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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一股拿中国制造“说事”的“浪潮”席卷“全球”。一时间，中国制造甚至被一些国家和媒体恶意地“妖魔化”。涉及产品种类之多，蔓延全球范围之广都可谓是空前的。面对这一场中国制造产品风波，国人无论是愤怒于别国的歪曲、捏造、放大瑕疵，还是悔恨于本身确有的弊端，若是停留在“正名”、“反驳”、“自责”的就事论事层面未免显得过于肤浅、简单；若能从危机中洞悉契机，化外部压力为重塑中国制造的内在动力，使“妖魔化”中国制造演变为中国制造的一次“凤凰涅磐”，无疑是积极、理性的有益之举。
契机一：增强中国出口制造企业对外经营的风险意识。
“妖魔化”中国制造最直接的结果是传递出国际市场远未统一，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的信号。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全球性经济合作组织的努力下，高关税、配额限制等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逐渐淡出贸易壁垒的行列。但不少国家在享受他国市场开放和质优价美进口产品的实惠时，总不忘盘算自己的“小九九”：控制、打压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以强化本国利益。这样的动机或出于保护本国民族产业，或来自就业的压力，或为攫取国内政治博弈的筹码，或是惶恐别国的赶超(因为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最终取决于一国的发达程度，而发达程度终究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因而我们看到，在新世纪的国际贸易“后配额时代”，“技术壁垒”和“两反一保”(反倾销、反补贴、启动特别保障条款)等更为冠冕堂皇的手段，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常玩出的新招。此番中国制造产品大量遭遇“扣留检验”、“重新评估”、“警示通报”、“实行召回”等出口风险，大多源于其中技术壁垒的作祟。毕竟，中国制造产品遍布全球由来已久，各类检测标准也不可能陡生大变，中国制造产品呈推倒多米若骨牌般的“溃败之势”，令人信服的解释是部分国家揪住一些“问题产品”，通过媒体的渲染、放大之后，上演的一场贸易保护大战。可见，中国出口制造企业应该深刻地意识到：自由贸易向前发展，贸易保护主义相应地变换着面孔、调整着花样随时可能出现。尽管从比较优势的客观存在、技术手段日益进步的角度看，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世界是平的”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制造，但只要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没被打破，中国出口制造企业就应该对国际贸易风险的存在持高度的警惕。强化风险意识是“妖魔化”中国制造风波给予中国制造企业在贸易导向型战略下的一帖“清醒剂”。信奉“纯粹的全球化”是一种幼稚、浅陋的见解，积极预防、从容应对各类风险才是合乎实际的正确选择。
契机二：促进中国制造产品出口方式和结构的调整。
“妖魔化”中国制造折射出中国制造产品应在出口方式、出口结构等方面尽快作出调整。既然各类壁垒、贸易摩擦长期存在是不争的客观事实，学会及时调整中国制造产品出口策略、增进与进口国的共同利益、弱化进口国的抵触情绪才是明智之举。从出口方式看，应该由出口贸易逐步向投资贸易转变。我国目前宏观经济中人民币升值走势还将持续、外汇储备非常充裕、流动性过剩特征明显，这是发展对外投资的良好时期。通过到海外进行“绿地投资”、兼并重组他国企业以替代和带动直接输出中国制造产品，是一条绕开贸易壁垒、缓解国内资源紧张、促进当地就业及其他“利好”的易于实现“双赢”的道路。不久前，立帆集团向土耳其出口摩托车，该国提出缴纳保证金且不明确归还日期的苛刻要求。立帆集团后来改变策略，转为到土耳其投资办厂，结果不仅生产销售顺利，还带动了国内大量摩托车核心机件的出口。从出口的结构看，应该逐步改变“低成本、低档次、低价格”的大路货产品比重过大的格局。“妖魔化”中国制造风波和近几年来贸易摩擦的频现，从自身看，主要是中国制造产品结构的不合理。曾经令人震惊的“埃尔切烧鞋案”，若是查找自身原因，正是温州鞋商过分集中在低档鞋的制造和销售上，造成西班牙埃尔切的低档鞋市场过度饱和，激起了当地人的暴力报复。如果放弃部分低档鞋市场，转向生产销售中高档鞋，情况可能就会大不同。所以，应该研究、开发中高档中国制造产品，改变过去主要依赖低成本优势、粗放增长的模式定位，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资本含量、民族文化含量，从而使中国制造产品档次布局适度均匀、差异化突出、民族特色明显、可替代性减弱。此外，还应根据国际或进口地通行的最新标准及时查处中国制造产品中的“不合格者”，降低不合格率，尽可能不授人以柄，维护中国制造产品的整体形象。
契机三：推动中国制造产业向新的趋势发展。
“妖魔化”中国制造风波的出现，不仅有他国的原因，也有中国制造中“害群之马”所酿造的祸端、制造产品贸易方式与结构的缺陷等因素的存在，而且间接反映出中国制造产业固有的“硬伤”：大而不强、多而不精。以至于全球各国在分享中国制造带给他们便利的同时，对中国制造并没有产生相应程度的忠诚与美誉度，一有“风吹草动”，便人云亦云，甚至弃“中国制造”而去。笔者认为，应该以此风波为契机，推动中国制造产业升级，树立起中国制造精美、强大的整体品牌形象。主要应向两个趋势发展：一是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发展。整体上看，中国制造产业至今还是以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尤其是缺乏品牌、商标、版权、自有技术、商业模式、商业标准等核心竞争要素，仅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成本低廉的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上赚取微薄的利润，仍是国际代工的主体角色。比如，所谓中高类的技术产品，只占全部出口的40％还不到；而在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中就更低了，只有25％左右。所以，应该通过加大对人力资源和专利的开发投入、建立一个良好的能给研发、创新和创意行为以足够回报的金融体系、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等一系列举措，提升中国制造在技术、商业模式等方面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二是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服务化发展。制造业服务化指由向社会提供制造产品转为提供服务的变化过程，表现为制造企业或在原来制造产品上增加更多的服务含量，或脱胎成为服务供应商。这是当今世界制造业发展的一大趋势，是产业链上利润重心转移、分工日益深化、制造企业避免过度竞争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制造业大国，我们理应该积极迎合这样一个趋势：从理念层面上明确服务化趋势对制造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向上拉升作用：从政策和宏观调控层面为中国制造产业服务化搭建好平台；从企业层面上引导有条件的制造企业尽快实施服务化转型，抢占世界产业“制高点”。
契机四：完善政府对“中国制造”的监管和指导。
“妖魔化”中国制造风波的出现，客观上源于部分中国制造产品在质量安全上确有一定的问题，国务院将在今后四个月内专项整治产品质量和安全的决定可以佐证这一判断。毋庸讳言，“中国制造”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国内市场早有征兆，甚至累积多年，区别只在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其危机触发与问题传导的方式并不相同，对于产品质量与安全问题的敏感程度也都相去甚远。在“经济人假设”普遍适用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政府监管和执法方面还存有不少薄弱环节，约束乏力，也缺少对制造企业的必要指导。可见，作为市场经济“守护神”的政府，在遭遇这场“妖魔化”中国制造的风波时，除了外交层面的努力，更值得做的是以务实的姿态完善对“中国制造”的监管与指导。一是要营造重视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和安全问题的社会氛围，使之与保障人们生命健康、维护中国产品信誉和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紧密联系起来，提高全社会对此的关注度和监督水平。二是要动态地调整、完善对中国制造过程及产品实施监管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并使之落实于实践行为。能够与国际接轨的应该尽可能采用国际通行的指标和要求，改变长期以来出口产品与内销产品优劣有别的“两张皮”现象，消除不合格产品存在的“国内基础”；由于发展水平不同、生活习惯差异等原因，有些产品质量标准和安全要求中外双方确需不同的，应该按照需求的不同严格分别实施监管，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摩擦。三是要出台其他配套措施。如建立信用体系，加强对违规制造企业的惩罚力度；尽快推出“产品召回制度”，有章有序地解决“问题产品”；等等。四是要给予制造企业国外情况指导。通过建立政府与制造企业间信息沟通机制，定期发布不同出口国在政治局势、发展战略、就业状况、经济景气、技术标准等方面的情况，使制造企业能突破“信息瓶颈”，有针对性地、有计划地向外输出中国制造产品。
契机一：增强中国出口制造企业对外经营的风险意识。
“妖魔化”中国制造最直接的结果是传递出国际市场远未统一，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的信号。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全球性经济合作组织的努力下，高关税、配额限制等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逐渐淡出贸易壁垒的行列。但不少国家在享受他国市场开放和质优价美进口产品的实惠时，总不忘盘算自己的“小九九”：控制、打压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以强化本国利益。这样的动机或出于保护本国民族产业，或来自就业的压力，或为攫取国内政治博弈的筹码，或是惶恐别国的赶超(因为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最终取决于一国的发达程度，而发达程度终究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因而我们看到，在新世纪的国际贸易“后配额时代”，“技术壁垒”和“两反一保”(反倾销、反补贴、启动特别保障条款)等更为冠冕堂皇的手段，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常玩出的新招。此番中国制造产品大量遭遇“扣留检验”、“重新评估”、“警示通报”、“实行召回”等出口风险，大多源于其中技术壁垒的作祟。毕竟，中国制造产品遍布全球由来已久，各类检测标准也不可能陡生大变，中国制造产品呈推倒多米若骨牌般的“溃败之势”，令人信服的解释是部分国家揪住一些“问题产品”，通过媒体的渲染、放大之后，上演的一场贸易保护大战。可见，中国出口制造企业应该深刻地意识到：自由贸易向前发展，贸易保护主义相应地变换着面孔、调整着花样随时可能出现。尽管从比较优势的客观存在、技术手段日益进步的角度看，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世界是平的”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制造，但只要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没被打破，中国出口制造企业就应该对国际贸易风险的存在持高度的警惕。强化风险意识是“妖魔化”中国制造风波给予中国制造企业在贸易导向型战略下的一帖“清醒剂”。信奉“纯粹的全球化”是一种幼稚、浅陋的见解，积极预防、从容应对各类风险才是合乎实际的正确选择。
契机二：促进中国制造产品出口方式和结构的调整。
“妖魔化”中国制造折射出中国制造产品应在出口方式、出口结构等方面尽快作出调整。既然各类壁垒、贸易摩擦长期存在是不争的客观事实，学会及时调整中国制造产品出口策略、增进与进口国的共同利益、弱化进口国的抵触情绪才是明智之举。从出口方式看，应该由出口贸易逐步向投资贸易转变。我国目前宏观经济中人民币升值走势还将持续、外汇储备非常充裕、流动性过剩特征明显，这是发展对外投资的良好时期。通过到海外进行“绿地投资”、兼并重组他国企业以替代和带动直接输出中国制造产品，是一条绕开贸易壁垒、缓解国内资源紧张、促进当地就业及其他“利好”的易于实现“双赢”的道路。不久前，立帆集团向土耳其出口摩托车，该国提出缴纳保证金且不明确归还日期的苛刻要求。立帆集团后来改变策略，转为到土耳其投资办厂，结果不仅生产销售顺利，还带动了国内大量摩托车核心机件的出口。从出口的结构看，应该逐步改变“低成本、低档次、低价格”的大路货产品比重过大的格局。“妖魔化”中国制造风波和近几年来贸易摩擦的频现，从自身看，主要是中国制造产品结构的不合理。曾经令人震惊的“埃尔切烧鞋案”，若是查找自身原因，正是温州鞋商过分集中在低档鞋的制造和销售上，造成西班牙埃尔切的低档鞋市场过度饱和，激起了当地人的暴力报复。如果放弃部分低档鞋市场，转向生产销售中高档鞋，情况可能就会大不同。所以，应该研究、开发中高档中国制造产品，改变过去主要依赖低成本优势、粗放增长的模式定位，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资本含量、民族文化含量，从而使中国制造产品档次布局适度均匀、差异化突出、民族特色明显、可替代性减弱。此外，还应根据国际或进口地通行的最新标准及时查处中国制造产品中的“不合格者”，降低不合格率，尽可能不授人以柄，维护中国制造产品的整体形象。
契机三：推动中国制造产业向新的趋势发展。
“妖魔化”中国制造风波的出现，不仅有他国的原因，也有中国制造中“害群之马”所酿造的祸端、制造产品贸易方式与结构的缺陷等因素的存在，而且间接反映出中国制造产业固有的“硬伤”：大而不强、多而不精。以至于全球各国在分享中国制造带给他们便利的同时，对中国制造并没有产生相应程度的忠诚与美誉度，一有“风吹草动”，便人云亦云，甚至弃“中国制造”而去。笔者认为，应该以此风波为契机，推动中国制造产业升级，树立起中国制造精美、强大的整体品牌形象。主要应向两个趋势发展：一是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发展。整体上看，中国制造产业至今还是以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尤其是缺乏品牌、商标、版权、自有技术、商业模式、商业标准等核心竞争要素，仅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成本低廉的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上赚取微薄的利润，仍是国际代工的主体角色。比如，所谓中高类的技术产品，只占全部出口的40％还不到；而在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中就更低了，只有25％左右。所以，应该通过加大对人力资源和专利的开发投入、建立一个良好的能给研发、创新和创意行为以足够回报的金融体系、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等一系列举措，提升中国制造在技术、商业模式等方面的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二是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服务化发展。制造业服务化指由向社会提供制造产品转为提供服务的变化过程，表现为制造企业或在原来制造产品上增加更多的服务含量，或脱胎成为服务供应商。这是当今世界制造业发展的一大趋势，是产业链上利润重心转移、分工日益深化、制造企业避免过度竞争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制造业大国，我们理应该积极迎合这样一个趋势：从理念层面上明确服务化趋势对制造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向上拉升作用：从政策和宏观调控层面为中国制造产业服务化搭建好平台；从企业层面上引导有条件的制造企业尽快实施服务化转型，抢占世界产业“制高点”。
契机四：完善政府对“中国制造”的监管和指导。
“妖魔化”中国制造风波的出现，客观上源于部分中国制造产品在质量安全上确有一定的问题，国务院将在今后四个月内专项整治产品质量和安全的决定可以佐证这一判断。毋庸讳言，“中国制造”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国内市场早有征兆，甚至累积多年，区别只在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其危机触发与问题传导的方式并不相同，对于产品质量与安全问题的敏感程度也都相去甚远。在“经济人假设”普遍适用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政府监管和执法方面还存有不少薄弱环节，约束乏力，也缺少对制造企业的必要指导。可见，作为市场经济“守护神”的政府，在遭遇这场“妖魔化”中国制造的风波时，除了外交层面的努力，更值得做的是以务实的姿态完善对“中国制造”的监管与指导。一是要营造重视中国制造产品质量和安全问题的社会氛围，使之与保障人们生命健康、维护中国产品信誉和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紧密联系起来，提高全社会对此的关注度和监督水平。二是要动态地调整、完善对中国制造过程及产品实施监管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并使之落实于实践行为。能够与国际接轨的应该尽可能采用国际通行的指标和要求，改变长期以来出口产品与内销产品优劣有别的“两张皮”现象，消除不合格产品存在的“国内基础”；由于发展水平不同、生活习惯差异等原因，有些产品质量标准和安全要求中外双方确需不同的，应该按照需求的不同严格分别实施监管，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摩擦。三是要出台其他配套措施。如建立信用体系，加强对违规制造企业的惩罚力度；尽快推出“产品召回制度”，有章有序地解决“问题产品”；等等。四是要给予制造企业国外情况指导。通过建立政府与制造企业间信息沟通机制，定期发布不同出口国在政治局势、发展战略、就业状况、经济景气、技术标准等方面的情况，使制造企业能突破“信息瓶颈”，有针对性地、有计划地向外输出中国制造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