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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陶渊明一直以隐逸、避世为后世推崇，在积极入世之外，他为后世留下了一条可以“独善其身”的出世之路。然而，陶渊明的避世并不意味着逃避现实、远离政治，事实上，陶渊明的“隐”中暗含了自己的政治倾向，这在他对理想社会“桃花源”的勾画中便能看出。本文便以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为线索，试图展开隐藏在陶渊明隐逸背后的政治哲学，探寻陶渊明“隐”而不“避”的处世之道。
【关键词】陶渊明；桃花源；《桃花源记》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陶渊明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诗人。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吟诵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也可以准确地定位其被后世推崇偏爱的地位（圣人谈出世与入世，但这个通道从陶渊明以后，似乎才真的畅通）。但这种“轻易”反而容易让陶渊明变得“标签化”。“隐士”“不为五斗米折腰”“隐逸诗人之宗”，一旦这些关键词成为我们搜索陶渊明的“坐标”，他充满挣扎与诗意的一生也就从我们眼皮底下溜走了，而那些追溯与推崇也自然会变成一种“神坛式”的空洞，陶渊明和知识分子之间的亲切感也就荡然无存了。
初读陶渊明，简单！远离战乱，远离黑暗，坚守内心高洁。再读陶渊明，连与他纠葛在一起的政坛之乱都變得扑朔迷离，关于他本人，也更是雾里看花了。陶渊明的诗多是写隐逸生活，简单又质朴，而这种生活之所以显得有光彩又离不开现实黑暗、政治残酷这一底色的映衬。这是一朵开在现实之“恶”上的花朵，离开“恶”的土壤单看这花，动人心魄的力量会消失许多。
关于陶渊明，我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疑问：他的隐中是否含有一种逃避？陶渊明虽于世外隐逸，但从未抽身现实。他的诗中也始终包含着一种对现实的关照，比如“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样的诗句明确地表达出他的归隐是因为不愿被现实扭曲自己的“初心”。在《归去来兮辞》中，这种情感显得更为强烈。既然对现实生活强烈不满，又藏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志向，面对倾轧、战争、流亡，陶渊明却只是冷眼旁观、避世不出，这是否显得有些消极了呢？这种逃避怎么会成为一种被追逐的对象？他的小粉丝——苏轼似乎显得比陶渊明更能直面现实，保有一种直面残酷后的超脱，为何苏轼却说陶渊明给了他精神的力量呢？
既然陶渊明的诗中始终包含政治，他关于政治的看法也能在其诗文中浮现。陶渊明一生五仕五隐，在朝为官时，也曾“金刚怒目”，削富济贫。但终因与既有利益集团的格格不入，连夜罢官。一腔热血，心中满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信念，却发现自己努力作为的那个官场对“努力”另有一番定义。是愤怒，亦有深深的失望。如果说，这种失望尚不足以让有大志向的陶渊明丧失对官场的信心，那么政治的发展规律足以碾碎陶渊明的真心——他先事恒玄，后来恒玄发动叛乱，陶渊明身先士卒，运用计谋助刘裕平定叛乱。虽是有功之人，但不免会遭到猜忌。尤其是波诡云谲的乱世，当两大利益集团对抗时，陶渊明是很难被“归位”的一员。稍有不慎，便可丧命。此种情况下，又何谈“提剑出燕京”，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呢？
他终是厌倦了，厌倦了官场上的刀光剑影，也对所谓“官”丧失了信心。乱世使“官场”风云突变，“官场”又何尝不是让乱世更加“险象环生”呢？倾轧之下，是平民百姓残喘挣扎，承担着变化的代价。此种情况下，陶渊明远离了，由厌倦变为否定，也就是对政治、对官场、对政府的否定。所以，在其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的政治理想，他将其总结在《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中。在《桃花源记》中，陶渊明将自己对理想社会蓝图勾画为人人平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蓝图中的生活没有“狂飙突进”的大超越，也不是了不起的大时代，只是人人在政府之外找到了一种最舒适恬淡的生活方式。最平常不过，但也最为难得。因为这幅图的中心是无权无势的百姓，家家富足，是“渔人”难以忘却的“仙境”，这世外桃源可以向他敞开怀抱，而一旦遇到“太守”这些官场中人，就会化为乌有。既然政治斗争是百姓苦难的来源，又为何再要有所期待呢？这也许就是为何陶渊明退隐，但一直心系现实的原因吧。
他的一生并没有远离政治，为官时可大刀阔斧，远离时亦是心挂百姓，隐而不避，在那样一个乱世书写着自己的政治主张，也落实着自己的政治主张——使互相倾轧的官场“不在场”。这在当时那个分而求合的时代，显得那么独特、那么纯粹，又是那么微弱，不过“仿佛若有光”。整个时代都难以找到与之共振之人，好在尧舜、老子这些过往圣人能给他安慰，与之心有戚戚。
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将陶渊明看成是严格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所提倡的无政府，只是在面对当时现实时给出的一个处方。这个处方并不是站在一个更为宏观的历史线索上去探寻的，而是一种感性之后的自我穿透和超越。是诗人之思，而非政治家之“革”。
陶渊明为我们营造了“桃花源”作为安放精神的小庙，而我们只有在理解陶渊明之后，才能真的体悟到，这精神的小庙于我们是多么亲切啊！
（编辑：龙贤东）
【关键词】陶渊明；桃花源；《桃花源记》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陶渊明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诗人。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吟诵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也可以准确地定位其被后世推崇偏爱的地位（圣人谈出世与入世，但这个通道从陶渊明以后，似乎才真的畅通）。但这种“轻易”反而容易让陶渊明变得“标签化”。“隐士”“不为五斗米折腰”“隐逸诗人之宗”，一旦这些关键词成为我们搜索陶渊明的“坐标”，他充满挣扎与诗意的一生也就从我们眼皮底下溜走了，而那些追溯与推崇也自然会变成一种“神坛式”的空洞，陶渊明和知识分子之间的亲切感也就荡然无存了。
初读陶渊明，简单！远离战乱，远离黑暗，坚守内心高洁。再读陶渊明，连与他纠葛在一起的政坛之乱都變得扑朔迷离，关于他本人，也更是雾里看花了。陶渊明的诗多是写隐逸生活，简单又质朴，而这种生活之所以显得有光彩又离不开现实黑暗、政治残酷这一底色的映衬。这是一朵开在现实之“恶”上的花朵，离开“恶”的土壤单看这花，动人心魄的力量会消失许多。
关于陶渊明，我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疑问：他的隐中是否含有一种逃避？陶渊明虽于世外隐逸，但从未抽身现实。他的诗中也始终包含着一种对现实的关照，比如“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样的诗句明确地表达出他的归隐是因为不愿被现实扭曲自己的“初心”。在《归去来兮辞》中，这种情感显得更为强烈。既然对现实生活强烈不满，又藏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志向，面对倾轧、战争、流亡，陶渊明却只是冷眼旁观、避世不出，这是否显得有些消极了呢？这种逃避怎么会成为一种被追逐的对象？他的小粉丝——苏轼似乎显得比陶渊明更能直面现实，保有一种直面残酷后的超脱，为何苏轼却说陶渊明给了他精神的力量呢？
既然陶渊明的诗中始终包含政治，他关于政治的看法也能在其诗文中浮现。陶渊明一生五仕五隐，在朝为官时，也曾“金刚怒目”，削富济贫。但终因与既有利益集团的格格不入，连夜罢官。一腔热血，心中满是“撸起袖子加油干”的信念，却发现自己努力作为的那个官场对“努力”另有一番定义。是愤怒，亦有深深的失望。如果说，这种失望尚不足以让有大志向的陶渊明丧失对官场的信心，那么政治的发展规律足以碾碎陶渊明的真心——他先事恒玄，后来恒玄发动叛乱，陶渊明身先士卒，运用计谋助刘裕平定叛乱。虽是有功之人，但不免会遭到猜忌。尤其是波诡云谲的乱世，当两大利益集团对抗时，陶渊明是很难被“归位”的一员。稍有不慎，便可丧命。此种情况下，又何谈“提剑出燕京”，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呢？
他终是厌倦了，厌倦了官场上的刀光剑影，也对所谓“官”丧失了信心。乱世使“官场”风云突变，“官场”又何尝不是让乱世更加“险象环生”呢？倾轧之下，是平民百姓残喘挣扎，承担着变化的代价。此种情况下，陶渊明远离了，由厌倦变为否定，也就是对政治、对官场、对政府的否定。所以，在其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的政治理想，他将其总结在《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中。在《桃花源记》中，陶渊明将自己对理想社会蓝图勾画为人人平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蓝图中的生活没有“狂飙突进”的大超越，也不是了不起的大时代，只是人人在政府之外找到了一种最舒适恬淡的生活方式。最平常不过，但也最为难得。因为这幅图的中心是无权无势的百姓，家家富足，是“渔人”难以忘却的“仙境”，这世外桃源可以向他敞开怀抱，而一旦遇到“太守”这些官场中人，就会化为乌有。既然政治斗争是百姓苦难的来源，又为何再要有所期待呢？这也许就是为何陶渊明退隐，但一直心系现实的原因吧。
他的一生并没有远离政治，为官时可大刀阔斧，远离时亦是心挂百姓，隐而不避，在那样一个乱世书写着自己的政治主张，也落实着自己的政治主张——使互相倾轧的官场“不在场”。这在当时那个分而求合的时代，显得那么独特、那么纯粹，又是那么微弱，不过“仿佛若有光”。整个时代都难以找到与之共振之人，好在尧舜、老子这些过往圣人能给他安慰，与之心有戚戚。
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将陶渊明看成是严格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所提倡的无政府，只是在面对当时现实时给出的一个处方。这个处方并不是站在一个更为宏观的历史线索上去探寻的，而是一种感性之后的自我穿透和超越。是诗人之思，而非政治家之“革”。
陶渊明为我们营造了“桃花源”作为安放精神的小庙，而我们只有在理解陶渊明之后，才能真的体悟到，这精神的小庙于我们是多么亲切啊！
（编辑：龙贤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