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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对每一个有娃的家庭而言，都是最现实、最迫切希望得到解决的大问题。同为深受儒家伦理影响的日韩等东方国家，一直都有着重视教育的传统，对于“减负”问题也有着类似的烦恼。那么日韩等国的教育是如何“减负”的，又是如何走出“影子教育”（课外补习）的阴霾？
从《天空之城》到《顶楼》
如果说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比中国更重视教育，考学压力更大，那一定就是韩国。
“即使把耕牛卖了，也要供孩子读书”，这是韩国社会的共识。在韩国，教育是社会地位获取、阶层流动以及良好就业的通行证。教育就是家长让子女在世上过上体面生活的战场，它是每个家庭最大的政治。
早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一片焦土之上，集全国之力开始建设中小学校。韩国公立教育的成果可谓辉煌，1945年识字率只有22%，到了1961年达到了71%，到了1968年全国的小初高入学率分别提升到了99%、75%、54%。
首尔江南区大峙洞“韩国最高端补习班一条街”，有上千家补习班，每年创下的经济值高达20 万亿韩元（约1126 亿元人民币）。
凭借高素质的人口，韩国在六七十年代成功接下了发达国家转移下来的产业链，轻工业发展迅速，从此开启了全面工业化道路。但随着经济的发展，韩国的教育随之异化。如果说60年代之前是为了提高人口素质，那么从70年代开始，就变成了对重点大学学历的全民竞赛。
韩国有三所最高学府，分别是“首尔国立”“高丽大学”以及“延世大学”，合称SKY，也叫做“天空联盟”。这个SKY就是几乎所有韩国学生的终极目标，因为它是进入上流社会的敲门砖。2018年，曾经在韩国引起轰动的电视剧《天空之城》就讲述了几个韩国顶级家庭为了孩子考入SKY而发生的悲剧性故事。
剧中的爸爸们不是银行高管，就是医院主刀、大学教授，甚至不少人本身就是高考状元这样的学霸，在家辅导孩子的“虎妈”也不乏哈佛博士，为培养出“学二代”无所不用其极，全家总动员。艺书的妈妈韩书珍道出焦虑：“现在是不惜伪造成绩，都要把孩子送入名牌大学的疯狂时代，那些不富裕的人都会借钱去给孩子找辅导，应有尽有的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
如愿考上醫学院的顶级富豪的儿子却向他的妈妈控诉：“我从7岁开始，1年365天，一天不落都在学习，不管我生病还是昏倒，你一直逼着我去学院学到凌晨2点，我得不了第一就没资格吃饭，我成绩如果下降就让我出去死掉……”
顶级富豪的儿子尚且需要如此拼命，更何况普通人家的孩子！所以，在韩国中学生中，还有着“四当五落”这种说法，意思是说一天睡4个小时会考上心仪的大学，一天睡5个小时则可能落榜。
《天空之城》本来是着意刻画韩国1%的上流家庭，如何不惜花重金为孩子请私教，培养自己子女进入名门大学，甚至到达了一种极端扭曲的状态——家长们在学习房设置隔音墙，用计时器、摆动机械计算孩子答题的时间。为模拟考试环境，使学习效果达到最大化，甚至连灯光温度、墙面装饰、桌面摆放都有严格限制。
结果，剧中能够帮助孩子考入名校的金牌高考协调员，成了最大赢家。尽管在剧中这位心理极其扭曲、为了能够帮助“天空之城”的孩子们考上名校，不惜沾染鲜血，残害无辜人性命的“女魔头”让人不寒而栗，现实中，人们不但没有批判“女魔头”，反而热切地互相打听，到底哪里能够找到这样的高考协调员。这真是有点让人始料未及。
及至2021年，又一部描述韩国富人区教育话题的韩剧《顶楼》爆了。女主含着金汤勺出生，却一直接受着“不成功的孩子不值得被爱”的残酷教育。为了获取成功，她不择手段，试图除掉一切阻挡自己成功的人，甚至不惜“弑父”。
她的女儿也成了这种教育的牺牲品。因为自己从小是被这样严格要求长大，她完全无视女儿的天资有限，培养女儿心里对竞争对手的仇恨，让原本胆小怯懦的孩子变成了不择手段的人，最终出现了精神问题……
在韩国从事教育工作的阎君告诉《新民周刊》，这两部剧是韩国教育生活的真实写照，很大程度上是江南区的特有现象。江南地区是首尔的富人区，首尔大约有60%的医生、54%的律师以及一半以上的高级官员都住在这里。
“唯学历至上”的意识在韩国人眼里根深蒂固，富裕的家庭理所应当地斥巨资给子女上好的补习班，请明星老师一对一授课，从而考上名牌大学，得以延续家族的社会地位。因此在首尔江南区这个富人扎推的地方，催生出首尔江南区大峙洞“韩国最高端补习班一条街”，仅仅这条街就有上千家补习班，每年创下的经济值高达20万亿韩元（约1126亿元人民币）。
这些补习班费用昂贵，江南区多数家庭每个月补习班花费都要超过100万韩元（人民币约6000元），甚至有的家庭超过了300万韩元（人民币近2万元），而这些学院也不是想进就能进的。能在这里学习的孩子大多都是成绩不错，以名校为目标院校的优等生。
穷人家的孩子怎么办？父母也只能倾其所有、努力让孩子上补习班，弥补各项不足。因此，人口只有5000万的韩国，补习班却有10万多家。这些补习班被称为学院，分布在全国各地。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韩国家庭每月平均用在子女课外辅导上的支出大约占月支出的36%，负担沉重。OECD（经合组织）关于私人教育支出的数据显示，韩国在亚洲是最高的。
尽管韩国历届政府降低私教育费的意志坚定，打压各种学院补课行为的措施及力度不可谓不大，可韩国的私教育费仍在不断上涨，辅导班数量也有增无减。韩国媒体称，只要存在进入名牌大学的竞争，这些现象就不可能避免。
促进教育公平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杨东平指出，韩国教育突出的问题是教育公平，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阶段对名门大学的过度竞争。连年低迷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和雇佣市场对名校毕业生的青睐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就导致韩国的课外培训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韩国的课外培训主要集中在高中阶段。杨东平指出，韩国的小学和初中教育已经相当宽松了。韩国母亲的择校标准只有两个：离家近，伙食好。包括首尔这样的大城市，小学生都是自己上下学，没有家长陪同。学校和家庭的距离大概5-10分钟的路程。放学后小学生被培训机构接走，主要学习艺术和体育，如钢琴、跆拳道、游泳，也有一小部分是学习英语的。但即便是艺术学习，也不允许考级。
目前，首尔的小学生从早上9点开始上课，下午2：40放学，作业很少。PISA测试显示，韩国学生的作业连上海的一半都不到。他们的校长每4年，教师每5年，学监每3年轮换一次，所以义务教育之间的学校发展非常均衡。既没有小升初，也没有中考。
韩国的中小学通常一个学校只有四五百学生，没有大规模学校，而且学校很密集，所以没有学生排名、学校排名这样的评价体系。校内也不以考试分数来评价教师，对教师的唯一评价就是家长满意度调查。满分5分，低于2.5分的要重新进行培训。
在义务教育阶段和学前教育阶段，儿童的学习和生活是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所以不存在可以把课外培训一直延伸到幼儿园阶段的现象。“这个现象在发达国家具有普遍性。包括美国在内，它的教育竞争主要发生在高中阶段”。杨东平说。
虽然中小学是轻松了，但高中的竞争压力还是非常巨大的。韩国的学生和家长坚信，唯有名校学历才能保障未来，而仅靠校内学习是无法达到这个目标的，为学生私人定制的“学院”补习才是通向名校的敲门砖。
为了改变激烈的升学竞争给学生带来的重负，也为了改变公共教育质量得不到国民信任的状况，更为了避免全民补习之下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韩国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出台改革政策。包括禁止补习、取消优质高中、改革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对“学院”进行管控等，但迄今收效甚微。
进入21世纪以来，韩国深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革之局限，终于提出涉及整个教育体制的全方位改革计划，试图彻底扭转由考试指挥棒控制基础教育的局面。
2014年，韩国颁布了史上最严限制提前教育的《促进公共教育正常化及限制提前教育的特别法令》，要求包括“学院”在内的所有基础教育有关机构不得对学生进行提前教育、超纲考试和在招生中超纲考查学生。
2016年，韩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初中“自由学期制”，在整个自由学期，学校取消一切考试，使学生在没有学业负担的情况下尝试认识自己和世界。在“自由学期”内，学生上午上课，下午参加学习体验活动。这些体验活动包括职业探索、主题学习（宪法、金融、经济、经典讨论、实验性数学、STEAM科学等）、艺术体育、社团活动等。
除了硬件和教育经费的公平配置之外，包括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内，都实行校长教师的流动制度。保障了各个学校的教师资源也是大致均衡的。
对于高中，韩国在努力形成多种办学模式、办学特色的局面。既有普通高中，也有面对精英的特殊目的高中，如外语高中、國际高中、科学高中、艺体类高中、达人职业高中，培养在特定领域具有优秀潜质的学生。此外，韩国还加大了职业中等教育和职业高等教育的力度，让职业高中学生的高等升学率也大大提高……
对于那些完全无法适应一般意义上高中的学生，还有体验类特色高中，让学生在大自然中学习，并以实习为主;还有一种自律型的公、私立高中，不完全遵循国家课程，用灵活多样的课程设置吸引高中生。总之，就是要实现“为所有人接受适合自己的高中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姜英敏指出，韩国通过自由学期制;改革高中、大学升学考试制度;开放更多元的高中教育渠道，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高中教育，其中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
教育正常化
其实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提出过“教育正常化”这个口号，就是针对当时激烈的学业竞争、“考试地狱”这种现象提出来的。还包括“学校要像学校”，要尊重学生等等。在日本，还有一个口号叫“一张图纸建所有的学校”，也就是说不管你这个学校是在海岛、在农村还是在大城市，都是这一个标准。
除了硬件和教育经费的公平配置之外，包括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内，都实行校长教师的流动制度。校长和教师的定期流动保障了各个学校的教师资源也是大致均衡的，不会造成像我国现在的某些名校聚集了非常多的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和名牌教师，而它旁边的学校可能一位这样的老师都没有。
当然，要能够有效地实行教师和校长流动制度，还有些前提。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实行的都是教育公务员制度，也就是说把教师纳入公务员的管理规范。你是政府工作人员，所以你必须按照政府的规定进行定期流动，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这样，教育就回归了正常化。
2012年，OECD进行了全世界15岁青少年的学业水平测试（PISA测试）。上海队作为中国内地的代表参加，学业成就数学、阅读和科学总分第一，但是上海队还得了另外一个第一，就是学习时间最长。
从统计上来看，上海学生每周的学习时间是13.8个小时，再加上课外辅导等，一共是17个小时，而OECD的国家的平均值是7.8个小时。事实上，上海学生的学习时间要比港澳台多一倍，而日本学生的学习时间只有上海的1/3。但是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北、日本都是在PISA测试的第一梯队里面，也就是说学业成就差不多，都是前十名之内，但是他们的学业负担却差了很多。
日本和韩国，现在实行的还是九年义务教育，而中国台湾地区从2016年开始实行12年义务教育，就是把高中也纳入到义务教育的阶段。这就意味着高中也要按照免试、免费、就近入学的规范来管理。
当时“究竟要不要实行12年义务教育”在岛内引起了重大的讨论，无论是学者还是家长都分成两派，因为它核心的关注是要消灭一批高中名校。主张反对12年义务教育的被称之为“选优派”，就是要发挥教育选拔优秀人才的功能，把重点学校都取消了，优秀人才的培养怎么办？主张12年义务教育的，他们的价值观念是“均优”，并不是反对优秀，而是反对把优秀的学生集中到一两所学校，反对我们现在的这种拔尖、掐尖培养的制度。他们认为，这些优秀的学生分布在普通的学校，他们个人的表现会更好，不然他们在一个尖子学生高度集中的学校，同样会分成中心和边缘，很多人也会感到受压抑或是不被重视。但在普通学校，他们肯定都是“鸡头”，能够带动更多的学生来发展。
杨东平指出，在教育均衡化、教育正常化的背后，其实涉及到对义务教育属性的认识，就是对于一种教育价值观的追求。也就是说，我们的基础教育到底是面向少数人用层层筛选的方法，筛选出一小批尖子学生，还是面向大多数人，面向全体儿童，给全体儿童提供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利于素质发展的教育？
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说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教育正常化的目标也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