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教授谈中国学术造假 功利的土壤为何难除

• 出 处: 科学大观园
• 发表日期: 2018年19期

耶鲁大学干细胞中心创始主任林海帆对记者说，相比美国的学生，中国的学生在科研上似乎更“功利”，常将读博、出国深造当作找个好工作的筹码，缺乏对科学本身的好奇心与激情，教育方式应当有所改进。
　　自1982年从复旦大学生物化学专业毕业后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至今，林海帆已经在干细胞生物学及生殖生物学领域深耕了30多年。他在近期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近几年在生命科学领域发展也非常快速，但无论是职称评价体系还是对学术造假的惩处方式和力度，都需要更大的改变。
　　林海帆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学术地位颇有识别度。他目前是美国耶鲁大学尤金-希金斯讲席教授（终身）、耶鲁大学医学院细胞生物学系、遗传学系、妇产科与生殖科学系教授，同时也是耶鲁大学干细胞中心创始主任。
　　林海帆的研究发现曾多次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如早在读博士期间，他就曾证实人体干细胞微环境存在，并首次发现启动胚胎细胞分裂的基因，博士论文也因此被评为美国当年最出色的遗传学博士论文之一;2006年，他与团队发现并命名了遗传调控分子piRNA，被《科学》杂志评为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之一。
　　“发现piRNA在生物学领域上的意义犹如当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林海帆向记者解释道，piRNA非常小，由 “垃圾DNA”转录而成，这类DNA占据人体全部DNA超过90%，因为其无法指导生成蛋白质，过去被认为对生物体无益，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垃圾DNA”也有其特有的作用。
　　林海帆所发现的piRNA就被认为具备抗肿瘤潜力，林海帆与团队目前正聚焦于利用piRNA为乳腺癌及消化道癌症的靶向治疗提供新的突破点，这项研究一旦成功，不仅能够改善癌症治疗的预后，还能极大程度减少癌症患者的治疗痛苦，“生命科学的研究，短期看，很辛苦;长期看，空间很大。”
　　同时，林海帆不仅活跃于科学界，也一直服务于教育界。2014年3月，他开始兼任上海科技大学（下称上科大）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创始院长，这所大学获批成立于2013年9月，今年夏天才能迎来第一批毕业生。
　　林海帆说，上科大在挑选人才时，不仅要求学生英文能力出众，具有国际视野，同时要求学生成熟、阳光，“不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说。
　　而在学生的培养方面，上科大注重学生通识教育，同时引入并加强耶鲁大学的“书院制度”，每名学生能配备3名一流科学家作为 “导师”，为学生提供学业、生活、职业全方位的指导。
　　在上科大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即将毕业的50多名同学中，有10多位已经确立了去国外继续深造的志向，并获得了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名校的录取通知书，“我们初步尝到了这种创新培养模式的甜头。”林海帆说。
　　他向记者指出，相比美国的学生，中国的学生在科研上似乎更“功利”，常将读博、出国深造当作找个好工作的筹码，缺乏对科学本身的好奇心与激情，教育方式应当有所改进。
　　此外，医学生面临的情况可能比生物学等专业的学生更复杂。由于中国的晋升制度将职称与论文优劣及数量挂钩等原因，医生必须临床、科研两手抓，“有些医生没有时间写论文，但不写又没办法评职称，最后只能抄。”林海帆说，中国近年来频频曝出学术造假、论文被撤的丑闻，这是“丢脸的”。
　　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近几年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发展？
　　林海帆：国内生命科学领域最近10年，尤其近5年发展非常快。国内和国际顶尖实验室目前看来几乎没有不同，只是国内这样的顶尖实验室数目还太少。
　　在人才培养方面，以前中国的教授总是倾向于带很多学生，越有名的教授带得越多，十几个甚至几10个的都有，连每个学生在做什么题目都分不清。
　　近几年，这样的状况有所改善，尤其是年轻的教授访学归来，意识到这个问题：培养一个优秀博士能够抵上培养许多普通博士，一个优秀博士的几项发现，可能上千个普通博士都研究不出来。现在中国的年轻教授带学生开始“精雕细琢”，他们有经验，有精力，也有定力，带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不过，虽然现在中国许多顶尖实验室财力、人力都很充足，对一些前沿领域可以跟进得非常好，但在研究方向上，国内实验室总体偏重研究别人已经发现的问题，这和美国差别很大，我还是希望中国可以有自己的原创性研究，自己发现重大问题，进行开拓性研究。
　　记者：不少国内的学生、年轻研究者会觉得做基础科研，尤其是原创性研究周期长，难度大，出结果的少，能转化投入市场应用的更少，总之有些“吃力不讨好”，您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林海帆：在美国，不讨好是指很累、很辛苦，但喜欢做的人总是能乐在其中的。我做了那么多年基础科研，一点也没有厌倦，工作对我来说就是“度假”，反而真正在度假时总想着什么时候回去工作。
　　中国的学生很聪明，基礎扎实，在创意上也不输美国学生，这是他们的优点。但据我观察到的，一些中国学生，当然不是全部，非常功利。他们读博士的目的性很强，通常把读博当作通往成功的道路，总想进最好的实验室，出最好的论文，而缺少对科研本身的追求。
　　美国学生很少这样，他们读博，通常是为了自己的兴趣，是对科学本身有激情和好奇心，即使一辈子过清贫的生活，他们也很知足，很少去考虑博士毕业后的物质回报。
　　这就像潜水，美国学生潜水是为了探知海底的奥秘，潜下去就是快乐，中国学生则总是希望海底能有百宝箱，找不到就会懊恼。
　　记者：您说中国的部分学生读博是出于功利的目的，中国的医生、研究人员似乎也有这个倾向。很多医生写论文的直接动力可能是评职称。
　　林海帆：其实美国也有这个问题。美国的大学医院存在两种教职，一种像我这样做研究的，比较“吃香”，另一种专注做临床，他们因为论文少，晋升相对困难。但在现实中，他们每天看病，其实也非常辛苦，所以美国也会有针对临床技能和临床研究的评价体系。 　　为了评职称而写论文在我看来是可悲的。中国可能是想学习美国系统，但没有把系统的精髓吸收到位，目前可能缺乏对临床医生临床技能方面的评价体系，去认同他们在临床工作上取得的成就。
　　记者：我看到您还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海外评委。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现在已经成为代表医院、高校科研水平的“金招牌”，很多医生为了评职称，也必须申报、参与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研究，这其中有很多都是基础研究项目，离临床较远，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林海帆：国家自然的设立是非常好的，这是中国第一个由同行评议产生评选结果的制度，能够由专家而不是领导判定研究的价值和优劣，对后来的很多评选都影响深远。
　　但逼迫医生去做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是不应该的。像你说的，国家自然基金都是对重大基础科研问题的探索，离临床非常远，医生如果真的有这方面的才华，不该抑制，应该鼓励他们做研究，但鼓励和要求完全是两回事，应该给有才华的医生提供机会，而不是变成硬性要求。
　　中国的临床医生都很忙，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如果还要他们发很好的论文，不是每个人都有那个精力。有些医生没有时间写论文，但不写又没办法评职称，最后只能抄。
　　记者：这样就容易出现学术造假。
　　林海帆：是的。中国现在说是科学大国，科研能力很强，产出很多，无论是发表论文数，还是高质量论文数，都能排到全球第二，几乎是英国和德国这两个科学大国的总和，仅次于美国（根据今年2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新发表的统计数据，中国已经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学术论文发表数量最多的国家——编者注），但是我们也是造假大国，这一定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
　　去年曾经有过论文成批被撤的事件，那是很丢脸的丑闻，我印象中世界上从没有出過这样的事。其实我知道，那些论文大部分都是临床医生写的，我对他们是同情的，更大程度上是制度不好。
　　记者：耶鲁大学是如何规避学术造假问题的？
　　林海帆：核心在于奖惩制度。不只是在耶鲁，在许多发达国家、西方国家，造假的代价都非常高，美国如果发现教授造假，只要一次肯定马上辞职，而且很可能之后也难再找到教职工作。
　　中国的造假代价不高。据我所知，有的学校为了不丢脸，甚至会替造假人辩护。几年前，有个和我关系不错的生物学领域某顶级期刊编辑看到一篇文章涉嫌造假，打电话给北京某高校，高校领导人还亲自出来替他辩护。
　　这就好像一个人得了癌症，已经有人指出得癌症这件事，你还要说没有癌细胞，那都是正常细胞，最终受害的只能是自己。
　　记者：在您看来，最近几年，中国在打击和减少学术造假上，有改进吗？
　　林海帆：我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没有太大变化。要减少学术造假，就应当对学术造假行为严厉打击，且职位越高的人，打击应当越严，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学生看到教授造假无所谓，教授看到院长造假无所谓，那就糟透了。
　　之前日本发生过一次学术造假事件。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非常有才华，当时被捧为新星，她进行了一项研究，通俗来说，就是能把普通细胞变成干细胞，但最后被发现是造假。我当时去做了顾问，亲自参与处理了那次事件。
　　那个女孩的一位导师是她其中一篇论文的通讯作者，并未直接参与实验操作，但在这件事发生后，不堪重负自杀了。（“小保方晴子”事件——编者注）但在中国，说实话，有很多人有过造假经历，却依然在学术界活跃着。
　　记者：论文与职称挂钩的情况在中国可能短期内很难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医生应当如何平衡临床工作与基础科研工作？
　　林海帆：实话说，我也想不出良策。可能应该呼吁不要单方面地“接受”，中国人习惯自上而下贯彻工作，缺乏从下往上的反馈。
　　这并不是说要采取多么激烈的方式，但建设性的意见还是应该尽量提，慢慢地改变目前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