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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和“后真相”时代的来临，传统机构媒体面临着信任危机、舆论引导责任等挑战和变化。社交媒体平台赋予大众天然的发声话筒，意味着机构媒体亟需革新与改变。坚守新闻原则，承担媒体责任，积极应对变革，以此在“后真相”的潮流中立稳脚跟，成为了机构媒体的重要使命和未来良好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后真相”;媒体责任;范式革命;信任;舆情引导
后真相：诉诸情感和个人理念在形成和影响公共舆论上的作用较大，而客观事实相对作用较小。该词在2016年被《牛津词典》列入年度新词汇，在西方舆论场上，该词的流行与英国脱欧、特朗普当美国总统等事件有着关联，它是对那些包裹谎言、掩盖事实的国际政治对象的戏谑①。在互联网新媒介的发展背景下，后真相成为了特定阶段的产物，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对于机构媒体是否有着冲击力？当代媒体该如何面对？
1、后真相的产生
后真相的出现缘起于西方政界，对于不光彩的事实进行选择性的隐瞒、披露，通过刺激民众的情感需求，不断加工真相以形成一种政治文化。例如在2017年初，CBS《60分钟》的一期节目中批判到，假新闻充斥社交媒体、谎言毒害了美国舆论生态平衡。社交媒体炮制出“希拉里患有帕金森病”的假新闻，引发舆论海啸，使希拉里背上了“骗子”的骂名。而这一假新闻的制造者否认自己发布的假新闻，他认为自己说的绝不是谎言，而是他自己相信的事实真相，并辩称“希拉里有一天中风，颤抖地走向汽车”②。这样的假新闻不能完全定义为“谎话”，因为在这位记者的的眼中，他所进行的报道是基于自身判断的，只是他对待事实标准过低，为了迎合舆论走向、公众议程以及民众的关注和情绪，将缺少事实根据的新闻急切的公布在了大众眼前。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逐渐替代着大众传媒，不仅仅是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多，互联网还给予了每个人天然的发声话筒，针对敏感话题，公众有权自发讨论和传播。因此，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主体意识增强，在网络虚拟“公共领域”内对公共事务进行信息分析、讨论和评判，形成多个潜在的民间舆论场③。社交媒体充分满足了人们表达的诉求，放大了所谓“坏的主观性”，同时，当下逐渐形成并强化的社群化传播模式代表着社会成员生活在一个个信息孤岛上，更是加剧了对于事实的误读、错误的认知，推动了“后真相”的深化。
后真相逐渐从政治领域扩大到整个社会领域，波及方方面面，从开始的特指情绪和观点盖过真相影响舆论操纵政治决策，到后来意味着引发公众广泛关注的反转性新闻和假新闻，社交媒体和这两种情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2、机构媒体的范式革命
按照一般定义，新闻范式指通过记者的叙事形成一个个构图，对世界进行图式化的再现。而在“后真相”时代，在社交媒体平台大量传播的并不是专业的记者和传媒组织，人们不再只依赖大众媒体进行信息交流和表达，其传播的信息材料没有重重把关审核，没有触及宣传和法律底线的信息都可以经发布成为一种“新闻”。大众取代专业记者成为了传播中的主体，人们更多的从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获取信息，于是情感交流表达和获取新闻逐渐融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真相渐远和情绪表达下的谣言增多。所以说，“后真相”种种现象只是结果和表象，其本质是新闻的传播范式和革命④。
就传播方面而言，机构媒体正在经历后真相时代的范式革命，然而作为机构媒体中主要组成部分——新闻从业者，即使在变化中也有着需要坚守不变的责任，可以理解为“匠人准则”，记者又是无法避免和真相的少许偏离，但这并不意味着造假。真新闻，而不是假新闻、宣传、谣言，总是把真相放在首位;它不会让诚实的报道屈从于意识形态或政治鼓动。它不会讨好广告商，或迎逢出版商的商业利益，甚至也不会迎合读者的口味⑤。
3、机构媒体的未来
机构媒体在后真相时代的发展已经受到了挑战，媒介生态紊乱的情况下，只有广大新闻从业者以正确的方法应对变化，才能帮助机构媒体更好的适应新的传播时代，发挥新闻传递者的作用。
（1）重塑信任
在后真相时代的影响下，大众有关媒体的信任度急剧下降，因此将修复大众对机构媒体的信任依赖关系是首要的。首先，机构媒体应该认识到传媒的本质属性是公共性，媒体应该是大众参与的平台。要做到对公众开诚布公，搭建公正公开的交流平台，践行“透明性原则”。另一方面，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也要严格把关核查，对各方信息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筛查，努力还原事实的真相，力争展现出事件原貌，适当引用专业人士的声音，强化媒体发声的权威性，给予公众可信任的理由。
（2）舆情引导
后真相时代公众的发声意识越来越强，个体也逐渐成为网络舆情的形成和传播中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机构媒体作为兼具公信力和专业度的新闻传播者，比新媒体更需要承担起对舆论进行引导的责任。主流媒体必须承担起社会公器的角色，成为社会责任的守望者和严肃权威新闻的“领头羊”，通过协调处理政府、公众与媒介信息资源之间的关系来促进社会和谐⑥。 机构媒体应当连结官方和民间两个话语体系，做好信息的沟通传达，一方面用事实将公众的不合理情绪进行及时消解，另一方面倾听民众的声音，忠实地反映社情民意。
（3）丰富新闻价值的内涵
传统新闻业的传播方式总有着时空距离的存在限制，即事实再现和事实发生之间具有时空差，而大众传播时代新媒体的发展消除了时空距离，因此，新闻价值的标准和内涵需要重构与转向。后真相时代新闻从业者需要成为新闻“时、度、效”的有力把控者，保证新闻的时新性，即时间近、内容新，满足社群化传播时代人们对共同在场的心理感觉。不仅如此，对于新闻的判断也要从普通的重要性转向因群体而异的重要性，社群化传播应以社群需要为判断标准，社群并不考虑新闻的公共性和普遍性，新闻的重要性因群体而异⑦;以往强调时间地点事件的显著性也应兼顾是否具有显著的情感导向，能够调动、刺激社群情绪的事件更具有传播的效率和广度。
参考文献
[1] 支庭荣.罗敏. “后真相”时代：话语的生成、传播与反思. 新闻界，2018（1）：54-59
[2][美]Scott Pelly：《60分钟》https：//mp.weixin.qq.com/s/ZsjAGFNgl1yVTklQ1hRatA，2017年3月28日
[3] 王松林. “后真相”时代的舆论引导策略研究. 传媒，2018（5）
[4] 陈海峰. “后真相”时代的新闻与真相.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7，24（5）：2-7
[5] 迈克尔·舒德森.周巖. 新闻的真实面孔——如何在“后真相”时代寻找“真新闻”. 新闻记者，2017（5）：75-77
[6] 王松林. “后真相”时代的舆论引导策略研究. 传媒，2018（5）
[7] 张华. “后真相”时代的中国新闻业. 新闻大学，2017（3）：28-33
作者简介：程沁钰（1998.06-），女，汉族，籍贯四川省内江市，文学学士，国际关系学院，传播学专业
关键词：“后真相”;媒体责任;范式革命;信任;舆情引导
后真相：诉诸情感和个人理念在形成和影响公共舆论上的作用较大，而客观事实相对作用较小。该词在2016年被《牛津词典》列入年度新词汇，在西方舆论场上，该词的流行与英国脱欧、特朗普当美国总统等事件有着关联，它是对那些包裹谎言、掩盖事实的国际政治对象的戏谑①。在互联网新媒介的发展背景下，后真相成为了特定阶段的产物，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对于机构媒体是否有着冲击力？当代媒体该如何面对？
1、后真相的产生
后真相的出现缘起于西方政界，对于不光彩的事实进行选择性的隐瞒、披露，通过刺激民众的情感需求，不断加工真相以形成一种政治文化。例如在2017年初，CBS《60分钟》的一期节目中批判到，假新闻充斥社交媒体、谎言毒害了美国舆论生态平衡。社交媒体炮制出“希拉里患有帕金森病”的假新闻，引发舆论海啸，使希拉里背上了“骗子”的骂名。而这一假新闻的制造者否认自己发布的假新闻，他认为自己说的绝不是谎言，而是他自己相信的事实真相，并辩称“希拉里有一天中风，颤抖地走向汽车”②。这样的假新闻不能完全定义为“谎话”，因为在这位记者的的眼中，他所进行的报道是基于自身判断的，只是他对待事实标准过低，为了迎合舆论走向、公众议程以及民众的关注和情绪，将缺少事实根据的新闻急切的公布在了大众眼前。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逐渐替代着大众传媒，不仅仅是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多，互联网还给予了每个人天然的发声话筒，针对敏感话题，公众有权自发讨论和传播。因此，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主体意识增强，在网络虚拟“公共领域”内对公共事务进行信息分析、讨论和评判，形成多个潜在的民间舆论场③。社交媒体充分满足了人们表达的诉求，放大了所谓“坏的主观性”，同时，当下逐渐形成并强化的社群化传播模式代表着社会成员生活在一个个信息孤岛上，更是加剧了对于事实的误读、错误的认知，推动了“后真相”的深化。
后真相逐渐从政治领域扩大到整个社会领域，波及方方面面，从开始的特指情绪和观点盖过真相影响舆论操纵政治决策，到后来意味着引发公众广泛关注的反转性新闻和假新闻，社交媒体和这两种情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2、机构媒体的范式革命
按照一般定义，新闻范式指通过记者的叙事形成一个个构图，对世界进行图式化的再现。而在“后真相”时代，在社交媒体平台大量传播的并不是专业的记者和传媒组织，人们不再只依赖大众媒体进行信息交流和表达，其传播的信息材料没有重重把关审核，没有触及宣传和法律底线的信息都可以经发布成为一种“新闻”。大众取代专业记者成为了传播中的主体，人们更多的从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获取信息，于是情感交流表达和获取新闻逐渐融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真相渐远和情绪表达下的谣言增多。所以说，“后真相”种种现象只是结果和表象，其本质是新闻的传播范式和革命④。
就传播方面而言，机构媒体正在经历后真相时代的范式革命，然而作为机构媒体中主要组成部分——新闻从业者，即使在变化中也有着需要坚守不变的责任，可以理解为“匠人准则”，记者又是无法避免和真相的少许偏离，但这并不意味着造假。真新闻，而不是假新闻、宣传、谣言，总是把真相放在首位;它不会让诚实的报道屈从于意识形态或政治鼓动。它不会讨好广告商，或迎逢出版商的商业利益，甚至也不会迎合读者的口味⑤。
3、机构媒体的未来
机构媒体在后真相时代的发展已经受到了挑战，媒介生态紊乱的情况下，只有广大新闻从业者以正确的方法应对变化，才能帮助机构媒体更好的适应新的传播时代，发挥新闻传递者的作用。
（1）重塑信任
在后真相时代的影响下，大众有关媒体的信任度急剧下降，因此将修复大众对机构媒体的信任依赖关系是首要的。首先，机构媒体应该认识到传媒的本质属性是公共性，媒体应该是大众参与的平台。要做到对公众开诚布公，搭建公正公开的交流平台，践行“透明性原则”。另一方面，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也要严格把关核查，对各方信息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筛查，努力还原事实的真相，力争展现出事件原貌，适当引用专业人士的声音，强化媒体发声的权威性，给予公众可信任的理由。
（2）舆情引导
后真相时代公众的发声意识越来越强，个体也逐渐成为网络舆情的形成和传播中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机构媒体作为兼具公信力和专业度的新闻传播者，比新媒体更需要承担起对舆论进行引导的责任。主流媒体必须承担起社会公器的角色，成为社会责任的守望者和严肃权威新闻的“领头羊”，通过协调处理政府、公众与媒介信息资源之间的关系来促进社会和谐⑥。 机构媒体应当连结官方和民间两个话语体系，做好信息的沟通传达，一方面用事实将公众的不合理情绪进行及时消解，另一方面倾听民众的声音，忠实地反映社情民意。
（3）丰富新闻价值的内涵
传统新闻业的传播方式总有着时空距离的存在限制，即事实再现和事实发生之间具有时空差，而大众传播时代新媒体的发展消除了时空距离，因此，新闻价值的标准和内涵需要重构与转向。后真相时代新闻从业者需要成为新闻“时、度、效”的有力把控者，保证新闻的时新性，即时间近、内容新，满足社群化传播时代人们对共同在场的心理感觉。不仅如此，对于新闻的判断也要从普通的重要性转向因群体而异的重要性，社群化传播应以社群需要为判断标准，社群并不考虑新闻的公共性和普遍性，新闻的重要性因群体而异⑦;以往强调时间地点事件的显著性也应兼顾是否具有显著的情感导向，能够调动、刺激社群情绪的事件更具有传播的效率和广度。
参考文献
[1] 支庭荣.罗敏. “后真相”时代：话语的生成、传播与反思. 新闻界，2018（1）：54-59
[2][美]Scott Pelly：《60分钟》https：//mp.weixin.qq.com/s/ZsjAGFNgl1yVTklQ1hRatA，2017年3月28日
[3] 王松林. “后真相”时代的舆论引导策略研究. 传媒，2018（5）
[4] 陈海峰. “后真相”时代的新闻与真相.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7，24（5）：2-7
[5] 迈克尔·舒德森.周巖. 新闻的真实面孔——如何在“后真相”时代寻找“真新闻”. 新闻记者，2017（5）：75-77
[6] 王松林. “后真相”时代的舆论引导策略研究. 传媒，2018（5）
[7] 张华. “后真相”时代的中国新闻业. 新闻大学，2017（3）：28-33
作者简介：程沁钰（1998.06-），女，汉族，籍贯四川省内江市，文学学士，国际关系学院，传播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