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在全球化时代，风险和威胁已经跨国化甚至全球化。日本“3·11”大地震是一个伴随着海啸和核泄漏的复合灾难，并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世界政治领域的全球性公共议题。回顾和透视“3·11”震灾，有助于进一步思考与深化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新思维。
关键词：“3·11”震灾；全球化；世界政治新思维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5-0110-03
一、世界政治视阈下的日本“3·11”震灾解读
针对全球信息时代下国家间权力分布的变迁，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曾提出“世界政治的三维棋局”之说，在三维棋局中，政治—军事问题是最高层面的棋局，中间层面的棋局涉及经济问题，而跨越边界和不受政府控制的跨国关系则是最低层面的棋局。[1] 在全球化时代，三维棋局中的三维不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彼此紧密互动并相互渗透、影响和制约。其实，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议题的分野与这个三维棋局具有高度的融通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研究的现实问题领域分为“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其中“高级政治”涉及政治、安全和军事，而“低级政治”是指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领域。传统上，“高级政治”中的“安全问题是全球议程上受到关注的主要议题，也是防止战争、保持和平的主要途径”，而“低级政治”则“被认为是全球化时代讨论世界政治时的中心话题”。[2] 在全球相互依赖越来越紧密的条件下，世界政治系统内诸事务之间的关联愈益呈现出“蝴蝶效应”的特征，尤其是作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低级政治” 问题对“高级政治”的非线性影响显著。由于链式反应的波及影响，日本震灾这样的自然灾害也可以归入世界政治问题中。日本震灾虽位于三维棋局的最低层面，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高层棋局的态势演变。
在一段时期内，日本“3·11”震灾几乎成为最重要和显著的全球公共议题，原因可以归结为：震灾的巨大破坏性导致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大海啸及核泄漏波及和影响范围的跨国性和跨洲际性；作为受灾国的日本所具有的比较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同为地球人对于同类所遭受灾难创伤的感同身受，对人的权利尤其是生命权的关注和尊重。日本“3·11”震灾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广泛、多面而又极其深刻的冲击，其 “蝴蝶效应”的非线性影响表现在国家间政治关系、全球经济复苏及贸易、核安全议题争论等多个方面。
第一，日本“3·11”震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日本与中、韩等国之间相对紧张的关系。除了影响国家层面的关系外，对于中国而言，围绕是否援助受灾的日本，国内曾发生过比较激烈的争论。凤凰网对此曾做过一次网络民意调查，结果有近八成的网友认为中国应该向日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日本震灾引发的中国国内的这次争论使得国内民众能够将一个同中国有着历史仇恨与现实矛盾的日本和一个遭受深重灾难亟需外援的日本分开看待，这对中国社会而言不啻为一场民族、国家和世界观念的洗礼。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需要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作为负责任的国家就应该具备全球视野，而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国际观也应该是理性和成熟的。国家和政府层面的国际观与社会大众的国际观是相互影响的，从这一点来看，日本震灾对于中国社会民众的国际观念的冲击是剧烈而深刻的。
日本“3·11”震灾对国家间关系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围绕核泄漏、核扩散以及对外信息透明度问题引起国家间的一些争端，尤其是日本将核废水排入海洋的行为导致周边邻国的不满和抗议。虽然国际法确认非内陆国家拥有12海里领海主权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权利，但海洋环流的特性意味着海洋具有人类“公有地”资源的属性。因此日本将核废水排入海洋是对他国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而且也是对国际法的违反，表现出日本国际观“以邻为壑”的心理。
第二，在经济贸易方面，由于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日本“3·11”震灾对全球经贸链条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对全球经济复苏可能产生某种程度的迟滞作用。日本震灾引起的核物质泄露还引起国家之间的贸易不正常现象，不少国家宣布禁止进口日本食品及其他部分产品，这对日本经济复苏无疑是个不小的打击。核泄漏还殃及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核泄漏及其大范围的扩散导致许多国家的民众心理上的不安和恐慌，突出表现为中国的“盐荒”以及美国民众抢购碘片和防毒面罩等现象，造成对社会正常经济秩序的破坏。而因海啸冲击所形成的巨型垃圾岛将会“随波逐流”飘向北美西海岸等广大海域，进一步造成海洋污染，危害海洋生物，甚至还会阻碍船舶顺利航行，影响太平洋航线正常的贸易往来。
第三，相较于地震和海啸，核物质的放射性、扩散性和不易控制性意味着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对国际社会造成的冲击和危害要大得多。日本“3·11”震灾使得发展利用核能再一次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论的议题，并对不少国家发展核能的政策产生制约作用。对一些致力于反对利用核能的环保组织而言，日本震灾无疑提供了一次宣传核能破坏性后果的机会。其实，核议题属于“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交叉领域，比如伊朗和朝鲜核问题这种围绕发展核武器和核不扩散的尖锐冲突就是“高级政治”的传统安全议题，而对于发展民用核能的广泛争论则属于“低级政治”中能源政治和生态政治的复合议题：核能是潜在高风险的能源，它相对于其他能源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技术保障和安全系数要求极高，一旦发生核泄漏就可能会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人类社会本身造成持久的、大范围的破坏性影响。通常，努力推动发展核能的往往是国家政府，而反对者多是民间的社会环保团体。核议题既是一国国内的公共政策议题，也是全球公共议题。由此，围绕是否要发展核能的争论是政府和社会角力的表现，也离不开国外与国内层面的互动。
二、 “3·11”震灾凸显世界政治新思维
第一，作为个体的人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应受到重视。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它给国际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突出地表现为世界政治的“碎片化”、一体化及其议题的公共性、跨国性和“人本”色彩。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件都有可能传递并影响到其他地区的人们，提高了不同地区的人们对同一事件的“在场感”，由此实现了从国际政治到全球政治的贯通和转向。全球性的信息、通讯、资本、产品和人口流动使得最本土的发展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全球后果。在这个意义上，国内事件与全球事务之间的界限模糊了，民族国家边界的不可渗透性在削弱，这就导致世界政治领域中“国际性的国内”事务的涌现及相应决策的难度增加。日本“3·11”震灾就属于“国际性的国内”事务，其影响已超出日本一国的范围。对于国际关系学科而言，本土情怀和全球视野已经合二而一、难以分离。在世界政治的“场”中，“人类应该同时具备自己是身处地区的‘乡土民’、属于国家的‘国民’和以世界为人生之舞台的‘世界民’这三种自觉。”[3] 而普通民众以其细微的个体或集体的行为影响和改变着世界政治的面貌和走势，各种边缘人群在世界政治的“场”中所面临的个人境遇也应该被关照。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学科对普通人和边缘群体的关注是这一学科进步性和时代性的重要表征。
第二，人类社会已进入风险全球化时代。作为西方学术界研究全球化和现代性的理论成果，“风险社会”理论展现出当代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安东尼·吉登斯将风险区分为两种类型，即来自外部的、由传统或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与被人们不断发展的知识所制造出来的风险。他认为，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意味着人们要面对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风险。[4] 在日本“3·11”震灾中，大地震、海啸和核泄漏的共同发生具有两种类型风险的复合性，因而其造成的破坏也更为严重。全球化时代的风险和威胁已经跨国化甚至全球化了，这就是乌尔里希·贝克所提的“世界风险社会”。贝克也指出，所谓的“全球威胁”已经共同导致了一个既定风险逻辑的基础被消除而难以管理的危险取代可计量风险占优势的世界。贝克还将全球威胁划分为三种类型，即财富驱动型的生态破坏与技术工业危险、贫困驱动型危险、由NBC（核、生物、化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产生的区际或全球的自我毁灭性危险。全球化时代的风险和灾难往往相伴发生或呈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使得人道主义危机加剧。在风险跨国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人类已经被自觉或不自觉地聚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对任何个体和群体的人的安全的关注是一项必须而紧迫的课题。传统的安全观主要关注的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主权安全，对于人的安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人的安全”概念则是将个人置于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的中心地位，其要义包括了使“人”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这两个层面。针对研究“人的安全”议题的重要性，阿米塔夫·阿查亚认为，“国际社会应该积极探索人的安全的发展途径，以解决越来越多的复杂的跨国危险问题，因为这些危险对人民生活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会比常规军事危险对国家造成的影响更大。”[5]
第三，全球化时代的人类需要具有全球主义意识。在全球化时代，普通个体和群体既可以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可能变得更加脆弱不堪。同时，全球公共议题和事务已非一国或几国所能应对和治理，一些非国家组织（次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和具有“世界民”情怀的个人也能参与和影响此类议题的设置和进程。由此，倡导和培育全球主义意识和“世界民”情怀，进一步推动全球公民社会的构建和全球共同体的形成变得必要而可能。全球主义的律令意味着，“凡是需要采取行动的地方，就要按照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世界的要求来行动。”[6]王逸舟认为，全球主义表达的是一种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既强调各种行为体对“全球村”的某种责任，也强调对各种行为体之复杂的、经常冲突的各种利益的统筹。[7] 因此，“全球主义远不是现代性之普世主义的一种延伸”，[8]相反它尊重和倡导人类文化生态和观念的多样性，蕴含着费孝通先生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道德情怀和理想追求。毫无疑问，全球共同体正在形成过程中，虽然与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相比还显得非常弱小，但形成中的全球共同体正以其自身的动力向前发展着，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并最终会出现一个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8]
第四，世界无政府状态的终结是有可能的，终结有赖于每一个个体的自觉和行动。美国登月宇航员艾德加·米切尔说过，“我所认识的去过月球的人没有一个不受到类似的影响。我把这叫做地球意识。每个人回到地球时都感到，他不再仅仅是一个美国公民；他是一个星球公民。”[9]学者庄礼伟在探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后现代可能性”时创造性地提出，适度地从“月球人”的角度来看地球人的事务。所谓“月球人”的角度，就是无差别、无国界、无中心、无预设立场、无轻重厚薄，重视非国家因素和跨国场景。[10] 于是，“本土情怀 全球视野”可能需要进一步延伸升华为“地球情怀 月球视角”。无论前者抑或后者，其实都恰如其分地反应出全球化时代下的世界政治诸场景。在这样的世界政治场景中，普通个体和边缘化的群体都在世界舞台上起着一定的作用，也时刻受到来自其他（强大的）行为体的损伤；地球是人类共有的唯一的家园，地球环境破坏和生态系统失衡造成的毁害，没人能置身其外；国际事务中的“国家理性”下降并逐渐让位于“公民理性”，具有“全球同此凉热”的善性和自觉是“世界民”（即“世界公民”）的基本素质；国内公民积极参预全球公共事务，全球公民社会适度介入和推动国内“善治”进程，国内公民社会与全球公民社会的构建是相辅相成的，“国家公民身份和世界公民身份构成了一个连续体”；[11] 国家治理、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共同终极指向，应是个体和整体的人的可持续发展。
依循此种思维路径，人类就能更好地适应和应对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推动国家、社会、民众之间更多的善意、良性互动和合作。从长远来看，基于“本土情怀 全球视野”和“地球情怀 月球视角”的各层次领域的互动与合作，将可能有助于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世界无政府状态的终结，以及该状态下主权国家间无序纷争局面的消解。
参考文献：
[1][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M].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06.
[2][美]查尔斯·W·凯格利.世界政治：走向新秩序[M].夏维勇，阮淑俊，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14.
[3]池田大作，罗特布拉特.探索地球的和平——池田大作与罗特布拉特对谈集[M].创价学会，译.香港：明报出版
社有限公司，2008：171.
[4][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风险社会的肇始[M]//周红云，译.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0、56.
[5][印度]阿米塔夫·阿查亚.人的安全：概念及应用[M].李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1.
[6][英]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M].高湘泽，冯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7]王逸舟.探寻全球主义国际关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
[8][美]入江昭.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M].刘青，颜子龙，李静阁，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06.
[9][美]梅尔·格托夫.人类关注的全球政治[M].贾宗谊，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350.
[10]庄礼伟.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7）.
[11][英]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全球化理论：研究路径与理论争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305.
[责任编辑：孙巍]
关键词：“3·11”震灾；全球化；世界政治新思维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5-0110-03
一、世界政治视阈下的日本“3·11”震灾解读
针对全球信息时代下国家间权力分布的变迁，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曾提出“世界政治的三维棋局”之说，在三维棋局中，政治—军事问题是最高层面的棋局，中间层面的棋局涉及经济问题，而跨越边界和不受政府控制的跨国关系则是最低层面的棋局。[1] 在全球化时代，三维棋局中的三维不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彼此紧密互动并相互渗透、影响和制约。其实，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议题的分野与这个三维棋局具有高度的融通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研究的现实问题领域分为“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其中“高级政治”涉及政治、安全和军事，而“低级政治”是指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领域。传统上，“高级政治”中的“安全问题是全球议程上受到关注的主要议题，也是防止战争、保持和平的主要途径”，而“低级政治”则“被认为是全球化时代讨论世界政治时的中心话题”。[2] 在全球相互依赖越来越紧密的条件下，世界政治系统内诸事务之间的关联愈益呈现出“蝴蝶效应”的特征，尤其是作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低级政治” 问题对“高级政治”的非线性影响显著。由于链式反应的波及影响，日本震灾这样的自然灾害也可以归入世界政治问题中。日本震灾虽位于三维棋局的最低层面，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高层棋局的态势演变。
在一段时期内，日本“3·11”震灾几乎成为最重要和显著的全球公共议题，原因可以归结为：震灾的巨大破坏性导致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大海啸及核泄漏波及和影响范围的跨国性和跨洲际性；作为受灾国的日本所具有的比较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同为地球人对于同类所遭受灾难创伤的感同身受，对人的权利尤其是生命权的关注和尊重。日本“3·11”震灾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广泛、多面而又极其深刻的冲击，其 “蝴蝶效应”的非线性影响表现在国家间政治关系、全球经济复苏及贸易、核安全议题争论等多个方面。
第一，日本“3·11”震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日本与中、韩等国之间相对紧张的关系。除了影响国家层面的关系外，对于中国而言，围绕是否援助受灾的日本，国内曾发生过比较激烈的争论。凤凰网对此曾做过一次网络民意调查，结果有近八成的网友认为中国应该向日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日本震灾引发的中国国内的这次争论使得国内民众能够将一个同中国有着历史仇恨与现实矛盾的日本和一个遭受深重灾难亟需外援的日本分开看待，这对中国社会而言不啻为一场民族、国家和世界观念的洗礼。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需要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作为负责任的国家就应该具备全球视野，而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国际观也应该是理性和成熟的。国家和政府层面的国际观与社会大众的国际观是相互影响的，从这一点来看，日本震灾对于中国社会民众的国际观念的冲击是剧烈而深刻的。
日本“3·11”震灾对国家间关系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围绕核泄漏、核扩散以及对外信息透明度问题引起国家间的一些争端，尤其是日本将核废水排入海洋的行为导致周边邻国的不满和抗议。虽然国际法确认非内陆国家拥有12海里领海主权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权利，但海洋环流的特性意味着海洋具有人类“公有地”资源的属性。因此日本将核废水排入海洋是对他国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而且也是对国际法的违反，表现出日本国际观“以邻为壑”的心理。
第二，在经济贸易方面，由于日本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日本“3·11”震灾对全球经贸链条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对全球经济复苏可能产生某种程度的迟滞作用。日本震灾引起的核物质泄露还引起国家之间的贸易不正常现象，不少国家宣布禁止进口日本食品及其他部分产品，这对日本经济复苏无疑是个不小的打击。核泄漏还殃及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核泄漏及其大范围的扩散导致许多国家的民众心理上的不安和恐慌，突出表现为中国的“盐荒”以及美国民众抢购碘片和防毒面罩等现象，造成对社会正常经济秩序的破坏。而因海啸冲击所形成的巨型垃圾岛将会“随波逐流”飘向北美西海岸等广大海域，进一步造成海洋污染，危害海洋生物，甚至还会阻碍船舶顺利航行，影响太平洋航线正常的贸易往来。
第三，相较于地震和海啸，核物质的放射性、扩散性和不易控制性意味着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对国际社会造成的冲击和危害要大得多。日本“3·11”震灾使得发展利用核能再一次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争论的议题，并对不少国家发展核能的政策产生制约作用。对一些致力于反对利用核能的环保组织而言，日本震灾无疑提供了一次宣传核能破坏性后果的机会。其实，核议题属于“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交叉领域，比如伊朗和朝鲜核问题这种围绕发展核武器和核不扩散的尖锐冲突就是“高级政治”的传统安全议题，而对于发展民用核能的广泛争论则属于“低级政治”中能源政治和生态政治的复合议题：核能是潜在高风险的能源，它相对于其他能源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技术保障和安全系数要求极高，一旦发生核泄漏就可能会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人类社会本身造成持久的、大范围的破坏性影响。通常，努力推动发展核能的往往是国家政府，而反对者多是民间的社会环保团体。核议题既是一国国内的公共政策议题，也是全球公共议题。由此，围绕是否要发展核能的争论是政府和社会角力的表现，也离不开国外与国内层面的互动。
二、 “3·11”震灾凸显世界政治新思维
第一，作为个体的人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应受到重视。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它给国际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突出地表现为世界政治的“碎片化”、一体化及其议题的公共性、跨国性和“人本”色彩。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件都有可能传递并影响到其他地区的人们，提高了不同地区的人们对同一事件的“在场感”，由此实现了从国际政治到全球政治的贯通和转向。全球性的信息、通讯、资本、产品和人口流动使得最本土的发展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全球后果。在这个意义上，国内事件与全球事务之间的界限模糊了，民族国家边界的不可渗透性在削弱，这就导致世界政治领域中“国际性的国内”事务的涌现及相应决策的难度增加。日本“3·11”震灾就属于“国际性的国内”事务，其影响已超出日本一国的范围。对于国际关系学科而言，本土情怀和全球视野已经合二而一、难以分离。在世界政治的“场”中，“人类应该同时具备自己是身处地区的‘乡土民’、属于国家的‘国民’和以世界为人生之舞台的‘世界民’这三种自觉。”[3] 而普通民众以其细微的个体或集体的行为影响和改变着世界政治的面貌和走势，各种边缘人群在世界政治的“场”中所面临的个人境遇也应该被关照。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学科对普通人和边缘群体的关注是这一学科进步性和时代性的重要表征。
第二，人类社会已进入风险全球化时代。作为西方学术界研究全球化和现代性的理论成果，“风险社会”理论展现出当代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安东尼·吉登斯将风险区分为两种类型，即来自外部的、由传统或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与被人们不断发展的知识所制造出来的风险。他认为，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意味着人们要面对更多的、各种各样的风险。[4] 在日本“3·11”震灾中，大地震、海啸和核泄漏的共同发生具有两种类型风险的复合性，因而其造成的破坏也更为严重。全球化时代的风险和威胁已经跨国化甚至全球化了，这就是乌尔里希·贝克所提的“世界风险社会”。贝克也指出，所谓的“全球威胁”已经共同导致了一个既定风险逻辑的基础被消除而难以管理的危险取代可计量风险占优势的世界。贝克还将全球威胁划分为三种类型，即财富驱动型的生态破坏与技术工业危险、贫困驱动型危险、由NBC（核、生物、化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产生的区际或全球的自我毁灭性危险。全球化时代的风险和灾难往往相伴发生或呈现“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使得人道主义危机加剧。在风险跨国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人类已经被自觉或不自觉地聚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对任何个体和群体的人的安全的关注是一项必须而紧迫的课题。传统的安全观主要关注的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主权安全，对于人的安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人的安全”概念则是将个人置于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的中心地位，其要义包括了使“人”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这两个层面。针对研究“人的安全”议题的重要性，阿米塔夫·阿查亚认为，“国际社会应该积极探索人的安全的发展途径，以解决越来越多的复杂的跨国危险问题，因为这些危险对人民生活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会比常规军事危险对国家造成的影响更大。”[5]
第三，全球化时代的人类需要具有全球主义意识。在全球化时代，普通个体和群体既可以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可能变得更加脆弱不堪。同时，全球公共议题和事务已非一国或几国所能应对和治理，一些非国家组织（次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和具有“世界民”情怀的个人也能参与和影响此类议题的设置和进程。由此，倡导和培育全球主义意识和“世界民”情怀，进一步推动全球公民社会的构建和全球共同体的形成变得必要而可能。全球主义的律令意味着，“凡是需要采取行动的地方，就要按照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世界的要求来行动。”[6]王逸舟认为，全球主义表达的是一种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既强调各种行为体对“全球村”的某种责任，也强调对各种行为体之复杂的、经常冲突的各种利益的统筹。[7] 因此，“全球主义远不是现代性之普世主义的一种延伸”，[8]相反它尊重和倡导人类文化生态和观念的多样性，蕴含着费孝通先生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道德情怀和理想追求。毫无疑问，全球共同体正在形成过程中，虽然与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相比还显得非常弱小，但形成中的全球共同体正以其自身的动力向前发展着，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并最终会出现一个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8]
第四，世界无政府状态的终结是有可能的，终结有赖于每一个个体的自觉和行动。美国登月宇航员艾德加·米切尔说过，“我所认识的去过月球的人没有一个不受到类似的影响。我把这叫做地球意识。每个人回到地球时都感到，他不再仅仅是一个美国公民；他是一个星球公民。”[9]学者庄礼伟在探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后现代可能性”时创造性地提出，适度地从“月球人”的角度来看地球人的事务。所谓“月球人”的角度，就是无差别、无国界、无中心、无预设立场、无轻重厚薄，重视非国家因素和跨国场景。[10] 于是，“本土情怀 全球视野”可能需要进一步延伸升华为“地球情怀 月球视角”。无论前者抑或后者，其实都恰如其分地反应出全球化时代下的世界政治诸场景。在这样的世界政治场景中，普通个体和边缘化的群体都在世界舞台上起着一定的作用，也时刻受到来自其他（强大的）行为体的损伤；地球是人类共有的唯一的家园，地球环境破坏和生态系统失衡造成的毁害，没人能置身其外；国际事务中的“国家理性”下降并逐渐让位于“公民理性”，具有“全球同此凉热”的善性和自觉是“世界民”（即“世界公民”）的基本素质；国内公民积极参预全球公共事务，全球公民社会适度介入和推动国内“善治”进程，国内公民社会与全球公民社会的构建是相辅相成的，“国家公民身份和世界公民身份构成了一个连续体”；[11] 国家治理、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共同终极指向，应是个体和整体的人的可持续发展。
依循此种思维路径，人类就能更好地适应和应对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推动国家、社会、民众之间更多的善意、良性互动和合作。从长远来看，基于“本土情怀 全球视野”和“地球情怀 月球视角”的各层次领域的互动与合作，将可能有助于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世界无政府状态的终结，以及该状态下主权国家间无序纷争局面的消解。
参考文献：
[1][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M].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06.
[2][美]查尔斯·W·凯格利.世界政治：走向新秩序[M].夏维勇，阮淑俊，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14.
[3]池田大作，罗特布拉特.探索地球的和平——池田大作与罗特布拉特对谈集[M].创价学会，译.香港：明报出版
社有限公司，2008：171.
[4][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风险社会的肇始[M]//周红云，译.薛晓源，周战超.全球化与风险社会.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0、56.
[5][印度]阿米塔夫·阿查亚.人的安全：概念及应用[M].李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1.
[6][英]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M].高湘泽，冯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7]王逸舟.探寻全球主义国际关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
[8][美]入江昭.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M].刘青，颜子龙，李静阁，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06.
[9][美]梅尔·格托夫.人类关注的全球政治[M].贾宗谊，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350.
[10]庄礼伟.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7）.
[11][英]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全球化理论：研究路径与理论争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305.
[责任编辑：孙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