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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做斗争时就创造了原始医学。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这就是发现和应用中药的起源；中医乃我国“国宝”之一。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传统的中医药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灿的明珠，虽曾一度遭到来自民间和官方的冷落乃至贬损，但终因自身无法代替的优越性而巍然留存。中医在中国废止不了、消灭不了，相反还逼迫着中医界走出一条新路子：与西医取长补短，共同发展。1949年后的中西医结合即代表了这一方向。世界性中医热的兴起，预示着中医学的发展不可限量。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博大国学也让民族自豪感大度提升。重新思考，走近中医，我们领悟着新的健康理念：顺乎时令，追随自然，泰然处世，坦荡做人。
关键词：中医；中药，医学；中医文化
中图分类号：K8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1.03.013
文章编号：1672-0407(2011)03-047-07 收稿日期：2011-02-12
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从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开始，逐渐形成了包括中医经络文化、诊疗文化、本草文化、养生文化等在内的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学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5000年连续历史、独立于西医的医学。
近百年来，中医的发展是坎坷的，一段时期甚至遭遇被取缔的命运。在浩浩荡荡的“科学化”“现代化”浪潮中，古老的中医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在几经沉浮之后，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已经流淌了几千年的中医文明之河继续着它的旅程，不同的是这次旅程不寂寞，今天的它有着众多的传承者和追随者。如今，这份厚重的遗产面临着机遇与挑战，中医应该如何发展，如何跟上现代化的步伐，这是值得每个人思考的问题。
中医，从历史一路走来
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做斗争时就创造了原始医学。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这就是发现和应用中药的起源；在烘火取暖的基础上，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通过反复实践和改进，逐渐产生了热熨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发现身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动用砭石、骨针治疗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
中医理论主要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问世，系统地总结了前人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运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难经》是一部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成书于汉之前，相传系秦越人所著。其内容亦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方面，补充了《黄帝内经》的不足。
秦汉以来，内外交通日渐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从而丰富了人们的药材知识。《神农本草经》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总结了汉以前人们的药物知识，载药365种，并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该书所载药效大多是正确的，如麻黄治喘，黄连治痢，海藻治瘿等。
公元三世纪，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在深入钻研《素问》《针经》《难经》等古典医籍的基础上，广泛采集众人的有效药方，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该书以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确立了中医学辩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中，《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除去重复，两书实收剂269首，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
西晋医家皇甫谧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的基本内容，进行重新归类编排，撰成《针灸甲乙经》12卷，128篇。该书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种针灸专书，其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针刺手法、刺禁、腧穴主治等。书中经过考查确定了当时的腧穴总数和穴位349个(包括单穴49个，双穴300个)，论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与禁忌，总结了操作手法等，对世界针灸医学影响很大。
公元610年，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因证候学专著。全书共50卷，分67门，载列证候1700余条，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其中对一些疾病的病因及发病原理已描述得比较详尽而科学。书中还记载了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说明当时的外科手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统一，经济文化繁荣，外来药物日益增多，用药经验不断丰富，对药物学成就进行一次总结已成为当时的客观需要。公元657年，唐政府组织苏敬等人集体编修本草，于公元659年完稿，名为《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中国古代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它比欧州纽伦堡政府公元154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该书共54卷，包括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载药850种，在国外影响较大。
唐代医家孙思邈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分为30卷，合方论5300首；《千金翼方》亦30卷，载方2571首。二书还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尤其在营养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成就突出。公元752年，著成《外台秘要》，全书共40卷，1104门，载方6000余首，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
宋代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政府设立“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才的最高机构。学生所学课程包括《素问》《难经》《伤寒论》和《诸病源候论》等。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如针灸医官王惟一曾设计铸造铜人两具(公元1026年)，精细刻制了十二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考试时，试官将铜人穴位注水，外用蜡封。受试者如取穴正确，可针进水出。这是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创举。公元1057年，宋政府专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历时十余年，约在1068～1077年陆续进行。目前我们所能读到的《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都是经过此次校订、刊行后流传下来的。
公元十二至十四世纪的金元时代，中医学出现了 许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四大家即：刘完素，认为伤寒(泛指发热性疾病)的各处症状多与“火热”有关，因而在治疗上多用寒凉药物，被后世称之为“寒凉派”；张从正，认为病由外邪侵入人体所生，一经致病，就应祛邪，故治疗多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被后世称之为“攻下派”；李东垣，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疗时重在温补脾胃，因脾在五行学说中属“土”故被后世称之为“补土派”；朱震享，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治疗疾病应以养阴降火为主，被后世称之为“养阴派”。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亲自上山采药，广泛地到各地调查，搞清了许多药用植物的生长形态，并对某些动物药进行解剖或追踪观察。对药用矿物进行比较和炼制，参考文献800余种，写成了《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是到16世纪为止我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大约在公元十一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纪，由于传染病的不断流行，人们在同传染病做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了温病学派。到了清代，中医在治疗温病(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发热性疾病)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叶桂的《温热论》、薛雪的《湿热条辨》、吴瑭的《温病条辨》及王士雄的《温热经纬》等。清代医家王清任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医林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与治疗方法。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以显著的疗效、浓郁的民族特色、独特的诊疗方法、系统的理论体系、浩瀚的文献史料，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成为全人类医学宝库的共同财富。
80年前的中医存废之争
中医乃我国“国宝”之一，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鸦片战争前，中国医学界一直是中医一枝独秀。列强入侵后，西学东渐，西医学也在中国落地生根，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冲突在所难免。在日益激化的中西医论争中，有一部分人对中医持轻视甚至反对态度，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尤其是以往政府千方百计地排斥和摧残中医。从道光皇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蒋介石，制造各种障碍阻止中医的发展，甚至企图用行政手段消灭中医。为了挽救中华民族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医界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抗争，古老的中医经历了历史上最艰难的岁月。
对中医歧视、摧残最残酷的莫过于国民党政府。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并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废止中医案”。
此案一出，人们热血沸腾，中医界空前大团结、大觉醒，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上海著名中医张赞臣主办的《医界春秋》，出版号外“中医药界奋斗号”，揭露余云岫等人的阴谋。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竟然公然刊出了还没有宣布实行的“废止中医案”。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双方剑拔弩张，直面对峙起来。几天内，数不清的各地中医药团体的质问函电飞向了南京政府。
3月17日(后定为“国医节”)，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成赴京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上海中医药界全力支持大会，罢工半天并提供全部交通工具。同时，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电请保存国医。社会公众舆论也支持和声援中医界，一时间群情激愤，运动的浪潮颇似“五四”运动在中医问题上的重演，可见废除中医是何等的违背民心。
国民政府没料到会造成如此轩然大波，当时正值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叶楚伧、李石曾、薛笃弼等人亲自接见了请愿代表并表示慰问。这迫使卫生部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面允代表：该提案虽获通过，但暂不执行；改称中医为国医；同意成立“中医学社”。
虽然这次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政府的反中医政策丝毫没有改变，废止中医一直在以变相的手法进行着。不久，教育、卫生两部通令中医禁止参用西药及器械；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用学校的名称，以限制中医人才的培养；中医医院改为医室等，目的仍是企图逐渐消灭中医。
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尤为南京政府所忌恨。该会人力、物力、财力雄厚，动辄通电全国，号召力很强，是中医界与南京政府斗争的强有力的组织。1931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总联合会不符合法律强令解散。这再次激起中医药界的愤怒。2月1日，中医界在上海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中西医平等待遇，中医参加卫生行政，中医药改称国医国药，编纂中医药字典及教科书等，并再次派代表进京请愿。这次请愿的规模和声势较前一次更大，惊动了蒋介石。他先是煞有介事地答应代表，让文官处撤销两部公告。然而这不过是缓兵之计，代表们一撤，身兼教育部长的蒋介石马上以教育部的名义推翻了自己的诺言。
在1933年6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中委石瑛等29人提议仿1930年制定的《西医条例》，拟定《中医条例》(草案)。这是中医界多年奋斗希望实现的目标，目的是争取与西医的平等地位。但这也是废止中医者最不愿意的事情。在会议讨论中，行政院长汪精卫不但反对该提案，不肯执行草案，而且提出废除中医中药。这引起了中医药界的强烈抗议。汪精卫见众怒难犯，便转换手法，在《中医条例》交立法院审查时，他写信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大谈“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嘱孙共同阻止其通过，使得《中医条例》被压了两年之久。直到1936年1月22日，几经磨难的《中医条例》才正式颁布，中医在医药卫生系统中终于取得了合法地位。
然而，一纸条例远不能解决中医药的根本问题，国民党政府仍采取不承认中医，条例中也有许多歧视、排斥中医的内容，中医实际上仍无地位。抗战后国民党政府变本加厉，对抗战中仅存的中医横加摧残，反中医事件迭起。中医界再次起而反抗，多次发起全国请愿。
政府除了不准中医办医院、设学校、登广告外，还设立了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在非法的考试、审查制度下，绝大部分中医已无法继续开业。1946年，卫生署否定了1943年公布的医师法，规定中医一律称“医士”，不得再称“医师”，并严禁中医使用新药。杭州卫生局还实行污辱性的中医登记，公然在中医执照上加盖“中医不准使用西药以及注射器具，违者吊销执照，撤消资格”，以示歧视。
政府为了消灭中医学校，更是不择手段。1946年2月，教育部命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缔我国最早创办、最 具影响的上海中医学院和新中国医学院。两校坚决抵制政府的无理取缔，经多次交涉无效，终于转为公开斗争。8月，校长丁济万的护校宣言在《新闻报》上刊出，并组织请愿团向教育部请愿，终无结果。9月，教育部再次命令将上述两校及上海中国医学院同时取缔。此讯一出，全国震动，在三校负责人的呼吁下，成立全国中医药请愿团向行政院请愿。国民党政府竟然毫不理会，却以该中医校未经立案为由强令关闭，使这三个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校最终没有维持到解放。1947年11月，上海不准中医学校毕业生参加特种中医考试，再次打击中医教育。广东省在民国年间先后开办20多所中医院校，到1947年仅剩1所广东省中医药专门学校。
纵观中医界38年的斗争，政府采取的种种消灭中医的政策，虽然未达到目的，但对中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并加剧了中西医分裂和相互对峙的局面。到全国解放前夕，散居在各地的约50万中医，绝大部分已无法继续开业。全国没有一所公立中医院校，更谈不上学术研究，中医书籍出版尤其困难。中药生产任其自生自灭，质量低劣，税多捐重，药店纷纷倒闭。
然而，传统的中医药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灿的明珠，虽曾一度遭到来自民间和官方的冷落乃至贬损，但终因自身无法代替的优越性而巍然留存。中医在中国废止不了、消灭不了，相反还逼迫着中医界走出一条新路子：与西医取长补短，共同发展。1949年后的中西医结合即代表了这一方向。世界性中医热的兴起，预示着中医学的发展不可限量。
国人生活中的中医精神
“中医”是个专用名词，它的“中”字并不是为了区别“西医”的“西”字。“中医”二字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经方》，其云：“以热益热，以寒增寒，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在这里，“中”字念去声。
中国先人认识事物的思想基础，来源于《易经》，将世界一切事物均纳入阴阳的轨道。中国古代的医学理论就认为，人体的阴阳保持中和才会取得平衡不会生病。若阴阳失衡，则疾病必来。中医大夫有“持中守一而医百病”的说法，意即身体若无阳燥，又不阴虚，一直保持中和之气，会百病全无。
因此，中医的最高境界就是“致中和”。即世界万物存在的理想状态。可以说中医学所阐明的“阴阳和合”“阴平阳秘”生理机制正是儒家“致中和”思想的最佳体现。在这个终级目标下，中医是用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这三大来自中国古典哲学的理论，来具体解释生命的秘密。
中医有关于生命和疾病的学说，有关于诊断和治疗的理论，还有数以千计的药(各药因采收、贮藏、炮制的差异而效用有别)，有数以万计的方(各方因选材、剂型乃至加工细节的不同而功用自异)，更不必说异彩纷呈的养生之术和疗效神奇的针灸方法了。
一个民族的衰落不外乎两大原因：一是战争，二是瘟疫。中国的战争没有少打，从黄帝战蚩尤开始打过无数次，瘟疫也经历过无数次，是谁保护了中华民族的健康?在1840年西方的文化进入中国以前，这个任务是由中医学来完成的。“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即是明证。
由于1840年以后西方医学的逐步进入，使得中医学的很多理念都淡薄了，人们对传统中医的态度曾一度疏离。一有病，现代人就去大医院排着长队做一堆化验，照几张片子，提着一袋抗生素回家。哪个部分病变了，就一刀割除。很多人听从建议，把子宫“挖”出去了，把阑尾“切”下去了，把胆囊“摘”除了，包括扁桃体和蛀牙……这符合了当下社会的高效率和快节奏，却没有考虑长远的健康。在过度迷信西医的时期之后，人们重新关注中医。
2003年发生SARS的时候，为什么北京那么恐慌?道理很简单，因为SARS病毒性质没有确定，在现代医学没有确定它的性质之前，找不出杀死它的武器。西医解决不了的时候，就起用了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药。
其实，中医如今在治病的时候，常用的方子还包括张仲景《伤寒论》的方子、《金匮要略》的方子，那都是两千年以前的方子。为什么它们到现在仍然有效呢?因为中医治的是人不是病，它在治疗的过程中，是用药物的偏性来纠正人体的偏性，也就是改变这种致病因子在人体赖以生存的条件，这是中医对治病的理解。
先哲们没有给炎黄子孙留下圣经，却传下了更具普世意义的《黄帝内经》，它可以在你心灵受到诱惑或伤害时教给你“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在你年纪轻轻就受到亚健康的威胁时，告诫你“逆于生乐，起居无节”不可能健康、长寿。如此想来，若把《黄帝内经》看懂了，什么养生之道、治病之道岂不全会了。网络上有这样的段子：世界上古往今来最超级的广告是国家前副总理吴仪为《黄帝内经》做的!她说的原话是：中医是有很大学问的，我打算退休后研究中医药，现在正在学习《黄帝内经》。
夏商西周时期医巫并存，在卜筮史料中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内容。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整个学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期，医巫分离，医学具有更显明的实用性和理性。秦汉时，以伤寒、杂病和外科为最突出的临床医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早在秦始皇的时候宫廷里就出现了“六监”，为皇帝的日常起居服务。其中就有药监、巫监和食监。后来，药监和巫监慢慢合二为一。臣子们不能逼着皇帝吃药，就想方设法把药材放入食物中，并努力调和，减轻药中的辛苦味道。这就是宫廷药膳的由来。中医历来强调“药补不如食补”。过分依赖例如维生素片等的直接摄入对人的健康并无益处。现代人一般想到药膳就会觉得其中“药”的比例会占到很大，菜肴中也会有一种很浓重的药味，从而产生畏惧心理。其实这是错误的。药膳中的药味已经在中国食文化几千年的发展中被调和得近乎完全感觉不到辛苦的味道了。
不久前，在香港地区媒体上的曾经有一则醒目的报道。该报道称，近年来香港兴起一股北上天灸热潮。因为香港同深圳同处亚热带沿海地区，气候炎热多湿，居民也都以食鱼虾为主菜，夏季室内又普遍使用空调，因此两地都为过敏性鼻炎、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的高发地区，小儿与老年人的发病率更高。而中国传统医学中医中的天灸却又恰对此症有神奇的疗效。
中医的力量是无形而实在的。当今的中华大地上，还有2900多所县级以上中医医院，每天接诊着成千上万的患者；还有近30所中医高等学府，十几万莘莘学子每天都在朗朗诵读着中医的古老经典。从大洋彼岸到欧亚大地，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中药的芳香、针灸的神妙……
其实，观察身边也不难发现，中医医疗就在我们身边。今天时尚美容的行业里，拔罐、针灸、刮痧也都已成为他们的火爆的业务项目。尤其是针灸减肥更是为人追捧。当年红极一时的电影《刮痧》让年轻的一代从瓶罐小丸中又多认识了神奇中医治疗方法的一种。
中医的美妙，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冰冷的医学器械、精确的数字，而因其文化韵味，传达出一种睿智慈悲的生活态度。褪去那些熬药的瓶罐、经络理论，中医 就是一种生活，是实实在在存在了几千年的生活方式。中医的很多道理就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节制饮食的问题上，不是说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当你想吃的时候，大抵也是你体内的需要。但是有一条，浅尝辄止。你一吃多了，就要损伤你。现代社会工作节奏越来越快，弄得很多人疲惫不堪，处于亚健康状态，一想起上班就头疼。这说明你对自己的工作已经厌倦了，这是一种很危险的信号，所以一定要学会协调情志。要想真正把情志调整好，就得做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让脑经常处在一种放松的状态，智慧就来了。你考试的时候，如果脑子一紧张，会的全忘了；当脑子一轻松，什么题都想起来了。
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博大国学也让民族自豪感大度提升。重新思考，走近中医，我们领悟着新的健康理念：顺乎时令，追随自然，泰然处世，坦荡做人。
永不褪色的中医
有关传统中医药学的问题，一直是中国医学界的一个焦点。几千年来，中国的中医药学一直服务着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而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西医的进入，中医药也一如中国含蓄、讲求内涵的文化一样，相对显得静谧许多。而事实也确实如此，纵观现在大到医院小到门诊，从诊断到治疗似乎全都是一色的西医操作。中医似乎真的在步步隐退，但这只是“似乎”而不是事实。
其实，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阿拉伯医学、古印度医学、古埃及医学……然而它们又都先后枯竭、相继消亡了，唯独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中医学还在流动、还在生长。在科学技术高速发达的当今世界，人类在享受到现代医学带来的福祉同时，也深切感受到医源性、药源性疾病带来的新的痛苦。在高科技的“双刃剑”面前，人们不由得将目光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中医中药。那些对东方、对中国的古老文明还比较陌生的西方人惊异于中医的神秘理论和神奇疗效，在无奈中看到了些许希望，产生了浓厚兴趣，从而走进中国、走进中医。
说起来现在的中医在国外比在国内还要受欢迎。但凡有点病痛，许多老外都喜欢去找中医，特别是针灸、刮痧等传统疗法更让他们感觉非常神奇。许多时候，治疗已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上升成为一种文化享受、一种时尚。当传统成为时尚，这两个看似冲突的对立面在当今社会竟得到了统一，但细细琢磨，也不无道理，因为蕴藏在传统中医里自然的、健康的、平衡的、从容而优雅的内涵与现代人所追求、崇尚的生活品质内涵正不谋而和。中医不单纯是一种治病的医术，同时也是一种哲学观，教人们如何在纷繁中获得平静，如何在忙碌中找到平衡。
不能否认，中医是团“文火”，在一些疾病的疗效上却不如西医来的干脆利索。它更多讲求的是调和养。因此，正如现在中国许多医者的做法一样，将中、西医相结合，各取长补短，共同为人类的健康事业服务，而不是中西医拼得你死我活。
西医相信仪器超过相信自己，西医很大程度上是靠指标说话的。而现代人似乎对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失去信心了，稍有不适更多需要依靠医生和药物。其实，人不能完全靠指标活着，首先要凭感觉活着。对自己要有足够的信任。2008年正月，央视“健康大讲堂”栏目连续五天开讲“中医文化与中医养生”，一位叫樊正伦的中医人藉此火了，崇拜他、寻找他的“轮子”瞬间多了起来。
前些年，“韩医申遗”一度激起国人的愤怒。因为，所谓的韩医不过是源自中医的学说而已。不过，我们却不得不承认，韩国民众对中医的了解要胜于中国。中国的电视剧，剧中人感冒了就去挂吊针；韩国的电视剧，剧中人感冒了就自己扎扎针，中医已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
就拿同为反映中医药题材的影片来说，中国的《神医喜来乐》和韩国的《大长今》传递的就完全是两种概念。前者宣扬的是民间中医胜过朝廷御医，《大长今》则体现了朝廷对中医的认可；《喜来乐》中的中医治疗的理论闪烁其辞，神秘化，轻过程、重结果，而《大长今》则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喜来乐》讲的是一个老中医的神奇医术，《大长今》则是讲一个年轻中医的发展；《喜来乐》的治疗让人疑窦丛生，《大长今》的治疗让人茅塞顿开。中医在中国被神秘化，中医在韩国被全民化，中国人都知道中医，韩国人都使用中医，中医在中国一次次被扼杀，中医在韩国—次次被升级，直到韩国的中医说中医是韩国的。
我们为什么非要别人的刺激才会顿悟。难道真的非要到失去了才去怀念它的珍贵吗?今天，百姓开始关注中医，通过中医来保养自己的健康。政府也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来支持发扬我们自己的传统医学。
有人说，中国人像大家闺秀，韩国、日本像小家碧玉。大家闺秀的宝贝太多了，东家扔一点，西家扔一点，到现在都没了，被那小家碧玉全都拿回去了，中国的插花、和服、茶道全都变成他们的了。转型时期的中国在很多方面经历着“阵痛”。
清明、端午、重阳等本应是民众生活不可分割的传统节日，却需要通过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来保护，恰恰反衬出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的衰微之境。国人津津乐道或是习惯性地把目光向外投，沉迷于看好莱坞大片、韩国电视剧，过圣诞节、情人节，吃麦当劳、肯德基。倒是没有什么法律或强制规定，但因为它们非常“生活化”，便引得国人乐此不疲。
文化是一个流动的“场”，它只有注进现代的元素，“溶解”在当代国人的生活中，与现代生活的特点紧密相联，才能成为人们的一种行事习惯和生活方式，才能使优秀的传统文化真正地得以保留和传播。中医也不例外。
21世纪，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性，科学也应该是多元的。传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中医也应该与时俱进。我们热爱中医不只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吸取现代科技养分推陈出新，使中医更好地造福于人民。中医学，如一块璞玉，静静地散发着温润。它，不出一声。美，要靠世人自己来发掘感悟。也许现在从社会到业界关于中医的问题都还各有观点，但患者的热情和追捧却颁给中国中医药学一张最好的证书。
这是个追求时尚的年代，却也同时充斥着浮燥。在这个年代里，有着永远吃不完的美食，却没有足够好的肠胃；有着永远看不完的风景，却没有足够强健的体魄。有人这样比喻，中医就像互联网里的宽带，发展时间长，使用的人少；而时尚则像使用人多的窄带，经常拥挤不畅。在这个需要沉淀的时代，中医正以最古老的形态回归，蓦然回首间，我们发现最真实、最纯粹的美，从而更加理解、尊重和热爱中国传统文化。
李时珍和《本草纲目》
李时珍，字东璧，湖北蕲州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李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父亲是当地名医。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空洞乏味的八股文不屑于学，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的九年中，三次到武昌考举人均名落孙山。于是，他放弃了科举做官的打算，专心学医。父亲同意了李时珍的要求，并精心地传授他。不几年，李时珍果然成了一名有名望的医生。
行医的十几年中，李时珍阅读了大量古医籍，又 经过临床实践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品数既繁，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特别是其中的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而遗祸无穷。于是，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从三十一岁那年，他就开始酝酿此事。为了“穷搜博采”，李时珍读了大量参考书，家藏的书读完了，就利用行医的机会，向本乡豪门大户借。后来，李时珍进了武昌楚王府和北京太医院，读的书就更多，简直成了“书迷”。
李时珍不但读了八百余种万余卷的医书，还看过不少历史、地理和文学名著及敦煌的经史巨作，连数位前代伟大诗人的全集也都仔细钻研过。他还从中摘录了大量有关医药学的诗句，而这些诗句也确实给了李时珍许多真实有用的医药学知识，帮助他纠正了前人在医药学上的许多谬误。
李时珍三十八岁时，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医官。这期间，李时珍积极地从事药物研究工作，经常出入于太医院的药房及御药库，认真仔细地比较、鉴别全国各地的药材，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同时他还饱览了王府和皇家珍藏的丰富典籍。另外，李时珍还从宫廷中获得了当时民间的大量本草信息，并看到了许多平时难以见到的药物标本，使他大大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领域。
李时珍在太医院任职前后的一段时期，开始了《本草纲目》的写作。在编写过程中，李时珍发现，由于药名的混杂，使药物的形状和生长的情况十分的不明。过去的本草书，虽然做了反复的解释，但是只在书本上抄来抄去，所以矛盾百出，使人莫衷一是。
由此，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
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地向当地人求证，人们热情地帮助他了解各种各样的药物，比如芸苔，是治病常用的药。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各家注释也搞不清楚，李时珍问一个种菜的老人，在他的指点下，又察了实物，才知道芸苔实际上就是油菜。于是，这种药物，便在他的《本草纲目》中一清二楚地注解出来了。
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这样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当时，太和山五龙宫产的“榔梅”，被道士们说成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果”。他们每年采摘回来，进贡皇帝，官府严禁其他人采摘。李时珍不顾道士们的反对，竟冒险采了一个。经研究，发现它的功效跟普通的桃子、杏子一样，能生津止渴而已，是一种变了形的榆树的果实，并没有什么特殊功效。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于万历戊寅年(公元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编写工作。
《本草纲目》共52卷，分16部，约190万字，历时27年著成。全书收纳诸家本草所收药物1518种，在前人基础上增收药物374种，合1892种，其中植物1195种，矿物、动物及其他药物798种；共辑录古代药学家和民间单方11096则；书前附药物形态图1100余幅。这部伟大的著作，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地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
《本草纲目》不仅为我国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出版后，很快就传到日本，以后又流传到欧美各国，先后被译成日、法、德、英、拉丁、俄、朝鲜等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传遍五大洲。早在1951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上，李时珍即被列为古代世界名人，他的大理石雕像屹立在莫斯科大学的长廊上。《本草纲目》不仅对中医药学具有极大贡献，而且对世界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也曾受益于《本草纲目》，称它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
关键词：中医；中药，医学；中医文化
中图分类号：K8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1.03.013
文章编号：1672-0407(2011)03-047-07 收稿日期：2011-02-12
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从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开始，逐渐形成了包括中医经络文化、诊疗文化、本草文化、养生文化等在内的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学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5000年连续历史、独立于西医的医学。
近百年来，中医的发展是坎坷的，一段时期甚至遭遇被取缔的命运。在浩浩荡荡的“科学化”“现代化”浪潮中，古老的中医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在几经沉浮之后，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已经流淌了几千年的中医文明之河继续着它的旅程，不同的是这次旅程不寂寞，今天的它有着众多的传承者和追随者。如今，这份厚重的遗产面临着机遇与挑战，中医应该如何发展，如何跟上现代化的步伐，这是值得每个人思考的问题。
中医，从历史一路走来
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做斗争时就创造了原始医学。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这就是发现和应用中药的起源；在烘火取暖的基础上，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通过反复实践和改进，逐渐产生了热熨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发现身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动用砭石、骨针治疗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
中医理论主要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问世，系统地总结了前人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运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难经》是一部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成书于汉之前，相传系秦越人所著。其内容亦包括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方面，补充了《黄帝内经》的不足。
秦汉以来，内外交通日渐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从而丰富了人们的药材知识。《神农本草经》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总结了汉以前人们的药物知识，载药365种，并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该书所载药效大多是正确的，如麻黄治喘，黄连治痢，海藻治瘿等。
公元三世纪，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在深入钻研《素问》《针经》《难经》等古典医籍的基础上，广泛采集众人的有效药方，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该书以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确立了中医学辩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中，《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除去重复，两书实收剂269首，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
西晋医家皇甫谧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的基本内容，进行重新归类编排，撰成《针灸甲乙经》12卷，128篇。该书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种针灸专书，其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针刺手法、刺禁、腧穴主治等。书中经过考查确定了当时的腧穴总数和穴位349个(包括单穴49个，双穴300个)，论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与禁忌，总结了操作手法等，对世界针灸医学影响很大。
公元610年，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因证候学专著。全书共50卷，分67门，载列证候1700余条，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其中对一些疾病的病因及发病原理已描述得比较详尽而科学。书中还记载了肠吻合术、人工流产、拔牙等手术，说明当时的外科手术已达到较高水平。
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统一，经济文化繁荣，外来药物日益增多，用药经验不断丰富，对药物学成就进行一次总结已成为当时的客观需要。公元657年，唐政府组织苏敬等人集体编修本草，于公元659年完稿，名为《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中国古代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它比欧州纽伦堡政府公元154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该书共54卷，包括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载药850种，在国外影响较大。
唐代医家孙思邈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分为30卷，合方论5300首；《千金翼方》亦30卷，载方2571首。二书还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尤其在营养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成就突出。公元752年，著成《外台秘要》，全书共40卷，1104门，载方6000余首，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
宋代对中医教育比较重视。政府设立“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才的最高机构。学生所学课程包括《素问》《难经》《伤寒论》和《诸病源候论》等。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如针灸医官王惟一曾设计铸造铜人两具(公元1026年)，精细刻制了十二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考试时，试官将铜人穴位注水，外用蜡封。受试者如取穴正确，可针进水出。这是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创举。公元1057年，宋政府专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历时十余年，约在1068～1077年陆续进行。目前我们所能读到的《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都是经过此次校订、刊行后流传下来的。
公元十二至十四世纪的金元时代，中医学出现了 许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四大家即：刘完素，认为伤寒(泛指发热性疾病)的各处症状多与“火热”有关，因而在治疗上多用寒凉药物，被后世称之为“寒凉派”；张从正，认为病由外邪侵入人体所生，一经致病，就应祛邪，故治疗多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被后世称之为“攻下派”；李东垣，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疗时重在温补脾胃，因脾在五行学说中属“土”故被后世称之为“补土派”；朱震享，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治疗疾病应以养阴降火为主，被后世称之为“养阴派”。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亲自上山采药，广泛地到各地调查，搞清了许多药用植物的生长形态，并对某些动物药进行解剖或追踪观察。对药用矿物进行比较和炼制，参考文献800余种，写成了《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是到16世纪为止我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大约在公元十一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纪，由于传染病的不断流行，人们在同传染病做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了温病学派。到了清代，中医在治疗温病(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发热性疾病)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叶桂的《温热论》、薛雪的《湿热条辨》、吴瑭的《温病条辨》及王士雄的《温热经纬》等。清代医家王清任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医林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与治疗方法。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以显著的疗效、浓郁的民族特色、独特的诊疗方法、系统的理论体系、浩瀚的文献史料，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成为全人类医学宝库的共同财富。
80年前的中医存废之争
中医乃我国“国宝”之一，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鸦片战争前，中国医学界一直是中医一枝独秀。列强入侵后，西学东渐，西医学也在中国落地生根，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冲突在所难免。在日益激化的中西医论争中，有一部分人对中医持轻视甚至反对态度，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尤其是以往政府千方百计地排斥和摧残中医。从道光皇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蒋介石，制造各种障碍阻止中医的发展，甚至企图用行政手段消灭中医。为了挽救中华民族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医界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抗争，古老的中医经历了历史上最艰难的岁月。
对中医歧视、摧残最残酷的莫过于国民党政府。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并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废止中医案”。
此案一出，人们热血沸腾，中医界空前大团结、大觉醒，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上海著名中医张赞臣主办的《医界春秋》，出版号外“中医药界奋斗号”，揭露余云岫等人的阴谋。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竟然公然刊出了还没有宣布实行的“废止中医案”。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双方剑拔弩张，直面对峙起来。几天内，数不清的各地中医药团体的质问函电飞向了南京政府。
3月17日(后定为“国医节”)，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成赴京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上海中医药界全力支持大会，罢工半天并提供全部交通工具。同时，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电请保存国医。社会公众舆论也支持和声援中医界，一时间群情激愤，运动的浪潮颇似“五四”运动在中医问题上的重演，可见废除中医是何等的违背民心。
国民政府没料到会造成如此轩然大波，当时正值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叶楚伧、李石曾、薛笃弼等人亲自接见了请愿代表并表示慰问。这迫使卫生部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面允代表：该提案虽获通过，但暂不执行；改称中医为国医；同意成立“中医学社”。
虽然这次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政府的反中医政策丝毫没有改变，废止中医一直在以变相的手法进行着。不久，教育、卫生两部通令中医禁止参用西药及器械；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用学校的名称，以限制中医人才的培养；中医医院改为医室等，目的仍是企图逐渐消灭中医。
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尤为南京政府所忌恨。该会人力、物力、财力雄厚，动辄通电全国，号召力很强，是中医界与南京政府斗争的强有力的组织。1931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总联合会不符合法律强令解散。这再次激起中医药界的愤怒。2月1日，中医界在上海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中西医平等待遇，中医参加卫生行政，中医药改称国医国药，编纂中医药字典及教科书等，并再次派代表进京请愿。这次请愿的规模和声势较前一次更大，惊动了蒋介石。他先是煞有介事地答应代表，让文官处撤销两部公告。然而这不过是缓兵之计，代表们一撤，身兼教育部长的蒋介石马上以教育部的名义推翻了自己的诺言。
在1933年6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中委石瑛等29人提议仿1930年制定的《西医条例》，拟定《中医条例》(草案)。这是中医界多年奋斗希望实现的目标，目的是争取与西医的平等地位。但这也是废止中医者最不愿意的事情。在会议讨论中，行政院长汪精卫不但反对该提案，不肯执行草案，而且提出废除中医中药。这引起了中医药界的强烈抗议。汪精卫见众怒难犯，便转换手法，在《中医条例》交立法院审查时，他写信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大谈“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嘱孙共同阻止其通过，使得《中医条例》被压了两年之久。直到1936年1月22日，几经磨难的《中医条例》才正式颁布，中医在医药卫生系统中终于取得了合法地位。
然而，一纸条例远不能解决中医药的根本问题，国民党政府仍采取不承认中医，条例中也有许多歧视、排斥中医的内容，中医实际上仍无地位。抗战后国民党政府变本加厉，对抗战中仅存的中医横加摧残，反中医事件迭起。中医界再次起而反抗，多次发起全国请愿。
政府除了不准中医办医院、设学校、登广告外，还设立了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在非法的考试、审查制度下，绝大部分中医已无法继续开业。1946年，卫生署否定了1943年公布的医师法，规定中医一律称“医士”，不得再称“医师”，并严禁中医使用新药。杭州卫生局还实行污辱性的中医登记，公然在中医执照上加盖“中医不准使用西药以及注射器具，违者吊销执照，撤消资格”，以示歧视。
政府为了消灭中医学校，更是不择手段。1946年2月，教育部命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缔我国最早创办、最 具影响的上海中医学院和新中国医学院。两校坚决抵制政府的无理取缔，经多次交涉无效，终于转为公开斗争。8月，校长丁济万的护校宣言在《新闻报》上刊出，并组织请愿团向教育部请愿，终无结果。9月，教育部再次命令将上述两校及上海中国医学院同时取缔。此讯一出，全国震动，在三校负责人的呼吁下，成立全国中医药请愿团向行政院请愿。国民党政府竟然毫不理会，却以该中医校未经立案为由强令关闭，使这三个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校最终没有维持到解放。1947年11月，上海不准中医学校毕业生参加特种中医考试，再次打击中医教育。广东省在民国年间先后开办20多所中医院校，到1947年仅剩1所广东省中医药专门学校。
纵观中医界38年的斗争，政府采取的种种消灭中医的政策，虽然未达到目的，但对中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并加剧了中西医分裂和相互对峙的局面。到全国解放前夕，散居在各地的约50万中医，绝大部分已无法继续开业。全国没有一所公立中医院校，更谈不上学术研究，中医书籍出版尤其困难。中药生产任其自生自灭，质量低劣，税多捐重，药店纷纷倒闭。
然而，传统的中医药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灿的明珠，虽曾一度遭到来自民间和官方的冷落乃至贬损，但终因自身无法代替的优越性而巍然留存。中医在中国废止不了、消灭不了，相反还逼迫着中医界走出一条新路子：与西医取长补短，共同发展。1949年后的中西医结合即代表了这一方向。世界性中医热的兴起，预示着中医学的发展不可限量。
国人生活中的中医精神
“中医”是个专用名词，它的“中”字并不是为了区别“西医”的“西”字。“中医”二字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经方》，其云：“以热益热，以寒增寒，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在这里，“中”字念去声。
中国先人认识事物的思想基础，来源于《易经》，将世界一切事物均纳入阴阳的轨道。中国古代的医学理论就认为，人体的阴阳保持中和才会取得平衡不会生病。若阴阳失衡，则疾病必来。中医大夫有“持中守一而医百病”的说法，意即身体若无阳燥，又不阴虚，一直保持中和之气，会百病全无。
因此，中医的最高境界就是“致中和”。即世界万物存在的理想状态。可以说中医学所阐明的“阴阳和合”“阴平阳秘”生理机制正是儒家“致中和”思想的最佳体现。在这个终级目标下，中医是用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这三大来自中国古典哲学的理论，来具体解释生命的秘密。
中医有关于生命和疾病的学说，有关于诊断和治疗的理论，还有数以千计的药(各药因采收、贮藏、炮制的差异而效用有别)，有数以万计的方(各方因选材、剂型乃至加工细节的不同而功用自异)，更不必说异彩纷呈的养生之术和疗效神奇的针灸方法了。
一个民族的衰落不外乎两大原因：一是战争，二是瘟疫。中国的战争没有少打，从黄帝战蚩尤开始打过无数次，瘟疫也经历过无数次，是谁保护了中华民族的健康?在1840年西方的文化进入中国以前，这个任务是由中医学来完成的。“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即是明证。
由于1840年以后西方医学的逐步进入，使得中医学的很多理念都淡薄了，人们对传统中医的态度曾一度疏离。一有病，现代人就去大医院排着长队做一堆化验，照几张片子，提着一袋抗生素回家。哪个部分病变了，就一刀割除。很多人听从建议，把子宫“挖”出去了，把阑尾“切”下去了，把胆囊“摘”除了，包括扁桃体和蛀牙……这符合了当下社会的高效率和快节奏，却没有考虑长远的健康。在过度迷信西医的时期之后，人们重新关注中医。
2003年发生SARS的时候，为什么北京那么恐慌?道理很简单，因为SARS病毒性质没有确定，在现代医学没有确定它的性质之前，找不出杀死它的武器。西医解决不了的时候，就起用了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药。
其实，中医如今在治病的时候，常用的方子还包括张仲景《伤寒论》的方子、《金匮要略》的方子，那都是两千年以前的方子。为什么它们到现在仍然有效呢?因为中医治的是人不是病，它在治疗的过程中，是用药物的偏性来纠正人体的偏性，也就是改变这种致病因子在人体赖以生存的条件，这是中医对治病的理解。
先哲们没有给炎黄子孙留下圣经，却传下了更具普世意义的《黄帝内经》，它可以在你心灵受到诱惑或伤害时教给你“恬淡虚无，真气从之”；在你年纪轻轻就受到亚健康的威胁时，告诫你“逆于生乐，起居无节”不可能健康、长寿。如此想来，若把《黄帝内经》看懂了，什么养生之道、治病之道岂不全会了。网络上有这样的段子：世界上古往今来最超级的广告是国家前副总理吴仪为《黄帝内经》做的!她说的原话是：中医是有很大学问的，我打算退休后研究中医药，现在正在学习《黄帝内经》。
夏商西周时期医巫并存，在卜筮史料中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内容。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整个学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期，医巫分离，医学具有更显明的实用性和理性。秦汉时，以伤寒、杂病和外科为最突出的临床医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早在秦始皇的时候宫廷里就出现了“六监”，为皇帝的日常起居服务。其中就有药监、巫监和食监。后来，药监和巫监慢慢合二为一。臣子们不能逼着皇帝吃药，就想方设法把药材放入食物中，并努力调和，减轻药中的辛苦味道。这就是宫廷药膳的由来。中医历来强调“药补不如食补”。过分依赖例如维生素片等的直接摄入对人的健康并无益处。现代人一般想到药膳就会觉得其中“药”的比例会占到很大，菜肴中也会有一种很浓重的药味，从而产生畏惧心理。其实这是错误的。药膳中的药味已经在中国食文化几千年的发展中被调和得近乎完全感觉不到辛苦的味道了。
不久前，在香港地区媒体上的曾经有一则醒目的报道。该报道称，近年来香港兴起一股北上天灸热潮。因为香港同深圳同处亚热带沿海地区，气候炎热多湿，居民也都以食鱼虾为主菜，夏季室内又普遍使用空调，因此两地都为过敏性鼻炎、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的高发地区，小儿与老年人的发病率更高。而中国传统医学中医中的天灸却又恰对此症有神奇的疗效。
中医的力量是无形而实在的。当今的中华大地上，还有2900多所县级以上中医医院，每天接诊着成千上万的患者；还有近30所中医高等学府，十几万莘莘学子每天都在朗朗诵读着中医的古老经典。从大洋彼岸到欧亚大地，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中药的芳香、针灸的神妙……
其实，观察身边也不难发现，中医医疗就在我们身边。今天时尚美容的行业里，拔罐、针灸、刮痧也都已成为他们的火爆的业务项目。尤其是针灸减肥更是为人追捧。当年红极一时的电影《刮痧》让年轻的一代从瓶罐小丸中又多认识了神奇中医治疗方法的一种。
中医的美妙，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冰冷的医学器械、精确的数字，而因其文化韵味，传达出一种睿智慈悲的生活态度。褪去那些熬药的瓶罐、经络理论，中医 就是一种生活，是实实在在存在了几千年的生活方式。中医的很多道理就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节制饮食的问题上，不是说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当你想吃的时候，大抵也是你体内的需要。但是有一条，浅尝辄止。你一吃多了，就要损伤你。现代社会工作节奏越来越快，弄得很多人疲惫不堪，处于亚健康状态，一想起上班就头疼。这说明你对自己的工作已经厌倦了，这是一种很危险的信号，所以一定要学会协调情志。要想真正把情志调整好，就得做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让脑经常处在一种放松的状态，智慧就来了。你考试的时候，如果脑子一紧张，会的全忘了；当脑子一轻松，什么题都想起来了。
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博大国学也让民族自豪感大度提升。重新思考，走近中医，我们领悟着新的健康理念：顺乎时令，追随自然，泰然处世，坦荡做人。
永不褪色的中医
有关传统中医药学的问题，一直是中国医学界的一个焦点。几千年来，中国的中医药学一直服务着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而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西医的进入，中医药也一如中国含蓄、讲求内涵的文化一样，相对显得静谧许多。而事实也确实如此，纵观现在大到医院小到门诊，从诊断到治疗似乎全都是一色的西医操作。中医似乎真的在步步隐退，但这只是“似乎”而不是事实。
其实，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阿拉伯医学、古印度医学、古埃及医学……然而它们又都先后枯竭、相继消亡了，唯独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中医学还在流动、还在生长。在科学技术高速发达的当今世界，人类在享受到现代医学带来的福祉同时，也深切感受到医源性、药源性疾病带来的新的痛苦。在高科技的“双刃剑”面前，人们不由得将目光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中医中药。那些对东方、对中国的古老文明还比较陌生的西方人惊异于中医的神秘理论和神奇疗效，在无奈中看到了些许希望，产生了浓厚兴趣，从而走进中国、走进中医。
说起来现在的中医在国外比在国内还要受欢迎。但凡有点病痛，许多老外都喜欢去找中医，特别是针灸、刮痧等传统疗法更让他们感觉非常神奇。许多时候，治疗已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上升成为一种文化享受、一种时尚。当传统成为时尚，这两个看似冲突的对立面在当今社会竟得到了统一，但细细琢磨，也不无道理，因为蕴藏在传统中医里自然的、健康的、平衡的、从容而优雅的内涵与现代人所追求、崇尚的生活品质内涵正不谋而和。中医不单纯是一种治病的医术，同时也是一种哲学观，教人们如何在纷繁中获得平静，如何在忙碌中找到平衡。
不能否认，中医是团“文火”，在一些疾病的疗效上却不如西医来的干脆利索。它更多讲求的是调和养。因此，正如现在中国许多医者的做法一样，将中、西医相结合，各取长补短，共同为人类的健康事业服务，而不是中西医拼得你死我活。
西医相信仪器超过相信自己，西医很大程度上是靠指标说话的。而现代人似乎对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失去信心了，稍有不适更多需要依靠医生和药物。其实，人不能完全靠指标活着，首先要凭感觉活着。对自己要有足够的信任。2008年正月，央视“健康大讲堂”栏目连续五天开讲“中医文化与中医养生”，一位叫樊正伦的中医人藉此火了，崇拜他、寻找他的“轮子”瞬间多了起来。
前些年，“韩医申遗”一度激起国人的愤怒。因为，所谓的韩医不过是源自中医的学说而已。不过，我们却不得不承认，韩国民众对中医的了解要胜于中国。中国的电视剧，剧中人感冒了就去挂吊针；韩国的电视剧，剧中人感冒了就自己扎扎针，中医已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
就拿同为反映中医药题材的影片来说，中国的《神医喜来乐》和韩国的《大长今》传递的就完全是两种概念。前者宣扬的是民间中医胜过朝廷御医，《大长今》则体现了朝廷对中医的认可；《喜来乐》中的中医治疗的理论闪烁其辞，神秘化，轻过程、重结果，而《大长今》则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喜来乐》讲的是一个老中医的神奇医术，《大长今》则是讲一个年轻中医的发展；《喜来乐》的治疗让人疑窦丛生，《大长今》的治疗让人茅塞顿开。中医在中国被神秘化，中医在韩国被全民化，中国人都知道中医，韩国人都使用中医，中医在中国一次次被扼杀，中医在韩国—次次被升级，直到韩国的中医说中医是韩国的。
我们为什么非要别人的刺激才会顿悟。难道真的非要到失去了才去怀念它的珍贵吗?今天，百姓开始关注中医，通过中医来保养自己的健康。政府也开始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来支持发扬我们自己的传统医学。
有人说，中国人像大家闺秀，韩国、日本像小家碧玉。大家闺秀的宝贝太多了，东家扔一点，西家扔一点，到现在都没了，被那小家碧玉全都拿回去了，中国的插花、和服、茶道全都变成他们的了。转型时期的中国在很多方面经历着“阵痛”。
清明、端午、重阳等本应是民众生活不可分割的传统节日，却需要通过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来保护，恰恰反衬出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的衰微之境。国人津津乐道或是习惯性地把目光向外投，沉迷于看好莱坞大片、韩国电视剧，过圣诞节、情人节，吃麦当劳、肯德基。倒是没有什么法律或强制规定，但因为它们非常“生活化”，便引得国人乐此不疲。
文化是一个流动的“场”，它只有注进现代的元素，“溶解”在当代国人的生活中，与现代生活的特点紧密相联，才能成为人们的一种行事习惯和生活方式，才能使优秀的传统文化真正地得以保留和传播。中医也不例外。
21世纪，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性，科学也应该是多元的。传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中医也应该与时俱进。我们热爱中医不只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吸取现代科技养分推陈出新，使中医更好地造福于人民。中医学，如一块璞玉，静静地散发着温润。它，不出一声。美，要靠世人自己来发掘感悟。也许现在从社会到业界关于中医的问题都还各有观点，但患者的热情和追捧却颁给中国中医药学一张最好的证书。
这是个追求时尚的年代，却也同时充斥着浮燥。在这个年代里，有着永远吃不完的美食，却没有足够好的肠胃；有着永远看不完的风景，却没有足够强健的体魄。有人这样比喻，中医就像互联网里的宽带，发展时间长，使用的人少；而时尚则像使用人多的窄带，经常拥挤不畅。在这个需要沉淀的时代，中医正以最古老的形态回归，蓦然回首间，我们发现最真实、最纯粹的美，从而更加理解、尊重和热爱中国传统文化。
李时珍和《本草纲目》
李时珍，字东璧，湖北蕲州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李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父亲是当地名医。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空洞乏味的八股文不屑于学，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的九年中，三次到武昌考举人均名落孙山。于是，他放弃了科举做官的打算，专心学医。父亲同意了李时珍的要求，并精心地传授他。不几年，李时珍果然成了一名有名望的医生。
行医的十几年中，李时珍阅读了大量古医籍，又 经过临床实践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品数既繁，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特别是其中的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而遗祸无穷。于是，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从三十一岁那年，他就开始酝酿此事。为了“穷搜博采”，李时珍读了大量参考书，家藏的书读完了，就利用行医的机会，向本乡豪门大户借。后来，李时珍进了武昌楚王府和北京太医院，读的书就更多，简直成了“书迷”。
李时珍不但读了八百余种万余卷的医书，还看过不少历史、地理和文学名著及敦煌的经史巨作，连数位前代伟大诗人的全集也都仔细钻研过。他还从中摘录了大量有关医药学的诗句，而这些诗句也确实给了李时珍许多真实有用的医药学知识，帮助他纠正了前人在医药学上的许多谬误。
李时珍三十八岁时，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医官。这期间，李时珍积极地从事药物研究工作，经常出入于太医院的药房及御药库，认真仔细地比较、鉴别全国各地的药材，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同时他还饱览了王府和皇家珍藏的丰富典籍。另外，李时珍还从宫廷中获得了当时民间的大量本草信息，并看到了许多平时难以见到的药物标本，使他大大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领域。
李时珍在太医院任职前后的一段时期，开始了《本草纲目》的写作。在编写过程中，李时珍发现，由于药名的混杂，使药物的形状和生长的情况十分的不明。过去的本草书，虽然做了反复的解释，但是只在书本上抄来抄去，所以矛盾百出，使人莫衷一是。
由此，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
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地向当地人求证，人们热情地帮助他了解各种各样的药物，比如芸苔，是治病常用的药。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各家注释也搞不清楚，李时珍问一个种菜的老人，在他的指点下，又察了实物，才知道芸苔实际上就是油菜。于是，这种药物，便在他的《本草纲目》中一清二楚地注解出来了。
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这样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当时，太和山五龙宫产的“榔梅”，被道士们说成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果”。他们每年采摘回来，进贡皇帝，官府严禁其他人采摘。李时珍不顾道士们的反对，竟冒险采了一个。经研究，发现它的功效跟普通的桃子、杏子一样，能生津止渴而已，是一种变了形的榆树的果实，并没有什么特殊功效。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于万历戊寅年(公元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编写工作。
《本草纲目》共52卷，分16部，约190万字，历时27年著成。全书收纳诸家本草所收药物1518种，在前人基础上增收药物374种，合1892种，其中植物1195种，矿物、动物及其他药物798种；共辑录古代药学家和民间单方11096则；书前附药物形态图1100余幅。这部伟大的著作，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地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
《本草纲目》不仅为我国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出版后，很快就传到日本，以后又流传到欧美各国，先后被译成日、法、德、英、拉丁、俄、朝鲜等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传遍五大洲。早在1951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上，李时珍即被列为古代世界名人，他的大理石雕像屹立在莫斯科大学的长廊上。《本草纲目》不仅对中医药学具有极大贡献，而且对世界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也曾受益于《本草纲目》，称它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