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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军压境她躺在担架上分娩
当毛泽东正在白沙河开会参与解决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问题的时候，他的妻子贺子珍在白沙河的长榜上村正在第四次痛苦地分娩……
那天下午，休养连的队伍来到贵州白苗族的长榜上村，准备翻过一座叫白山的山峰。贺子珍肚子阵阵作痛，她预感到要分娩了。休养连的连长侯政马上让一些同志停下来，在路边找到一间房子，把贺子珍扶了进去。连里的医生和护士都留下来为她接生。
休养连的队伍继续前进，后续的部队一支一支地从他们的屋前经过，最后，垫后的部队也走过去了。他们留下话：敌人正在后面追赶过来，你们必须在下午四时前翻过这座白山，否则有被敌人追上的危险。连支部书记董必武守候在“产房”外面，一面为贺子珍能否顺利分娩担心，一面计算着时间，考虑如何应付眼前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
“产房”是一间用单层砖砌成的破旧房子，里面空无一物，没有床，没有锅，也没有灶，连门都没有，只剩一个破门框。可能是因为靠近大路，被敌军多次洗劫，主人已经不在。贺子珍只能躺在担架上分娩。同志们张罗着想烧点热水，可是没有柴禾，水井也不知在那里。时间紧迫，不容许他们从容地去寻找。
不久，孩子诞生了。外科医生李治报告说：“恭喜你呀，贺子珍同志，来了一个千金！”担架队员便把贺子珍从房里抬了出来上路了。贺子珍的担架上，衣裤上，还残留着揩抹不掉的斑斑血迹。
“这几块银元给老乡抚养孩子吧”
这时，敌人的枪声已听得清清楚楚，侯政望着董老，董必武果断地说：“只好把孩子留下，这是规定。”
侯政从挎包里取出三十块袁大头，准备留给收养孩子的人。董必武说：“这地方老百姓困难哪，你那里还背有大烟土吗？”
侯政叫通讯员拿出两块大烟土，掂掂约有一斤多重，便和银元一起放在屋里。担架即将抬出门口时，贺子珍说：“李医生，你把她抱过来我看看。”
孩子抱过来了，贺子珍无限哀怜地看了一眼，她用虚弱的手，从身上掏出仅有的两个银元，交给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哽咽着说：“把这几块银元，也交给老乡抚养孩子吧。”话没说完，已经泣不成声。
董必武说：“现在这样处理，也是不得已呀！”董必武给房主人留了张纸条，托他把孩子抚养成人。
钱希均用一件大衣把女婴裹好，将孩子放进屋里。
担架员抬着贺子珍走了没有多远，钱希均抱着婴儿又追上来，对贺子珍说：“你赶快给小孩起个名字，或者留个什么东西，日后也好相认。”
贺子珍摇了摇头，刚毅地说：“不用了。革命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孩子将来要是参加革命，我们日后可能相见；如果不参加革命，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做个老百姓吧！”
后来，当贺子珍孑然一身度过那漫长、凄凉的岁月时，她牵肠挂肚地怀念起这个女儿来。她曾设法查访，但没有下落。她后悔当时没有留下什么东西，以便日后寻访。
贺子珍在担架上抽搐着，由于流血过多，本来就贫血的贺子珍昏厥过去。长长的睫毛覆盖着一双紧闭着的大眼，干瘪的胸脯不停地喘息着，起伏着，出着粗气，显得很累。女人，一个战争中的女人，一个在敌军压境，处在敌人前堵后追中作长途转移而又怀孕的女战士，所遭受的苦难，只有贺子珍自己才知道。
毛泽东听到贺子珍分娩的消息，当天晚上急忙赶到休养连去看望妻子。毛泽东冒着细雨来到贺子珍下榻的地方。见产后的妻子虚弱地躺在一家老乡的床上，桐油灯照着她一张蜡黄色的脸，有几分凄惨。毛泽东只喊了一声“子珍”，没有再说别的，似有千言万语哽在喉头。贺子珍睁开微闭的大眼，轻声道：“润之，你来了。”长时间两人默默注视着，相对无言。对于毛泽东来说，似有无恨的内疚，其中包括不应该让妻子怀孕。他想安慰妻子几句，但万语千言，似又无从说起。贺子珍看见丈夫戎马倥偬赶来，那隐隐约约的一腔怨艾，却又化为乌有。
为救伤员全身17处负伤昏迷不醒
贺子珍分娩后，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1935年4月，随部队进入贵州省盘县的猪场。
1935年4月23日，董必武亲率包括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在内的红军休养连，来到北盘江边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天已薄暮，人马的防空伪装统统揭去，贺子珍坐在一个小山坡上，正听连长李樱桃唱歌。没料到她突然“转移目标”，冲向贺子珍，接着是一片嚷嚷声。贺子珍听到了轰隆隆的敌机声音传到耳边，打了一阵机关枪后又扔下几颗炸弹。这时，贺子珍发现自己前边不远处有一副担架，伤员还躺在担架上，抬担架的人早已倒在血泊中了。
贺子珍心里着急，快速摸到担架边，想把担架和伤员一齐拖到隐蔽处去，哪知几颗炸弹又嚎叫着向担架飞来，贺子珍一下子扑在伤员身上。炸弹掀起的巨大烟尘把贺子珍淹没了。贺子珍压在伤员身上，一动不动，任凭黄土、烂石、残树枝干砸落在她头上、身上、腿上……到处鲜血涔涔。
被贺子珍救出来的那位伤员,就是独腿将军钟赤兵。这位共和国的开国将军，骁勇善战，屡建奇功，当时他是红三军团的一位团政委，凭着顽强毅力以残缺之躯走完长征路，毛泽东曾亲自为他颁发红星奖章。
战士们跑过来，托起贺子珍。被贺子珍掩护的伤员得救了，而她却已昏迷不醒。经卫生员检查，贺子珍全身有17处负伤，加上失血过多，情况十分危急。
这时，毛泽民和钱希均闻讯赶来，经过紧急抢救，贺子珍终于醒过来，一见弟弟、弟妹守在身边，心中感到莫大的安慰，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
因为贺子珍知道自己的伤很重，已经无法跟着部队前进了。此时此刻，她的心里怎能不难过呢！
贺子珍轻喘了一口气，吃力地把脸转向毛泽民说：“我，我不能和你们一起走了，我不能成为部队的累赘。”
毛泽民还未听完贺子珍的话，就明白她的意思了，他怎能忍心把大嫂丢下呢？毛泽民俯下身子，安慰贺子珍说：“大嫂，你不要难过，伤很快就会好的。” 贺子珍听了，心里更是难过，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
“大嫂，你别难过，只要我们在，就要抬着你走！”毛泽民坚决地说。
手术没有麻药在艰难的条件下进行
这时，毛泽东来了，傅连璋医生也来了。医生手拿镊子，把大大小小的弹片往外取。毛泽东弯下腰，仔细端详着贺子珍，接着又摸摸她的手腕，觉得她脉搏十分微弱，他的心猛地紧缩了一下。他是个坚强的人，但此时此刻，他是那样的伤心。他不能没有她！他清楚地知道，在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如果没有贺子珍的悉心照料和精神上的支柱作用，他何以度过那漫漫长夜啊！他为爱妻的生死未卜而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由于军情紧急，他被迫告别了昏迷不醒的妻子，赶回了总部。毛泽东一回到自己的驻地，就给担架班长丁良祥写了一张条子：
“老丁同志：我派你明天去抬贺子珍同志。今天傍晚，敌机轰炸，她受了伤，带了好几处花，不能走路。”
手术是在没有麻药，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为了保持病人的稳定，没能一次把全部的弹片取出。手术后的两三天内，贺子珍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进入云南地界后，她渐渐清醒过来了。她忽然对连长李樱桃说：“我想还是把我寄了。”像是通过深思熟虑作出的决断似的，说完又闭上了眼睛。
在长征中，人们最害怕就是这个“寄”字。一说要“寄”谁就等于宣布这个人生命的结束。可贺子珍却主动提出“寄”。她含着泪说：“这实在太累人了，把大家拖苦了。你们把我寄下来，将来胜利了，我还可以去找你们。”
毛泽东听到李樱桃汇报后，乘马赶来休养连。他弯下腰，帮贺子珍轻轻地拭去眼泪，理了理她有些零乱的头发，安慰道：“为什么要寄呢？子珍，不管情况多么恶劣，我们都会把你带出去的。”
贺子珍看了丈夫一眼：“我怕我影响了大家，也影响了你。前面就是金沙江，这么多伤员，怎么过得去呢？”
毛泽东要她不要多想，安心养伤，并顺手把被风掀开了的被子拽了拽：“不管别人怎么想，至少在我个人，我认为金沙江是一定能过得去的。”毛泽东那坚定的话，使情绪低落的贺子珍得到鼓舞，她没有再说什么。
此后，战友的深切关怀也减轻了她的伤痛，温暖了她的心。干部休养连的同志在担架员太累的时候，也轮流抬过她。爬山时，在担架抬不上去的地方，女战友还背着她走。伤势刚好一点，贺子珍就不肯让战友抬了。她走下担架，带着17处伤口颠簸在长征路上，用双腿走完了最后的也是最艰难的路程，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了陕北。她头上有三处弹片直到她去世都没有取出。
（据《中华网》）编辑/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