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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中写道：“如果生活的要义在于追求幸福，那么，除却旅行，很少有别的行为能呈现这一追求过程中的热情和矛盾。不论是多么的不明晰，旅行仍能表达出紧张工作和辛苦谋生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意义。”德波顿生活在伦敦，在看到一本画册上的沙滩与棕榈树后，他抱着对热带风情的想象去了加勒比海域的小岛旅行。
在现代城市工作的很多年轻人经历过类似的内心冲动。这种冲动有时甚至不需要鲜活的图片，仅仅是一句话就能唤醒，例如高晓松的“生活不止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以及2015年郑州女教师顾少强辞职信里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两句话在社交网络上铺天盖地，反映了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对工作和生活的不满，对远方旅行的向往。
被津津乐道的旅行叙事必定包含三个元素：非日常空间、旅行者、故事。这也构成人们对旅行向往的三个维度：陌生的、能够满足好奇心的地理空间，自由随性的自我，有可能发生的具有不确定性的故事。有什么比旅行更能使人从熟悉厌倦的环境、复杂的人际关系、按部就班的工作中抽离出来呢？
辞职旅行，让这种抽离变得更为决绝，也即选择从原本的生活跳入另一种生活，然而想象中的旅行和实际的旅途不同，大多数人也终究要回归原本的生活。在付出高昂的时间成本和旅行费用后，辞职去旅行的人得到他们期待的东西了吗？回归后，如何适应旅行和现实的落差？彻底换一种生活需要付出什么，这些付出是否真能让他们更幸福？在我们采访的辞职旅行者中，有人回归朝九晚五的生活，有人把“另一种生活”过成日常，如写下“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顾少强。在旅途中，旅行就是他们的日常。诗从来不在远方，我们总要过好每一个眼前。
辞职前，他感到“没办法关掉手机去玩”
在川藏线上，经常可以看到叩拜朝圣的藏民，几人同行，带着一辆牛车或拖拉机装食物、日用品，走几步磕一个长头。一路寺庙众多，富丽堂皇、气势恢宏，藏民自己住的房子却普遍简陋。“他们非常虔诚，会把几乎所有的财富、时间、精力全部捐獻给寺庙，”看到这些藏民，Panda突然觉得，人们在城市里获得的物质成就，在这个地方都是没有价值的。
Panda从事设计工作，大学毕业工作八年后，2019年11月，他从国内前三的手机公司辞职，踏上了为期一个半月的旅途。从成都出发，去海螺沟、稻城亚丁、措卡湖、色达、丹巴藏寨，再回到成都，一路向东去乐山、峨眉山、张家界、黄山，最后一站是南京。
选择裸辞，是因为需要旅行来充实两份工作之间的“自我修复期”，在旅行结束前，Panda不想去考虑工作上的事。公司规模大、分工细，每个人都是螺丝钉的状态，即使有能力，个人的想法也不太容易实现。加上每天在深圳和东莞之间往返，他觉得这份工作很难再忍受下去了。“长期在城市里，在快节奏的工作中，人已经比较麻木了，我要去人少的、原始一点的地方。”
和Panda一起包车游川西的小团体共四个人，两个是辞职旅行，两个请了年假。整个高原的旅途并不舒适，首先是冷，零下二十多度的天气，没有热水、暖气和空凋。“你穿了很厚的衣服，站在外面，也像没穿一样，是那种刻骨铭心的冷。”他们要承受高原氧气稀缺带来的疲惫感，同行的一个女生还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最惊险的是遭遇了塌方，在去色达的公路上，突然砸下大堆山石，滚落在路的前方，“我们到的时候就停了，算运气好，没有被砸到，不然可能我们也不在了。”
川藏高原给Panda最大的触动是藏民们的生活状态、精神信仰，和他这样长期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的人完全不一样。“他们比较纯粹，”他说。但同时他明白，这样的生活无法效仿，你难以在旅行中寻找解决城市生活困境的方法。
“旅行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很多东西是不确定的，我的整个行程都是边玩边想着去哪里，走之前临时买机票。工作的时候有很多东西要你做计划、安排好，按照既定节奏去做。我既然辞职了，就想要去打破这样一个按部就班的方式去生活。”
在旅途中，去哪里、吃什么、看什么，每一件事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决定，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哪怕做错了决定、走错了路也没关系，这份自由和悠闲甚至只能在辞职后的旅行中才能感受到。Panda尝试过年假时的旅行，反而让他更想辞职了，“辞职之前的中秋节，我去了一趟日本，那趟旅行让我非常不开心，整个假期9天，我都是一边玩，还要一边盯着手机，随时跟进工作。这个状态就会感觉你人在外面，钱也花了，但是你并没有真正地放开，去感受旅行，你没办法关掉手机去玩。”
Panda原本打算过年后重新找一份工作，没想碰上了疫情，之前有意愿的岗位取消了招聘，没有看到太合适的工作，他开始自己接项目做。“其实自己接项目工作和旅行时候的状态有点像，我可以做决定，要不要合作、以什么价格，赚的每一分钱都完全靠我自己，哪怕我赚得没有原来那么多，但是有成就感。没有人会对你指指点点，没有人会强迫你去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东西，我觉得比较自由。”
“回来后，我可以继续朝九晚五了”
“我越来越觉得，这样工作下去，总有一天我会爆炸。”晨星工作五年后辞职了，为此，他提前准备了近一年，存钱、做行业调研，确保自己辞职后能够负担半年的生活费和旅费，并且可以在这段时间内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学新闻传媒出身的晨星毕业后进入到金融行业，这不是他喜欢的行业，而是一个“为了生活被迫的选择”，工作压力大，社会规则与学校完全不一样，随之而来的负面情绪逐年累积，“那几年我处于有点愤世嫉俗的状态，觉得身边的人好像都很俗，特别是在金融行业，在上海这样的一个环境，大家每天都在谈钱，从来没有人跟你讲诗和远方，社会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辞职后晨星去了非洲，对非洲的想象始于《动物世界》，东非草原上的动物们每年长途跋涉几千公里，寻找食物，形成壮观的大迁徙景象。近年来越发频繁地在社交网络上看到关于非洲旅行的照片和小视频后，去非洲就成了晨星心中一件迟早要做的事。
在伊朗的一座小城市，晨星遇到为他读诗的陌生人。晚上和朋友在街道上漫步时，一位小哥问：你们来干什么？晨星答：寻访一位诗人的故居。于是小哥用波斯语为他们念了一首诗，“我听不懂他在念什么，但是能感觉到大概在讲述关于生存、关于爱情、关于永恒的话题，我们坐在台阶上，他站在月光下，那个瞬间非常美好。”
旅行带给他更多的是心态上的改变，看过很多不同的人的生活后，他认识到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有背后的合理性，“非洲人的生活状态和日本人的不一样，非洲人每天过得很开心，日本人过得更累一些，但这并不因为谁比谁聪明吧？”把目光再次看向周围人时，晨星变得不那么愤世嫉俗了：“有的人每天就只是上班下班，他其实也有理由，他要生存，要照顾家人，他可能也想去玩儿，但是他放弃自己的人生，把最好的留给他的孩子。如果我跟他换一下，我可能也没法做得比他更好。”
再看到别人发布的旅游动态时，羡慕的心情会被平和取代。“旅行回来以后，我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一种非常满足的状态，就好像已经得到了很想要的玩具。我可以继续工作，继续朝九晚五的生活，也不那么反感我眼前的东西了。”
尽管知道“远方”的想象有一部分是被制造出来的，比如攀比心理、商家的刻意鼓吹所制造出的一种欲望，但身处社交网络中，很难不受到影响。“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生存压力挺大的，刚工作以后没办法去长途旅行，自媒体、抖音这些更加刺激这种欲望的平台，会让人感到更焦虑。”
逃避与和解
2011年，阿兹猫在频繁旅行回来四个月后，和前老板聊天，对方问她：“你一次次出去，终究每次要回来，你如何处理与现实的再次融合？”
晨星旅行回来后反而能够开始接受按部就班的生活和工作，阿兹猫与他不同，旅行回来后找到一份比之前更轻松、环境更自由开放的工作，她仍然不快乐，她自己也不理解这是为什么。重新入职的四个月里，阿兹猫一次次动了再出发的念头，去四川、贵州、云南……然而每次归来，不快乐的情绪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加重了。
前老板提出的问题让她忽然顿悟，“我没有办法将注意力放在工作上，或者說我没办法把眼前每天的苦逼与旅行在外的各种豁达、自由、无拘无束串联在一起，我没有承担起旅行的自由与现实的束缚的落差，并且一意孤行地认为现实也应该是自由的。”
旅行一趟，可能要花费比旅行长得多的时间来“收心”，才能回归到现实生活中，阿兹猫开始怀疑，所谓旅行的意义、看世界的意义，真的有那么大么？将近十年后，拥有了家庭和孩子，她回过头看这场旅行，“如果让我重新回到二十多岁，我会让职场变得更连续，不会一定要辞职去看世界。”
“可能每一代的年轻人，都会有这么一段时间，会特别想去外面看。你在外面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业绩考核，没有什么领导催你做PPT，你会觉得特别好。再加上你在外边看的风景，遇到的人，凶也好、友善也好，对你来讲是个很新鲜的事情，这样你就会觉得我在外边的世界很精彩。但你的职场是很难连续的，你回来之后，可能还只能做跟以前一样的工作。你的薪水达不到一个提高，你没有办法去享受更高品质的旅行。年轻的时候你可以接受穷游，但是你三十多岁，有孩子，有老人，还能接受穷游吗？”
据她观察，当初像她一样有过辞职旅行经历的一些朋友，在职场上变得更容易辞职，“一旦为旅行去辞职，辞职在你脑海里就不那么难做决定，你就可能会为了其他很多原因去辞职，结婚啦、生孩子啦等等。”而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职场经历，在过了35岁之后，在职场上想有所突破会变得无比艰难。
想清楚这些局限之后，阿兹猫觉得其实旅行就像艺术照，当你去想象时，所有的人和景物是被艺术化的，带有滤镜。但等实际去到那个地方，可能发现很多东西不是那么尽如人意。找不到合适的旅店、风景没有照片里那么美、饮食不习惯，旅行本身可能没有那么美好，只是有别于压力大的工作和生活。
“但这不是真正在解决问题，只是一种暂时的逃避，年轻的时候觉得要出去，什么地方都容纳不了我，随着年岁增长，你需要慢慢与自己和解，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和让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
“先找自己，再去旅行”
在写下那封十个字的辞职信后，顾少强迅速走红于网络——“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使她成为自在旅行和生活的一个代表，工作与旅行被推向对立的两端，引起广泛讨论。
在顾少强看来，原本的教师工作没有妨碍她的旅行。在工作的11年里，只要放了寒暑假，她就出去旅游。放假第一天出发，赶在学校动员大会的前一天回来。每个学期的工资全部充作假期的旅费。她辞职更多是为了过另一种生活。
顾少强喜欢古镇，假期就去乌镇、南浔、丽江等地住上一段时间，还在丽江咖啡店做过义工，因此结识了爱人于夫。所以在辞职去旅行了几个月后，她和于夫去成都周边的街子古镇开了家客栈。“古镇的生活和城市不同，没有超市、商场、电影院，没有娱乐，但这就是我想要的，民风淳朴，有什么事儿全村都会知道，人和人的交往更有温度，蔬菜瓜果新鲜而便宜。”在旅游旺季的时候，顾少强需要一睁眼就开始忙碌，接待客人、打扫房间、炒菜做饭，“很多人羡慕我的生活，但真要交换，他们未必肯过。”
淡季的时候顾少强出门旅行，目的地无所谓，只要在路上就行。旅行对她来说就像阿甘手中的那盒巧克力，“你只有剥开它，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觉得非常好。” 8月底顾少强去昆山旅行，想要在昆曲发源地听听昆曲，但到了昆山才发现，这里没有昆曲可以听了，要去周庄。当地人建议她去亭林园看看，“那是个什么地方？”去了之后顾少强才知道那是顾炎武的故居，“顾炎武是谁我也不了解，那是课本上的人物，但看了以后，我很惊喜。”即使旅行目的地没有特别的景观，听当地人讲以前发生的故事，也是一种结缘。
旅行对顾少强来说不是什么事物的对立面，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旅行也没有目的，不是为了放空自己、缓解压力，而是在亲自体验已知或未知的事物，达到知行合一。“旅行和是否辞职、有没有钱、结没结婚、有没有孩子都没关系，朝九晚五你就力所能及地走;没钱也可以穷游，一样很精彩;结婚了、有孩子，你就带上家庭成员一起走。也不必为了旅行而旅行，没有人给你布置这样的任务。”
“建议大家先把自己是谁、自己想去哪儿、想过什么生活、喜欢什么、不要什么想清楚，把生涯规划好，先找自己，再去旅行。如果没能力把眼前的苟且过好，就暂时不要去想诗和远方。”
换一个轨道行驶
2015至2016年，黎瑾辞去上海互联网公司的运营工作，和先生纪韩进行了一场跨越亚欧大陆的自驾游，途经俄罗斯、芬兰、德国、英国、土耳其等25个国家。自那以后，黎瑾成为一直在路上的自由职业者。
这场旅行始于一次偶然的闲聊，黎瑾说毕业后再没回过英国，想去看一看。有没有除了飞机以外的方式去呢？两人研究起西伯利亚火车线路，纪韩突发奇想：如果火车能走，汽车是不是也可以？
因为这个偶然的决定，他们从2015年1月开始准备，申请签证、办理车的证件、工作攒钱，实际出发已经是9月了。对黎瑾来说，原本的工作是一件比较有趣、能获得收入的事情，她更热爱在Lonely Planet（《孤独星球》）的兼职，这是一家出版旅行指南的公司，旅行和文字在这里交会。
在准备的过程中，黎瑾就知道无论旅途结束后她是不是再选择一份全职工作，她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状态必定会发生改变，“在旅行前我会设想最糟糕的情况——比如我会不会有一天被恐怖分子杀掉——我能不能接受，在以前的生活里，我不会去想这些，但是我一旦接受了这个设定，我就知道以后会不一样了。一是因为更有勇气，二是我发现了什么对我更重要。”
选择以旅行为生活，好与不好的事情相伴而来。黎瑾遇到过善良的人，在俄罗斯半夜找不到预订的民房时，一个路人邀请他们去自己家住，也曾在德国街头被人拦住索要过路费。“旅行的每一天都在发生不一样的状况，可能是你曾经想不到的。有全职工作的时候，你解决的是非常具体的问题，不会遇到完全陌生的问题。”
自由职业带来新的焦虑，在继续做Lonely Planet兼職作者时，黎瑾也给其他的媒体供稿，但收入大约只有原来工作的一半，还是不稳定的。同时她要忍受旅途不再单纯的分裂感，写旅行指南不能仅仅是个人的见闻，需要四处调研，从清洁工、服务员、售票员、包车司机、旅行者等各种人那里挖掘信息。
最大的焦虑是面对更为广阔的天地时，愈发感觉到自己知识的有限。“比如你可能三五天就要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地方之后，在前一个地方的经验就不管用了，又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你要从头去学习、适应。又比如有时候我站在博物馆的某一件文物前面，我会感到巨大的恐慌，我对它了解得太少了，除了名字，我什么都不知道。”
但在旅行的疲惫感持续的同时，满足感也在不停地增加。黎瑾看见的东西太多，感兴趣的东西也在增多，从喜欢的东西里滋生的兴趣点也在增加，“我觉得自己的兴趣在跟着行程一点一点地膨胀，就像一棵树一样在生长，枝叶伸到了我以前不知道的空间去。”
至于旅行的意义，黎瑾说，“辞职了之后，生活从原本的轨道进入了旅行的轨道，我们就好像一列车，在这条轨道上一直行驶下去了。”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Panda、晨星、阿兹猫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