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于《谏太宗十思疏》的主旨，人教社《教师教学用书》虽未明言，但观其“内容分析”部分对全文的段落概括，分明认定是“居安思危，戒奢以俭”。 对于这一说法，张光富先生在《＜谏太宗十思疏＞中两个问题浅汉》(《中语参》2006年5期)和《对＜谏太宗十思疏＞一板书的商榷》(《语文报·教师版》97期)等文中提出了不同看法，而后者正是对本人发表在《语文报》的板书所作的回应。张先生认为：“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只不过是文章中的一个句子成分，“姑且就认可它是文中的一个句子，它也不是本文的主旨句，而是其文的‘秀句’”，如同《前出师表》中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滕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主旨应该是“积德义”，因为它是“文章的理念判断，是思想的闪光，更是文章的灵魂和统帅”。
笔者从中读出这样两点意思：(一)主旨一般应该通过完整的句子才能传达，“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是句子成分，故不适合称为主旨；(二)“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固然是“言简意赅，含意深刻的句子”，是“秀句”，但它不是全文的统帅和灵魂，故没有资格称为主旨。
张先生的怀疑精神确实难能可贵，但对他的上述两点理由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笔者却不敢苟同。
笔者以为，句子成分不适合称为主旨的说法，首先就不是很站得住脚。所谓“文无定法”，主旨的表达形式本来就呈现多样化，散文小说自然如此，议论性文章也未尝不是这样。《劝学》借君子之口阐述作者自己的观点，又有谁因此而否认“学不可以已”作为论点的合法性呢?有时，主旨甚至无需专门的文字提出，读者也可以意会。如《师说》全文论述了从师的必要性和作者的择师标准，后者通过“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几句直接提出，而从师的必要性呢，通篇皆是，却又无一句直接说出；但又有谁因此而否认《师说》在阐述择师标准之前，首先论述了从师的必要性呢?
笔者还以为，把“积德义”奉为文章的统帅和灵魂，倒也可以；把“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仅仅看作“秀句”，则甚为不妥。
因为“积德义”和“居安思危，戒奢以俭”都出现在文章的第一段，并且都在“固本浚源”的比喻中提出，只不过比喻说理的形式有正反之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是正面提出“积德义”；“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是从反面强调“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正反之间，张先生为何厚此薄彼，视前者为文章的统帅和灵魂，而视后者为一“秀句”而已呢?
在这篇奏疏中，“积德义”和“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究竟是什么关系呢?笔者以为，“德义”两字原本内涵相当丰富，而魏徵所谓的“积德义”，其实就是“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张先生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徵在贞观十一年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唐太宗开创了史称‘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在这一时期中，社会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他就逐渐骄傲自满，腐化奢侈起来。魏微很以为忧，几次上疏进谏。此文就是其中的一篇。”这段文字介绍了写作奏疏的背景是唐太宗不“居安思危”，不就等于承认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是魏徵此文的用意所在，承认了魏徵之所谓“积德义”指的就是“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吗?
笔者以为，尽管两者关系如此，把“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看作文章的主旨，似乎更为妥当。因为“积德义”可以因人因事因时而异，无论是作为对皇上的建议，还是文章的主旨，都显得太过笼统；而“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则全然不同。
除此而外，即便按照张先生的标准，“主旨是文章的理念判断，是思想的闪光，更是文章的灵魂和统帅”，“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也比“积德义”更有理由称为文章的主旨。
大家知道，第二段探究的是造成“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这一史实的原因。“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分明告诉我们，处境往往决定态度，而态度必然决定结果，“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不妨叫做“居危思危”，“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自然就是“居安不思危”或“不居安思危”，正是它们分别造成了百姓的“载舟”和“覆舟”，造成了“善始者实繁”与“克终者盖寡”，它们是这一切的根源；魏徵分明是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居安思危”的必要性。
第三段作者明确提出了“十思”。无论是“思知足以自戒”，还是“思三驱以为度”，或是“思正身以黜恶”，其核心精神其实就是“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而“有作”、“满盈”、“盘游”、“懈怠”、“壅蔽”、“谗邪”也多与“居安不思危”的君主有关。因此，与其像张先生那样把“十思”看作“‘积德义’的具体措施”，不如看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明确要求。
笔者以为，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的主旨就是“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它是“积德义”的真实所指，也是“十思”的核心精神。全文除了提出这八个字并把它具体化为“十思”，就是阐述实践它的理由。只不过，第一段以“固本浚源”为喻言之，取其生动形象；第二段探究史实根源言之，取其促人警醒；第三段假设实践之结果言之，取其前景诱人。
(作者单位：舟山市普陀中学)
笔者从中读出这样两点意思：(一)主旨一般应该通过完整的句子才能传达，“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是句子成分，故不适合称为主旨；(二)“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固然是“言简意赅，含意深刻的句子”，是“秀句”，但它不是全文的统帅和灵魂，故没有资格称为主旨。
张先生的怀疑精神确实难能可贵，但对他的上述两点理由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笔者却不敢苟同。
笔者以为，句子成分不适合称为主旨的说法，首先就不是很站得住脚。所谓“文无定法”，主旨的表达形式本来就呈现多样化，散文小说自然如此，议论性文章也未尝不是这样。《劝学》借君子之口阐述作者自己的观点，又有谁因此而否认“学不可以已”作为论点的合法性呢?有时，主旨甚至无需专门的文字提出，读者也可以意会。如《师说》全文论述了从师的必要性和作者的择师标准，后者通过“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几句直接提出，而从师的必要性呢，通篇皆是，却又无一句直接说出；但又有谁因此而否认《师说》在阐述择师标准之前，首先论述了从师的必要性呢?
笔者还以为，把“积德义”奉为文章的统帅和灵魂，倒也可以；把“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仅仅看作“秀句”，则甚为不妥。
因为“积德义”和“居安思危，戒奢以俭”都出现在文章的第一段，并且都在“固本浚源”的比喻中提出，只不过比喻说理的形式有正反之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是正面提出“积德义”；“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是从反面强调“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正反之间，张先生为何厚此薄彼，视前者为文章的统帅和灵魂，而视后者为一“秀句”而已呢?
在这篇奏疏中，“积德义”和“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究竟是什么关系呢?笔者以为，“德义”两字原本内涵相当丰富，而魏徵所谓的“积德义”，其实就是“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张先生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徵在贞观十一年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唐太宗开创了史称‘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在这一时期中，社会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他就逐渐骄傲自满，腐化奢侈起来。魏微很以为忧，几次上疏进谏。此文就是其中的一篇。”这段文字介绍了写作奏疏的背景是唐太宗不“居安思危”，不就等于承认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是魏徵此文的用意所在，承认了魏徵之所谓“积德义”指的就是“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吗?
笔者以为，尽管两者关系如此，把“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看作文章的主旨，似乎更为妥当。因为“积德义”可以因人因事因时而异，无论是作为对皇上的建议，还是文章的主旨，都显得太过笼统；而“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则全然不同。
除此而外，即便按照张先生的标准，“主旨是文章的理念判断，是思想的闪光，更是文章的灵魂和统帅”，“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也比“积德义”更有理由称为文章的主旨。
大家知道，第二段探究的是造成“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这一史实的原因。“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分明告诉我们，处境往往决定态度，而态度必然决定结果，“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不妨叫做“居危思危”，“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自然就是“居安不思危”或“不居安思危”，正是它们分别造成了百姓的“载舟”和“覆舟”，造成了“善始者实繁”与“克终者盖寡”，它们是这一切的根源；魏徵分明是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居安思危”的必要性。
第三段作者明确提出了“十思”。无论是“思知足以自戒”，还是“思三驱以为度”，或是“思正身以黜恶”，其核心精神其实就是“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而“有作”、“满盈”、“盘游”、“懈怠”、“壅蔽”、“谗邪”也多与“居安不思危”的君主有关。因此，与其像张先生那样把“十思”看作“‘积德义’的具体措施”，不如看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明确要求。
笔者以为，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的主旨就是“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它是“积德义”的真实所指，也是“十思”的核心精神。全文除了提出这八个字并把它具体化为“十思”，就是阐述实践它的理由。只不过，第一段以“固本浚源”为喻言之，取其生动形象；第二段探究史实根源言之，取其促人警醒；第三段假设实践之结果言之，取其前景诱人。
(作者单位：舟山市普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