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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考察是认识自然科学的一项根本的科学活动，也是自然博物馆一项重要基本业务。天津自然博物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进行了大小百余次的科学考察，在时空上具有常态性和全国大范围的特点。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76年，该阶段的科学考察随机性较强。第二阶段从1977年到1999年，这一时期的科学考察具有明显的计划性和目的性。在前两个阶段，采集标本是科学考察的主要目标，考察经费由财政承担。第三阶段自2000年以后（即新世纪），此时的科学考察与之前的有所不同，一是根据社会需求进行，考察经费由委托方承担；二是不再以采集标本为目的，转而以野外观察记录为重点，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了科学考察的本质。可见，新中国成立后天津自然博物馆的科学考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是社会发展的写照。
关键词：天津自然博物馆 科学考察 新中国 时代特征 社会发展
前言
科学考察是认识自然科学的一项根本的科学活动（刘东生，2000）。对于以自然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自然博物馆而言，科学考察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也是博物馆标本的重要来源之一，还是提升科学研究实力、扩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是北疆博物院（也叫黄河白河博物馆），建于1914年，由法国神甫桑志华（Emile Lieent）创建。1949年天津解放后，北疆博物院由津沽大学代管；1951年被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接收；1952年5月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人民科学馆筹备委员会，同年11月接收北疆博物院，建立天津市人民科学馆；1957年更名为天津市自然博物馆；1959年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写馆名；1968年与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和天津艺术博物馆合并，建立天津市博物馆；1971年天津市红太阳展览馆并入天津市博物馆；1974年恢复天津自然博物馆建制，更名为天津自然博物馆（陈锡欣，1994）。天津自然博物馆在北疆博物院时期就进行了多次科学考察，发现许多有重要科学意义的古生物群、人类活动遗址等，取得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房建昌，2003；郑津春等，2012）。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天津自然博物馆大小不同的百余次科学考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扩大了知名度，提升了影响力。
本文通过整理新中国成立后的天津自然博物馆科学考察历史资料，以考察时间为顺序，对天津自然博物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科学考察史进行了疏理，探寻其科学考察的历史轨迹和特点，为研究中国自然博物馆馆史提供基础资料。
1、建国初期至文革（1949-1976）
1.1 建国初期科学考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结束了动荡和战乱的时代，迎来了和平建设时期，全国各行各业开始了重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各项工作开始有条不紊地开展重建，科学考察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56年，由黑延昌、陆惠元、刘庭秀、常延平、朱志彬等五人组成科学考察团，奔赴青岛海滨、崂山等地考察无脊椎动物和种子植物（段澄云，1994）。科学考察团对当地的植被、无脊椎动物作了详细记录。青岛科学考察开创了天津自然博物馆建国之后的考察先河。由于此次科学考察仅仅涉及了植物和无脊椎动物，因此从规模上看，并非综合性科学考察，只能算是小型的专项科学考察。这类小型的专项科学考察从1956年到1966年前（即文革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1958年山西左会药用植物考察、1959年的晋东南地区药用植物考察、1961年蓟县山区维管束植物考察和河北秦皇岛无脊椎动物考察、1962年广东昆虫考察、1963年和1964年广西和四川的昆虫考察、1965年广东、浙江昆虫考察等。
建国初期到文革前的科学考察在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开始探索在社会主义新制度下如何开展科学考察；另一方面，采集了许多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标本，丰富了馆藏。如1956年青岛考察所采集的如盐肤木、锦带花等标本。此外，在博物馆人才队伍建设上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力地促进了自然博物馆人才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培养了符合新时代需要的科学考察人才。这为日后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2 文革期间科学考察
1966年至1976年，即“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时期，是“左”倾错误在党内和国内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曲折畸形发展的时期（王诚宏等，1998）。在这一期间，不仅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影响，国民经济遭受到严重损失，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陈东林，2008；沈传宝，2008）。作为文化事业之一的博物馆工作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文革期间，天津自然博物馆许多业务都停滞不前，科学考察也是如此。直到文革后期，停顿多年的科学考察才得以恢复，这时的科学考察与之前的相类似，仍是小型的科学考察为主，内容单一，区域也只限于天津周边，如1973年考察天津郊区和河北兴隆的植物、昆虫和鱼类；1974年考察天津郊区昆虫；1975年考察天津蓟县植物等（段澄云，1994；陈麟祥，1994）。
1.3 1949-1976年期间科学考察特点
从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天津自然博物馆的科学考察呈现随意性较强，目的性和计划性并不十分突出的特点。这可能与当时政治、历史、经济条件相关。一方面，建国初期对于自然博物馆的主要政策方针是以改造旧馆为主，如上海自然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和大连自然博物馆等都列入旧馆改造计划中（楼锡祜，2008）。从1952至1958年，天津自然博物馆进行了为期6年的改造（黑延昌，1994）。在此期间，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工作重点是旧馆改造，势必影响科学考察的开展。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各项业务也刚刚步入正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新制度下，如何开展符合社会主义新制度要求的科学考察需要不断摸索。此外，建国初期，百业待兴，自然博物馆的经费极度匮乏，因此，科学考察只能到天津市周边区域进行，主要目的是采集标本，丰富馆藏。而文革期间，由于政治的影响，科学考察基本没有开展，直到后期才恢复，同样是受到了国内情势的影响，体现时代的特征。 2、文革后至新世纪前（1977-1999）
1976年10月，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一页。天津自然博物馆也迎来了重生。科学考察，作为自然博物馆重要的基础业务之一，也进入到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天津自然博物馆制定了“先沿海、次华北、再全国”的科学考察原则（李庆奎等，2010），标志该馆的科学考察进入了有计划、有目的的阶段。从1977年到1999年，天津自然博物馆开展了几次大型综合科学考察和一些计划性和目的性非常强的专项科学考察。
2.1 大型综合科学考察
2.1.1 西沙群岛科学考察
南海是我国拥有为数不多的热带珊瑚礁鱼类地区之一，其鱼类不仅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而且许多为珍稀种类，因此成为研究珊瑚礁鱼类的重要基地（孙典荣等，2005；陈国宝等，2007；李永振等，2011）。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该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科学考察较少，使得对该区域的海洋生物资源缺乏足够的认识。尽管之前有一些海洋生物调查，但多以鱼类为主（成庆泰等，1966），对于其他海洋生物了解甚少。为此，天津自然博物馆成立了以青年业务骨干为主的西沙群岛大型综合科学考察团，自1977年2月开始，历时半年，全面的考察西沙群岛的生物资源状况（段澄云，1994；陈麟祥，1994）。考察团先后考察了永兴岛、东岛、珊瑚岛、中舰岛等主要岛屿和礁石及其附近海域，对分布于该区域的各种生物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记录，并采集了一些鱼类、昆虫、植物、海洋无脊椎动物（如贝类、珊瑚、海参）等标本。
天津自然博物馆西沙群岛科学考察，无论在时空上还是内容上，都具一定的广度和深度。首先在时空上，考察时间历时半年，而且是不间断考察，考察区域包括陆域（主要是岛屿，包括许多无人岛）和水域（岛屿周边海域）；其次在调查内容上，不仅考察了鱼类，也考察了其他海洋生物和岛上生物，如海鸟、植物、昆虫等。因此可以认为，天津自然博物馆的西沙群岛科学考察具有明显的大型综合性科学考察的特点。
与以往的考察相比，天津自然博物馆的西沙群岛科学考察更具全面性和系统性。以珊瑚礁鱼类调查为例，通常采用方法有手钓、延绳钓、刺网、潜水观察等（南海主要岛礁生物资源调查研究课题组，2004）。这些不同的调查方法得到的结果各不相同。在天津自然博物馆的西沙群岛科学考察中，除了运用上述方法外，还借鉴了其他生物类群的调查方法，如访问法、市场调查法，还采用了一些特定年代的特殊方法，如现在已严禁使用的爆破法。因此，天津自然博物馆西沙群岛科学考察发现的鱼类种类更多。当年考察采集的鱼类标本现已鉴定出的就达144种（郭旗等，2008），超过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等单位于1956-1958年西沙群岛鱼类调查发现的119种（成庆泰等，1966），表明天津自然博物馆的西沙群岛科学考察更具全面性和系统性。此次考察后，国内的许多与鱼类研究相关的科研单位，如中国科学院南海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南开大学、北京自然博物馆等单位的鱼类研究人员先后到馆查看此次科学考察采集的鱼类标本，同样说明了此次考察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这同时也表明天津自然博物馆此次的科学考察成果得到了国内同行的认可，具较强的权威性。
值得一提的是，天津自然博物馆根据此次科学考察期间发生的各种有趣的故事，以连环画的形式出版了《西沙行》（图1）。该连环画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出版发行，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读者介绍西沙群岛的地理、动植物等各种资源，使读者如临其境，感受祖国的富饶和壮美（李庆奎等，1978）。《西沙行》再版多次，发行量近20万册，达到了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的目的，实现了自然博物馆传播科学知识的目标。
西沙群岛科学考察开创了天津自然博物馆大型综合性科学考察的先河，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一方面，作为地处我国北方的天津自然博物馆，横跨大半个中国来到西沙群岛进行科学考察，这在国内的自然博物馆中尚属首次，培养了一批可以承担大型科学考察任务的人才队伍；另一方面，西沙群岛考察较为全面地揭示了西沙群岛生物资源状况，为研究我国南海的鱼类资源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信息；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对海洋环境急剧恶化、海洋生物多样性快速下降的今天，天津自然博物馆的西沙群岛科学考察为研究南海海洋环境变化留下了可供对比的研究资料。
2.1.2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
位于我国东部沿海福建省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素有“生物界标本的产地”之称。一百多年来，中外生物学家先后在此发现了一千多个生物新种、新亚种，因此也被视为“天然植物园”、“世界动物之窗”、“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研究亚洲两栖爬行动物的钥匙”等（李振基等，1995；周世辉，2009）。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历来是科学家科学考察向往的地方之一。
1982年，天津自然博物馆成立了13人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团。从1982年的8月中旬到9月底，科学考察团先后在三港、二里坪、先峰岭、大竹岚、坳头、挂墩、麻粟、坑上等13个地点进行了考察，并与其他6个科研教学部门联合攀登了人迹罕至的猪母岗，又先后三次登上了武夷主峰——黄岗山，对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进行了全面的科学考察（段澄云，1994；陈麟祥，1994）。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不仅锻炼了队伍，使队员增长知识，让许多从小生活在北方的科考队员近距离观察了之前在教科书上描述的亚热带植被垂直分布的特点：由山下到山顶依次是毛竹林、常绿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苔藓矮林、山地草甸（段澄云，1994）。同时，此次科学考察也采集了大量标本，弥补了馆藏空白。
最为值得称道的是，在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中，美工人员一同前往，这在以往从未发生过，即使在国内范围内也极为少见。美工现场写生，不仅取得了一手资料，为以后的展览提供了素材，同时也为将来的标本整理、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可以认为，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的目的不仅仅是科学研究，同时也是为日后的展览积累素材，真正意义体现了自然博物馆研究与科普两个重要功能。 2.1.3 海南岛热带雨林科学考察
热带雨林由于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为物种进化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成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高区域，也是最具吸引力的科学考察目的地之一（余世孝等，2001；左萱，2004）。海南岛是我国为数不多热带雨林地区之一，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正因如此，该地区也成为天津自然博物馆热带雨林科学考察的第一站。
1984年，天津自然博物馆成立海南岛科学考察队，以尖峰岭为基地，对热带雨林、红树林等地带进行了考察；1987年，再次组队赴海南岛，先后考察了吊罗山、琼海、尖峰岭等地（段澄云，1994；陈麟祥，1994）。这两次海南岛科学考察，不仅提高了科考察队员特别是青年队员对热带雨林的认识，为日后的考察积累了经验；同时也采集了部分珍稀或奇异的标本，如食虫植物猪笼草（Nepenthes sp.）、茅膏菜和孑遗植物——树蕨（AIsophila spinulosa）等，丰富了馆藏标本的种类，提高了馆藏标本的数量，扩大了馆藏标本的来源地。
2.2 专项科学考察
除了上述几次大型科学考察外，在1977年到1999年期间，天津自然博物馆还组织了多次有计划、有目的的专项科学考察（见表1）。这些考察往往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进行。由于目标不同，因此所去的地区也有所不同，既有较近的地区，如天津近郊、河北省、山东青岛等地，也有较为偏远的地区，如云南西双版纳、四川峨嵋山、广西大瑶山和左江、福建龙岩、湖北神农架等。考察的目的也各不相同，既有以植物为主的，也有以昆虫鱼类等为主的。正因具较强的计划性和目的性，使得这些科学考察取得了超出预期目标的成果。1977年神农架蝽类昆虫调查发现的许多蝽类新种，如光腹匙同蝽、漆刺肩同蝽（Acanthosoma acutangulata）、刺颊胡扁蝽（Wuiessa 5pinosa）、湖北尤扁蝽、鄂无脉扁蜻等（刘胜利，1979，1980，1981）；1986年赴广西进行鱼类科学考察，在广西的左江水系发现的鱼类新种小眼金线鱼巴（Sinocyclocheilus microphtha！-mu$）（李国良，1989），这些成果都是天津自然博物馆科研史上的重要科学发现。
从表1也可以看出，有一些小型的专项考察与随后的大型科学考察地点一致。可以认为，这些小型科学考察正是那些大型科学考察的前期探索。如1980、1983年的海南岛昆虫考察，与1984、1987年的海南岛大型科学考察地区大抵一致。这是因为1980年、1983年的考察中，发现了许多新物种，如中华丽叶（即虫惰，）（刘胜利，1990）、海南小遁蛛（何森、胡金林，2000a）、黄金巨蟹蛛（Heteropoda aureola）（何森、胡金林，2000b）等。这些发现使得天津自然博物馆意识到该地区在科学研究上的重要科学意义，有必要对该地区开展进一步大规模的科学考察，以期取得更为重要的科研成果，由此产生后来的海南岛综合性科学考察。
2.3 1977-1999年期间科学考察特点
从上述可以看出，天津自然博物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学考察，一个重要的目标是采集动物植物标本。尽管采集标本本身是否被认为是科学考察活动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其在许多科学考察中的确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如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中采集了鱼类标本（饶钦止等，1973）和岩石标本（王明业，1983）；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的脊椎动物科学考察采集了兽类标本（李致祥，1981）；湖北五道峡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采集了蛙类标本（宛晶等，2013）等。与此同时，对于许多物种而言，要准确鉴定它们，就必须采集，如浮游生物、底栖动物、昆虫、蜘蛛、鱼类等。此外，在科学考察的内涵中也包括了标本采集（董仁威，2012）。因此标本采集也是科学考察的一部分重要内容。
从表1中还可以看出，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天津自然博物馆的科学考察渐少。这与天津自然博物馆一直把采集标本作为其科学考察的主要目标密切相关，而标本采集又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当前的物种保育制度。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国家先后出台了《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自然保护区条例》、《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发布实施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全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1996年-2010年）》（周生贤，2001）；同时，中国先后加入了包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在内多项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国际公约和条约（人民日报，2002）。这些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加强了珍稀动植物的保护和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管理力度，使得自然博物馆标本采集受到了限制。其次，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如何更经济地获取标本成为自然博物馆一项重要的工作。通过科学考察采集标本，一是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被认为不符合经济原则；二是难以采集到预期的标本，如大型动物等，成功率较低，时间跨度长，间接加大了成本。再次，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出现许多专业的标本制作公司，为自然博物馆的标本收藏带来新的途径，而且更为经济。从天津自然博物馆馆藏标本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征集了许多标本，包括之前很少征集的昆虫、贝类标本等，就说明了这一点。此外，从1995年着手，1998年开馆的天津自然博物馆新馆建设（曹明义，2004），占用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也影响了科学考察的开展。这些使得天津自然博物馆的科学考察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各方面的制约，不得不暂缓，仅进行了一些零星的考察。
通过征集代替科学考察采集标本可以快速增加馆藏量，填补许多馆藏空白。征集也因此被认为是博物馆取得急需展示教育标本的一个有效且快捷的手段，是对不可能采集地域标本的地区性博物馆获得藏品的有效手段之一（刘漫萍，2011）。尽管征集的标本在展览上或许能发挥重要作用，但其研究价值大打折扣。例如，许多征集而来的标本仅有物种名，一些重要的基本信息如采集地、采集时间、采集人、海拔、生境等均有缺失，使得这些标本基本丧失了科学研究的价值。由于许多标本公司采取专业化流水线的生产方式，标本信息最多也就是物种名、产地和采集时间，而且这些信息的可靠性并不能保证。特别是一些标本公司采用人工饲养的种群代替野外种群制作标本，在转让到博物馆时并没有说明真实情况，造成一些研究得到错误的结论。而科学考察所采集的标本，不仅具有物种名、产地、采集时间、采集人等信息，还记录了许多与标本相关的其他信息，如采集地地理、环境、气候、生境、生物（如种间关系、食性等）等信息，都为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这些标本是一座信息的矿藏，不仅为探究生物的过去和现在提供线索，还能为预测未来的变化提供依据（Thomson，2009）。因此，征集并不能完全取代科学考察采集，通过科学考察采集的标本在科学研究上仍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关键词：天津自然博物馆 科学考察 新中国 时代特征 社会发展
前言
科学考察是认识自然科学的一项根本的科学活动（刘东生，2000）。对于以自然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自然博物馆而言，科学考察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也是博物馆标本的重要来源之一，还是提升科学研究实力、扩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是北疆博物院（也叫黄河白河博物馆），建于1914年，由法国神甫桑志华（Emile Lieent）创建。1949年天津解放后，北疆博物院由津沽大学代管；1951年被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接收；1952年5月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人民科学馆筹备委员会，同年11月接收北疆博物院，建立天津市人民科学馆；1957年更名为天津市自然博物馆；1959年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写馆名；1968年与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和天津艺术博物馆合并，建立天津市博物馆；1971年天津市红太阳展览馆并入天津市博物馆；1974年恢复天津自然博物馆建制，更名为天津自然博物馆（陈锡欣，1994）。天津自然博物馆在北疆博物院时期就进行了多次科学考察，发现许多有重要科学意义的古生物群、人类活动遗址等，取得举世瞩目的研究成果（房建昌，2003；郑津春等，2012）。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天津自然博物馆大小不同的百余次科学考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扩大了知名度，提升了影响力。
本文通过整理新中国成立后的天津自然博物馆科学考察历史资料，以考察时间为顺序，对天津自然博物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科学考察史进行了疏理，探寻其科学考察的历史轨迹和特点，为研究中国自然博物馆馆史提供基础资料。
1、建国初期至文革（1949-1976）
1.1 建国初期科学考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结束了动荡和战乱的时代，迎来了和平建设时期，全国各行各业开始了重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各项工作开始有条不紊地开展重建，科学考察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56年，由黑延昌、陆惠元、刘庭秀、常延平、朱志彬等五人组成科学考察团，奔赴青岛海滨、崂山等地考察无脊椎动物和种子植物（段澄云，1994）。科学考察团对当地的植被、无脊椎动物作了详细记录。青岛科学考察开创了天津自然博物馆建国之后的考察先河。由于此次科学考察仅仅涉及了植物和无脊椎动物，因此从规模上看，并非综合性科学考察，只能算是小型的专项科学考察。这类小型的专项科学考察从1956年到1966年前（即文革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1958年山西左会药用植物考察、1959年的晋东南地区药用植物考察、1961年蓟县山区维管束植物考察和河北秦皇岛无脊椎动物考察、1962年广东昆虫考察、1963年和1964年广西和四川的昆虫考察、1965年广东、浙江昆虫考察等。
建国初期到文革前的科学考察在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开始探索在社会主义新制度下如何开展科学考察；另一方面，采集了许多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标本，丰富了馆藏。如1956年青岛考察所采集的如盐肤木、锦带花等标本。此外，在博物馆人才队伍建设上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力地促进了自然博物馆人才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培养了符合新时代需要的科学考察人才。这为日后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2 文革期间科学考察
1966年至1976年，即“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时期，是“左”倾错误在党内和国内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曲折畸形发展的时期（王诚宏等，1998）。在这一期间，不仅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影响，国民经济遭受到严重损失，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陈东林，2008；沈传宝，2008）。作为文化事业之一的博物馆工作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文革期间，天津自然博物馆许多业务都停滞不前，科学考察也是如此。直到文革后期，停顿多年的科学考察才得以恢复，这时的科学考察与之前的相类似，仍是小型的科学考察为主，内容单一，区域也只限于天津周边，如1973年考察天津郊区和河北兴隆的植物、昆虫和鱼类；1974年考察天津郊区昆虫；1975年考察天津蓟县植物等（段澄云，1994；陈麟祥，1994）。
1.3 1949-1976年期间科学考察特点
从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天津自然博物馆的科学考察呈现随意性较强，目的性和计划性并不十分突出的特点。这可能与当时政治、历史、经济条件相关。一方面，建国初期对于自然博物馆的主要政策方针是以改造旧馆为主，如上海自然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和大连自然博物馆等都列入旧馆改造计划中（楼锡祜，2008）。从1952至1958年，天津自然博物馆进行了为期6年的改造（黑延昌，1994）。在此期间，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工作重点是旧馆改造，势必影响科学考察的开展。另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各项业务也刚刚步入正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新制度下，如何开展符合社会主义新制度要求的科学考察需要不断摸索。此外，建国初期，百业待兴，自然博物馆的经费极度匮乏，因此，科学考察只能到天津市周边区域进行，主要目的是采集标本，丰富馆藏。而文革期间，由于政治的影响，科学考察基本没有开展，直到后期才恢复，同样是受到了国内情势的影响，体现时代的特征。 2、文革后至新世纪前（1977-1999）
1976年10月，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一页。天津自然博物馆也迎来了重生。科学考察，作为自然博物馆重要的基础业务之一，也进入到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天津自然博物馆制定了“先沿海、次华北、再全国”的科学考察原则（李庆奎等，2010），标志该馆的科学考察进入了有计划、有目的的阶段。从1977年到1999年，天津自然博物馆开展了几次大型综合科学考察和一些计划性和目的性非常强的专项科学考察。
2.1 大型综合科学考察
2.1.1 西沙群岛科学考察
南海是我国拥有为数不多的热带珊瑚礁鱼类地区之一，其鱼类不仅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而且许多为珍稀种类，因此成为研究珊瑚礁鱼类的重要基地（孙典荣等，2005；陈国宝等，2007；李永振等，2011）。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该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科学考察较少，使得对该区域的海洋生物资源缺乏足够的认识。尽管之前有一些海洋生物调查，但多以鱼类为主（成庆泰等，1966），对于其他海洋生物了解甚少。为此，天津自然博物馆成立了以青年业务骨干为主的西沙群岛大型综合科学考察团，自1977年2月开始，历时半年，全面的考察西沙群岛的生物资源状况（段澄云，1994；陈麟祥，1994）。考察团先后考察了永兴岛、东岛、珊瑚岛、中舰岛等主要岛屿和礁石及其附近海域，对分布于该区域的各种生物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记录，并采集了一些鱼类、昆虫、植物、海洋无脊椎动物（如贝类、珊瑚、海参）等标本。
天津自然博物馆西沙群岛科学考察，无论在时空上还是内容上，都具一定的广度和深度。首先在时空上，考察时间历时半年，而且是不间断考察，考察区域包括陆域（主要是岛屿，包括许多无人岛）和水域（岛屿周边海域）；其次在调查内容上，不仅考察了鱼类，也考察了其他海洋生物和岛上生物，如海鸟、植物、昆虫等。因此可以认为，天津自然博物馆的西沙群岛科学考察具有明显的大型综合性科学考察的特点。
与以往的考察相比，天津自然博物馆的西沙群岛科学考察更具全面性和系统性。以珊瑚礁鱼类调查为例，通常采用方法有手钓、延绳钓、刺网、潜水观察等（南海主要岛礁生物资源调查研究课题组，2004）。这些不同的调查方法得到的结果各不相同。在天津自然博物馆的西沙群岛科学考察中，除了运用上述方法外，还借鉴了其他生物类群的调查方法，如访问法、市场调查法，还采用了一些特定年代的特殊方法，如现在已严禁使用的爆破法。因此，天津自然博物馆西沙群岛科学考察发现的鱼类种类更多。当年考察采集的鱼类标本现已鉴定出的就达144种（郭旗等，2008），超过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等单位于1956-1958年西沙群岛鱼类调查发现的119种（成庆泰等，1966），表明天津自然博物馆的西沙群岛科学考察更具全面性和系统性。此次考察后，国内的许多与鱼类研究相关的科研单位，如中国科学院南海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南开大学、北京自然博物馆等单位的鱼类研究人员先后到馆查看此次科学考察采集的鱼类标本，同样说明了此次考察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这同时也表明天津自然博物馆此次的科学考察成果得到了国内同行的认可，具较强的权威性。
值得一提的是，天津自然博物馆根据此次科学考察期间发生的各种有趣的故事，以连环画的形式出版了《西沙行》（图1）。该连环画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出版发行，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读者介绍西沙群岛的地理、动植物等各种资源，使读者如临其境，感受祖国的富饶和壮美（李庆奎等，1978）。《西沙行》再版多次，发行量近20万册，达到了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的目的，实现了自然博物馆传播科学知识的目标。
西沙群岛科学考察开创了天津自然博物馆大型综合性科学考察的先河，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一方面，作为地处我国北方的天津自然博物馆，横跨大半个中国来到西沙群岛进行科学考察，这在国内的自然博物馆中尚属首次，培养了一批可以承担大型科学考察任务的人才队伍；另一方面，西沙群岛考察较为全面地揭示了西沙群岛生物资源状况，为研究我国南海的鱼类资源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信息；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对海洋环境急剧恶化、海洋生物多样性快速下降的今天，天津自然博物馆的西沙群岛科学考察为研究南海海洋环境变化留下了可供对比的研究资料。
2.1.2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
位于我国东部沿海福建省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素有“生物界标本的产地”之称。一百多年来，中外生物学家先后在此发现了一千多个生物新种、新亚种，因此也被视为“天然植物园”、“世界动物之窗”、“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研究亚洲两栖爬行动物的钥匙”等（李振基等，1995；周世辉，2009）。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历来是科学家科学考察向往的地方之一。
1982年，天津自然博物馆成立了13人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团。从1982年的8月中旬到9月底，科学考察团先后在三港、二里坪、先峰岭、大竹岚、坳头、挂墩、麻粟、坑上等13个地点进行了考察，并与其他6个科研教学部门联合攀登了人迹罕至的猪母岗，又先后三次登上了武夷主峰——黄岗山，对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进行了全面的科学考察（段澄云，1994；陈麟祥，1994）。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不仅锻炼了队伍，使队员增长知识，让许多从小生活在北方的科考队员近距离观察了之前在教科书上描述的亚热带植被垂直分布的特点：由山下到山顶依次是毛竹林、常绿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苔藓矮林、山地草甸（段澄云，1994）。同时，此次科学考察也采集了大量标本，弥补了馆藏空白。
最为值得称道的是，在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中，美工人员一同前往，这在以往从未发生过，即使在国内范围内也极为少见。美工现场写生，不仅取得了一手资料，为以后的展览提供了素材，同时也为将来的标本整理、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可以认为，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的目的不仅仅是科学研究，同时也是为日后的展览积累素材，真正意义体现了自然博物馆研究与科普两个重要功能。 2.1.3 海南岛热带雨林科学考察
热带雨林由于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为物种进化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成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高区域，也是最具吸引力的科学考察目的地之一（余世孝等，2001；左萱，2004）。海南岛是我国为数不多热带雨林地区之一，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正因如此，该地区也成为天津自然博物馆热带雨林科学考察的第一站。
1984年，天津自然博物馆成立海南岛科学考察队，以尖峰岭为基地，对热带雨林、红树林等地带进行了考察；1987年，再次组队赴海南岛，先后考察了吊罗山、琼海、尖峰岭等地（段澄云，1994；陈麟祥，1994）。这两次海南岛科学考察，不仅提高了科考察队员特别是青年队员对热带雨林的认识，为日后的考察积累了经验；同时也采集了部分珍稀或奇异的标本，如食虫植物猪笼草（Nepenthes sp.）、茅膏菜和孑遗植物——树蕨（AIsophila spinulosa）等，丰富了馆藏标本的种类，提高了馆藏标本的数量，扩大了馆藏标本的来源地。
2.2 专项科学考察
除了上述几次大型科学考察外，在1977年到1999年期间，天津自然博物馆还组织了多次有计划、有目的的专项科学考察（见表1）。这些考察往往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进行。由于目标不同，因此所去的地区也有所不同，既有较近的地区，如天津近郊、河北省、山东青岛等地，也有较为偏远的地区，如云南西双版纳、四川峨嵋山、广西大瑶山和左江、福建龙岩、湖北神农架等。考察的目的也各不相同，既有以植物为主的，也有以昆虫鱼类等为主的。正因具较强的计划性和目的性，使得这些科学考察取得了超出预期目标的成果。1977年神农架蝽类昆虫调查发现的许多蝽类新种，如光腹匙同蝽、漆刺肩同蝽（Acanthosoma acutangulata）、刺颊胡扁蝽（Wuiessa 5pinosa）、湖北尤扁蝽、鄂无脉扁蜻等（刘胜利，1979，1980，1981）；1986年赴广西进行鱼类科学考察，在广西的左江水系发现的鱼类新种小眼金线鱼巴（Sinocyclocheilus microphtha！-mu$）（李国良，1989），这些成果都是天津自然博物馆科研史上的重要科学发现。
从表1也可以看出，有一些小型的专项考察与随后的大型科学考察地点一致。可以认为，这些小型科学考察正是那些大型科学考察的前期探索。如1980、1983年的海南岛昆虫考察，与1984、1987年的海南岛大型科学考察地区大抵一致。这是因为1980年、1983年的考察中，发现了许多新物种，如中华丽叶（即虫惰，）（刘胜利，1990）、海南小遁蛛（何森、胡金林，2000a）、黄金巨蟹蛛（Heteropoda aureola）（何森、胡金林，2000b）等。这些发现使得天津自然博物馆意识到该地区在科学研究上的重要科学意义，有必要对该地区开展进一步大规模的科学考察，以期取得更为重要的科研成果，由此产生后来的海南岛综合性科学考察。
2.3 1977-1999年期间科学考察特点
从上述可以看出，天津自然博物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学考察，一个重要的目标是采集动物植物标本。尽管采集标本本身是否被认为是科学考察活动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其在许多科学考察中的确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如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中采集了鱼类标本（饶钦止等，1973）和岩石标本（王明业，1983）；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的脊椎动物科学考察采集了兽类标本（李致祥，1981）；湖北五道峡自然保护区综合科学考察采集了蛙类标本（宛晶等，2013）等。与此同时，对于许多物种而言，要准确鉴定它们，就必须采集，如浮游生物、底栖动物、昆虫、蜘蛛、鱼类等。此外，在科学考察的内涵中也包括了标本采集（董仁威，2012）。因此标本采集也是科学考察的一部分重要内容。
从表1中还可以看出，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天津自然博物馆的科学考察渐少。这与天津自然博物馆一直把采集标本作为其科学考察的主要目标密切相关，而标本采集又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当前的物种保育制度。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国家先后出台了《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自然保护区条例》、《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发布实施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全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纲要（1996年-2010年）》（周生贤，2001）；同时，中国先后加入了包括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在内多项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国际公约和条约（人民日报，2002）。这些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加强了珍稀动植物的保护和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管理力度，使得自然博物馆标本采集受到了限制。其次，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如何更经济地获取标本成为自然博物馆一项重要的工作。通过科学考察采集标本，一是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被认为不符合经济原则；二是难以采集到预期的标本，如大型动物等，成功率较低，时间跨度长，间接加大了成本。再次，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出现许多专业的标本制作公司，为自然博物馆的标本收藏带来新的途径，而且更为经济。从天津自然博物馆馆藏标本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征集了许多标本，包括之前很少征集的昆虫、贝类标本等，就说明了这一点。此外，从1995年着手，1998年开馆的天津自然博物馆新馆建设（曹明义，2004），占用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也影响了科学考察的开展。这些使得天津自然博物馆的科学考察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各方面的制约，不得不暂缓，仅进行了一些零星的考察。
通过征集代替科学考察采集标本可以快速增加馆藏量，填补许多馆藏空白。征集也因此被认为是博物馆取得急需展示教育标本的一个有效且快捷的手段，是对不可能采集地域标本的地区性博物馆获得藏品的有效手段之一（刘漫萍，2011）。尽管征集的标本在展览上或许能发挥重要作用，但其研究价值大打折扣。例如，许多征集而来的标本仅有物种名，一些重要的基本信息如采集地、采集时间、采集人、海拔、生境等均有缺失，使得这些标本基本丧失了科学研究的价值。由于许多标本公司采取专业化流水线的生产方式，标本信息最多也就是物种名、产地和采集时间，而且这些信息的可靠性并不能保证。特别是一些标本公司采用人工饲养的种群代替野外种群制作标本，在转让到博物馆时并没有说明真实情况，造成一些研究得到错误的结论。而科学考察所采集的标本，不仅具有物种名、产地、采集时间、采集人等信息，还记录了许多与标本相关的其他信息，如采集地地理、环境、气候、生境、生物（如种间关系、食性等）等信息，都为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这些标本是一座信息的矿藏，不仅为探究生物的过去和现在提供线索，还能为预测未来的变化提供依据（Thomson，2009）。因此，征集并不能完全取代科学考察采集，通过科学考察采集的标本在科学研究上仍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