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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吃饭，大家听说一位老哥喜欢收藏，说去您家喝个茶鉴赏一下吧，他老婆在座，听这话脸一紧，冲老公一斜眼睛：“你自己说”。
她老公嘬嚅“全是宋瓷……”“都是假的。”老婆又盯他一眼，“看都看不住”。
为了不让他收假瓷器，老婆不让他出门，不给他身上装钱，他让卖瓷器的人到楼底下，拿只小绳捆起一团钞票，扔下去，再把瓷器包好挂上拉上来。他辩解：“我懂鉴宝的，我自己半夜去坟上看的呀，刨挖开了，现场给的我呀!”
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真的呀。”他说，“坟上长了草的呀!”连老婆都憋不住笑了，他一看老婆脸色松快了，立刻眉飞色舞起来：“后来假坟假草我也不信了，他们又带我去沉船上找瓷器，那个船我亲自潜到水底下去看的呀……”。
前几天，业界一位大佬，被人请来北京鉴定玉和瓷器，大概都是收的礼，一大堆，他看了又看，努力找出最好的一个说，“这个玉……挺接近和田玉了”。对方还问“真的啊?是哪儿出的呢?”他噎了一会儿，“新加坡的。”
人家有点喜气上了眉梢，“能看出来?”“嗯。”他转过身去，小声嘀咕“新的，假的，破的”。
又看瓷器，一边看一边用拳头堵着嘴咳嗽想混过去，架不住对方逼问“这是哪个朝代的窑啊老师”，他说，“啊，江窑”。
“什么是江窑啊老师?”
就是江总书记当政那十年产的窑。
豆瓣上有个和田玉的鉴定师叫岳工，好多人发照片请他鉴定玉石。
有张照片上硕大无比的黄色石料，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三个大字“和田玉”，边上还写了办证电话。求鉴定的人说“不知道您为什么把我的照片删除了，千万不要删除了，这块料是什么玉?3.6吨呢!”
岳工—脸黑线，回复“大石头”。还有一张照片上，是一个挂件，上头用小篆写着“飞仙”。问的人心里也有点怯“不管什么年代，把仙女刻成一只蚂蚱是不是不太值钱啊?”
岳工回答：“不过如果能确定是旧石器时代的作品就不同了”。
我看着最心酸的一张照片，是好大一块粗壮结实的大石盘，上面有点青苔。底下留言的人都看明白了，中间挖了可以当猪食槽。
问的人想让鉴定是什么玉，说“我爷爷留下来的”。
岳工估计沉吟了很久，回了一句：“好歹是老人一番心意，留下吧。”
有回采访，碰上个人说自己是国民党中将的后代，临死前在山洞给自己留了48亿美全的古董财宝，要给人投资，有不少人信，给他付手续费。
我说“你们为什么信这么个事啊”?有位投了150万的大哥说“他拿祖传的《清明上河图》给我抵押啊”。我无言了很久，才继续问“怎么不报案哪?”
“你能怀疑么?那么多人都在里头，政府都不怀疑，就你怀疑?被他知道了，不给你投了。”这人有在某某地方投资上亿的合同书，底下盖着地方政府的章，政府的人也不管他到底有没有这个钱，说“反正我们也没损失，宁信其有”。我采访这中将的后代：“你有多少钱?”“嗯?”
“你到底有多少钱?”
“什么?”
“你到底有没有钱?”
“—分钱没有。”
“那你捐资投资的钱从哪儿来?”
“马上批文就下来了，这个事情大了，我有基金会呀，报到国务院侨办了，中央很重视，正在派人反复调查。”
他穿着黄色的囚服，里头还穿着买来的假军服，大背头一丝不苟，在看守所里接受采访。
我问“你还在等中央来人?”
“对对对对对。”他说，“我心里是有底数的。”
我那时候年青不厚道，说了声“不着急，您慢慢等”。茅台酒，中国最贫穷省份之一所酿造的酒品，经过上百年的文化酿制，击败所有酒种，擢升为华夏民族最昂贵的奢侈饮品。
酒是充满政治气味的日常饮料。但朗姆、杜松子、伏特加和威士忌等烈性酒，却被各国政治外交场合所禁止，唯独能在中国官场豪迈地流行。正是这种官方榜样，鼓励了盛大的美食和纵酒运动。尽管最近有些地方当局出台限酒令，严禁公职人员工作日和非工作日执行公务时饮酒，但它却对酒的销量没有产生负面影响。酒桌政治的最佳时刻，不在执行公务之时，而是在“下班”后的晚餐上。禁酒令机智地绕过了最重要的时刻。茅台酒，色泽澄亮而微黄，芬芳四溢，在夜幕下说出中国式的美妙酒语。酒桌是茅台的唯一战地。酒酣耳热之际，身份的强硬边界变得柔软了，人的羞怯与戒惕悄然失去，舌头变得灵巧或笨拙起来，言辞随意而嚣张，营造着一种自信、恳切和亲呢的气息。像所有50度以上烈酒一样，茅台扭转了权力场的角色关系，并重塑着所有饮者的公共面容。与此同时，茅台酒自身，也成了中国酒桌政治的芬芳隐喻。
这是中国式关系学的最高境界。它要重新修订被衙门所限定的身份规则。酒桌政治，无非是微观权力叙事在餐馆里的投射、一种办公室政治的亲密对偶，它令人联想起各种有趣的政治术语：权力舞台、官僚政治、名利场、贪腐圈和行贿通道，等等。酒桌是如此的暖昧、肮脏而又亲切，在杯盘交错之中，密谋被轻松地达成了，仿佛只是些漫不经心的私语。以一个旁观者的偏激眼光看去，在当代官场，似乎每个酒杯都装满了难以启齿的秘密。
不仅如此，茅台酒还支撑了男权主义在中国的绝对地位。茅台是男人的顶级瘾品，它跟女人基本无关。茅台赞助了男权文化，把男人跟权力和野心紧密编织在一起。茅台是中国男性符号的转喻，它要重申男人炫耀、博弈、社交和放浪的微观权力。这权力超越了社交酒桌的范围，而向内扩散到私人客厅、卧房和家庭，呈现为跟温软酒香相反的坚硬格调。那些造型保守的红白二色酒瓶，伫立在豪华的玻璃酒柜之中，被装饰小灯泡所照亮，仿佛是一座权力的界碑，向家庭女眷们发出含蓄的警告。
“茅台”被选择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符号。在旧帝国晚期，它是—种民族指数，用以表达农业文明进化的深度；在毛泽东时代，它是权力指数，用来衡量饮者地位及特权的高度：而随着“中国模式”的消费时代的降临，它演化为贪腐指数，用以测量官场和商界“亲密合作”的广度。茅台酒的这种语义变迁，正是中国社会演化的一个侧影。
一个世纪以来，每市斤酿造原料仅需2.4斤高梁和2.6斤小麦的茅台，其价格剧升了数百倍之多，2010年已涨至每瓶干元以上，只是在市场上大量涌现的茅台，八成都是仿冒的赝品。而奇怪的是，另一方面，这一据说跟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齐名的三大蒸馏酒之一，却始终没有被西方人接纳，成为其日常生活的必备饮品。这情形跟景德镇瓷器、江南丝绸、松江棉布和微闽茶叶的遭遇，截然不同。后者曾是欧洲市场上最受青睐的器物。追求含蓄风格的西方人，似乎并不喜欢这种香气浓烈的饮料。而茅台酒的自产自销，加剧了它的“土产”特征。最终，越过一个世纪的“巴拿马全奖”之梦，茅台酒大步退缩，成了孤芳自赏的文化象征。
她老公嘬嚅“全是宋瓷……”“都是假的。”老婆又盯他一眼，“看都看不住”。
为了不让他收假瓷器，老婆不让他出门，不给他身上装钱，他让卖瓷器的人到楼底下，拿只小绳捆起一团钞票，扔下去，再把瓷器包好挂上拉上来。他辩解：“我懂鉴宝的，我自己半夜去坟上看的呀，刨挖开了，现场给的我呀!”
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真的呀。”他说，“坟上长了草的呀!”连老婆都憋不住笑了，他一看老婆脸色松快了，立刻眉飞色舞起来：“后来假坟假草我也不信了，他们又带我去沉船上找瓷器，那个船我亲自潜到水底下去看的呀……”。
前几天，业界一位大佬，被人请来北京鉴定玉和瓷器，大概都是收的礼，一大堆，他看了又看，努力找出最好的一个说，“这个玉……挺接近和田玉了”。对方还问“真的啊?是哪儿出的呢?”他噎了一会儿，“新加坡的。”
人家有点喜气上了眉梢，“能看出来?”“嗯。”他转过身去，小声嘀咕“新的，假的，破的”。
又看瓷器，一边看一边用拳头堵着嘴咳嗽想混过去，架不住对方逼问“这是哪个朝代的窑啊老师”，他说，“啊，江窑”。
“什么是江窑啊老师?”
就是江总书记当政那十年产的窑。
豆瓣上有个和田玉的鉴定师叫岳工，好多人发照片请他鉴定玉石。
有张照片上硕大无比的黄色石料，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三个大字“和田玉”，边上还写了办证电话。求鉴定的人说“不知道您为什么把我的照片删除了，千万不要删除了，这块料是什么玉?3.6吨呢!”
岳工—脸黑线，回复“大石头”。还有一张照片上，是一个挂件，上头用小篆写着“飞仙”。问的人心里也有点怯“不管什么年代，把仙女刻成一只蚂蚱是不是不太值钱啊?”
岳工回答：“不过如果能确定是旧石器时代的作品就不同了”。
我看着最心酸的一张照片，是好大一块粗壮结实的大石盘，上面有点青苔。底下留言的人都看明白了，中间挖了可以当猪食槽。
问的人想让鉴定是什么玉，说“我爷爷留下来的”。
岳工估计沉吟了很久，回了一句：“好歹是老人一番心意，留下吧。”
有回采访，碰上个人说自己是国民党中将的后代，临死前在山洞给自己留了48亿美全的古董财宝，要给人投资，有不少人信，给他付手续费。
我说“你们为什么信这么个事啊”?有位投了150万的大哥说“他拿祖传的《清明上河图》给我抵押啊”。我无言了很久，才继续问“怎么不报案哪?”
“你能怀疑么?那么多人都在里头，政府都不怀疑，就你怀疑?被他知道了，不给你投了。”这人有在某某地方投资上亿的合同书，底下盖着地方政府的章，政府的人也不管他到底有没有这个钱，说“反正我们也没损失，宁信其有”。我采访这中将的后代：“你有多少钱?”“嗯?”
“你到底有多少钱?”
“什么?”
“你到底有没有钱?”
“—分钱没有。”
“那你捐资投资的钱从哪儿来?”
“马上批文就下来了，这个事情大了，我有基金会呀，报到国务院侨办了，中央很重视，正在派人反复调查。”
他穿着黄色的囚服，里头还穿着买来的假军服，大背头一丝不苟，在看守所里接受采访。
我问“你还在等中央来人?”
“对对对对对。”他说，“我心里是有底数的。”
我那时候年青不厚道，说了声“不着急，您慢慢等”。茅台酒，中国最贫穷省份之一所酿造的酒品，经过上百年的文化酿制，击败所有酒种，擢升为华夏民族最昂贵的奢侈饮品。
酒是充满政治气味的日常饮料。但朗姆、杜松子、伏特加和威士忌等烈性酒，却被各国政治外交场合所禁止，唯独能在中国官场豪迈地流行。正是这种官方榜样，鼓励了盛大的美食和纵酒运动。尽管最近有些地方当局出台限酒令，严禁公职人员工作日和非工作日执行公务时饮酒，但它却对酒的销量没有产生负面影响。酒桌政治的最佳时刻，不在执行公务之时，而是在“下班”后的晚餐上。禁酒令机智地绕过了最重要的时刻。茅台酒，色泽澄亮而微黄，芬芳四溢，在夜幕下说出中国式的美妙酒语。酒桌是茅台的唯一战地。酒酣耳热之际，身份的强硬边界变得柔软了，人的羞怯与戒惕悄然失去，舌头变得灵巧或笨拙起来，言辞随意而嚣张，营造着一种自信、恳切和亲呢的气息。像所有50度以上烈酒一样，茅台扭转了权力场的角色关系，并重塑着所有饮者的公共面容。与此同时，茅台酒自身，也成了中国酒桌政治的芬芳隐喻。
这是中国式关系学的最高境界。它要重新修订被衙门所限定的身份规则。酒桌政治，无非是微观权力叙事在餐馆里的投射、一种办公室政治的亲密对偶，它令人联想起各种有趣的政治术语：权力舞台、官僚政治、名利场、贪腐圈和行贿通道，等等。酒桌是如此的暖昧、肮脏而又亲切，在杯盘交错之中，密谋被轻松地达成了，仿佛只是些漫不经心的私语。以一个旁观者的偏激眼光看去，在当代官场，似乎每个酒杯都装满了难以启齿的秘密。
不仅如此，茅台酒还支撑了男权主义在中国的绝对地位。茅台是男人的顶级瘾品，它跟女人基本无关。茅台赞助了男权文化，把男人跟权力和野心紧密编织在一起。茅台是中国男性符号的转喻，它要重申男人炫耀、博弈、社交和放浪的微观权力。这权力超越了社交酒桌的范围，而向内扩散到私人客厅、卧房和家庭，呈现为跟温软酒香相反的坚硬格调。那些造型保守的红白二色酒瓶，伫立在豪华的玻璃酒柜之中，被装饰小灯泡所照亮，仿佛是一座权力的界碑，向家庭女眷们发出含蓄的警告。
“茅台”被选择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符号。在旧帝国晚期，它是—种民族指数，用以表达农业文明进化的深度；在毛泽东时代，它是权力指数，用来衡量饮者地位及特权的高度：而随着“中国模式”的消费时代的降临，它演化为贪腐指数，用以测量官场和商界“亲密合作”的广度。茅台酒的这种语义变迁，正是中国社会演化的一个侧影。
一个世纪以来，每市斤酿造原料仅需2.4斤高梁和2.6斤小麦的茅台，其价格剧升了数百倍之多，2010年已涨至每瓶干元以上，只是在市场上大量涌现的茅台，八成都是仿冒的赝品。而奇怪的是，另一方面，这一据说跟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齐名的三大蒸馏酒之一，却始终没有被西方人接纳，成为其日常生活的必备饮品。这情形跟景德镇瓷器、江南丝绸、松江棉布和微闽茶叶的遭遇，截然不同。后者曾是欧洲市场上最受青睐的器物。追求含蓄风格的西方人，似乎并不喜欢这种香气浓烈的饮料。而茅台酒的自产自销，加剧了它的“土产”特征。最终，越过一个世纪的“巴拿马全奖”之梦，茅台酒大步退缩，成了孤芳自赏的文化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