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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营企业家在5年时间里拿出近亿元资金赞助一项公益行动，并发动身边的各种资源一起投入其中。步长制药（下称“步长”）董事长、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赵涛觉得，这一切都很自然，“企业成长了，就应该回馈滋养它的社会”。
2012年3月30日，12名西藏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在北京同仁医院进行了手术。截至目前，一共有37名先心病患儿成功在北京煤炭总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受手术治疗。这些孩子中，最大的12岁，最小的才1岁。
资助这些孩子来北京做手术的是“共铸中国心”基金。这是一项由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下称“中社协”）和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下称“北京红会”）主办的，针对西部贫困地区心脑血管领域的大型公益行动。而基金背后的资助者正是赵涛。
47岁的赵涛穿着淡粉色衬衫，戴着银丝边眼镜，颇有几分书生气。采访过程中，他的手机很少响起，这似乎与他四处奔忙的企业家身份不太相符。不时遇到几位商界朋友，他总是礼貌起身寒暄几句。
赵涛不仅是“共铸中国心”的组委会秘书长、活动的实际参与者，同时也是该基金的主要捐款人和发起人。“我们在心脑血管领域有着丰富的专家资源、医院资源、政府资源，真想做事不愁做不好。”谈起慈善，赵涛微笑起来，平和又富于热情。“我们更像是一个各种慈善资源的整合者，让大家一起参与进来，这种感觉特别好。”
7月12日，“共铸中国心”的300名志愿者将从北京奔赴青海，为玉树、海南、黄南三个藏族自治州的基层医务工作者进行为期10天的医疗培训，并为当地居民展开义务巡诊，普及健康知识。同时，还有一支医疗队伍将赴西藏回访。
始于废墟之上
赵涛和许多医学专家共同发起了“共铸中国心”活动。用他的话说：“共铸中国心”是站在汶川地震的废墟上想出来的。
2008年“5·12”地震后，几十名北京的医生与步长联系，希望能到汶川一线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5月16日，赵涛带了40多名医生从北京开车直奔汶川。当时，政府的医疗队以外伤医务人员为主，而心脑血管、风湿一类的慢性病正好是这些医生的领域。
整个2008年后半年，去灾区巡诊送药的医生们换了一拨又一拨，直到2009年初。
2009年大年三十，170多名医务工作者到北川擂鼓镇与灾民一起过年。吃完午饭不久，他们就碰到了前去慰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温家宝得知一群从北京来的医生特意跑来过年非常感动，并对他们的爱心给予了充分赞扬。
春节后回到北京，前前后后去过汶川的五六百名医务工作者聚到一起，大家觉得应该让针对灾区或老少边穷地区的医疗扶贫常态化。在这群医务工作者的热情中，“共铸中国心”诞生了，这个公益组织的目标非常明确：要让基层医务培训和巡诊、送药双轨并行。
为了保证足够的运行资金，赵涛与中社协和北京红会接洽，在它们的牌子下建立了“共铸中国心”基金，并以每年2000万的资金投入支撑着各项活动。步长北京公司总经理郑红兵和手下的100多名步长员工，也因此成了基金的半专职志愿者。
从2008年到汶川开始，5年中赵涛投入了将近1亿。与别的基金不同，“共铸中国心”的钱虽然挂在中社协、北京红会牌子下，但赵涛通过与两个主办方签订协议的方式确保了步长对基金的独立运作，中社协和北京红会只对基金行使必要的监督职能。
2009年到宁夏固原，2010年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2011年到西藏，北京红会对志愿者人数、捐赠药品数量等均会清点、登记。“我们非常欢迎他们监督，他们也必须监督”，赵涛说，“做慈善就不能有任何商业目的。”
几年下来，“共铸中国心”一直能省就省。大牌专家教授和普通志愿者一起，能住三星级酒店绝不住四星，出门不坐飞机，只坐火车。他们还会和铁道部侃价：你看我们做慈善的，车票能不能再便宜点？这一车皮药运过去能不能不要钱？
除了医务培训、专家巡诊、健康科普，“共铸中国心”还会带着与注入资金等价的药品奔赴各地。
今年，“共铸中国心”将带着价值1000多万元的6卡车药品开进青海。这些药，80%来自步长内部，是从集团下的各公司募捐来的。其余20%来自其他药企。“一个企业不用多给，给10万块钱的，就算参与。”郑红兵说，这些企业参与了，有兴趣了，慢慢就可能投入更多。
这正符合赵涛对“共铸中国心”的期待。项目启动之初，很多人觉得应该冠上“步长”的名字。但赵涛觉得，慈善不能限制范围，叫“步长”就小气了。“我们的想法是百年慈善甚至（时间）更长，要逐渐把这个基金完善起来。”赵涛说，“虽然现在是靠我的团队在做，但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有一支更职业的团队来运作，我们不在，也会有人、有更多的人来做这些工作。”
郑红兵很羡慕国外慈善机构的运作模式，用他的话说，西方很多国家的慈善机构可以“自己造血”。通过下设的专属商业机构盈利，并将刨去人工成本后的所有利润放到慈善基金名下，这样，慈善机构即便没有外部供血，也能健康运行。在这些国家，很多公民定期购买此类商业产品，以支持慈善事业。
中国式慈善
医疗扶贫前的准备工作是多方面的。
“共铸中国心”总是先向国务院扶贫办征询意见，并通过相关渠道与人大、政协进行沟通，在结合媒体报道和自身调查后，圈定一个相对较大的区域。大目标确定后，通过细致全面的实地走访，区域内各县乃至乡镇的医疗、健康状况便一清二楚。有了此类前期调研，他们就能准确找到其中最贫困、最需要医治的地点和人群。有时，他们选择的医疗扶贫地点比当地政府推荐的地方，条件差得多。哪一科的医生、哪一类的药品最缺乏，基层卫生所最想要哪些设备、最亟须哪种培训????这些问题都能在调研中找到答案。
此次针对青海藏区的调研发现，除了医疗条件极其落后外，当地妇科疾病发病率将近100%，寺庙中的僧侣发病率最高的则是胃病和风湿病。
活动开始后，各地来的副主任医师以上级的专家被分成若干组，到多个县乡同时进行三项工作：对医务人员专业培训；为居民巡诊；并进行健康方面的科普教育。
同时，志愿者还自发地将自己家的食品、衣服、科普书籍等爱心物品带去送给当地百姓。6月份到青海摸底调研时，一名女医生光是巧克力就带去了三箱。
巡诊中，医生会为居民进行先天性心脏病筛查，如果问题严重需要救治，就把患者带回北京进行手术。
其实，在民间、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进行先心病筛查的慈善机构不在少数，但许多病理复杂、病情严重、治疗经费高、手术风险大的患者并没得到救助。“共铸中国心”找到这些被“遗忘”的患者，免费为他们联系医院、做手术。
2011年西藏巡诊后，一个12岁的藏族男孩被接到北京阜外医院。由于男孩病情复杂，涉及科目繁多，阜外医院的6位主任医师早上8点进入手术室，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才走下手术台。术前，“共铸中国心”向男孩的父母详细阐释了手术极大的风险性，并和男孩的监护人、当地卫生厅、当地红会、北京红会、医院等签订了多方协议。“这个男孩现在和正常人一样，恢复得很好”，“共铸中国心”的工作人员介绍。
凭借步长和北京各大医院的关系，医院有时会对这类手术先行垫付费用。有些医院了解到手术属于慈善活动，还会主动减免部分开销。
巡诊时，医生们记录下经手的每一例病例，所有医生的记录汇总后，一个地区各种疾病的发病率一目了然，千篇一律的卫生医疗政策也有了更加清晰的针对性，可以依据各地情况向不同领域倾斜。
“共铸中国心”的每次活动都会促成北京的大医院和当地的基层卫生所结成一帮一对子。卫生所有任何技术、设备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向北京的医院求助。双方还会在人员上进行互访、互换，共同面对基层卫生所人员不足、技术落后的现实。
2008年汶川地震至今，“共铸中国心”的医疗志愿者已经从最初的五六百人发展到当前的近4000人，2011年西藏行的报名人数超过7000。
面对如此庞大且富有热情的志愿者队伍，赵涛很开心：“一个国家长大了，红十字会之类的慈善机构就会出现。一个企业长大了，也要去做慈善的事情。我们有一套适合中国制度的慈善模式。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只管去做。时间会证明一切。”
（实习生高许东、陶旺波、王嘉旖对本文亦有贡献）
2012年3月30日，12名西藏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在北京同仁医院进行了手术。截至目前，一共有37名先心病患儿成功在北京煤炭总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受手术治疗。这些孩子中，最大的12岁，最小的才1岁。
资助这些孩子来北京做手术的是“共铸中国心”基金。这是一项由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下称“中社协”）和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下称“北京红会”）主办的，针对西部贫困地区心脑血管领域的大型公益行动。而基金背后的资助者正是赵涛。
47岁的赵涛穿着淡粉色衬衫，戴着银丝边眼镜，颇有几分书生气。采访过程中，他的手机很少响起，这似乎与他四处奔忙的企业家身份不太相符。不时遇到几位商界朋友，他总是礼貌起身寒暄几句。
赵涛不仅是“共铸中国心”的组委会秘书长、活动的实际参与者，同时也是该基金的主要捐款人和发起人。“我们在心脑血管领域有着丰富的专家资源、医院资源、政府资源，真想做事不愁做不好。”谈起慈善，赵涛微笑起来，平和又富于热情。“我们更像是一个各种慈善资源的整合者，让大家一起参与进来，这种感觉特别好。”
7月12日，“共铸中国心”的300名志愿者将从北京奔赴青海，为玉树、海南、黄南三个藏族自治州的基层医务工作者进行为期10天的医疗培训，并为当地居民展开义务巡诊，普及健康知识。同时，还有一支医疗队伍将赴西藏回访。
始于废墟之上
赵涛和许多医学专家共同发起了“共铸中国心”活动。用他的话说：“共铸中国心”是站在汶川地震的废墟上想出来的。
2008年“5·12”地震后，几十名北京的医生与步长联系，希望能到汶川一线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5月16日，赵涛带了40多名医生从北京开车直奔汶川。当时，政府的医疗队以外伤医务人员为主，而心脑血管、风湿一类的慢性病正好是这些医生的领域。
整个2008年后半年，去灾区巡诊送药的医生们换了一拨又一拨，直到2009年初。
2009年大年三十，170多名医务工作者到北川擂鼓镇与灾民一起过年。吃完午饭不久，他们就碰到了前去慰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温家宝得知一群从北京来的医生特意跑来过年非常感动，并对他们的爱心给予了充分赞扬。
春节后回到北京，前前后后去过汶川的五六百名医务工作者聚到一起，大家觉得应该让针对灾区或老少边穷地区的医疗扶贫常态化。在这群医务工作者的热情中，“共铸中国心”诞生了，这个公益组织的目标非常明确：要让基层医务培训和巡诊、送药双轨并行。
为了保证足够的运行资金，赵涛与中社协和北京红会接洽，在它们的牌子下建立了“共铸中国心”基金，并以每年2000万的资金投入支撑着各项活动。步长北京公司总经理郑红兵和手下的100多名步长员工，也因此成了基金的半专职志愿者。
从2008年到汶川开始，5年中赵涛投入了将近1亿。与别的基金不同，“共铸中国心”的钱虽然挂在中社协、北京红会牌子下，但赵涛通过与两个主办方签订协议的方式确保了步长对基金的独立运作，中社协和北京红会只对基金行使必要的监督职能。
2009年到宁夏固原，2010年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2011年到西藏，北京红会对志愿者人数、捐赠药品数量等均会清点、登记。“我们非常欢迎他们监督，他们也必须监督”，赵涛说，“做慈善就不能有任何商业目的。”
几年下来，“共铸中国心”一直能省就省。大牌专家教授和普通志愿者一起，能住三星级酒店绝不住四星，出门不坐飞机，只坐火车。他们还会和铁道部侃价：你看我们做慈善的，车票能不能再便宜点？这一车皮药运过去能不能不要钱？
除了医务培训、专家巡诊、健康科普，“共铸中国心”还会带着与注入资金等价的药品奔赴各地。
今年，“共铸中国心”将带着价值1000多万元的6卡车药品开进青海。这些药，80%来自步长内部，是从集团下的各公司募捐来的。其余20%来自其他药企。“一个企业不用多给，给10万块钱的，就算参与。”郑红兵说，这些企业参与了，有兴趣了，慢慢就可能投入更多。
这正符合赵涛对“共铸中国心”的期待。项目启动之初，很多人觉得应该冠上“步长”的名字。但赵涛觉得，慈善不能限制范围，叫“步长”就小气了。“我们的想法是百年慈善甚至（时间）更长，要逐渐把这个基金完善起来。”赵涛说，“虽然现在是靠我的团队在做，但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有一支更职业的团队来运作，我们不在，也会有人、有更多的人来做这些工作。”
郑红兵很羡慕国外慈善机构的运作模式，用他的话说，西方很多国家的慈善机构可以“自己造血”。通过下设的专属商业机构盈利，并将刨去人工成本后的所有利润放到慈善基金名下，这样，慈善机构即便没有外部供血，也能健康运行。在这些国家，很多公民定期购买此类商业产品，以支持慈善事业。
中国式慈善
医疗扶贫前的准备工作是多方面的。
“共铸中国心”总是先向国务院扶贫办征询意见，并通过相关渠道与人大、政协进行沟通，在结合媒体报道和自身调查后，圈定一个相对较大的区域。大目标确定后，通过细致全面的实地走访，区域内各县乃至乡镇的医疗、健康状况便一清二楚。有了此类前期调研，他们就能准确找到其中最贫困、最需要医治的地点和人群。有时，他们选择的医疗扶贫地点比当地政府推荐的地方，条件差得多。哪一科的医生、哪一类的药品最缺乏，基层卫生所最想要哪些设备、最亟须哪种培训????这些问题都能在调研中找到答案。
此次针对青海藏区的调研发现，除了医疗条件极其落后外，当地妇科疾病发病率将近100%，寺庙中的僧侣发病率最高的则是胃病和风湿病。
活动开始后，各地来的副主任医师以上级的专家被分成若干组，到多个县乡同时进行三项工作：对医务人员专业培训；为居民巡诊；并进行健康方面的科普教育。
同时，志愿者还自发地将自己家的食品、衣服、科普书籍等爱心物品带去送给当地百姓。6月份到青海摸底调研时，一名女医生光是巧克力就带去了三箱。
巡诊中，医生会为居民进行先天性心脏病筛查，如果问题严重需要救治，就把患者带回北京进行手术。
其实，在民间、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进行先心病筛查的慈善机构不在少数，但许多病理复杂、病情严重、治疗经费高、手术风险大的患者并没得到救助。“共铸中国心”找到这些被“遗忘”的患者，免费为他们联系医院、做手术。
2011年西藏巡诊后，一个12岁的藏族男孩被接到北京阜外医院。由于男孩病情复杂，涉及科目繁多，阜外医院的6位主任医师早上8点进入手术室，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才走下手术台。术前，“共铸中国心”向男孩的父母详细阐释了手术极大的风险性，并和男孩的监护人、当地卫生厅、当地红会、北京红会、医院等签订了多方协议。“这个男孩现在和正常人一样，恢复得很好”，“共铸中国心”的工作人员介绍。
凭借步长和北京各大医院的关系，医院有时会对这类手术先行垫付费用。有些医院了解到手术属于慈善活动，还会主动减免部分开销。
巡诊时，医生们记录下经手的每一例病例，所有医生的记录汇总后，一个地区各种疾病的发病率一目了然，千篇一律的卫生医疗政策也有了更加清晰的针对性，可以依据各地情况向不同领域倾斜。
“共铸中国心”的每次活动都会促成北京的大医院和当地的基层卫生所结成一帮一对子。卫生所有任何技术、设备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向北京的医院求助。双方还会在人员上进行互访、互换，共同面对基层卫生所人员不足、技术落后的现实。
2008年汶川地震至今，“共铸中国心”的医疗志愿者已经从最初的五六百人发展到当前的近4000人，2011年西藏行的报名人数超过7000。
面对如此庞大且富有热情的志愿者队伍，赵涛很开心：“一个国家长大了，红十字会之类的慈善机构就会出现。一个企业长大了，也要去做慈善的事情。我们有一套适合中国制度的慈善模式。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只管去做。时间会证明一切。”
（实习生高许东、陶旺波、王嘉旖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