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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者下乡劳动的年代里，每到冬天，我们生产队的保管员——一个极忠厚老实的男人，总会穿上一双很旧的美国军用皮靴。当有人问靴子的来历时，他都会骄傲地说：“俺大哥抗美援朝时缴获老美的!别看样子不济(山东方言，意即不好看)，可穿上就和踩在“小火笼”上一样，多冷的天脚也不吃亏!”他讲得多了，连记者都能倒背如流这套话了，但一个疑问始终困扰记者，保管员的大哥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1 哈尔滨道里区安固街，一幢靠着马路很旧的楼房。穿过昏暗的走廊，登上二楼，抬头就看见迎面房门的门楣上钉着的“光荣人家”牌子。到了!记者心中一阵高兴，因为在电话里与宗殿选老人约定时，他就骄傲地说，他家门上有一个“光荣人家”的牌子，是他们单位“哈尔滨日报社”送的。
老人今年八十了，身材魁梧，红光满面，声音宏亮，一口纯正的胶东口音。由于有文章开头记者的一段经历，所以老人以街坊称呼记者，使人顿感亲切。
老人的老伴也是胶东老家人，秉承家乡人爱整齐干净的好习惯，所以不大的房间收拾得窗明几净。北墙上挂着一个大镜框，里面是1952年哈尔滨市人民政府赠送的绣有“人民功臣”四个大字的奖状 老人的大女儿与老两口合住，照顾他们。记者一去，她们母女就忙着沏茶、洗水果、递烟，弄得记者有些“受宠若惊”。
“不用客气了，都是老街坊，还是谈‘正事’吧!”老人略显了一点家长的尊严。
我们志愿军后勤部队的司令员是洪学智将军，我虽没见过他本人，但听说他是个大个子，很有“章程”(山东方言意即本领才能)老人“自报家门”的口气中充满了自豪感“军人对自己统帅的景仰，是会在战争中发挥神奇作用的”。一位西方军事家曾经这样讲过。
我12岁那年上随俺爹从山东老家到了牡丹江，他在那儿有个小杂货铺。卖个针头线脑、油盐酱醋、烟酒糖茶什么的，只有一间小铺面房，小本经营，主要做老高丽(朝鲜人)的买卖。时间一长，我也学会了不少朝鲜话(老人通晓朝语的本领，后来在朝鲜战场有了大用，他成了车队的向导，遇到迷路和不明白的地方，都是他下车向当地老乡打听和协调)。那时就是“伪满洲国”了，伪警察更不是东西，三天两头上小店里赊两盒烟，蹭半斤酒，你还不敢向他们要钱，一要钱他就说你通胡子(土匪)，要急了把你送到局子里(警察所)一通暴打，不死也得脱层皮。瓢大的小店，那经得住这么折腾，没有两年，买卖就黄了，俺爹回山东家种地了，把我送到哈尔滨跟俺舅舅学开汽车，打那时起，我就没离开过方向盘。
那阵子，俺舅舅养着辆老“福特”汽车，不是烧汽油，是烧瓦斯的。车上有个炉子，装上柈子(木柴)，点着了，产生瓦斯气，驱动汽车跑。我们主要就是跑道里、道外拉几个客，有点像现在满街跑的小公共儿，一人上车给8分钱。那阵子，哈尔滨是日本鬼子的天下，宪兵队要征用你的车，也是不付钱白使。小日本儿打死中国人就和踩死个蚂蚁似的。
“俺舅舅也是开汽车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被小日本儿打了一顿，回家之后，连气带病没多少日子就死了，那日子真是在刀尖上过的。”老夫人伤心地说。
八·一五日本投降，国民党没进到哈尔滨，民主联军说了算，日子总算好了一点。后来我去了鸡西煤矿，在那儿还是开烧柈子的汽车，在这之前，我还到陶来昭(东北地名)给民主联军开过汽车，可后来关系没续上，要不然现在我就是离休干部了。
1950年6月，朝鲜就打起来了。东北离朝鲜近，各种大道儿、小道儿消息传得到处都是，人心有些不稳了。后来，咱们国家决定出兵朝鲜帮着他们打老美(1950年10月8日，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同时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10月16日晚上18时，第42军先头部队由辑安过江，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作战正式打响)。我在鸡西就报名参加了志愿军，不是去打仗，而是开汽车。那时候汽车是个稀罕东西，会开车的人就更少了，所以报多少，就收多少。我这儿报名了，可舅母不干了，因为俺舅舅在我之前也报了名(他也是司机)。再说那时俺大闺女刚出生，她娘又没工作。但当时，我横下一条心，说什么也要去，现在说叫“觉悟”，可那阵子根本不想那么多，五尺高的汉子血气方刚，咱怕谁呀。再说又不上前线真刀真枪地和老美拼命，我不相信，就我倒霉落个“外丧”(山东方言，死在家乡以外的地方)?任凭家里的怎么哭也不行，我走定了!
一旁的老伴插言：“他这个人较上了劲，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你知道我拉着个还吃奶的孩子过日子有多难啊?”
2 我们1950年8月份就到了辑安(今吉林省集安)，后来就从那过了鸭绿江。一过江就看见老美飞机早把那里炸得稀哩哗啦了，当时真的挺恨美国佬的我们开的车都是刚从苏联运来的新车“嗄斯51”。那种车与众不同，舵把子(方向盘杆)是带弯儿的，发动机6个缸，点火次序是153624(第1个气缸先点火，然后是5，依次类推，老式汽车都是这样的)，能拉2吨半到3吨货、“嗄斯51”是苏联卫国战争时大批生产的，那时候钢铁缺，所以舵楼子(驾驶室)都是胶合板儿的，喷的绿漆。我们部队是志愿军后勤部队暂编第8团3连3排9班。我们是“后方中的前方，前方中的后方”。为啥这样讲呢?当时的运输军需物资情况是这样的，先用火车把枪、炮、弹药、吃的，从国内拉到朝鲜的大仓库、洞库或车站。然后我们再开车把物资运到前线附近的小仓库，部队再从那里把物资直接送上前线，我们是中间的，所以是“后方中的前方，前方中的后方”。
刚到朝鲜的时候挺苦的，当时后勤也供应不上，后来才慢慢好了。我们从阳德拉到15大站，什么都拉，弹药、粮食、服装等，供应志愿军九兵团(中国人民志愿军九兵团下辖20、26、27三个军共计15万人，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和副司令员陶勇的率领下，于1950年11月中旬从辑安渡过鸭绿江，冒着风雪严寒向东线长津湖一带挺进)。
我们主要在朝鲜的中部和东部，五老里、元山等地跑运输。我在朝鲜近四个年头，一直在那边跑车，没挪地方，因为汽车兵很少调动，否则人生路不熟要误事的。当时由于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朝鲜大江大河上的桥梁都被炸坏了。工兵部队晚上刚修完，第二天天刚亮，老美的飞机又是一通炸，桥又不通了。后来工兵想了修水下桥的办法，把桥面修在水下一米多深的地方，飞机在天上看不出来。可过这样的桥挺费劲的。我们在过清川江水下桥时，得先把起动电机的三角皮带摘下来，要不然，它在水里带风扇叶往上扬水，没法办。还得用胶皮管子接在排气管上，让管口向上高出水面并固定好，要不然到了水里，排气管一进水，车就被“淹死”了。为了晚上能快速通过水中桥，我们还想好多办法。当时朝鲜已经很冷 了，比哈尔滨还要冷，我们坐在车楼子里下半截也湿透了，也没有白酒，就是用酒精兑上点水喝两口赶赶寒气，说起来也够苦的了。当时的架桥英雄杨连第，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都是说在清川江的事，我们车队向前方运输的时候，带队的车都是在后头。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如果前头的车出了事，后头的人(技术好的)，能够及时发现前去帮助，如果他们的车跑在前头，后面的车出了事，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不坏醋了吗?还有我们运输时，去的时候拉着给养，都是让新手(副驾驶)开，为什么呢?因为重载车比较稳，比较好控制，车越轻，越容易出事。
老美的飞机一来就是一大片，像黑老鸹一样。大的小的，什么样的都有，B-29、“黑寡妇”、“油挑子”。扔的东西也五花八门，炸弹、燃烧弹、还有子母弹、钢笔弹。晚上就先扔照明弹，照得下头就和白天一样，接着就是炸弹、机关炮、火箭轮着班儿俯冲轰炸扫射。听上级的人说，好些个老美飞行员都是参加过二战的“老油条”，飞过几千个小时，胆子大，技术好，有的就贴着树梢和电线杆子那么高飞，你在地下连他们的模样都看得清。北朝鲜山特别多，我们的公路也都是顺着山修的。那帮子老美飞行员就钻山沟，追着你打看见下头有好的汽车，囫囵房子不给你打着了火，是不会罢手的。甚至地下有个人他们也追着你扫射、老美也有的是钱，不在乎汽油和炸弹。我们头先进去的汽车没几天就让老美给打掉了好些(志愿军刚入朝时，敌人投入朝鲜战场的各种飞机有1100架，其中除一小部分直接用于支援其地面部队，大部分用于破坏我军后方。志愿军入朝时共有运输车1300多台，第一个星期就损失了217台即总数的1／6，其中82.5％是被敌机打毁的——摘自志愿军后勤司令员洪学智将军的回忆录《抗美援朝战争回忆》)，越靠前线的车损失得越多 老美飞机还扔一种叫“三角钉”的东西，那个东西扔在地上，总有一个尖朝上，汽车轱辘一压上准漏气。听说那个破玩艺儿原来是小日本儿对付美国人的，后来他们又用来对付我们的汽车。不光是天上的飞机轰炸扫射，我们在元山附近跑车时候，老美的军舰泊在海里，也用舰炮打你，舰炮口径大，打得远，让它碰上可不是闹着玩儿的。那时有句话说“美帝国主义是武装到牙齿”一点都不错。还有老美和李承晚的伪军派了好些特务到北朝鲜这边来，他们带着报话机、信号枪，给老美的飞机指示目标，专门炸后方的兵站、仓库和运输车队，有时他们还打黑枪。火车、汽车藏在隧道或山洞时没有隐蔽好，让特务们招来美国飞机，用机关炮、火箭弹从洞口往里打，也能打坏里面的车辆和物资。那阵子我们无论天上地下、黑天白夜都得十分小心。当时，人们的警惕性都非常高，比如我们吃缴获的美国罐头必须得先化验以后才能吃，路上有小孩玩具、钢笔什么的，都不能动，那是美国人扔的炸弹。他们打细菌战的时候，我们车队防得严，没出大事。
3 北朝鲜的公路都是靠山根修的，隔不了多远儿，就挖有防空洞山顶上都有咱们志愿军的防空观察哨，拿着哨子，还有枪，老远看见敌人的飞机来了，就吹哨或放枪，我们就赶紧得把汽车隐蔽好，驾驶员钻进防空洞。夏天汽车用树枝子、草伪装好，开到小树林里或是工兵用旧矿洞改成的汽车隐蔽部里。冬天驾驶室的风档玻璃，都得用白面袋布罩上，要不晚上反光容易暴露目标。朝鲜冬天贼冷，可你开车还不能把玻璃摇上，为什么啊?一摇上，驾驶员呼出的热气，碰见凉玻璃就结成霜，糊在风档玻璃上，你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还有你摇上玻璃，外头声音也听不见了。那时我们都是一个开车，另一个把头探出驾驶室看着道儿，到了晚上行车，更得这样。因为你根本不敢开灯，就得摸着黑借着月亮星星的光亮，慢慢地跑，只要一开灯，不大的工夫老美的飞机就到了，劈头盖脑就是一阵狂轰滥炸、一台车两个人配合好是顶要紧的，我的那个搭档，叫李振阳，是辽宁省开远县人，比我小几岁。我离开朝鲜的时候，他还在那儿干，手艺也不错，不知道如今还有没有……
为了对付老美的飞机，部队可以说想尽了办法。敌人扔下“三角钉”，部队马上就上公路用大扫帚扫，他们扔多少就扫多少，无论白天黑夜。老美晚上不是看见开灯就扫射吗?工兵部队把坏的美国大“道奇”、日本的大“金刚”(都是车名)装上蓄电池，弄到工兵另开出的一条道上去，到晚上打开灯，让老美来炸，炸坏了再换上灯泡电池，我们的车队就从另一条道上跑。那时，虽然说咱们也有空军了，但飞机很少，再加上机场都是在国内，我们又在朝鲜东部，咱们的飞机也飞不过来，所以在朝鲜好几年，我没看见过咱们的飞机在天上和老美的飞机对打。飞机不见，实际上连高射炮、高射机枪也不常有，只是重要的车站、仓库等地方才有，我只在清川江附近的淮阳那看到过咱们的82高炮美国的飞机飞得低了，战士们就用七九步枪、缴获老美的自动步枪、还有轻机枪朝天上打，小日本的三八大盖儿不行，劲儿太小。那时，我们车队也有押车的，当兵的使中正式、三八枪，干部都配手枪。
4 当时朝鲜的情况也是很复杂的，北朝鲜这边有三个党，劳动党(相当于我们的共产党)、民主党(中间派)、还有一个叫什么党，我忘了，反正这个党就相当于那时国内的国民党，和咱们是死对头。那时我们如果出车遇上事儿赶不回来，就一定得找劳动党的人，让他们给安排食宿，这样最安全。如果找了那个什么党，弄不好就把你给害了。我们如果驻在外头，车辆也得加以小心，当地也有小偷小摸，弄不好，车上的电瓶、起动电机就让他们给偷走了。不过总的讲，朝鲜人还是挺好的，尤其是朝鲜妇女，很能干，她们背着孩子，头上还顶着老沉的东西，真不容易。公路给敌机炸坏了，朝鲜老乡也都帮着修。朝鲜那个地方挺穷的，又赶上打仗，百姓的日子很苦，中国人厚道，对朝鲜也是真心实意的，什么都给他们。拿我个人来讲：有几件值钱的东西，如老美的鸭绒睡袋(那物件真是好，大雪天躺在雪地里睡都没事儿，可咱们志愿军的棉被就差多了)，还有手表、皮手套，在“三五反”时候都上交了。那时，国内开展“三五反”运动，我们在朝鲜也得搞，叫“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最后我只留一件皮大衣，因为出车路上太冷，披在身上顶床被，就为这个没上交。可后来有一回我们往前方送给养的路上碰见了一个人民军的军官，他的棉袄让燃烧弹给点着了，冻得够呛，我就送给他了。
我们开始往前方拉给养的时候，都是放空车回来。可有一回队长召集我们全队开会，队长说：“这回的任务谁要是出了事，我就枪毙了他!”原来是要我们往后拉俘虏!别看我到朝鲜好些日子了，可还头一回面对面看见那些老美，这也看出咱们在前方打胜了。我们一车拉二十多个，是从野战医院拉的伤兵，志愿军有押送的。我们先后拉了好几趟。队长有言在先，再加上拉着是大活人，我就更加小心了，天上的美国飞机可不管我 们拉的是他们的人。那帮子人也还挺老实的，黑人居多。我不懂英文，翻译也没有。我就比划着问一个黑人多大岁数了，他把两只手翻了一个儿，表示20岁。我又问他怎么到的朝鲜，他把双手靠在一起，(就像戴手铐似的)，叽哩咕噜了半天，当时我认为他们黑人来当兵也是和咱们国内国民党抓壮丁似的。不管怎么说，黑人俘虏跟咱们很热乎，我想他们在国内也都是受苦人吧!白人俘虏也有，但他们都还有点不服气的样子。我们对俘虏挺好，把压缩饼干放到散热器盖子上烤热了，这样软一些，还有热汤热水的给他们吃，要知道咱们的战士可都在战壕里一把炒面一把雪啊!我们把这些美国伤兵拉到阳德，然后再用火车把他们送回国内，中国人对他们太好了!阳德那也有一些老毛子(苏联人)，干什么的我不知道。
咱们志愿军所以能把老美又赶回三八线那边儿去，凭得完全是一股气，论枪、炮还有后勤装备和人家比差得太远了，我们供应的九兵团好些战士在打仗时胳膊腿都冻坏了，有的落下终生残废，还有冻死的，要是吃得好，穿得暖就不会有这档子事了。
老人讲到这里，停顿了好一阵……一时间，屋内的空气有些凝重。
为了缓和气氛，记者换了个话题，“宗老，谈谈您这个‘人民功臣’奖的来历吧!”
老人的思绪又回到了那次不平凡的经历。
5 那是“五次”战役(1951年4月22日～6月10日)的时候，我们驻地在四王寺，在我们受领任务的路上，正逢上敌机轰炸，我突然发现路边有一辆咱们的吉斯150车(苏制载重卡车，长春“解放”车的原型)，车上还拉着“卡秋莎”火箭炮弹，那种炮弹比普通的榴弹炮、迫击炮弹长得多，一看包装箱就知道。“卡秋莎”在朝鲜战场是最厉害的炮，老美最怕它了。我一看车里没人，肯定是驾驶员牺牲了，这时美国飞机还在轰炸，车再不开走，就完了。我赶紧把车交给李振阳，跳下车，就把那辆“大吉斯”开到了安全的地方=后来就给我立了功(“卡秋莎”火箭炮弹是当时我们购苏武器中最昂贵的，一发炮弹需几十两黄金)。
“那一阵子，老长时间他也不往家寄信了，急得我心里像着火似的。后来又听说他在那边没有了，找人打听也不知道个准信，孩子又小，晚上我只能自个儿在被窝里偷着哭，连被头都湿了。后来光傻等着也不行啊，再说大人孩子也得吃饭啊，我一跺脚，去上班，把孩子给俺舅母看着。那时哈尔滨亚麻厂刚筹建需要人，我就去报名了。路又远，天又冷又黑，加上风言风语说什么的都有，那时我才二十挂零，家里外头遭老罪了。”
老夫人边说边用手绢揩泪，大女儿在一旁安抚着老娘……
“后来，市政府把这奖状送到家，我这才放心了。”
“这是我们的传家宝，我得把它留给我孙子，原来还好些奖章纪念章来着，几回搬家都给弄丢了。”
我们在朝鲜开车一年就给一块钱(东北流通币)，有时也发卢布(俄国货币)，因为当时是供给制，也不需要买什么东西。后来还根据每人的技术等级折合成猪肉(每斤8毛钱)钱发给你(类似奖金)，我每回都是一等奖。可也有的人给多少钱也不干了，有个姓范的，他是咱们那济南府的人，和我一个班。他出车让美国飞机炸了一回，就害怕了，高低不再开车了，上级怎么动员也不行，以后就让他挖防空洞去了。我们连也有不少车被打坏了，但我的车没出过大事，只有一回我拉着棉鞋往前头送的时候，路滑我一换挡，车侧翻了。
说句实在话，在朝鲜开车真是挺难的。路不好走，尽是山路，又有敌机轰炸，特务打黑枪，晚上开车，又不能开灯，一面是悬崖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你坐在驾驶楼子里都能听见山风呼呼地响，够吓人的、没点技术、胆量和觉悟还真顶不下来不过咱们志愿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能改造人，我们连有不少原来国民党军队的汽车兵，他们表现也挺好的，没有一个叛变投敌的。
我们在朝鲜主要还是吃咱们中国饭，高粱米、馒头、油条。大锅饭、大锅菜，12个人一班，打回去吃。过节也吃饺子，把馅和面分到各班自己包。外出执行任务，200千米以内就发压缩饼干、炒面等熟食。压缩饼干味道还不错。炒面老吃会拉肚子，营养不够人受不了。后来前方的战士也加了鸡蛋粉(1951年冬，我从朝鲜回北京总后勤部汇报情况，一天晚上，毛主席接见了我，我是晚上7点多钟去的。开始，毛主席向我详细地询问了部队进入相持阶段后作战情况，生活情况和后勤保障情况。当我谈到朝鲜前线供应上的问题，毛主席听到有的部队由于营养缺乏，不少人得了夜盲症时，毛主席脸上不禁露出了焦虑的神色，关切地说：“应该给战士们增加营养，给战士们每天吃一个鸡蛋，这我们还是可以办得到的吧?”我说：“鸡蛋，我们还是有的，但往前线运送很不容易，不但要转几次火车汽车，而且敌机轰炸得厉害，弄不好，就打碎了。”毛主席说：“我们想想办法嘛。”我说：“好吧”以后我们经过研究决定，从国内往前线送鸡蛋粉，供应部队。——摘自志愿军后勤司令员洪学智将军的回忆录《抗美援朝战争回忆》)。
如果出车里程超过250千米，就得自带给养，有生粮食、油、盐、花生米什么的，到了宿营地自己动手做饭。有时候我们也吃自己车上拉的东西，如送的猪肉罐头什么的，不过吃多少，回来还得向领导汇报。长途跑车很辛苦，我们就带点万金油，困了就擦点，实在困极了就下车走会儿。那时我还抽烟，有“哈德门”、“大前门”都是发的。还有上卫生队整点卫生酒精带着，犯了酒瘾兑上点凉水喝一小口，辣辣嗓子。到现在我时不常还得喝点儿，说起来就是从那会儿落下的“毛病”。
说一千道一万，尽管我们开汽车的挺辛苦和危险，但比起在前线真刀真枪和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作战的战士们要差得远。我们从前线不光拉美国伤兵俘虏，也拉过咱们志愿军的伤员，伤得什么样的都有，看着让人揪心，还有好些永远都回不来了。那些抬担架的、赶着胶皮轱辘大车送弹药的车把式都比我们苦得多。所以，在朝鲜那几年我是受了不少苦和罪，但也知足，没受伤，活着回来了。对了，还有一件事，大概是1952年，梅兰芳梅老板还上我们那慰问演出过，戏台就是用两辆大卡车搭的，好几盏大汽灯照着，梅老板唱得真好啊!不是上朝鲜，怎么能看上这么好的戏呀!
说起来我也算是出国了，可带回点什么来?就一床棉被、一件棉大衣、一个子弹箱是我用来盛工具的，还有一条皮带和那双靴子，这些东西都给山东老家的二弟了，他那时日子过得累。
“他这个人那，因为心脏不好，又看不惯现在的事，所以整天也说不了几句话，今天跟你说的话能顶上半年了。刚看完气象预报，喝口水的功夫，你再问他明天几度，他早就忘了，可五十多年前在朝鲜的事儿他却一点也没忘!”老夫人边说边给宗老倒了一杯白水。
“这是历史，都刻在我的脑子里了，怎么会忘了，一辈子也忘不了!”宗老坚定地说。
记者上中学时，曾学过一篇和谷岩先生写的短篇小说《枫》，讲的就是抗美援朝时一个老汽车兵和他的搭挡副驾驶员小马的故事，他们开的也是“嘎斯51”。那篇文章我看了好多遍，有些句子现在还能背下来。听完宗殿选老人的讲述，感觉《枫》变得那样得真实、质朴。
1 哈尔滨道里区安固街，一幢靠着马路很旧的楼房。穿过昏暗的走廊，登上二楼，抬头就看见迎面房门的门楣上钉着的“光荣人家”牌子。到了!记者心中一阵高兴，因为在电话里与宗殿选老人约定时，他就骄傲地说，他家门上有一个“光荣人家”的牌子，是他们单位“哈尔滨日报社”送的。
老人今年八十了，身材魁梧，红光满面，声音宏亮，一口纯正的胶东口音。由于有文章开头记者的一段经历，所以老人以街坊称呼记者，使人顿感亲切。
老人的老伴也是胶东老家人，秉承家乡人爱整齐干净的好习惯，所以不大的房间收拾得窗明几净。北墙上挂着一个大镜框，里面是1952年哈尔滨市人民政府赠送的绣有“人民功臣”四个大字的奖状 老人的大女儿与老两口合住，照顾他们。记者一去，她们母女就忙着沏茶、洗水果、递烟，弄得记者有些“受宠若惊”。
“不用客气了，都是老街坊，还是谈‘正事’吧!”老人略显了一点家长的尊严。
我们志愿军后勤部队的司令员是洪学智将军，我虽没见过他本人，但听说他是个大个子，很有“章程”(山东方言意即本领才能)老人“自报家门”的口气中充满了自豪感“军人对自己统帅的景仰，是会在战争中发挥神奇作用的”。一位西方军事家曾经这样讲过。
我12岁那年上随俺爹从山东老家到了牡丹江，他在那儿有个小杂货铺。卖个针头线脑、油盐酱醋、烟酒糖茶什么的，只有一间小铺面房，小本经营，主要做老高丽(朝鲜人)的买卖。时间一长，我也学会了不少朝鲜话(老人通晓朝语的本领，后来在朝鲜战场有了大用，他成了车队的向导，遇到迷路和不明白的地方，都是他下车向当地老乡打听和协调)。那时就是“伪满洲国”了，伪警察更不是东西，三天两头上小店里赊两盒烟，蹭半斤酒，你还不敢向他们要钱，一要钱他就说你通胡子(土匪)，要急了把你送到局子里(警察所)一通暴打，不死也得脱层皮。瓢大的小店，那经得住这么折腾，没有两年，买卖就黄了，俺爹回山东家种地了，把我送到哈尔滨跟俺舅舅学开汽车，打那时起，我就没离开过方向盘。
那阵子，俺舅舅养着辆老“福特”汽车，不是烧汽油，是烧瓦斯的。车上有个炉子，装上柈子(木柴)，点着了，产生瓦斯气，驱动汽车跑。我们主要就是跑道里、道外拉几个客，有点像现在满街跑的小公共儿，一人上车给8分钱。那阵子，哈尔滨是日本鬼子的天下，宪兵队要征用你的车，也是不付钱白使。小日本儿打死中国人就和踩死个蚂蚁似的。
“俺舅舅也是开汽车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被小日本儿打了一顿，回家之后，连气带病没多少日子就死了，那日子真是在刀尖上过的。”老夫人伤心地说。
八·一五日本投降，国民党没进到哈尔滨，民主联军说了算，日子总算好了一点。后来我去了鸡西煤矿，在那儿还是开烧柈子的汽车，在这之前，我还到陶来昭(东北地名)给民主联军开过汽车，可后来关系没续上，要不然现在我就是离休干部了。
1950年6月，朝鲜就打起来了。东北离朝鲜近，各种大道儿、小道儿消息传得到处都是，人心有些不稳了。后来，咱们国家决定出兵朝鲜帮着他们打老美(1950年10月8日，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同时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10月16日晚上18时，第42军先头部队由辑安过江，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作战正式打响)。我在鸡西就报名参加了志愿军，不是去打仗，而是开汽车。那时候汽车是个稀罕东西，会开车的人就更少了，所以报多少，就收多少。我这儿报名了，可舅母不干了，因为俺舅舅在我之前也报了名(他也是司机)。再说那时俺大闺女刚出生，她娘又没工作。但当时，我横下一条心，说什么也要去，现在说叫“觉悟”，可那阵子根本不想那么多，五尺高的汉子血气方刚，咱怕谁呀。再说又不上前线真刀真枪地和老美拼命，我不相信，就我倒霉落个“外丧”(山东方言，死在家乡以外的地方)?任凭家里的怎么哭也不行，我走定了!
一旁的老伴插言：“他这个人较上了劲，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你知道我拉着个还吃奶的孩子过日子有多难啊?”
2 我们1950年8月份就到了辑安(今吉林省集安)，后来就从那过了鸭绿江。一过江就看见老美飞机早把那里炸得稀哩哗啦了，当时真的挺恨美国佬的我们开的车都是刚从苏联运来的新车“嗄斯51”。那种车与众不同，舵把子(方向盘杆)是带弯儿的，发动机6个缸，点火次序是153624(第1个气缸先点火，然后是5，依次类推，老式汽车都是这样的)，能拉2吨半到3吨货、“嗄斯51”是苏联卫国战争时大批生产的，那时候钢铁缺，所以舵楼子(驾驶室)都是胶合板儿的，喷的绿漆。我们部队是志愿军后勤部队暂编第8团3连3排9班。我们是“后方中的前方，前方中的后方”。为啥这样讲呢?当时的运输军需物资情况是这样的，先用火车把枪、炮、弹药、吃的，从国内拉到朝鲜的大仓库、洞库或车站。然后我们再开车把物资运到前线附近的小仓库，部队再从那里把物资直接送上前线，我们是中间的，所以是“后方中的前方，前方中的后方”。
刚到朝鲜的时候挺苦的，当时后勤也供应不上，后来才慢慢好了。我们从阳德拉到15大站，什么都拉，弹药、粮食、服装等，供应志愿军九兵团(中国人民志愿军九兵团下辖20、26、27三个军共计15万人，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和副司令员陶勇的率领下，于1950年11月中旬从辑安渡过鸭绿江，冒着风雪严寒向东线长津湖一带挺进)。
我们主要在朝鲜的中部和东部，五老里、元山等地跑运输。我在朝鲜近四个年头，一直在那边跑车，没挪地方，因为汽车兵很少调动，否则人生路不熟要误事的。当时由于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朝鲜大江大河上的桥梁都被炸坏了。工兵部队晚上刚修完，第二天天刚亮，老美的飞机又是一通炸，桥又不通了。后来工兵想了修水下桥的办法，把桥面修在水下一米多深的地方，飞机在天上看不出来。可过这样的桥挺费劲的。我们在过清川江水下桥时，得先把起动电机的三角皮带摘下来，要不然，它在水里带风扇叶往上扬水，没法办。还得用胶皮管子接在排气管上，让管口向上高出水面并固定好，要不然到了水里，排气管一进水，车就被“淹死”了。为了晚上能快速通过水中桥，我们还想好多办法。当时朝鲜已经很冷 了，比哈尔滨还要冷，我们坐在车楼子里下半截也湿透了，也没有白酒，就是用酒精兑上点水喝两口赶赶寒气，说起来也够苦的了。当时的架桥英雄杨连第，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都是说在清川江的事，我们车队向前方运输的时候，带队的车都是在后头。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如果前头的车出了事，后头的人(技术好的)，能够及时发现前去帮助，如果他们的车跑在前头，后面的车出了事，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不坏醋了吗?还有我们运输时，去的时候拉着给养，都是让新手(副驾驶)开，为什么呢?因为重载车比较稳，比较好控制，车越轻，越容易出事。
老美的飞机一来就是一大片，像黑老鸹一样。大的小的，什么样的都有，B-29、“黑寡妇”、“油挑子”。扔的东西也五花八门，炸弹、燃烧弹、还有子母弹、钢笔弹。晚上就先扔照明弹，照得下头就和白天一样，接着就是炸弹、机关炮、火箭轮着班儿俯冲轰炸扫射。听上级的人说，好些个老美飞行员都是参加过二战的“老油条”，飞过几千个小时，胆子大，技术好，有的就贴着树梢和电线杆子那么高飞，你在地下连他们的模样都看得清。北朝鲜山特别多，我们的公路也都是顺着山修的。那帮子老美飞行员就钻山沟，追着你打看见下头有好的汽车，囫囵房子不给你打着了火，是不会罢手的。甚至地下有个人他们也追着你扫射、老美也有的是钱，不在乎汽油和炸弹。我们头先进去的汽车没几天就让老美给打掉了好些(志愿军刚入朝时，敌人投入朝鲜战场的各种飞机有1100架，其中除一小部分直接用于支援其地面部队，大部分用于破坏我军后方。志愿军入朝时共有运输车1300多台，第一个星期就损失了217台即总数的1／6，其中82.5％是被敌机打毁的——摘自志愿军后勤司令员洪学智将军的回忆录《抗美援朝战争回忆》)，越靠前线的车损失得越多 老美飞机还扔一种叫“三角钉”的东西，那个东西扔在地上，总有一个尖朝上，汽车轱辘一压上准漏气。听说那个破玩艺儿原来是小日本儿对付美国人的，后来他们又用来对付我们的汽车。不光是天上的飞机轰炸扫射，我们在元山附近跑车时候，老美的军舰泊在海里，也用舰炮打你，舰炮口径大，打得远，让它碰上可不是闹着玩儿的。那时有句话说“美帝国主义是武装到牙齿”一点都不错。还有老美和李承晚的伪军派了好些特务到北朝鲜这边来，他们带着报话机、信号枪，给老美的飞机指示目标，专门炸后方的兵站、仓库和运输车队，有时他们还打黑枪。火车、汽车藏在隧道或山洞时没有隐蔽好，让特务们招来美国飞机，用机关炮、火箭弹从洞口往里打，也能打坏里面的车辆和物资。那阵子我们无论天上地下、黑天白夜都得十分小心。当时，人们的警惕性都非常高，比如我们吃缴获的美国罐头必须得先化验以后才能吃，路上有小孩玩具、钢笔什么的，都不能动，那是美国人扔的炸弹。他们打细菌战的时候，我们车队防得严，没出大事。
3 北朝鲜的公路都是靠山根修的，隔不了多远儿，就挖有防空洞山顶上都有咱们志愿军的防空观察哨，拿着哨子，还有枪，老远看见敌人的飞机来了，就吹哨或放枪，我们就赶紧得把汽车隐蔽好，驾驶员钻进防空洞。夏天汽车用树枝子、草伪装好，开到小树林里或是工兵用旧矿洞改成的汽车隐蔽部里。冬天驾驶室的风档玻璃，都得用白面袋布罩上，要不晚上反光容易暴露目标。朝鲜冬天贼冷，可你开车还不能把玻璃摇上，为什么啊?一摇上，驾驶员呼出的热气，碰见凉玻璃就结成霜，糊在风档玻璃上，你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还有你摇上玻璃，外头声音也听不见了。那时我们都是一个开车，另一个把头探出驾驶室看着道儿，到了晚上行车，更得这样。因为你根本不敢开灯，就得摸着黑借着月亮星星的光亮，慢慢地跑，只要一开灯，不大的工夫老美的飞机就到了，劈头盖脑就是一阵狂轰滥炸、一台车两个人配合好是顶要紧的，我的那个搭档，叫李振阳，是辽宁省开远县人，比我小几岁。我离开朝鲜的时候，他还在那儿干，手艺也不错，不知道如今还有没有……
为了对付老美的飞机，部队可以说想尽了办法。敌人扔下“三角钉”，部队马上就上公路用大扫帚扫，他们扔多少就扫多少，无论白天黑夜。老美晚上不是看见开灯就扫射吗?工兵部队把坏的美国大“道奇”、日本的大“金刚”(都是车名)装上蓄电池，弄到工兵另开出的一条道上去，到晚上打开灯，让老美来炸，炸坏了再换上灯泡电池，我们的车队就从另一条道上跑。那时，虽然说咱们也有空军了，但飞机很少，再加上机场都是在国内，我们又在朝鲜东部，咱们的飞机也飞不过来，所以在朝鲜好几年，我没看见过咱们的飞机在天上和老美的飞机对打。飞机不见，实际上连高射炮、高射机枪也不常有，只是重要的车站、仓库等地方才有，我只在清川江附近的淮阳那看到过咱们的82高炮美国的飞机飞得低了，战士们就用七九步枪、缴获老美的自动步枪、还有轻机枪朝天上打，小日本的三八大盖儿不行，劲儿太小。那时，我们车队也有押车的，当兵的使中正式、三八枪，干部都配手枪。
4 当时朝鲜的情况也是很复杂的，北朝鲜这边有三个党，劳动党(相当于我们的共产党)、民主党(中间派)、还有一个叫什么党，我忘了，反正这个党就相当于那时国内的国民党，和咱们是死对头。那时我们如果出车遇上事儿赶不回来，就一定得找劳动党的人，让他们给安排食宿，这样最安全。如果找了那个什么党，弄不好就把你给害了。我们如果驻在外头，车辆也得加以小心，当地也有小偷小摸，弄不好，车上的电瓶、起动电机就让他们给偷走了。不过总的讲，朝鲜人还是挺好的，尤其是朝鲜妇女，很能干，她们背着孩子，头上还顶着老沉的东西，真不容易。公路给敌机炸坏了，朝鲜老乡也都帮着修。朝鲜那个地方挺穷的，又赶上打仗，百姓的日子很苦，中国人厚道，对朝鲜也是真心实意的，什么都给他们。拿我个人来讲：有几件值钱的东西，如老美的鸭绒睡袋(那物件真是好，大雪天躺在雪地里睡都没事儿，可咱们志愿军的棉被就差多了)，还有手表、皮手套，在“三五反”时候都上交了。那时，国内开展“三五反”运动，我们在朝鲜也得搞，叫“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最后我只留一件皮大衣，因为出车路上太冷，披在身上顶床被，就为这个没上交。可后来有一回我们往前方送给养的路上碰见了一个人民军的军官，他的棉袄让燃烧弹给点着了，冻得够呛，我就送给他了。
我们开始往前方拉给养的时候，都是放空车回来。可有一回队长召集我们全队开会，队长说：“这回的任务谁要是出了事，我就枪毙了他!”原来是要我们往后拉俘虏!别看我到朝鲜好些日子了，可还头一回面对面看见那些老美，这也看出咱们在前方打胜了。我们一车拉二十多个，是从野战医院拉的伤兵，志愿军有押送的。我们先后拉了好几趟。队长有言在先，再加上拉着是大活人，我就更加小心了，天上的美国飞机可不管我 们拉的是他们的人。那帮子人也还挺老实的，黑人居多。我不懂英文，翻译也没有。我就比划着问一个黑人多大岁数了，他把两只手翻了一个儿，表示20岁。我又问他怎么到的朝鲜，他把双手靠在一起，(就像戴手铐似的)，叽哩咕噜了半天，当时我认为他们黑人来当兵也是和咱们国内国民党抓壮丁似的。不管怎么说，黑人俘虏跟咱们很热乎，我想他们在国内也都是受苦人吧!白人俘虏也有，但他们都还有点不服气的样子。我们对俘虏挺好，把压缩饼干放到散热器盖子上烤热了，这样软一些，还有热汤热水的给他们吃，要知道咱们的战士可都在战壕里一把炒面一把雪啊!我们把这些美国伤兵拉到阳德，然后再用火车把他们送回国内，中国人对他们太好了!阳德那也有一些老毛子(苏联人)，干什么的我不知道。
咱们志愿军所以能把老美又赶回三八线那边儿去，凭得完全是一股气，论枪、炮还有后勤装备和人家比差得太远了，我们供应的九兵团好些战士在打仗时胳膊腿都冻坏了，有的落下终生残废，还有冻死的，要是吃得好，穿得暖就不会有这档子事了。
老人讲到这里，停顿了好一阵……一时间，屋内的空气有些凝重。
为了缓和气氛，记者换了个话题，“宗老，谈谈您这个‘人民功臣’奖的来历吧!”
老人的思绪又回到了那次不平凡的经历。
5 那是“五次”战役(1951年4月22日～6月10日)的时候，我们驻地在四王寺，在我们受领任务的路上，正逢上敌机轰炸，我突然发现路边有一辆咱们的吉斯150车(苏制载重卡车，长春“解放”车的原型)，车上还拉着“卡秋莎”火箭炮弹，那种炮弹比普通的榴弹炮、迫击炮弹长得多，一看包装箱就知道。“卡秋莎”在朝鲜战场是最厉害的炮，老美最怕它了。我一看车里没人，肯定是驾驶员牺牲了，这时美国飞机还在轰炸，车再不开走，就完了。我赶紧把车交给李振阳，跳下车，就把那辆“大吉斯”开到了安全的地方=后来就给我立了功(“卡秋莎”火箭炮弹是当时我们购苏武器中最昂贵的，一发炮弹需几十两黄金)。
“那一阵子，老长时间他也不往家寄信了，急得我心里像着火似的。后来又听说他在那边没有了，找人打听也不知道个准信，孩子又小，晚上我只能自个儿在被窝里偷着哭，连被头都湿了。后来光傻等着也不行啊，再说大人孩子也得吃饭啊，我一跺脚，去上班，把孩子给俺舅母看着。那时哈尔滨亚麻厂刚筹建需要人，我就去报名了。路又远，天又冷又黑，加上风言风语说什么的都有，那时我才二十挂零，家里外头遭老罪了。”
老夫人边说边用手绢揩泪，大女儿在一旁安抚着老娘……
“后来，市政府把这奖状送到家，我这才放心了。”
“这是我们的传家宝，我得把它留给我孙子，原来还好些奖章纪念章来着，几回搬家都给弄丢了。”
我们在朝鲜开车一年就给一块钱(东北流通币)，有时也发卢布(俄国货币)，因为当时是供给制，也不需要买什么东西。后来还根据每人的技术等级折合成猪肉(每斤8毛钱)钱发给你(类似奖金)，我每回都是一等奖。可也有的人给多少钱也不干了，有个姓范的，他是咱们那济南府的人，和我一个班。他出车让美国飞机炸了一回，就害怕了，高低不再开车了，上级怎么动员也不行，以后就让他挖防空洞去了。我们连也有不少车被打坏了，但我的车没出过大事，只有一回我拉着棉鞋往前头送的时候，路滑我一换挡，车侧翻了。
说句实在话，在朝鲜开车真是挺难的。路不好走，尽是山路，又有敌机轰炸，特务打黑枪，晚上开车，又不能开灯，一面是悬崖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你坐在驾驶楼子里都能听见山风呼呼地响，够吓人的、没点技术、胆量和觉悟还真顶不下来不过咱们志愿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能改造人，我们连有不少原来国民党军队的汽车兵，他们表现也挺好的，没有一个叛变投敌的。
我们在朝鲜主要还是吃咱们中国饭，高粱米、馒头、油条。大锅饭、大锅菜，12个人一班，打回去吃。过节也吃饺子，把馅和面分到各班自己包。外出执行任务，200千米以内就发压缩饼干、炒面等熟食。压缩饼干味道还不错。炒面老吃会拉肚子，营养不够人受不了。后来前方的战士也加了鸡蛋粉(1951年冬，我从朝鲜回北京总后勤部汇报情况，一天晚上，毛主席接见了我，我是晚上7点多钟去的。开始，毛主席向我详细地询问了部队进入相持阶段后作战情况，生活情况和后勤保障情况。当我谈到朝鲜前线供应上的问题，毛主席听到有的部队由于营养缺乏，不少人得了夜盲症时，毛主席脸上不禁露出了焦虑的神色，关切地说：“应该给战士们增加营养，给战士们每天吃一个鸡蛋，这我们还是可以办得到的吧?”我说：“鸡蛋，我们还是有的，但往前线运送很不容易，不但要转几次火车汽车，而且敌机轰炸得厉害，弄不好，就打碎了。”毛主席说：“我们想想办法嘛。”我说：“好吧”以后我们经过研究决定，从国内往前线送鸡蛋粉，供应部队。——摘自志愿军后勤司令员洪学智将军的回忆录《抗美援朝战争回忆》)。
如果出车里程超过250千米，就得自带给养，有生粮食、油、盐、花生米什么的，到了宿营地自己动手做饭。有时候我们也吃自己车上拉的东西，如送的猪肉罐头什么的，不过吃多少，回来还得向领导汇报。长途跑车很辛苦，我们就带点万金油，困了就擦点，实在困极了就下车走会儿。那时我还抽烟，有“哈德门”、“大前门”都是发的。还有上卫生队整点卫生酒精带着，犯了酒瘾兑上点凉水喝一小口，辣辣嗓子。到现在我时不常还得喝点儿，说起来就是从那会儿落下的“毛病”。
说一千道一万，尽管我们开汽车的挺辛苦和危险，但比起在前线真刀真枪和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作战的战士们要差得远。我们从前线不光拉美国伤兵俘虏，也拉过咱们志愿军的伤员，伤得什么样的都有，看着让人揪心，还有好些永远都回不来了。那些抬担架的、赶着胶皮轱辘大车送弹药的车把式都比我们苦得多。所以，在朝鲜那几年我是受了不少苦和罪，但也知足，没受伤，活着回来了。对了，还有一件事，大概是1952年，梅兰芳梅老板还上我们那慰问演出过，戏台就是用两辆大卡车搭的，好几盏大汽灯照着，梅老板唱得真好啊!不是上朝鲜，怎么能看上这么好的戏呀!
说起来我也算是出国了，可带回点什么来?就一床棉被、一件棉大衣、一个子弹箱是我用来盛工具的，还有一条皮带和那双靴子，这些东西都给山东老家的二弟了，他那时日子过得累。
“他这个人那，因为心脏不好，又看不惯现在的事，所以整天也说不了几句话，今天跟你说的话能顶上半年了。刚看完气象预报，喝口水的功夫，你再问他明天几度，他早就忘了，可五十多年前在朝鲜的事儿他却一点也没忘!”老夫人边说边给宗老倒了一杯白水。
“这是历史，都刻在我的脑子里了，怎么会忘了，一辈子也忘不了!”宗老坚定地说。
记者上中学时，曾学过一篇和谷岩先生写的短篇小说《枫》，讲的就是抗美援朝时一个老汽车兵和他的搭挡副驾驶员小马的故事，他们开的也是“嘎斯51”。那篇文章我看了好多遍，有些句子现在还能背下来。听完宗殿选老人的讲述，感觉《枫》变得那样得真实、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