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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慈铭（1830—1894），初名模，字式侯，后改字爱伯，号莼客，室名越缦堂，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他在有清一代的学术史、文学史上颇具影响力，不过，李慈铭在科场并不算春风得意。在同治九年步入不惑之年时，他才考中举人;光绪六年才中进士，次年官授山西道监察御史。通过围绕他对《祁忠惠公遗集》的藏书活动的考察，有助于对其建立起更为深入的认知。
清代藏书、刻书风气盛行，尤以江浙地区为最。在李慈铭的家乡绍兴，藏书事业在明代就有良好的传统。许多文人学士不仅为著书立说而积累大量文献，并且因兴趣爱好而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广泛搜集，晨夕经营。著名的藏书楼澹生堂主人祁承即为李慈铭的八世外祖。而李慈铭的外七世祖祁彪佳是明、清鼎革之际自沉殉国的忠义之臣。祁家为了避乱，将家藏书籍转移至云门山化鹿寺。清顺治十八年（1661），祁彪佳之子祁理孙、祁班孙卷入著名的“通海案”，祁班孙被遣戍宁古塔。祁家为了解救他而被迫变卖家产。从“澹生堂”到“八求楼”再到“奕庆楼”，反映了祖孙三代人对于藏书事业的执念。到了道光年间，山阴人杜煦、杜春生兄弟热心乡邦文献的整理，“延访故家，力为摭拾，鸿文只字，巨细毕赅”，于道光十五年（1835）刊印了《祁忠惠公遗集》十卷。中華书局在1960年整理出版了该版本，并改书名为《祁彪佳集》。此外，杜氏昆仲还在道光二十二年曾经对原来的《祁忠惠公遗集》进行了增补、刊印，是集一直湮没不彰。
笔者近读国家图书馆北海古籍部所藏道光二十二年刻本《祁忠惠公遗集》，偶获李慈铭题记，现迻录如下，并略作考述：
家藏旧有是集，经乱不存。在都时，得一初印本，为吴梅梁侍郎旧物。昔年将出都，潘伯寅侍郎来别，属至南中购《刘子全书》及是集。予即举所购吴氏物赠之。去年，至武林，阅市，见有此数部而皆阙其（末）附编《锦囊集》等一册。今年冬，始以钱六百文买得一以归。越中刻版已毁，印本亦甚难得，当续觅所缺者补完之。
文末落款为“时同治戊辰十月，外七世孙李慈铭谨识”。同治戊辰，即同治七年（1868）。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集序是考察文集版本源流的重要资料，作序本身亦是一种人际交往的方式。《越缦堂日记》“咸丰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条记载：“夜阅《祁忠惠公集》中《越郡园名记》，以壶觞村为山阴山水最佳处，余以为不及湖塘也。”此次读书所依据的是旧有家藏本。《越缦堂日记》“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五日”条记载：“傍晚复阅肆，买得《祁忠惠公集》一部，捧归，喜甚，即系一跋。夜阅《忠惠集》。”此即题记中所提到的吴梅梁之初印本。吴梅梁，即为道光十五年刻的《祁忠惠公遗集》作序之吴杰，字卓士，号梅梁，浙江会稽人。清嘉庆十九年进士，官至工部侍郎。他在序中谈到自己“向往之志，亦犹是尔。第以在官之身，不能如尺庄、禾子搜访之勤，使前贤遗文轶事备载于编”。尺庄、禾子即杜煦、杜春生兄弟。
李慈铭在题记中谈到自己在出都时，友人潘祖荫来送别，并请求他代购《刘子全书》与《祁忠惠公遗集》。潘祖荫，字在钟，小字凤笙，号伯寅，亦号少棠、郑盦，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清咸丰二年进士，官拜工部尚书。潘氏所求之《刘子全书》亦是杜氏昆仲于道光年间所刻之书。从道光二十二年的增补本的保存情况来看，李慈铭谈到由于兵燹，家藏本“经乱不存”，而“刻版已毁，印本亦甚难得”，因此，当他在都中看到这一吴杰旧物时，其举止是“捧归，喜甚”，并写作一跋以纪念。从现有研究来看，不少研究者均致力于探讨李慈铭与其同道中人的友谊。例如他与周星诒、周星誉兄弟由亲善到决裂的过程，从中反映出他看待挚友是“以道义性命之交自命”。从他毫不犹豫地将此珍本赠送给友人潘祖荫的举动来看，想必既有其礼尚往来之义，亦有可能是有求托之事。对于后者的具体史实，我们并不清楚，但对于前者，则有史实根据，在此略谈一二。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提到李慈铭“至都，即以诗文名于时。大学士周祖培、尚书潘祖荫引为上客”。可以说，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是他与身居高位之人结交的基础。就经济状况而言，李家家道中落。在李慈铭入都以后，生活开支陡然增加，但薪俸微薄，他不得不时常接受友人们的各种经济资助与礼物馈赠。从兴趣爱好来看，潘祖荫通经史，工诗文，又喜金石。他与同是会稽人的赵之谦亦有深交。赵之谦与李慈铭既同籍绍兴，年龄相仿，亦同是仕途困顿，二人的整体情况很相似。书籍既是李慈铭的知识来源和一大爱好，也是他与他人礼尚往来的见证。从现实层面来看，人情往来的一大来源就是对方心爱之物。李慈铭与潘祖荫互动良多，不仅得到过潘氏的提携，也在彼此的切磋文艺中增进了友谊，加深了了解。
《越缦堂日记》记录了在同治七年十月二十七日那天，李慈铭“以钱六百文购得《祁忠惠公集》一部”。此书即是他在武林购得之物，亦是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所看到的本子。从人物形象来看，李慈铭是晚清名士的一大典型。他始终与周围的各色人等保持着频繁的交往关系，有着共同的旨趣爱好，互利共存，从而对其本人的仕途、学识与生活产生影响。通过研读道光二十二年《祁忠惠公遗集》中的题记，并结合李慈铭日记所提供的线索，既可补版本之阙，亦可一窥晚清名士的生活面相。
清代藏书、刻书风气盛行，尤以江浙地区为最。在李慈铭的家乡绍兴，藏书事业在明代就有良好的传统。许多文人学士不仅为著书立说而积累大量文献，并且因兴趣爱好而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广泛搜集，晨夕经营。著名的藏书楼澹生堂主人祁承即为李慈铭的八世外祖。而李慈铭的外七世祖祁彪佳是明、清鼎革之际自沉殉国的忠义之臣。祁家为了避乱，将家藏书籍转移至云门山化鹿寺。清顺治十八年（1661），祁彪佳之子祁理孙、祁班孙卷入著名的“通海案”，祁班孙被遣戍宁古塔。祁家为了解救他而被迫变卖家产。从“澹生堂”到“八求楼”再到“奕庆楼”，反映了祖孙三代人对于藏书事业的执念。到了道光年间，山阴人杜煦、杜春生兄弟热心乡邦文献的整理，“延访故家，力为摭拾，鸿文只字，巨细毕赅”，于道光十五年（1835）刊印了《祁忠惠公遗集》十卷。中華书局在1960年整理出版了该版本，并改书名为《祁彪佳集》。此外，杜氏昆仲还在道光二十二年曾经对原来的《祁忠惠公遗集》进行了增补、刊印，是集一直湮没不彰。
笔者近读国家图书馆北海古籍部所藏道光二十二年刻本《祁忠惠公遗集》，偶获李慈铭题记，现迻录如下，并略作考述：
家藏旧有是集，经乱不存。在都时，得一初印本，为吴梅梁侍郎旧物。昔年将出都，潘伯寅侍郎来别，属至南中购《刘子全书》及是集。予即举所购吴氏物赠之。去年，至武林，阅市，见有此数部而皆阙其（末）附编《锦囊集》等一册。今年冬，始以钱六百文买得一以归。越中刻版已毁，印本亦甚难得，当续觅所缺者补完之。
文末落款为“时同治戊辰十月，外七世孙李慈铭谨识”。同治戊辰，即同治七年（1868）。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集序是考察文集版本源流的重要资料，作序本身亦是一种人际交往的方式。《越缦堂日记》“咸丰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条记载：“夜阅《祁忠惠公集》中《越郡园名记》，以壶觞村为山阴山水最佳处，余以为不及湖塘也。”此次读书所依据的是旧有家藏本。《越缦堂日记》“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五日”条记载：“傍晚复阅肆，买得《祁忠惠公集》一部，捧归，喜甚，即系一跋。夜阅《忠惠集》。”此即题记中所提到的吴梅梁之初印本。吴梅梁，即为道光十五年刻的《祁忠惠公遗集》作序之吴杰，字卓士，号梅梁，浙江会稽人。清嘉庆十九年进士，官至工部侍郎。他在序中谈到自己“向往之志，亦犹是尔。第以在官之身，不能如尺庄、禾子搜访之勤，使前贤遗文轶事备载于编”。尺庄、禾子即杜煦、杜春生兄弟。
李慈铭在题记中谈到自己在出都时，友人潘祖荫来送别，并请求他代购《刘子全书》与《祁忠惠公遗集》。潘祖荫，字在钟，小字凤笙，号伯寅，亦号少棠、郑盦，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清咸丰二年进士，官拜工部尚书。潘氏所求之《刘子全书》亦是杜氏昆仲于道光年间所刻之书。从道光二十二年的增补本的保存情况来看，李慈铭谈到由于兵燹，家藏本“经乱不存”，而“刻版已毁，印本亦甚难得”，因此，当他在都中看到这一吴杰旧物时，其举止是“捧归，喜甚”，并写作一跋以纪念。从现有研究来看，不少研究者均致力于探讨李慈铭与其同道中人的友谊。例如他与周星诒、周星誉兄弟由亲善到决裂的过程，从中反映出他看待挚友是“以道义性命之交自命”。从他毫不犹豫地将此珍本赠送给友人潘祖荫的举动来看，想必既有其礼尚往来之义，亦有可能是有求托之事。对于后者的具体史实，我们并不清楚，但对于前者，则有史实根据，在此略谈一二。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提到李慈铭“至都，即以诗文名于时。大学士周祖培、尚书潘祖荫引为上客”。可以说，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是他与身居高位之人结交的基础。就经济状况而言，李家家道中落。在李慈铭入都以后，生活开支陡然增加，但薪俸微薄，他不得不时常接受友人们的各种经济资助与礼物馈赠。从兴趣爱好来看，潘祖荫通经史，工诗文，又喜金石。他与同是会稽人的赵之谦亦有深交。赵之谦与李慈铭既同籍绍兴，年龄相仿，亦同是仕途困顿，二人的整体情况很相似。书籍既是李慈铭的知识来源和一大爱好，也是他与他人礼尚往来的见证。从现实层面来看，人情往来的一大来源就是对方心爱之物。李慈铭与潘祖荫互动良多，不仅得到过潘氏的提携，也在彼此的切磋文艺中增进了友谊，加深了了解。
《越缦堂日记》记录了在同治七年十月二十七日那天，李慈铭“以钱六百文购得《祁忠惠公集》一部”。此书即是他在武林购得之物，亦是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所看到的本子。从人物形象来看，李慈铭是晚清名士的一大典型。他始终与周围的各色人等保持着频繁的交往关系，有着共同的旨趣爱好，互利共存，从而对其本人的仕途、学识与生活产生影响。通过研读道光二十二年《祁忠惠公遗集》中的题记，并结合李慈铭日记所提供的线索，既可补版本之阙，亦可一窥晚清名士的生活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