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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英国学者戴维·塞尔本的译著《光明之城》出版，原书是关于意大利商人雅各·德安纳在中国泉州（刺桐城）一段难忘生活经历的记载。这段大约半年的异国生活，时间是从1271年8月25日持续到1272年2月24日（南宋咸淳年间）。该书甫一问世，就在西方学界引起轰动，一场手稿真伪之争颇为热闹。1998年3月，由当时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王连茂等人整理的中文版在《泉州晚报·海外版》连载，笔者当时是编辑部负责人，可以确认这是国内最早翻译并发表的《光明之城》原书内容。随后，《马可·波罗游记》研究专家杨志玖等人也撰文，认为《光明之城》不是伪书。1999年2月，戴维·塞尔本应邀来到泉州，做了《我与光明之城》的学术报告。有趣的是，他在参观泉州湾宋代古船陈列馆时惊喜地发现，另一部同样引发过争议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中国海船“内舱有十三所，互以厚板隔之”以防止船身渗水导致其沉没的记叙，竟然在这艘1974年出土的宋代古船中得到了印证。
源于学界对雅各手稿的广泛关注，世人对泉州城市形象的认知从此多了一个美丽的称呼——光明之城。
前不久，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一致通过将“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泉州成为继平遥古城和丽江古城之后第三个以城市名义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城市。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的22个遗产点包括五大类，分别是：行政管理机构与设施遗址，多元社群宗教建筑与造像，文化纪念地史迹，陶瓷与冶铁生产基地，桥梁、码头、船标塔组成的水陆交通网络。这些遗产点分布在自海港经江口平原并一直延伸到腹地山区的广阔空间内，完整地体现了宋元泉州独具特色的海外贸易体系与多元社会结构，多维度地支撑了“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这一价值主题。世界遗产大会指出，泉州项目见证了中国长期矗立世界舞台中央的辉煌，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盛，见证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
10——14世纪，世界海洋贸易迎来一波大繁荣时期，在西方概念的“大航海时代”出现之前，中国是最出色的海洋国家之一，泉州的地位无异于今天的纽约或上海。因为当时的刺桐港是名符其实的东方第一大港。
▲ 中国画《刺桐梦华图》（局部） 作者：蔡永辉、许瑞珍
人们也许要问：宋元时期的大港时代，为什么花落泉州？
唐朝中后期，由于政局、税率等因素的影响，连接东西方的商道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客观上推动了东南部港口城市的发展。新的对外贸易形态成形，海路的优势日渐显现，处于中国东南沿海核心位置的泉州，终于站在了大时代的风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唐·包何）“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唐·薜能）当时，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霍在《道里邦国志》中记载，泉州为中国四大对外贸易港之一。
一个城市的发展，除了天地禀赋，更在于抓住机遇，而机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主政团队。五代十国时期，王延彬、留从效、陈洪进等名贤先后治泉，这些社会精英虽政见、作风各异，但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是他们的共识。王延彬因“凡三十年，仍岁丰稔，每发蛮舶，无失坠者”，被百姓称为“招宝侍郎”。陈洪进向朝廷表乞朝觐的物品不但品種繁多，如有乳香、白龙脑、真珠、玳瑁、水晶等，而且数量巨大，一次就有贡银万两、绢千疋、象牙2000斤等。当时海外贸易的繁荣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独特的一个历史时期：一方面，在赵匡胤、赵匡义之后，帝王强国能力一代不如一代，两宋最终均亡于外患；另一方面，倡行文人政治，以祖宗家法固化制度建设，程朱理学影响持久深远，政治文明日趋成熟，文化艺术高度繁荣。
罗马不是一天建造起来的，宋元时期的泉州也不是一天内就崛起的，而是与三次北方大移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八王之乱”发生后，晋人纷纷衣冠南渡，给闽越地区带来先进的文化与技术，泉州境内的两条江河分别被命名为“晋江”和“洛阳江”，可以称其为不忘初心的范例。唐代实行靖边政策，陈政、陈元光父子率众自河南固始南下泉州、漳州。唐末，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兄弟带领万人入闽，北方士族南迁带来了中原文化。王氏入闽“招怀离散，均赋缮兵”，30年间，一境晏然，良好的社会环境与经济发展潜力吸引了大批北人南迁。徜徉在泉州古城的小巷中，随处可见“南阳衍派”“燕山衍派”“九牧传芳”“汾阳传芳”之类的门楣题字，流行于福建南部、台湾和东南亚华人社会的闽南语与南音、南戏，至今保留着中原古音的读法。南宋偏安江南，海上贸易成为国库的主要来源，泉州的地位愈加重要，不少名门望族举家落户于此。随着经济的繁荣，北宋中期，泉州人口已有20万户，到南宋时高达25万户，总人口以百万计，堪称世界级的大城市。守望与开放是观察泉州文化的两个视角。作为崇尚“爱拼才会赢”的移民城市，开阔的全球视野与海洋意识反过来助推泉州人走向海洋，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在今日的东南亚，仅泉州籍华侨华人就有750万之众；另外，在台湾的汉族同胞中，泉州籍占了44.8%。
▲ 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航拍图（李佳胜、何康 供图）
重商意识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观念变革，宋元时期的泉州人不再把自给自足的消费作为生活目标。在与外来族群的贸易交往中，海纳百川成了泉州城市性格的重要特征。百越文化、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撞击与融汇，给边缘之地的泉州带来先进的社会文明，让泉州港迅速成长为朝廷眼中的经济特区，带来近400年的繁荣景象，写下福建历史最辉煌的一页。
▲ 安平桥，又名五里桥（陈起拓 摄）
在这里，不能不提及两处外贸商品生产遗址。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体现出长江以南冶炼业的技术特点和组织结构，泉州铁制品通过海洋商贸走向世界。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的专家在发掘研究中确认，遗址同时存在块炼铁、生铁冶炼两种技术体系，冶炼垃圾以板结层方式处理的办法为国际上首次发现，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一笔，也从一个角度揭示了中华文明对人类的重要贡献。显示出海洋贸易推动泉州制造业蓬勃发展最具说服力的还是德化陶瓷产业，在泉州发现的74处宋元窑址中，德化一地就占了42处。德化瓷器以“中国白”著称于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出口的泉州商品中，德化陶瓷的数量无疑是最大的。德化陶瓷自古以来就以外销为主，因而其名气不如几大官窑，《光明之城》一书中称其为“世界上最精美的瓷器”。因为物美价廉，200个格罗特（货币名）就可购买600只瓷碗，雅各当年从泉州回国后，实实在在赚到了一大笔钱。
不能不提及的还有两座跨海大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泉州古石桥有三座，名播古今的是始建于1053年的洛阳桥和始建于1138年的安平桥。由于跨越波涛汹涌的海面，工程耗费巨大，建设相当艰难，前者用了7年时间，后者更是用时13年之久，动用了政府、商界、宗教界和民间慈善人士的力量才得以完成。泉州城南北原来受晋江、洛阳江阻隔，交通不便，两桥飞架后，城市交通构成统一的干线体系，并引发了一场泉州造桥热。两宋期间，泉州建桥139座，既体现了市舶司制度下地方政府较强的财力支撑，也为进一步扩大城市发展空间提供了基础条件。两桥堪称中国古石桥双璧，蔡襄主导建设的洛阳桥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跨海桥梁，首创筏型基础、养蛎固基，是世界上把生物学原理应用于桥梁工程的先例。安平桥长达2255米，俗称五里桥，是世界中古时代最长的梁式石桥，被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誉为“代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 泉州湾后渚港出土的宋代古沉船（潘登 摄）
除了两处商品生产遗址和两座跨海大桥外，不能不提及两艘宋代古船。这两艘古船不但是中外贸易的见证者，也是了解中国古代造船技术和航海史的实物证据。发掘于泉州后渚港的沉船长24米、宽9米，吃水深度近2米，推断载重量200吨，运用《营造法式》中的榫合技术造成；船内有12道隔舱板，将船分为13舱，舱壁钩联严密，密封程度很高，这种水密舱不仅可以增加海船的抗沉性和船体的坚固性，而且便于货物装卸，当船体受损时，不致影响其他部分，由此可见泉州当时的造船技术之高超。与众所皆知的“南海一号”不同，泉州湾出土的古船是从南洋三佛齐归来的商船，“南海一号”则是在南下途中倾覆的。作为世界上目前发现年份最为久远、船体最大的沉船，“南海一号”满载德化、磁灶瓷器等货物。权威专家认定，此船的出发港为泉州。我们的祖先依靠指南针、牵星术、针路簿、量天尺等发明创造，在欧洲殖民者还未觉醒之前，以海为田，以船为马，自如驰骋在南海和印度洋的波涛之上，泉州也因之成为当时中国计算出海时间的中心坐标。
不能不提及的还有市舶司和南外宗正司两个官方机构。市舶司相当于今日的海关，其任务为关税执行与监督以及番舶物品的检查，同时承担进出港人员的审批等职权。971年，北宋在广州首设市舶司。那时，泉州海舶必须到广州市舶司呈报方可出海，回程亦然。鉴于泉州船只常被刁难、拘货，海外贸易一度陷入低潮。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在泉州知州陈偁等人的努力下，朝廷诏泉州增设市舶司。随即，巨商大贾，摩肩接踵，巨港气象，列居郡南。设司的显著成效完全可从政府财政状况看出：北宋初，市舶司收入为30万缗，占国家财政收入的18.7%；至南宋初，市舶司收入为200万缗，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0%。另据南宋绍兴末年的统计，泉州市舶司收入近100万缗，占全国市舶司总收入近半。
▲ 泉州市舶司遗址（潘登 摄）
经济实力的增强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宋代泉州城历经八次修筑，元代则把罗城南扩至江边，与翼城相连，使城周增至30里。北宋时期，泉州的港区已从城南江滨逐步向晋江入海口的后渚方向延伸，建成了可以停靠更大型商舶的江口码头。1127年，泉州港与广州港并驾齐驱。1220年，泉州港超越广州港，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海港。
▲ 南外宗正司遗址（潘登 摄）
在泉州港鼎盛之时的1129年，南外宗正司移至泉州，皇亲国戚长期居住泉州者日多，高峰时期竟有两三千人，由此强化了泉州外贸的特殊角色，也直接推高了本地的消费水平。皇室的庞大开支，大部分由地方财政负担。继经济一路领先之后，泉州的政治地位亦水涨船高。政府与社会出现良性互动，商人的行会、番客的组织……都是不可轻视的现实存在，他们从各自利益出发，政府主导的行政体系与民间参与的社会结构是稳妥的共赢方式。九日山祭祀海神的祈風方式实际上就是这种合作的产物。九日山高不外110米，以南宋时期的十方祈风石刻最为珍贵。山下的昭惠庙祀奉海神通远王，被南宋朝廷定为祈风圣地。宋元时，泉州郡守每年都要在昭惠庙举行祈风典礼，供奉通远王，目送风帆沿江顺流驶出泉州港，并在九日山刻石以纪之。在昭惠庙举行祈风典礼是民间文化影响政府施政的独特文化现象，统治者明白，顺应民心方可德政昭著。除了太守外，提举舶事等官员亦会参加祈风典礼。 开元寺内的东西塔既是中国石塔的代表，也是泉州古城的标志。东塔名镇国塔，高48米，西塔名仁寿塔，高45米，系南宋建筑，形制仿木结构，石材精雕细琢，榫眼对接精准。如此雄伟壮观的宝塔当年是如何建造的，其历史价值如何评价，古建筑权威专家梁思成曾撰写过相关研究文章。 1983年，研究《西游记》的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还在西塔浮雕上发现了孙行者的形象。在明代发生的震级达到八级的泉州湾大地震中，市区民房倒塌无数，唯东西塔巍然屹立，毫发未损，不能不说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
2004年11月，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应邀到泉州参访，作为活动的策划者之一，笔者发觉金大侠在此趟文化之旅中最兴奋的莫过于参观草庵摩尼教寺。摩尼教是唐时随波斯商人传入中国的，后在灭佛行动中被废除；而在天高皇帝远的泉州，则以明教名义转入民间活动。元代实施宗教开放政策，摩尼教再次获得传播与发展之机。晋江草庵建于南宋绍兴年间，元时当地人士以佛礼之，捐刻摩尼光佛造像于石壁。摩尼教不拜偶像，因为在泉州融入佛教，得以避过明王朝的检索存留下来，草庵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摩尼教寺遗迹。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描述过明教，曾被人讥为胡编乱造、随意杜撰，这一次，他终于找到了回驳的证据。
▲ 晋江草庵摩尼光佛石刻造像（潘登 摄）
泉州东门外的灵山圣墓，相传为唐武德年间安葬穆罕默德两个到泉州传教的弟子之墓。1926年10月，厦门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马可·波罗游记》译者张星烺和陈万里、艾克三教授结伴到泉州开展田野调查，圣墓是此行的一个主要考察对象。关于圣墓建造的时间，自1920年始，桑原骘藏、庄为玑、陈从周、苏基朗、陈达生、杨鸿勋、庄景辉等著名学者纷纷提出各自的看法。鉴于当时的国际交通条件和伊斯兰教尚处于初创阶段，穆罕默德派出身边弟子远赴东方传教的可能性不大，但对于造墓时间至少是在唐代后期至宋代初期，专家们则没有大的分歧。伊斯兰教圣墓的形制与汉人传统墓葬迥异，随着阿拉伯商人大量来到泉州经商和居住，清真寺与墓地便成了他们生活必需的配套。1988年，通淮门外的津头铺建设工地出土了许多石棺，经考证，是一处伊斯兰墓盖的加工作坊。两位圣徒的生平事迹也许永远成谜，但历代的顶礼膜拜者纷至沓来。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曾专程前往行香。
伊斯兰教的史迹何止圣墓，泉州可以说是保留中国古代伊斯兰教史迹最多的城市，据统计，全国出土的伊斯兰教石刻，仅泉州一市就占了70%左右，其中最出名的当属涂门街头的清净寺，该寺又名艾苏哈卜清真寺，名列“中国十大名寺”之列，自1009年建立至今，栉风沐雨超过千年。该寺总体建筑风格依仿叙利亚大马士革大清真寺，礼拜用的奉天坛早已倒塌，但墙面上刻写的《古蘭经》清晰可辨，有的句子内容还与保佑航行安全有关。元代泉州有清真寺六七座，可见当时居住于城中的阿拉伯人数量相当之多。
20世纪30年代，泉州学者吴文良在被拆除的城墙石料中搜集到22方有着“十字架”图案的宗教石刻。宋元时期传入泉州的基督教派有聂斯托利派和方济各会派，这些远道而来的天使艺术形象，入乡随俗，头戴皇冠，身着僧服，端坐祥云之上，还配有莲花宝座，被打上了鲜明的东方文化色彩。“刺桐十字架”经英国学者福斯特命名，成为全球古基督教研究的一个专用术语。除了宗教，众多的民间信仰也是泉州文化的一大特色。列入遗产点的真武庙是座近海的海神庙，海拔仅二三十米，竟名武当山。更具气势的是，庙里有方石碑，上书两个大字——“呑海”。茫茫大海，惊涛骇浪，一条船行于海上，无异沧海一粟，所谓“走船跑马三分命”。如果不是精神力量的支撑，一代代的泉州人不可能前赴后继，穿越黑水沟登陆台湾岛，渡过南海抵达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文莱，也不可能让源于泉州的天妃宫、关岳庙、昭惠庙、龙山寺、凤山寺、清水岩，成为异国他乡的一道人文风景。
清净寺（陈英杰 摄）
▲ “刺桐十字架”
▲ 基督教天使石刻
泉州籍人类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认为：“在传统国家的这一别致的边陲，文化多元曾达到的程度，大大出乎习惯于将传统国家与封闭社会对等看待的学者的意料之外。”开放包容，相互尊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泉州古老的和平精神给予现代社会的深刻启示。涂门短短一段街区，不同宗教的寺庙可以相邻而居几百年。这一独特的城市文化景观，让多次访问过泉州的迪安博士感慨万千。联合国的目标不也是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的和平共处、和睦共荣？而这，在宋元时期的中国泉州已经做到了。
源于学界对雅各手稿的广泛关注，世人对泉州城市形象的认知从此多了一个美丽的称呼——光明之城。
前不久，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一致通过将“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泉州成为继平遥古城和丽江古城之后第三个以城市名义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城市。
刺桐古港 光明之城
“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的22个遗产点包括五大类，分别是：行政管理机构与设施遗址，多元社群宗教建筑与造像，文化纪念地史迹，陶瓷与冶铁生产基地，桥梁、码头、船标塔组成的水陆交通网络。这些遗产点分布在自海港经江口平原并一直延伸到腹地山区的广阔空间内，完整地体现了宋元泉州独具特色的海外贸易体系与多元社会结构，多维度地支撑了“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这一价值主题。世界遗产大会指出，泉州项目见证了中国长期矗立世界舞台中央的辉煌，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盛，见证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
10——14世纪，世界海洋贸易迎来一波大繁荣时期，在西方概念的“大航海时代”出现之前，中国是最出色的海洋国家之一，泉州的地位无异于今天的纽约或上海。因为当时的刺桐港是名符其实的东方第一大港。
人们也许要问：宋元时期的大港时代，为什么花落泉州？
唐朝中后期，由于政局、税率等因素的影响，连接东西方的商道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客观上推动了东南部港口城市的发展。新的对外贸易形态成形，海路的优势日渐显现，处于中国东南沿海核心位置的泉州，终于站在了大时代的风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唐·包何）“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唐·薜能）当时，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霍在《道里邦国志》中记载，泉州为中国四大对外贸易港之一。
一个城市的发展，除了天地禀赋，更在于抓住机遇，而机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主政团队。五代十国时期，王延彬、留从效、陈洪进等名贤先后治泉，这些社会精英虽政见、作风各异，但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是他们的共识。王延彬因“凡三十年，仍岁丰稔，每发蛮舶，无失坠者”，被百姓称为“招宝侍郎”。陈洪进向朝廷表乞朝觐的物品不但品種繁多，如有乳香、白龙脑、真珠、玳瑁、水晶等，而且数量巨大，一次就有贡银万两、绢千疋、象牙2000斤等。当时海外贸易的繁荣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独特的一个历史时期：一方面，在赵匡胤、赵匡义之后，帝王强国能力一代不如一代，两宋最终均亡于外患；另一方面，倡行文人政治，以祖宗家法固化制度建设，程朱理学影响持久深远，政治文明日趋成熟，文化艺术高度繁荣。
罗马不是一天建造起来的，宋元时期的泉州也不是一天内就崛起的，而是与三次北方大移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八王之乱”发生后，晋人纷纷衣冠南渡，给闽越地区带来先进的文化与技术，泉州境内的两条江河分别被命名为“晋江”和“洛阳江”，可以称其为不忘初心的范例。唐代实行靖边政策，陈政、陈元光父子率众自河南固始南下泉州、漳州。唐末，王潮、王审邽、王审知兄弟带领万人入闽，北方士族南迁带来了中原文化。王氏入闽“招怀离散，均赋缮兵”，30年间，一境晏然，良好的社会环境与经济发展潜力吸引了大批北人南迁。徜徉在泉州古城的小巷中，随处可见“南阳衍派”“燕山衍派”“九牧传芳”“汾阳传芳”之类的门楣题字，流行于福建南部、台湾和东南亚华人社会的闽南语与南音、南戏，至今保留着中原古音的读法。南宋偏安江南，海上贸易成为国库的主要来源，泉州的地位愈加重要，不少名门望族举家落户于此。随着经济的繁荣，北宋中期，泉州人口已有20万户，到南宋时高达25万户，总人口以百万计，堪称世界级的大城市。守望与开放是观察泉州文化的两个视角。作为崇尚“爱拼才会赢”的移民城市，开阔的全球视野与海洋意识反过来助推泉州人走向海洋，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在今日的东南亚，仅泉州籍华侨华人就有750万之众；另外，在台湾的汉族同胞中，泉州籍占了44.8%。
重商意识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观念变革，宋元时期的泉州人不再把自给自足的消费作为生活目标。在与外来族群的贸易交往中，海纳百川成了泉州城市性格的重要特征。百越文化、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撞击与融汇，给边缘之地的泉州带来先进的社会文明，让泉州港迅速成长为朝廷眼中的经济特区，带来近400年的繁荣景象，写下福建历史最辉煌的一页。
在这里，不能不提及两处外贸商品生产遗址。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体现出长江以南冶炼业的技术特点和组织结构，泉州铁制品通过海洋商贸走向世界。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的专家在发掘研究中确认，遗址同时存在块炼铁、生铁冶炼两种技术体系，冶炼垃圾以板结层方式处理的办法为国际上首次发现，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一笔，也从一个角度揭示了中华文明对人类的重要贡献。显示出海洋贸易推动泉州制造业蓬勃发展最具说服力的还是德化陶瓷产业，在泉州发现的74处宋元窑址中，德化一地就占了42处。德化瓷器以“中国白”著称于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出口的泉州商品中，德化陶瓷的数量无疑是最大的。德化陶瓷自古以来就以外销为主，因而其名气不如几大官窑，《光明之城》一书中称其为“世界上最精美的瓷器”。因为物美价廉，200个格罗特（货币名）就可购买600只瓷碗，雅各当年从泉州回国后，实实在在赚到了一大笔钱。
不能不提及的还有两座跨海大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泉州古石桥有三座，名播古今的是始建于1053年的洛阳桥和始建于1138年的安平桥。由于跨越波涛汹涌的海面，工程耗费巨大，建设相当艰难，前者用了7年时间，后者更是用时13年之久，动用了政府、商界、宗教界和民间慈善人士的力量才得以完成。泉州城南北原来受晋江、洛阳江阻隔，交通不便，两桥飞架后，城市交通构成统一的干线体系，并引发了一场泉州造桥热。两宋期间，泉州建桥139座，既体现了市舶司制度下地方政府较强的财力支撑，也为进一步扩大城市发展空间提供了基础条件。两桥堪称中国古石桥双璧，蔡襄主导建设的洛阳桥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跨海桥梁，首创筏型基础、养蛎固基，是世界上把生物学原理应用于桥梁工程的先例。安平桥长达2255米，俗称五里桥，是世界中古时代最长的梁式石桥，被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誉为“代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除了两处商品生产遗址和两座跨海大桥外，不能不提及两艘宋代古船。这两艘古船不但是中外贸易的见证者，也是了解中国古代造船技术和航海史的实物证据。发掘于泉州后渚港的沉船长24米、宽9米，吃水深度近2米，推断载重量200吨，运用《营造法式》中的榫合技术造成；船内有12道隔舱板，将船分为13舱，舱壁钩联严密，密封程度很高，这种水密舱不仅可以增加海船的抗沉性和船体的坚固性，而且便于货物装卸，当船体受损时，不致影响其他部分，由此可见泉州当时的造船技术之高超。与众所皆知的“南海一号”不同，泉州湾出土的古船是从南洋三佛齐归来的商船，“南海一号”则是在南下途中倾覆的。作为世界上目前发现年份最为久远、船体最大的沉船，“南海一号”满载德化、磁灶瓷器等货物。权威专家认定，此船的出发港为泉州。我们的祖先依靠指南针、牵星术、针路簿、量天尺等发明创造，在欧洲殖民者还未觉醒之前，以海为田，以船为马，自如驰骋在南海和印度洋的波涛之上，泉州也因之成为当时中国计算出海时间的中心坐标。
不能不提及的还有市舶司和南外宗正司两个官方机构。市舶司相当于今日的海关，其任务为关税执行与监督以及番舶物品的检查，同时承担进出港人员的审批等职权。971年，北宋在广州首设市舶司。那时，泉州海舶必须到广州市舶司呈报方可出海，回程亦然。鉴于泉州船只常被刁难、拘货，海外贸易一度陷入低潮。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在泉州知州陈偁等人的努力下，朝廷诏泉州增设市舶司。随即，巨商大贾，摩肩接踵，巨港气象，列居郡南。设司的显著成效完全可从政府财政状况看出：北宋初，市舶司收入为30万缗，占国家财政收入的18.7%；至南宋初，市舶司收入为200万缗，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0%。另据南宋绍兴末年的统计，泉州市舶司收入近100万缗，占全国市舶司总收入近半。
经济实力的增强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宋代泉州城历经八次修筑，元代则把罗城南扩至江边，与翼城相连，使城周增至30里。北宋时期，泉州的港区已从城南江滨逐步向晋江入海口的后渚方向延伸，建成了可以停靠更大型商舶的江口码头。1127年，泉州港与广州港并驾齐驱。1220年，泉州港超越广州港，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海港。
在泉州港鼎盛之时的1129年，南外宗正司移至泉州，皇亲国戚长期居住泉州者日多，高峰时期竟有两三千人，由此强化了泉州外贸的特殊角色，也直接推高了本地的消费水平。皇室的庞大开支，大部分由地方财政负担。继经济一路领先之后，泉州的政治地位亦水涨船高。政府与社会出现良性互动，商人的行会、番客的组织……都是不可轻视的现实存在，他们从各自利益出发，政府主导的行政体系与民间参与的社会结构是稳妥的共赢方式。九日山祭祀海神的祈風方式实际上就是这种合作的产物。九日山高不外110米，以南宋时期的十方祈风石刻最为珍贵。山下的昭惠庙祀奉海神通远王，被南宋朝廷定为祈风圣地。宋元时，泉州郡守每年都要在昭惠庙举行祈风典礼，供奉通远王，目送风帆沿江顺流驶出泉州港，并在九日山刻石以纪之。在昭惠庙举行祈风典礼是民间文化影响政府施政的独特文化现象，统治者明白，顺应民心方可德政昭著。除了太守外，提举舶事等官员亦会参加祈风典礼。 开元寺内的东西塔既是中国石塔的代表，也是泉州古城的标志。东塔名镇国塔，高48米，西塔名仁寿塔，高45米，系南宋建筑，形制仿木结构，石材精雕细琢，榫眼对接精准。如此雄伟壮观的宝塔当年是如何建造的，其历史价值如何评价，古建筑权威专家梁思成曾撰写过相关研究文章。 1983年，研究《西游记》的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还在西塔浮雕上发现了孙行者的形象。在明代发生的震级达到八级的泉州湾大地震中，市区民房倒塌无数，唯东西塔巍然屹立，毫发未损，不能不说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
2004年11月，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应邀到泉州参访，作为活动的策划者之一，笔者发觉金大侠在此趟文化之旅中最兴奋的莫过于参观草庵摩尼教寺。摩尼教是唐时随波斯商人传入中国的，后在灭佛行动中被废除；而在天高皇帝远的泉州，则以明教名义转入民间活动。元代实施宗教开放政策，摩尼教再次获得传播与发展之机。晋江草庵建于南宋绍兴年间，元时当地人士以佛礼之，捐刻摩尼光佛造像于石壁。摩尼教不拜偶像，因为在泉州融入佛教，得以避过明王朝的检索存留下来，草庵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唯一的摩尼教寺遗迹。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描述过明教，曾被人讥为胡编乱造、随意杜撰，这一次，他终于找到了回驳的证据。
泉州东门外的灵山圣墓，相传为唐武德年间安葬穆罕默德两个到泉州传教的弟子之墓。1926年10月，厦门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马可·波罗游记》译者张星烺和陈万里、艾克三教授结伴到泉州开展田野调查，圣墓是此行的一个主要考察对象。关于圣墓建造的时间，自1920年始，桑原骘藏、庄为玑、陈从周、苏基朗、陈达生、杨鸿勋、庄景辉等著名学者纷纷提出各自的看法。鉴于当时的国际交通条件和伊斯兰教尚处于初创阶段，穆罕默德派出身边弟子远赴东方传教的可能性不大，但对于造墓时间至少是在唐代后期至宋代初期，专家们则没有大的分歧。伊斯兰教圣墓的形制与汉人传统墓葬迥异，随着阿拉伯商人大量来到泉州经商和居住，清真寺与墓地便成了他们生活必需的配套。1988年，通淮门外的津头铺建设工地出土了许多石棺，经考证，是一处伊斯兰墓盖的加工作坊。两位圣徒的生平事迹也许永远成谜，但历代的顶礼膜拜者纷至沓来。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曾专程前往行香。
伊斯兰教的史迹何止圣墓，泉州可以说是保留中国古代伊斯兰教史迹最多的城市，据统计，全国出土的伊斯兰教石刻，仅泉州一市就占了70%左右，其中最出名的当属涂门街头的清净寺，该寺又名艾苏哈卜清真寺，名列“中国十大名寺”之列，自1009年建立至今，栉风沐雨超过千年。该寺总体建筑风格依仿叙利亚大马士革大清真寺，礼拜用的奉天坛早已倒塌，但墙面上刻写的《古蘭经》清晰可辨，有的句子内容还与保佑航行安全有关。元代泉州有清真寺六七座，可见当时居住于城中的阿拉伯人数量相当之多。
20世纪30年代，泉州学者吴文良在被拆除的城墙石料中搜集到22方有着“十字架”图案的宗教石刻。宋元时期传入泉州的基督教派有聂斯托利派和方济各会派，这些远道而来的天使艺术形象，入乡随俗，头戴皇冠，身着僧服，端坐祥云之上，还配有莲花宝座，被打上了鲜明的东方文化色彩。“刺桐十字架”经英国学者福斯特命名，成为全球古基督教研究的一个专用术语。除了宗教，众多的民间信仰也是泉州文化的一大特色。列入遗产点的真武庙是座近海的海神庙，海拔仅二三十米，竟名武当山。更具气势的是，庙里有方石碑，上书两个大字——“呑海”。茫茫大海，惊涛骇浪，一条船行于海上，无异沧海一粟，所谓“走船跑马三分命”。如果不是精神力量的支撑，一代代的泉州人不可能前赴后继，穿越黑水沟登陆台湾岛，渡过南海抵达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文莱，也不可能让源于泉州的天妃宫、关岳庙、昭惠庙、龙山寺、凤山寺、清水岩，成为异国他乡的一道人文风景。
泉州籍人类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认为：“在传统国家的这一别致的边陲，文化多元曾达到的程度，大大出乎习惯于将传统国家与封闭社会对等看待的学者的意料之外。”开放包容，相互尊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泉州古老的和平精神给予现代社会的深刻启示。涂门短短一段街区，不同宗教的寺庙可以相邻而居几百年。这一独特的城市文化景观，让多次访问过泉州的迪安博士感慨万千。联合国的目标不也是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的和平共处、和睦共荣？而这，在宋元时期的中国泉州已经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