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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地处闽南的一座县级市，也是2020年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承办城市。
申办世界中学生运动会时，晋江面临的竞争对手是布达佩斯等世界名城。当时有外国专家问晋江市委书记刘文儒：“晋江在哪？”
“广州的北面，上海的南面。”刘文儒回答。
对于“晋江能行吗”的疑问，晋江人总是平心静气地回答：“能行。”
“带着问号走进来，带着惊叹号走出去。”晋江人用这种说法来形容这座小城的一种特质——它总能打破人们对县城的预设。
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晋江在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中排名稳居前十，被称为“福建第一县”，2018年其城镇化率已达67%，高出全国7.42个百分点。
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城镇化率较高的小城并不少见，但像晋江一样提出让“本地人留恋、外地人向往、可托付终生”目标的，却不多。
晋江，凭什么值得托付终生？
“同城同待遇”
邹一春的家乡在江西。在她年纪尚小时，晋江已成为江西人外出务工的目的地之一，她的父母就在那时来到晋江，开起了夫妻餐饮店。
上世纪90年代，晋江的众多制造业工厂大量招工，本省的漳州人来了，然后是江西人、重庆人、四川人、安徽人……
改革开放之初，晋江从农村工业化开始，在家庭作坊中孕育出了以制造业为主的乡镇企业。吸引外来劳动力、扩大生产规模，是这些企业和这座城市的必然选择。
2007年，晋江市委市政府许下了在当时尚属首创的“三不”承诺：不让任何一位外来务工者因企业恶意欠薪而蒙受损失、不让任何一位随迁子女上不了学、不让任何一位外来务工者维不了权。
晋江现有114万外来常住人口，这些人被称作“新晋江人”。
年少时，晋江是邹一春的第二故乡。如今，第二故乡变成了家，这里有她的小家庭，也有她的事业。
邹一春和丈夫张小聪已落户晋江，并成为最早入驻晋江洪山文创园的创客。这对“80后”夫妇的“夫妻店”是福建纸匠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门研发再生纸文创产品。
“晋江是一座生活起来非常舒服的城市，有人情味儿、包容。”邹一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07年，晋江市委市政府许下了在当时尚属首创的“三不”承诺：不让任何一位外来务工者因企业恶意欠薪而蒙受损失、不让任何一位随迁子女上不了学、不让任何一位外来务工者维不了权。
2019年春季，晋江在校学生37.67万人，其中来晋务工人员子女21.1万人，占全市学生人数的56.01%。
晋江市教育局中教科科长吴扬加对本刊记者介绍，无论是老晋江人还是新晋江人，其子女在晋江都可享受公办高中和中职学校免费政策。在异地高考推行前，晋江就曾推出过“异地高考班”等解决随迁子女异地高考难题的对策。
“子女能否在这里接受教育，决定了务工人员愿不愿意留下来，也决定了一个外来家庭对晋江有多大的期许，和他们未来对晋江的贡献。”晋江市教育局初幼教科科长蔡金禄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晋江秉持“同城同待遇”的理念，只要备齐申报材料跑一次行政服务中心，在晋务工者就能办好可享受30项市民待遇的居住证。
晋江行政服务中心社会保障分中心门前有一块标示牌，列出了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居住证办理、流动人口落户办理等共10项外来人员社会保障服务项目。
2015年，为帮助新晋江人解决医保异地结算问题，晋江医保部门主动与来晋人口的5个主要流出区县联系，提供异地（跨省）结算服务。2019年上半年，新晋江人通过异地结报服务点结报129人次，涉及医疗费用126.56万元，通过晋江新农合保障结报168人次，累计结报73.2万元。
“轻工业起家的晋江，知道劳动者为城市发展作出的贡献有多大。‘同城同待遇’的服务理念和模式，就是让大家共享发展成果。”泉州医保局晋江分局局长黄长沙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人与城的方法论
“为了让老百姓少跑窗口，我们将办公地点和窗口进驻社保分中心，機构与机构之间信息共享、内部完成材料审核，不必让老百姓多次跑腿取交材料。”黄长沙说。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要求城市提高柔性化治理和精细化服务水平。“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解决好人的城镇化，重点在于提升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和效益，重在提升品质。如果没有品质，管理跟不上，城市同样没有吸引力。”刘文儒说。
目前，晋江每年有65%的本级财力用于民生领域，以构建和完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环境和社会保障等7个民生体系。
作为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晋江有一套人与城的方法论，刘文儒将其总结为：为民建城、为民管城、为民创城。
2019年7月12日下午，晋江高铁新区项目二期征迁最后一宗房屋成功签约。该项目一期和二期征迁共涉及3544幢、260万平方米的房屋签约工作，分别用28天、23天就宣告完成。
“新区以福厦高铁泉州南站为中心，规划面积9.7万平方公里。”晋江高铁新区项目指挥部征迁业务组工作人员庄树虹向本刊记者展示了新区规划图，“覆盖的区域原本大多是农村。”
高铁新区的建设目的之一，是提升片区教育、医疗、基础设施，让其成为一座宜居、宜业、宜商的品质新城。实际上，高铁新区的建设不是简单的土地城镇化，晋江将此视作推动项目覆盖区域人口就地城镇化的契机。 被征收人在就近安置地块可自主择优选择安置房，这保障了被征收人的近期利益。而为保障被征收人的长远利益，征迁业务组制定了《征收补偿实施方案》，安置措施囊括了住房保障、整合医疗资源、配套优质教育资源、就业保障和社会保障等方面。
庄树虹介绍，在正式动迁前，项目指挥部用了4个月在整个区域内进行宣传和摸底工作，与每一户打交道，倾听诉求。
“入户宣传动员、补偿安置测算工作，我们都做在前面，而不是在拿到批文、发了公告之后手握‘尚方宝剑’入户签约。征迁速度快，也是因为在此基础上制定的补偿安置实施方案满足了民意。”庄树虹说。
“赤土埔”变身
晋江将人的城镇化问题拆解成“三化”：农民市民化、外来人口本地化、城乡一体化。
作为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晋江有一套人与城的方法论，刘文儒将其总结为：为民建城、为民管城、为民创城。
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已成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样本。纺织服装、制鞋、陶瓷建材等以轻工业为主的制造业为晋江注入了发展活力，这里渐渐涌现出恒安、安踏、利郎等知名民营企业。
1986年，著名学者费孝通将晋江模式和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并列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四大模式，而晋江是唯一以县域经济形成的模式。
富起来的晋江虽然1992年便撤县改市，却也曾长期面临“城不像城，村不像村”的尴尬。
早年在四川做建材生意的晋江市磁灶镇大埔村党委书记吴金程，还记得1997年回到大埔村时的场景：附近陶瓷厂和石材厂烟囱林立，村里一条土路、两座石板桥，下了雨，各家各户的露天茅厕会让村里污水横流。
这里是闽南话中的“赤土埔”，树活不长，听不见鸟鸣，治安也出现了问题。
“那时村民开始富起来，周围人员杂，村里小偷小摸很猖狂，院子里挂条裤子都会被人用竹竿勾走。”吴金程对本刊记者回忆。
吴金程看不下去，就带着村中的青壮年进行治安巡逻，小偷小摸不断的情况得到缓解，不久后，他被推选为村委会主任。自那之后，从填茅厕、拆猪圈，到铺路、清理排水沟、架路灯，再到清理闲房、“烟囱治理”、建联排别墅新住宅、植树绿化，大埔村的面貌逐步改观。
“旧村改造使用的是村财。村财收入靠厂房、土地和仓库出租保障，另外就是政府的补贴。村财属于村民，全部服务于村里的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和民生。”吴金程说。
如今，走在大埔村，水泥路边龙眼树与高山榕葱郁茂盛，旧村改造后建成的别墅红墙白顶。吴金程指着远处临近镇中主街的高层住宅：“那也是我们旧村改造的工程，未来住进去的都是我们的村民。”
大埔村的变化是晋江城乡一体化的缩影。吴金程知道，城乡一体化并不是让农民住上别墅这么简单，而是涉及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居民生产方式等方面的种种变革。
晋江的城乡一体化强调“城里人乡下人一个样”，重点仍是“人”。
在晋江，所有行政村都有公共服务中心。大埔村有不少外出做生意的村民，村中留守老人多。2009年，大埔村自筹1200余万元建设了敬老院，院中有心理疏导室、图书室和医疗窗口，全村年满70周岁的男性村民和年满65周岁的女性村民免费入住。
通过环保治理，工业生产对大埔村环境的破坏已大大减轻，曾经外流的人才也回乡开起瓷砖企业、门店。
与此同时，大埔村也有了自己的“新产业”。大埔村边有两家大型物流企业的集散中心，吴金程说，村民中有不少人在那里就业。
见山望水留乡愁
本刊记者走访大埔村时，正是“秋老虎”袭来之时，烈日下一群工匠正在修缮一座古厝。
吴金程说：“两千多名大埔人在外打拼，大埔人的后代可能在其他城市出生，他们回乡时，父母要告诉他们乡愁是哪里来的，如果在改造的过程里拆掉所有古厝，就失去了乡愁。”
2010年被晋江定为“城市建设年”，那年晋江市城市建设管理领导小组发出了第一份公函，请晋江市博物馆对市中心的文物和历史建筑进行普查，其中就提到了面积达126亩的闽南特色建筑区五店市。
五店市有明清至现代的红砖厝近百座，当时，略显破旧的建筑群之中还隐藏着祠堂和具有南洋特点的番仔楼。
按2011年转让的最高地价，转让土地可得10亿元土地财政收入，晋江市政府为保护五店市，放弃了土地拍卖，并投入6亿元进行征迁和保护建设。
对晋江来说，建城不难守乡难。守住乡愁，让这座有着一千多年建城史的小城保留人文特色，也是晋江新型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五店市古老的宗族祠堂，仍延续着供奉祖先和宗族聚会的功能，承载着海洋宗教文化的神龛前，能见到前来敬神的市民。夜晚，年轻人喜欢到这里的酒馆和餐馆小聚，文创店也成为来晋江游客的打卡地。
晋江共保留了6500多栋具有特色的建筑单体。茶余饭后，晋江人喜欢去八仙山公园散散步——在这座公园的半山腰上，也坐落着在城市改造过程中通过异地迁移保留下的古厝。
晋江市公园管理中心负责人向本刊记者介绍，八仙山原本是农村的小山，改造成开放式的城市公园后，每天的人流量都上万。
晋江市区绿地覆盖率约为44%，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长期保持在96%以上。在城市建设中，晋江讲究“功能重于形象”，最好的地块用来建安置房、建公园绿地。以八仙山所在的梅岭组团改造项目为例，40%的征迁地块用于城市景观，真正用于商住房开发的地块不过29%。
面向世界的小城
晋江在发展过程中并非没有遇到挑战，产业转移和升级、人工成本上涨、招工难、科研力量不足，都在考验这座县级市。
对于晋江来说，推进新型城镇化正是提升城市竞争力、进一步提振经济的强心剂。
2013年，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晋江）有限公司入驻晋江，作为院长的王文琪从北京来到晋江，带领科研团队为晋江制鞋企业的产业升级服务。
“与大城市的生活相比，晋江的生活品质一点也不差，甚至更让人愿意留下来。”王文琪对本刊记者说，在人才引流上，除人才政策之外，晋江的城市环境、营商环境、服务环境和“爱拼敢赢”的创业氛围，都构成了很强的吸引力。
“城市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考虑怎么去完善配套功能，怎么去繁荣城市业态，怎么提升城市品质，所以我们提出建设‘国际化创新型品质城市’。”刘文儒说。
承办2020年世界中学生运动会是晋江向这一目标迈进的关键一步。晋江是新中国历史上首座承办国际性综合运动会的县级市，2018年，晋江又获得了2019～2025年连续4届国际大体联世界杯的举办权。
晋江有着浓厚的体育氛围。晋江国家体育城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姚道苗对本刊记者说：“晋江每个村都有篮球场，‘野球文化’很早就远近闻名。”
深耕实体经济四十年的晋江有1万多家体育相关企业，3900多个体育场馆。面向国际，晋江的目标是将体育用品制造和赛事经济结合，通过“体育 ”多业融合，以赛兴城、以赛惠民。
“为世中会建设的新场馆，除继续承接大型赛事和演艺活动外，主要将服务于全民健身。”晋江国家体育城市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紫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