语境间的符号转换为研究对象，符号的转换要以跨文化交际为目的。符号学视角下陶瓷文化景观汉英翻译要对陶瓷文化中的文化符号信息进行解读，然后结合陶瓷文化传播的翻译目的，对原文的陶瓷文化信息进行重新转码，最后生产出符合国外游客接受能力和接受习惯的译品。
参考文献：
[1]罗婷.克里斯特瓦的符号学理论探析[J].当代外国文学，2002（4）.
[2]郭鸿.对符号学的回顾和展望：论符号学的性质、范围和研究方法[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5）.
[3]陈宏薇.符号学与文学翻译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03（2）.
[4]隋然.符号学翻译观与文化翻译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4（12）.
[5]孟建钢.文化·翻译·语用等值——兼谈符号学理论在翻译中的运用[J].中国科技翻译，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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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9]郭建中.文化与翻譯[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10]蒋骁华.异化翻译与文化传播[J].深圳大学学报，2003（3）.
[11]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2]李萍，王建国.景德镇陶瓷及其英译[J].中国科技翻译，2005（1）.
[13]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