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矛盾构建起的现实主义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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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大地,诗歌文化源远流长。经先秦发崛,到两汉丰富,古典诗歌于唐朝进入全面鼎盛时期,在这个佳作如林的时代,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爱国诗人,杜甫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杜诗作为古典诗歌史上极具现实观照的作品,在初中语文教材中举足轻重。但在常规教学中,仍存在机械式、标签化的文本解读现象,对诗歌的情感把握停留在表层,人物分析存在刻板印象。本文以部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石壕吏》为例,结合历史情境,关联心理学知识,深层研究杜诗中的百味民生和家国情怀。
  公元758年,郭子仪、李光弼九位节度使平息安史之乱,原本胜利在望,却因内政不合等多种原因,形势逆转,崩溃大败。杜甫此时从洛阳奔赴华州,历经石壕等地,晓行夜宿,眼见耳闻,写成《石壕吏》一诗。《石壕吏》主要叙述吏卒深夜捉人,老翁逃跑后,老妇诉苦不成,自请应役的故事。
  故事主要出场人物有吏、老妇,次要出场人物有老翁和“我”,未出场人物有“三男”和儿媳,幼孙。按照各自立场,可划分为三组,捉人的吏卒,被捉的翁妇一家,路过见证的诗人杜甫。
  一、捉弱舍壮的“夜吏”矛盾
  诗中提到石壕吏仅有三处:“有吏夜捉人”“吏呼一何怒”“请从吏夜归”。首先要理解“夜捉人”这个设定。在杜甫同类别的《新安吏》中也有相似表达,“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同样是征兵应役,显然“捉人”比“点兵”更令人心惊。这两字不但道尽前线亟需兵源补充,战事危急,更直接透露出征兵之难——这种难也许是客观上丁壮稀少之现实,也许是主观上百姓不配合征兵之困境。而“夜”这个特定时间点的修饰更加深了这种难,为何选择“夜捉人”?于上而言,是因为“府帖昨夜下”,前方危机刻不容缓;于下而言,是因为白日已经捉不到人了,只有夜深酣睡时方能捉到一二。可见,这份“夜捉人”的差事并不是一份美差,深夜加班的石壕吏,要解决一个矛盾——征兵,百姓无丁可征,无丁愿征;不征兵,任务无法完成,前线无兵补充。
  “吏呼一何怒”是唯一一句正面描绘吏卒形象的,它和下文“妇啼一何苦”形成鲜明对比,在苦苦哀啼的老妇面前,石壕吏的形象鲜明而清晰,暴跳如雷,怒目横眉。而接下对来对老妇的一连串问答中,我们通过“藏问于答”的倒推,可以还原二者间的对话。
  “你们家的男人呢?”“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你们家还有别人吗?”“室中更无人。”
  “这么小的孩子没有母亲吗?快叫她跟我们走!”“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这是为国效力,她必须跟我们走!”“老妇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就你?去了又能干什么呢?”“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原诗隐去石壕吏发问的步骤,而让老妇连续陈述,使诗歌节奏紧张,处于一种气若游丝,连绵不断的哀啼当中,连贯真实地呈现出安史之乱对平常百姓生活的摧残。在老妇的回答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步步紧逼,如狼似虎的吏卒形象,但是,就这样一个暴怒凶狠的吏,最后竟然放弃强征青年的“孙母”,答应“请从吏夜归”的老妇,捉弱而舍壮,实为不明智,此为吏的第二个矛盾点。
  实际上,以上两个矛盾点是现实情景下的人性心理或者说家国情怀的碰撞。吏作为民与官之间的过渡,既能深刻体会到眼前战事迫在眉睫,命悬兵役的困境,也能最直接听到无辜百姓因战乱而家破人亡的泣血哭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吏也是百姓中一员,不同的是,他略高于平民百姓的头衔,使得他拥有一些选择权。所以,在拒不配合的乡间,他将征不到壮丁的怒气发泄在“逾墙走”的同伴老妇身上,凶蛮叫嚣,而又在听闻儿丧媳贫的窘境,老妇的苦苦哀求后,恻隐一现,捉弱舍壮,保全孙母。
  石壕乡村的小吏,并不是范成大笔下的催租刁吏,也不是杜诗中“刻薄及锥刀”的豪吏,在国家危急之际,他是翁妇分离悲剧的直接推手,亦是战乱悲剧的另一个主角。可以说,在渴望安定团圆的诉求上,吏与翁妇一家及诗人杜甫立场是一致的。吏的矛盾,是诗人从历史现实出发,对小家与大国的矛盾的观照的投影。
  二、“逾墙”与“应役”的妇翁矛盾
  在《石壕吏》中,一场夜吏捉人以“老翁逾墙走”开始,以“独与老翁别”结束。在这样一个“三男邺城戍,二男新战死”“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的家庭中,老翁逾墙逃役的行为,显得格格不入,矛盾重重。
  表面来看,老翁游离于整个事件之外,没有参与到诗歌当中来,其实不然。“三男邺城戍”的陈述虽由老妇发出,但老来丧子的切肤之痛是两人共有的,在被无情战火燃烧这个家庭后,一人主动走向战场,一人逾墙而走,看似截然背离,实为一体。
  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连年不休的战乱使社会遭到空前的磨难。这种磨难不仅是物质生活上,更是精神信仰上的。在平叛中,唐王朝既没有充分鼓舞士气,爱护民力,也没有表现出官民、军民同心协力守卫家园的气势,甚至在处于战争优势的情况下,依然内斗不止,政治昏庸,致使指挥失误错失先机。百姓为平叛付出了血的代价,就像诗中所言“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翁妇的家庭是有功于国的,却又极其不幸,他们支持平叛,渴望安定与和平,但现实是残酷的,“无完裙”的穷困生活和愈打愈败的战事,不能不勾起他们对朝廷的失望。
  为保孙母自请应役的老妇,听闻捉人逾墙而走的老翁,都是彼时彼景下百姓痛苦挣扎的情感的外化。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个经历丧子之痛后,不愿再见家国破碎的“超我”选择,一个是三子接连离散的现实令人不堪忍受的“自我”选择,正是这看似矛盾的抉择,人性的回避与面对,让诗人,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场惨烈持久的战争是如何令百姓备受折磨,艰难为生的。
  三、旁观沉默的诗人矛盾
  在“三吏”中的《新安吏》《潼关吏》里,诗人都有与故事中的人进行对话,或是劝告官吏,或是劝慰征人,但在《石壕吏》中,诗人面对“有吏夜捉人”的现实,却沉默失语了,甚至以“独与老翁别”戛然结尾,不置一詞。“诗人作为一个无言的旁观者,是值得惊异的。”尤其是在现实主义的诗歌中,诗人一反常态,既不参与到诗歌事件当中,亦不在事后加以评述,是令人费解的。
  为何敢于仗义执言,常说“临危莫爱身”的诗圣杜甫在石壕吏面前却失语了呢?这要从他当时的身份说起。乾元二年(759),杜甫任华州司功参军,虽是微末小官,却区别于民,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石壕吏不曾有意捉在场的杜甫应役。
  作为一个朝廷命官,杜甫应制止逃役,无兵役何以战?何以平叛?何以安天下?作为一个敢言的百姓,杜甫应制止强征,民为国本,民之不民,家之不家,何以为国?而现实是,面对朝廷的紧急征兵,四野号哭惨怛,诗人只能沉默以对。面对吏卒的强征,他不能劝止——这是为国而战的必要举措;面对老翁的逾墙走,他不忍制止——这个家庭已献出三子;面对丧夫丧父的孙母,他无法劝慰——任何不能改变结局的语言此时都不过隔靴搔痒;面对自请河阳的老妇,他无法说出赞扬的话——曾经的盛世王朝,如今竟将战争的苦难压在一个丧子的老妪身上。
  这一晚,杜甫遭遇了一个两难命题——当忠君与爱民发生冲突,当如何抉择?当忧国与忧民成为天平两端,他应走向何处?杜甫失语了,因为这一刻,哪一个选择他都无法割舍。
  这种沉默不是逃避矛盾,而是悲戚和深爱的凝结,是存储和蓄力,容纳了杜甫对个人命运、百姓民生和国家走向的思考。陈贻焮曾说:“乾元二年这一年,对于杜甫的一生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就在这一年,诗人经过了多次的反省和探索,终于从思想感情上完成了日渐远离皇帝而走向人民的痛苦过渡,谱写出反映人民苦难生活的新篇章,为他前期已取得的辉煌的诗歌创作成就,增添了新的耀眼光彩;同时也清醒了头脑,破除了他对封建朝廷的幻想,坚定了志向……从此便走上了后期‘漂泊西南’的坎坷之道路。”
  优秀的现实主义诗歌从不是扁平的标签和固定的脸谱,它内容丰满,有血有肉,以真性情写百味人生。战乱时局,一首《石壕吏》,道尽小吏小民的矛盾与挣扎,正是这些矛盾,千年前的民生现实才烟尘滚滚地展开在我们的面前,正是这样的矛盾,诗人才会在两难中冶炼心性,酿成家国深情的千古之心。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东山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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