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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一个来自南疆穷乡僻壤广西博白县小山村，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仅读过几年书靠自学到上海求学的年轻人，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考取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至1929年停办时，共招收4届学生，毕业人数为74人。这个当时靠着勤奋自强考入清华学府的年轻人就是其中一名，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的语言学大师王力。
90多年前，迈入清华门的王力意气风发，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朝夕相处，从这几位鸿儒大师身上，王力不仅学到了高深的学问，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怎样做人、做学问，以及敢于创新又不妄说的治学方法，收纳百家学贵闳通，又务实严谨的治学态度。
师从梁启超
梁启超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主讲的课程是“中国通史”“宋元明清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史学研究法”。梁启超对学生们的要求是：做学问要实事求是，不要不懂装懂，牵强附意，信口雌黄，这就是做学问的人应该有的严肃认真、务实稳重的态度。王力从小性格就谦虚谨慎、踏实上进，对学习勤奋钻研、锲而不舍。所以，慢慢地，梁启超对王力越来越青睞，在学业上对他细心栽培，关爱有加。王力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为《中国古文法》，梁启超给这篇论文写下这样的总评：“精思妙悟，可为斯学辟一新途径。第三、四、五章以下，必更可观，亟思快睹。”以及“开拓千古，推倒一时……”等等眉批。王力的这篇论文提出了前人没论证过的观点，所以梁启超对王力论文的新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对于在研究语言学起步时的王力来说是无限鼓励，让他有求新的精神和斗志。
晚年的梁启超有一段时间因为相濡以沫的原配夫人病逝：心爱的子女远在国外游学：加上列强欺凌、内战不停，他忧国忧民情绪抑郁。苦闷、伤心、寂寥的生活中他找到了一种消遣排解的方式，就是把宋词中的好句子集做对联，王力从小也喜欢吟诗集联，所以经常到梁启超老师家，当面向老师讨教切磋。文人之间的这种共同雅兴让王力和梁启超走得更近，也让梁启超越来越欣赏王力，越来越看重王力。一天，王力到梁启超家，看到老师新集的联，这副联的意境很打动王力，他就央求老师书赠给他，梁启超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梁启超少年成名，不仅才识翘首而且书法造诣深厚，可谓一字千金。当时王力只不过是他的一名普通弟子，却很乐意亲手为王力书赠集联，这显示了梁启超对王力的赏识和倚重。
这幅联的右上写的是“了一仁弟乞写旧所集词句，”“了一”是王力的字，“仁弟”是对自己弟子的尊称，“乞写”是指应王力请求书写，“旧所集词句”是说明这副联的内容是以前所集的集词句联。左下小字写的是“丁卯暮春月既望梁启超。”“丁卯”是指1927年，“暮春”是指农历三月，望是指农历十五，“月既望”一般是指农历十六。正联中间的小字是注明这幅对联选白3位词人的4句词：“人在画桥西冷香飞上诗句：酒醒明月下梦魂欲渡苍茫。”这幅作品下笔方利，收笔网润，撇捺之伸展刚柔相济、内涵骨力，阅之不禁让人感觉到一种潜在的力量，整幅联端庄秀美，联意深沉。王力非常喜欢这副联清新高雅的格调，苍凉豪迈的境界。
师从王国维
王国维，是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一代大学者。王力白学时就读过很多王国维的著作，早就对这位满腹经纶的国学大师仰慕已久。
王国维给王力上的第一堂课，讲授的是《诗经》，讲得很有见地，且讲授方法别具一格，许多学术上的观点是王力闻所未闻的，令他深感受益。但王力发现王国维碰到某些问题时常说“这个我不懂”，有时一节课下来，竞要说好几个“我不懂”。起初王力不理解王国维为什么要说“我不懂”，后来随着与王国维接触的增多，王力才逐渐体会到，这正是王国维治学严谨的表现。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时，要求学生做到“六不”：不放言高论、不攻击古人、不议论他人短长、不吹嘘、不夸渊博、不抄袭他人言论。王力将这“六不”视为做人做事的规矩，贯彻始终。1980年8月，由学术界前辈发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育部、北京大学等单位赞助举行的庆祝“王力教授八十岁寿辰和从事学术活动50周年”座谈会上，社会各界名流写了许多贺词贺诗，其中复旦大学教授郭绍虞写的《了一先生像赞》中就高度赞扬了王力先生“不矜已长，是日无私……不攻人短，斯能祛蔽……”王力受导师的影响，一直洁身自好，保持高尚的道德风范。他不仅经常向王国维讨教一些问题，也学到了王国维独立思考问题，治学严谨务实、勇于探索、勇于突破的钻研精神。王国维平日不善交际，不结权贵，不慕荣华，不图享乐，只默默地钻研学问。王力的心中对他充满无比的敬崇，谁知在刚临毕业时，传来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白沉的噩耗，失此大师是国之不幸，清华之不幸。王力竟成为了王国维教授的最后的一届学生，他悲痛万分，挥泪写下挽诗《哭静安师》悼念缅怀恩师。诗最后写到：
似此良师何处求？
山颓梁坏恨悠悠。
一自童时哭王父，
十年忍泪为公流。
直至多年后，王力想起王国维仍是扼腕叹息，痛心不已，他告诫自己，只有做到严于律己，传承导师的治学精神与道德，默默钻研学术，才无愧于恩师的教诲。
师从赵元任
王力是怎么走上研究语言学的道路的呢？在他的一篇回忆短文里是这么写的：“我20岁时当小学教师，看见我父亲的书架上有一本周善培的《虚字使用法》，很感兴趣，就拿来稍微改编，加上自己的意思，教给学生（当时我的学生有比我年龄大的），这可以说是我研究语言学的开始。但是，真正走上语言学的道路，则是受了赵元任先生的影响。我26岁那年的秋季，考上了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系。赵元任先生给我们讲《中国音韵学》，我深感兴趣。这个兴趣比看了周善培《虚字使用法》所感的兴趣大多了。因为赵先生所讲的《中国音韵学》历史比较法在汉语史上的应用和清代音韵学家所讲的大不相同……”由此可见，引领王力先生走上语言学道路的关键人物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赵元任先生。他对王力的影响至深至远。赵元任在四大导师中是最年轻的，他博学多才，在清华先后教过数学、英语、中国史、哲学、心理学、物理、音韵学，可无论教什么，校方都觉得还是没有发挥好他的才华。他既是数学家，又是物理学家、音乐家，对哲学也有一定造诣，然而他主要是以语言学家之名蜚声于世，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王力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由赵元任审阅批改。赵元任对王力的论文做了严厉的批评：“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言有易，言无难！”赵元任的评语让王力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在没有充分掌握材料进行科学分析之前，不能凭主观下定论。此后，他把赵元任最严厉的批评“言有易，言无难”6字作为治学的座有铭，并常对人说“赵先生这句话，我一辈子受用。” 王力1927年在清华国学院研究院毕业后还接受了赵元任先生的建议，白费到法国巴黎大学留学。王力在巴黎大学攻读实验语音学，听著名语言学家房特里耶斯教授讲普通语言学，系统学习了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广泛接触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他攻读的实验语音学算是当时语言学中的尖端科学。赵元任1928年发表的《现代吴语的研究》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汉语方言的研究报告，掀开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第一页。他首次使用了国际音标记录方言，对汉语方言调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语言学”的观点出发，为汉语方言调查开辟了语言学的科学研究方法。王力从赵元任导师身上受到启发和引导，从而写出他的第一篇方言学术论文《博白方音实验录》，并以该论文获得了法国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在这篇论文中王力用科学的实验语音学方法，论证出自己的母语广西省博白县方言——地佬话有10个声调，是全国方言中最多声调的一种方言。这10个声调分别是：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上阴人;下阴入;上阳入;下阳入。声调如此多的语言，讲起话来富有韵味，抑扬顿挫、节奏感强。10万字的毕业论文，足足165页法文，王力大师就连一篇毕业论文都写得那么详细、科学规范，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多么值得现代人学习呀。
师从陈寅恪
陈寅恪，人称“教授中的教授”，“近三百年来仅此一人”。他学问渊博之程度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境界。是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宗教佛学、人类学、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他涉猎之广，研究之深，几乎达到人人推崇的地步
四大导师中和王力从师生到同事，情谊延续最长的就是陈寅恪教授，他们先后在几所大学同任教授。1932年王力法国留学归来后，先入清华大学和陈寅恪成为同事，后在抗日战争时期两人随校南迁到昆明西南联大。1948年王力收到岭南大学的聘书担任该校文学院院长兼顾委员会委员，陈寅恪教授亦辗转多个大学任教后也在岭南大学。当时陈寅恪收到外国名校的邀请，但他一直婉拒，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国难当头时才同意出国任教。因为他一直心系散落在外的中国古文献和敦煌佚籍，而且认为此时在外邦讲学可以“慰彼都人士之渴慕，藉扬我国学术之精萃”，他这是用文化在支持抗战。当他身陷香港，因粮食紧张不得不典衣当食时，日本军方曾派人多次送去大米，他每次都断然拒绝。日本人请他到沦陷区的广州或上海创办东方文化书院，他也不予理睬。在陈寅恪看来，他这种爱国不是一般的政治，而是一种人文情怀，一种自由独立的精神思想。
这种精神境界与王力也是相通的。1949年前夕，陈寅恪与王力共商“去留问题”，最后一致决定留下来。他们觉得大陆是父母之邦，中国文人之“根”，这是中国文人对故土眷恋、对故国情深的思想观念。后来金庸先生在中山大学（广州岭南大学1952年并人中山大学了）作演讲的时候，对师生们说：“我这一生对你们学校的陈寅恪和王力这两位教授非常敬佩推崇，从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的知识让我受益一生。”陈寅恪教授对王力除了有教导之恩外，一路共事相处，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学与人生态度，他视文凭如废纸、视荣华如粪土的高洁情操，对王力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引导与影响的作用。
王力没有背景、没有后台，他敢从博白走到上海，走到北京，走到国际大都市巴黎，每一段路的历程就如同攀越一座珠峰，全是凭自己一把把汗水、一滴滴心血、一个个脚印，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世上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王力之所以成为世界著名的语言大师是靠着自己坚韧的毅力、执著的追求，奋斗一生所得。他这一路上所遇到的貴人、良师、伯乐也如同人生中明亮的指路灯，让他在迷茫和困难中找到前进的方向。但凡伟大的、有成就的人，许多是年轻时就已树立下远大的理想和坚强的信念。由此而推想，四大导师对王力的影响是巨大的，少年得名师，犹如得宝藏，一生受益。王力从四大导师那里得到的教诲、眉批和墨宝，一直珍藏，伴随他从背井离乡的法国留学到清贫的清华执教，从颠沛流离的西南昆明联大到教研有成的北京大学，从“文革”浩劫的惶恐岁月到改革开放春风沐浴的安详晚年，一直激励他在枯燥乏味的漫漫治学道路上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勇往超前，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一生亦无悔一生，始终保持澎湃热血激昂斗志，为理想为学术为真理而至死不悔，时刻严格要求自己治学严谨求真务实，最终成就其龙虫并雕、中西融会、学界泰斗的丰盛人生。
90多年前，迈入清华门的王力意气风发，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朝夕相处，从这几位鸿儒大师身上，王力不仅学到了高深的学问，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怎样做人、做学问，以及敢于创新又不妄说的治学方法，收纳百家学贵闳通，又务实严谨的治学态度。
师从梁启超
梁启超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主讲的课程是“中国通史”“宋元明清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史学研究法”。梁启超对学生们的要求是：做学问要实事求是，不要不懂装懂，牵强附意，信口雌黄，这就是做学问的人应该有的严肃认真、务实稳重的态度。王力从小性格就谦虚谨慎、踏实上进，对学习勤奋钻研、锲而不舍。所以，慢慢地，梁启超对王力越来越青睞，在学业上对他细心栽培，关爱有加。王力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为《中国古文法》，梁启超给这篇论文写下这样的总评：“精思妙悟，可为斯学辟一新途径。第三、四、五章以下，必更可观，亟思快睹。”以及“开拓千古，推倒一时……”等等眉批。王力的这篇论文提出了前人没论证过的观点，所以梁启超对王力论文的新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对于在研究语言学起步时的王力来说是无限鼓励，让他有求新的精神和斗志。
晚年的梁启超有一段时间因为相濡以沫的原配夫人病逝：心爱的子女远在国外游学：加上列强欺凌、内战不停，他忧国忧民情绪抑郁。苦闷、伤心、寂寥的生活中他找到了一种消遣排解的方式，就是把宋词中的好句子集做对联，王力从小也喜欢吟诗集联，所以经常到梁启超老师家，当面向老师讨教切磋。文人之间的这种共同雅兴让王力和梁启超走得更近，也让梁启超越来越欣赏王力，越来越看重王力。一天，王力到梁启超家，看到老师新集的联，这副联的意境很打动王力，他就央求老师书赠给他，梁启超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梁启超少年成名，不仅才识翘首而且书法造诣深厚，可谓一字千金。当时王力只不过是他的一名普通弟子，却很乐意亲手为王力书赠集联，这显示了梁启超对王力的赏识和倚重。
这幅联的右上写的是“了一仁弟乞写旧所集词句，”“了一”是王力的字，“仁弟”是对自己弟子的尊称，“乞写”是指应王力请求书写，“旧所集词句”是说明这副联的内容是以前所集的集词句联。左下小字写的是“丁卯暮春月既望梁启超。”“丁卯”是指1927年，“暮春”是指农历三月，望是指农历十五，“月既望”一般是指农历十六。正联中间的小字是注明这幅对联选白3位词人的4句词：“人在画桥西冷香飞上诗句：酒醒明月下梦魂欲渡苍茫。”这幅作品下笔方利，收笔网润，撇捺之伸展刚柔相济、内涵骨力，阅之不禁让人感觉到一种潜在的力量，整幅联端庄秀美，联意深沉。王力非常喜欢这副联清新高雅的格调，苍凉豪迈的境界。
师从王国维
王国维，是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一代大学者。王力白学时就读过很多王国维的著作，早就对这位满腹经纶的国学大师仰慕已久。
王国维给王力上的第一堂课，讲授的是《诗经》，讲得很有见地，且讲授方法别具一格，许多学术上的观点是王力闻所未闻的，令他深感受益。但王力发现王国维碰到某些问题时常说“这个我不懂”，有时一节课下来，竞要说好几个“我不懂”。起初王力不理解王国维为什么要说“我不懂”，后来随着与王国维接触的增多，王力才逐渐体会到，这正是王国维治学严谨的表现。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任教时，要求学生做到“六不”：不放言高论、不攻击古人、不议论他人短长、不吹嘘、不夸渊博、不抄袭他人言论。王力将这“六不”视为做人做事的规矩，贯彻始终。1980年8月，由学术界前辈发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育部、北京大学等单位赞助举行的庆祝“王力教授八十岁寿辰和从事学术活动50周年”座谈会上，社会各界名流写了许多贺词贺诗，其中复旦大学教授郭绍虞写的《了一先生像赞》中就高度赞扬了王力先生“不矜已长，是日无私……不攻人短，斯能祛蔽……”王力受导师的影响，一直洁身自好，保持高尚的道德风范。他不仅经常向王国维讨教一些问题，也学到了王国维独立思考问题，治学严谨务实、勇于探索、勇于突破的钻研精神。王国维平日不善交际，不结权贵，不慕荣华，不图享乐，只默默地钻研学问。王力的心中对他充满无比的敬崇，谁知在刚临毕业时，传来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白沉的噩耗，失此大师是国之不幸，清华之不幸。王力竟成为了王国维教授的最后的一届学生，他悲痛万分，挥泪写下挽诗《哭静安师》悼念缅怀恩师。诗最后写到：
似此良师何处求？
山颓梁坏恨悠悠。
一自童时哭王父，
十年忍泪为公流。
直至多年后，王力想起王国维仍是扼腕叹息，痛心不已，他告诫自己，只有做到严于律己，传承导师的治学精神与道德，默默钻研学术，才无愧于恩师的教诲。
师从赵元任
王力是怎么走上研究语言学的道路的呢？在他的一篇回忆短文里是这么写的：“我20岁时当小学教师，看见我父亲的书架上有一本周善培的《虚字使用法》，很感兴趣，就拿来稍微改编，加上自己的意思，教给学生（当时我的学生有比我年龄大的），这可以说是我研究语言学的开始。但是，真正走上语言学的道路，则是受了赵元任先生的影响。我26岁那年的秋季，考上了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系。赵元任先生给我们讲《中国音韵学》，我深感兴趣。这个兴趣比看了周善培《虚字使用法》所感的兴趣大多了。因为赵先生所讲的《中国音韵学》历史比较法在汉语史上的应用和清代音韵学家所讲的大不相同……”由此可见，引领王力先生走上语言学道路的关键人物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赵元任先生。他对王力的影响至深至远。赵元任在四大导师中是最年轻的，他博学多才，在清华先后教过数学、英语、中国史、哲学、心理学、物理、音韵学，可无论教什么，校方都觉得还是没有发挥好他的才华。他既是数学家，又是物理学家、音乐家，对哲学也有一定造诣，然而他主要是以语言学家之名蜚声于世，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王力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由赵元任审阅批改。赵元任对王力的论文做了严厉的批评：“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言有易，言无难！”赵元任的评语让王力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在没有充分掌握材料进行科学分析之前，不能凭主观下定论。此后，他把赵元任最严厉的批评“言有易，言无难”6字作为治学的座有铭，并常对人说“赵先生这句话，我一辈子受用。” 王力1927年在清华国学院研究院毕业后还接受了赵元任先生的建议，白费到法国巴黎大学留学。王力在巴黎大学攻读实验语音学，听著名语言学家房特里耶斯教授讲普通语言学，系统学习了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广泛接触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他攻读的实验语音学算是当时语言学中的尖端科学。赵元任1928年发表的《现代吴语的研究》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汉语方言的研究报告，掀开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第一页。他首次使用了国际音标记录方言，对汉语方言调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语言学”的观点出发，为汉语方言调查开辟了语言学的科学研究方法。王力从赵元任导师身上受到启发和引导，从而写出他的第一篇方言学术论文《博白方音实验录》，并以该论文获得了法国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在这篇论文中王力用科学的实验语音学方法，论证出自己的母语广西省博白县方言——地佬话有10个声调，是全国方言中最多声调的一种方言。这10个声调分别是：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上阴人;下阴入;上阳入;下阳入。声调如此多的语言，讲起话来富有韵味，抑扬顿挫、节奏感强。10万字的毕业论文，足足165页法文，王力大师就连一篇毕业论文都写得那么详细、科学规范，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多么值得现代人学习呀。
师从陈寅恪
陈寅恪，人称“教授中的教授”，“近三百年来仅此一人”。他学问渊博之程度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境界。是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宗教佛学、人类学、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他涉猎之广，研究之深，几乎达到人人推崇的地步
四大导师中和王力从师生到同事，情谊延续最长的就是陈寅恪教授，他们先后在几所大学同任教授。1932年王力法国留学归来后，先入清华大学和陈寅恪成为同事，后在抗日战争时期两人随校南迁到昆明西南联大。1948年王力收到岭南大学的聘书担任该校文学院院长兼顾委员会委员，陈寅恪教授亦辗转多个大学任教后也在岭南大学。当时陈寅恪收到外国名校的邀请，但他一直婉拒，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国难当头时才同意出国任教。因为他一直心系散落在外的中国古文献和敦煌佚籍，而且认为此时在外邦讲学可以“慰彼都人士之渴慕，藉扬我国学术之精萃”，他这是用文化在支持抗战。当他身陷香港，因粮食紧张不得不典衣当食时，日本军方曾派人多次送去大米，他每次都断然拒绝。日本人请他到沦陷区的广州或上海创办东方文化书院，他也不予理睬。在陈寅恪看来，他这种爱国不是一般的政治，而是一种人文情怀，一种自由独立的精神思想。
这种精神境界与王力也是相通的。1949年前夕，陈寅恪与王力共商“去留问题”，最后一致决定留下来。他们觉得大陆是父母之邦，中国文人之“根”，这是中国文人对故土眷恋、对故国情深的思想观念。后来金庸先生在中山大学（广州岭南大学1952年并人中山大学了）作演讲的时候，对师生们说：“我这一生对你们学校的陈寅恪和王力这两位教授非常敬佩推崇，从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的知识让我受益一生。”陈寅恪教授对王力除了有教导之恩外，一路共事相处，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学与人生态度，他视文凭如废纸、视荣华如粪土的高洁情操，对王力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引导与影响的作用。
王力没有背景、没有后台，他敢从博白走到上海，走到北京，走到国际大都市巴黎，每一段路的历程就如同攀越一座珠峰，全是凭自己一把把汗水、一滴滴心血、一个个脚印，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世上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王力之所以成为世界著名的语言大师是靠着自己坚韧的毅力、执著的追求，奋斗一生所得。他这一路上所遇到的貴人、良师、伯乐也如同人生中明亮的指路灯，让他在迷茫和困难中找到前进的方向。但凡伟大的、有成就的人，许多是年轻时就已树立下远大的理想和坚强的信念。由此而推想，四大导师对王力的影响是巨大的，少年得名师，犹如得宝藏，一生受益。王力从四大导师那里得到的教诲、眉批和墨宝，一直珍藏，伴随他从背井离乡的法国留学到清贫的清华执教，从颠沛流离的西南昆明联大到教研有成的北京大学，从“文革”浩劫的惶恐岁月到改革开放春风沐浴的安详晚年，一直激励他在枯燥乏味的漫漫治学道路上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勇往超前，为自己的理想奋斗一生亦无悔一生，始终保持澎湃热血激昂斗志，为理想为学术为真理而至死不悔，时刻严格要求自己治学严谨求真务实，最终成就其龙虫并雕、中西融会、学界泰斗的丰盛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