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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新冠肺炎疫情考验着我国的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能力，对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提出了新的挑战。与2003年的SARS疫情相比而言，此次疫情期间最大的一个变化，可能就是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在疫情防控与经济回稳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观察数字经济、反思数字技术的机会。
于泽（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疫情是一种极端的冲击，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在边界上的思考。此次疫情会使得哪些数字经济产业爆发？我认为，这次不是对消费端产业大利好，而是对企业端的数字产品和数字技术的利好，可以说这次疫情会促成数字管理元年。
彭丽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数字经济的发展在疫情防控中呈现出了新亮点——平台企业发挥了特殊的社会组织功能、数字技术促进服务疫情新需求、“宅”生活体现了数字经济价值和韧性。疫情防控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反映出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亟须深化，特别是应对突发疫情的整体协同性有待加强。
乔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政府的应急治理机制在组织设计和决策机制上要有所调整。突发公共卫生管理需要解决不确定情形下的管理者决策难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把决策的后果和个人声誉脱钩可能是一个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可以用小组集体决策替代个人决策，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单个管理者过度保守延误早期防控的问题。
主持人：此次疫情暴发也是对中国数字化进程的一次大考，从中暴露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数字技术如何与社会治理更好地契合？
乔雪：SARS之后，国家重金建立了中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简称“网络直报系统”），公共卫生系统在数據和信息分享上有了很大改进。但是即使有数字技术，它还是需要人来做决策，需要合适的组织设计来匹配。一般来讲，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两个特点：第一，应对要快;第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围绕着这两个特点，政府的应急治理机制在组织设计和决策机制上要有所调整。
于泽：利用数字经济进行防控的过程中，需要进行信息采集。在这个过程中，信息采集的边界非常模糊，很多地区难免会有过度收集行为，而这些信息往往又涉及大量的个人隐私问题。这里面就涉及数字经济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例如数字信息的产权问题、个人与公共的边界，等等。疫情是一种极端的冲击，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在边界上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在正常时期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的作用。
彭丽红：疫情防控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反映出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还不够深入，应对过程中的整体协同性有待加强。国家在法律上对疫情信息发布、事权分工、部门协调、物资保障、应急预案等有非常清晰的规定，从疫情暴发初期的被动应战来看，应急预案的作用没有完全体现出来。
疫情中出现的物资短缺，暴露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准备不足，防护物资战略储备不足，精准解决急需关键物资的能力不足。长期的区域、城乡非均衡发展，使得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差距较大，小城市、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成为明显的短板。在这些方面，未来数字技术都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章来源：腾讯研究院）
于泽（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疫情是一种极端的冲击，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在边界上的思考。此次疫情会使得哪些数字经济产业爆发？我认为，这次不是对消费端产业大利好，而是对企业端的数字产品和数字技术的利好，可以说这次疫情会促成数字管理元年。
彭丽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数字经济的发展在疫情防控中呈现出了新亮点——平台企业发挥了特殊的社会组织功能、数字技术促进服务疫情新需求、“宅”生活体现了数字经济价值和韧性。疫情防控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反映出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亟须深化，特别是应对突发疫情的整体协同性有待加强。
乔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政府的应急治理机制在组织设计和决策机制上要有所调整。突发公共卫生管理需要解决不确定情形下的管理者决策难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把决策的后果和个人声誉脱钩可能是一个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可以用小组集体决策替代个人决策，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单个管理者过度保守延误早期防控的问题。
主持人：此次疫情暴发也是对中国数字化进程的一次大考，从中暴露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数字技术如何与社会治理更好地契合？
乔雪：SARS之后，国家重金建立了中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简称“网络直报系统”），公共卫生系统在数據和信息分享上有了很大改进。但是即使有数字技术，它还是需要人来做决策，需要合适的组织设计来匹配。一般来讲，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两个特点：第一，应对要快;第二，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围绕着这两个特点，政府的应急治理机制在组织设计和决策机制上要有所调整。
于泽：利用数字经济进行防控的过程中，需要进行信息采集。在这个过程中，信息采集的边界非常模糊，很多地区难免会有过度收集行为，而这些信息往往又涉及大量的个人隐私问题。这里面就涉及数字经济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例如数字信息的产权问题、个人与公共的边界，等等。疫情是一种极端的冲击，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在边界上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在正常时期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的作用。
彭丽红：疫情防控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反映出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运用还不够深入，应对过程中的整体协同性有待加强。国家在法律上对疫情信息发布、事权分工、部门协调、物资保障、应急预案等有非常清晰的规定，从疫情暴发初期的被动应战来看，应急预案的作用没有完全体现出来。
疫情中出现的物资短缺，暴露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准备不足，防护物资战略储备不足，精准解决急需关键物资的能力不足。长期的区域、城乡非均衡发展，使得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差距较大，小城市、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成为明显的短板。在这些方面，未来数字技术都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章来源：腾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