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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卡拉甘诺夫（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系主任，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荣誉主席）：
当前全球体系的特征是，一系列国际秩序正在坍塌。自由世界秩序实际上是不受限制的西方霸权，目前正在坍塌。欧洲对美国变得不再重要，“大西洋”秩序正在淡化，由美国和前殖民国家建立和维持的大中东秩序也在瓦解。未来，源于欧洲的秩序体系是否还会在整个大陆续存，成了未知数。
世界各国在竞争中或崛起或衰落。当今世界是多极世界，美国内政混乱，国际地位削弱。欧洲的一体化经验没有在世界上得到推广，并且也正經历危机，亟待改革。美国和西方国家企图在中国周边搞遏制，事实不容抵赖。美国和西方反感俄罗斯的威权模式，企图改变俄罗斯。西方指责俄是世界主要威胁，但我认为西方才是。
国际治理体系面临挑战，我们需要建立新的国际治理体系。中俄印等新兴国家崛起或复兴，将成为事实上的世界大国，美西方对此不喜欢、不乐见，但也只能接受现实。冷战仍在进行——不仅在政治领域，也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各主要力量都在竭尽所能地捍卫自己的意识形态。当今世界的意识形态斗争甚至比冷战时期还要激烈，并将长期持续。新的秩序将建立在军事平衡的基础上，未来可能至少有12个核国家，各国将继续博弈下去。
战争的隐患正在增多，加上一些大国领导人的思维变得不合常理，导致在世界范围内爆发战争的风险上升。我们需要控制核竞争带来的威胁，加强建设性对话，巩固全球战略稳定。欧洲对爆发战争也许没有那么大的关切，但是俄美这样的大国对避免战争负有特殊责任，必须避免单方面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发生，否则我们将陷入黑暗的世界。
未来15年，世界将形成两个主要中心。一个是大欧亚中心，基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对接。另一个是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中心。欧洲的中心地位不会再有，欧洲人已经错过历史机遇。我们要思考如何避免大的战争，尤其是核战争，也要抓住战略机遇，形成战略稳定。俄罗斯要回归亚洲，推进“大欧亚伙伴关系”。将来，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靠中国，俄罗斯作安全的提供者，共同遏制美国的轻佻行为。
威廉·沃尔福思（William C. Wohlforth，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
现行世界秩序仍相当稳定，国际秩序的变化是个渐进过程，不应期待目前的冲突因子会孕育出“新秩序”。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历史上看，所有世界秩序都在大战后形成。三十年战争（1618年～1648年由神圣罗马帝国内乱引发的欧洲国家混战）、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后都形成了新的世界格局，产生了新的世界秩序。目前由于存在核威慑且大国关系基本稳定，整个世界不存在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因此也不太可能诞生新秩序。
第二，当今世界的竞争和矛盾不足以激烈到催生新秩序的程度。旧秩序的消亡和新秩序的诞生往往源自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间的剧烈冲突。目前看，中国是现秩序的受益者，无意颠覆现秩序，对现秩序并不构成威胁。守成大国美国虽对现秩序的期待有所降低，但仍不愿放弃对它的掌控。
第三，所有国际秩序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现秩序不算太糟。跟过去有过的世界秩序相比，当前秩序下出现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其实是大幅降低了。现秩序下的确存在干涉主权国家的行为，但据加利福尼亚某位学者做出的研究显示，1945年到2000年期间美俄两国曾经干预别国选举高达117次，也就是世界每9次大选中，就有一次受到俄罗斯或美国的干预，现在的状况并不比过去恶化。
傅莹（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
地缘政治受推崇是工业化时期，国家崛起必须控制更大的地理空间、获取更多的资源，地缘政治概念为此提供了理论依据。但这也导致零和的世界，因为地理空间有限的。地缘政治对今天的世界有什么意义？
第一，地缘政治无法为解决人类面临的新问题提供答案。30多年来，人类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资金、技术、资源更加自由流动，曾被边缘化的国家也能抓住机遇发展。一个直接后果是，地理空间被重塑，不再被权力和集团所割裂和隔绝，过去的中心与边缘概念也已被颠覆，我们都在同一经济体系之内。
但在世界经济活动全球化了的情况下，全球治理却没有跟上，全球化在创造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挑战，例如分配不公、金融监管缺失等，安全挑战也更加复杂，世界需要加强治理。
同时，地缘政治思维虽不能解决新问题，但也没有消失，对传统大国影响仍很大。例如在亚太，美国难以摆脱控制海上要冲的地缘战略思维惯性，甚至试图介入海上争议，这令人担心会把局部争议转变为大国地缘战略竞争。一个更加突出的案例是朝鲜半岛。美国正是出于地缘政治思维的考虑，不断错失解决朝核问题的时机，我们正目睹严重的核扩散危机。全球安全合作严重滞后，面对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严峻威胁，大国如果拘泥于自身地缘利益，则意见分歧、进退失据，不能形成合力。
第二，中国怎么办？来瓦尔代之前我与中国学者头脑风暴，大家意见不同，大部分人认为，超越地缘政治应该是一个现实的选择。我比较赞同中国外交学院教授施展的观点，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海陆兼具的超大型国家，本身就是一个自变量，中国的到来本身就会给世界带来新变化。
事实上，中国的成功印证了大国可以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从1978年到2016年的38年间，中国人均GDP从222美元增长到8000多美元，GDP总量从2180亿美元增长到11.2万亿美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可以期待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取得这些成就不是靠攻城略地式的地缘博弈，而要归功于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正确的政策和国家任务的合理聚焦，归因于主动拥抱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合作，对国家治理的不断改革和完善，以及全中国人民的辛勤努力。
中国一方面依托海洋通道融入全球市场，另一方面自身辽阔的陆地经济纵深可以通达中亚乃至欧洲，中国不仅处于连接海洋与大陆的“节点”，也构成国际贸易结构从低端向高端过渡的“节点”。例如，作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中国吸纳了全球大量技术研发向制造业转化的需求，进而将大量产品输往全球。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成功也在改变国际价值分配中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旧文化，给国际秩序带来新的革新成分。中国的故事远没有结束，在网络和创新的新维度上，年轻一代正在迸发新的活力，共享经济、互联网金融、青年创客成为中国的新名片。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完美地展现了中国向陆、向海和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枢纽优势，目的就是沟通和便利亚欧大陆乃至全球更好的往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召开，会议要总结过去五年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党的总书记也要阐述对世界形势对看法和中国的政策。我理解，中国对世界的一个核心词是“共享”，与中国国内政策的内涵是相一致的。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峰会上讲过： 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
超越地缘政治既是中国发展的切身体会，也是世界发展的潮流所向。未来，世界各国应该携手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退回到地缘博弈的格子里去。
纳比尔·法希（Nabil Fahmy，埃及前外交部长、开罗美国大学全球事务和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传统的地缘政治范式和世界秩序范围已经模糊，在这个混乱的背景下，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各国间加强交流和沟通，避免误判和冲突，共同建立一种包容性的框架。
旧的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凸显民族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作用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联合国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出现的负责管理国际秩序的机构，但联合国宪章后来屡遭践踏。
如今，旧的国际秩序已不复存在，但新的秩序尚未出现。定义新秩序为时尚早，目前可做三件事加以探讨：第一，停止关于民主还是极权的争论。一些国家鼓吹民主，但在另一些国家，人民希望生活在稳定和安宁的环境中，强势政府受欢迎，这是由不同的地缘政治观和实际国情决定的，应允许各国自行决定采取什么样的体制。我们需要创建一种不同的地缘政治观共存的制度，使破坏性降到最低，共同利益最大化。第二，停止消灭差异的作法，求同存异，拥抱多样性。第三，现行国际秩序建立在力量均衡基础上，未来应当更多强调利益均衡，维护本国利益不应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
希奥·佐默（Theo Sommer，德国《时代周报》主编）：
旧的国际体系正在瓦解。当今世界所有主要力量都在经历过渡，世界重新沿意识形态裂痕分化。冷战结束后，人们都认为俄罗斯将加入西方体系，然而今天，经过一系列悲剧性的事件，俄欧裂痕逐渐加深。现在，遵循自由市场，个人权利、新闻自由等西方价值观的国家正在衰落，拒绝西方价值的国家则趁机通过发展经济来维持现状。然而，无论是武器扩散、贸易分歧、人口老龄化、城市化还是气候变化，都是各方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提高全球治理能力。今天不需要意识形态挂帅，而应致力于共同解决问题。
20世纪美國政治学家摩根索说过，“军事大国不懂妥协，只知竞争和战胜”。我们需要恢复外交的作用。西方应视俄罗斯为曾经、现存和未来的世界大国，这是双方恢复关系的前提条件。俄罗斯则应学会尊重西部邻国的领土完整，并在与这些国家打交道时保持克制。 （宋 博）
当前全球体系的特征是，一系列国际秩序正在坍塌。自由世界秩序实际上是不受限制的西方霸权，目前正在坍塌。欧洲对美国变得不再重要，“大西洋”秩序正在淡化，由美国和前殖民国家建立和维持的大中东秩序也在瓦解。未来，源于欧洲的秩序体系是否还会在整个大陆续存，成了未知数。
世界各国在竞争中或崛起或衰落。当今世界是多极世界，美国内政混乱，国际地位削弱。欧洲的一体化经验没有在世界上得到推广，并且也正經历危机，亟待改革。美国和西方国家企图在中国周边搞遏制，事实不容抵赖。美国和西方反感俄罗斯的威权模式，企图改变俄罗斯。西方指责俄是世界主要威胁，但我认为西方才是。
国际治理体系面临挑战，我们需要建立新的国际治理体系。中俄印等新兴国家崛起或复兴，将成为事实上的世界大国，美西方对此不喜欢、不乐见，但也只能接受现实。冷战仍在进行——不仅在政治领域，也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各主要力量都在竭尽所能地捍卫自己的意识形态。当今世界的意识形态斗争甚至比冷战时期还要激烈，并将长期持续。新的秩序将建立在军事平衡的基础上，未来可能至少有12个核国家，各国将继续博弈下去。
战争的隐患正在增多，加上一些大国领导人的思维变得不合常理，导致在世界范围内爆发战争的风险上升。我们需要控制核竞争带来的威胁，加强建设性对话，巩固全球战略稳定。欧洲对爆发战争也许没有那么大的关切，但是俄美这样的大国对避免战争负有特殊责任，必须避免单方面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发生，否则我们将陷入黑暗的世界。
未来15年，世界将形成两个主要中心。一个是大欧亚中心，基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对接。另一个是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中心。欧洲的中心地位不会再有，欧洲人已经错过历史机遇。我们要思考如何避免大的战争，尤其是核战争，也要抓住战略机遇，形成战略稳定。俄罗斯要回归亚洲，推进“大欧亚伙伴关系”。将来，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靠中国，俄罗斯作安全的提供者，共同遏制美国的轻佻行为。
威廉·沃尔福思（William C. Wohlforth，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
现行世界秩序仍相当稳定，国际秩序的变化是个渐进过程，不应期待目前的冲突因子会孕育出“新秩序”。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历史上看，所有世界秩序都在大战后形成。三十年战争（1618年～1648年由神圣罗马帝国内乱引发的欧洲国家混战）、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后都形成了新的世界格局，产生了新的世界秩序。目前由于存在核威慑且大国关系基本稳定，整个世界不存在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因此也不太可能诞生新秩序。
第二，当今世界的竞争和矛盾不足以激烈到催生新秩序的程度。旧秩序的消亡和新秩序的诞生往往源自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间的剧烈冲突。目前看，中国是现秩序的受益者，无意颠覆现秩序，对现秩序并不构成威胁。守成大国美国虽对现秩序的期待有所降低，但仍不愿放弃对它的掌控。
第三，所有国际秩序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现秩序不算太糟。跟过去有过的世界秩序相比，当前秩序下出现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其实是大幅降低了。现秩序下的确存在干涉主权国家的行为，但据加利福尼亚某位学者做出的研究显示，1945年到2000年期间美俄两国曾经干预别国选举高达117次，也就是世界每9次大选中，就有一次受到俄罗斯或美国的干预，现在的状况并不比过去恶化。
傅莹（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
地缘政治受推崇是工业化时期，国家崛起必须控制更大的地理空间、获取更多的资源，地缘政治概念为此提供了理论依据。但这也导致零和的世界，因为地理空间有限的。地缘政治对今天的世界有什么意义？
第一，地缘政治无法为解决人类面临的新问题提供答案。30多年来，人类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资金、技术、资源更加自由流动，曾被边缘化的国家也能抓住机遇发展。一个直接后果是，地理空间被重塑，不再被权力和集团所割裂和隔绝，过去的中心与边缘概念也已被颠覆，我们都在同一经济体系之内。
但在世界经济活动全球化了的情况下，全球治理却没有跟上，全球化在创造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挑战，例如分配不公、金融监管缺失等，安全挑战也更加复杂，世界需要加强治理。
同时，地缘政治思维虽不能解决新问题，但也没有消失，对传统大国影响仍很大。例如在亚太，美国难以摆脱控制海上要冲的地缘战略思维惯性，甚至试图介入海上争议，这令人担心会把局部争议转变为大国地缘战略竞争。一个更加突出的案例是朝鲜半岛。美国正是出于地缘政治思维的考虑，不断错失解决朝核问题的时机，我们正目睹严重的核扩散危机。全球安全合作严重滞后，面对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严峻威胁，大国如果拘泥于自身地缘利益，则意见分歧、进退失据，不能形成合力。
第二，中国怎么办？来瓦尔代之前我与中国学者头脑风暴，大家意见不同，大部分人认为，超越地缘政治应该是一个现实的选择。我比较赞同中国外交学院教授施展的观点，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海陆兼具的超大型国家，本身就是一个自变量，中国的到来本身就会给世界带来新变化。
事实上，中国的成功印证了大国可以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从1978年到2016年的38年间，中国人均GDP从222美元增长到8000多美元，GDP总量从2180亿美元增长到11.2万亿美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可以期待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取得这些成就不是靠攻城略地式的地缘博弈，而要归功于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正确的政策和国家任务的合理聚焦，归因于主动拥抱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合作，对国家治理的不断改革和完善，以及全中国人民的辛勤努力。
中国一方面依托海洋通道融入全球市场，另一方面自身辽阔的陆地经济纵深可以通达中亚乃至欧洲，中国不仅处于连接海洋与大陆的“节点”，也构成国际贸易结构从低端向高端过渡的“节点”。例如，作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中国吸纳了全球大量技术研发向制造业转化的需求，进而将大量产品输往全球。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成功也在改变国际价值分配中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旧文化，给国际秩序带来新的革新成分。中国的故事远没有结束，在网络和创新的新维度上，年轻一代正在迸发新的活力，共享经济、互联网金融、青年创客成为中国的新名片。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完美地展现了中国向陆、向海和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枢纽优势，目的就是沟通和便利亚欧大陆乃至全球更好的往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召开，会议要总结过去五年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党的总书记也要阐述对世界形势对看法和中国的政策。我理解，中国对世界的一个核心词是“共享”，与中国国内政策的内涵是相一致的。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峰会上讲过： 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
超越地缘政治既是中国发展的切身体会，也是世界发展的潮流所向。未来，世界各国应该携手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退回到地缘博弈的格子里去。
纳比尔·法希（Nabil Fahmy，埃及前外交部长、开罗美国大学全球事务和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传统的地缘政治范式和世界秩序范围已经模糊，在这个混乱的背景下，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各国间加强交流和沟通，避免误判和冲突，共同建立一种包容性的框架。
旧的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凸显民族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作用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联合国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出现的负责管理国际秩序的机构，但联合国宪章后来屡遭践踏。
如今，旧的国际秩序已不复存在，但新的秩序尚未出现。定义新秩序为时尚早，目前可做三件事加以探讨：第一，停止关于民主还是极权的争论。一些国家鼓吹民主，但在另一些国家，人民希望生活在稳定和安宁的环境中，强势政府受欢迎，这是由不同的地缘政治观和实际国情决定的，应允许各国自行决定采取什么样的体制。我们需要创建一种不同的地缘政治观共存的制度，使破坏性降到最低，共同利益最大化。第二，停止消灭差异的作法，求同存异，拥抱多样性。第三，现行国际秩序建立在力量均衡基础上，未来应当更多强调利益均衡，维护本国利益不应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
希奥·佐默（Theo Sommer，德国《时代周报》主编）：
旧的国际体系正在瓦解。当今世界所有主要力量都在经历过渡，世界重新沿意识形态裂痕分化。冷战结束后，人们都认为俄罗斯将加入西方体系，然而今天，经过一系列悲剧性的事件，俄欧裂痕逐渐加深。现在，遵循自由市场，个人权利、新闻自由等西方价值观的国家正在衰落，拒绝西方价值的国家则趁机通过发展经济来维持现状。然而，无论是武器扩散、贸易分歧、人口老龄化、城市化还是气候变化，都是各方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提高全球治理能力。今天不需要意识形态挂帅，而应致力于共同解决问题。
20世纪美國政治学家摩根索说过，“军事大国不懂妥协，只知竞争和战胜”。我们需要恢复外交的作用。西方应视俄罗斯为曾经、现存和未来的世界大国，这是双方恢复关系的前提条件。俄罗斯则应学会尊重西部邻国的领土完整，并在与这些国家打交道时保持克制。 （宋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