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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婚姻：苦难童养媳
1908年，李贞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小板桥乡。父亲李光田，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全家8口人仅靠租种地主的两亩半田和捕鱼为生。由于一直想要个儿子，李光田唉声叹气地看着自己的第6个女儿，失望得连名字都不想给她起了，只是随便地叫她“旦娃子”。不久，李光田因劳累过度一病不起，最终离开了人世。
李贞6岁时，母亲见家里长期连饭都吃不上，为给女儿一条活路，经打听得知一户姓古的人家里没有女孩，想找一个养女，遂含泪将李贞送了过去。谁知，古家已有3个女儿，名为要收养女，实则是招童养媳。
李贞成了实质上的丫环。不仅必须用弱小的身体承担打水、砍柴、洗衣、做饭、带孩子等繁重劳动，甚至时常得挨打受骂，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几乎是家常便饭。
好不容易熬到了15岁。一天，不堪忍受的李贞跟几个同样是童养媳的女孩悄悄商量，决定偷偷离开婆家，到城里去做女工。古家察觉后，担心李贞一去不回，便决定让她圆房。1924年正月，16岁的李贞与丈夫举行了婚礼。
丈夫叫古天顺，比李贞大4岁，虽耿直忠厚但脾气暴躁，对于从小被家里当作丫环的李贞，并没有什么夫妻感情，之所以同意完婚，纯粹是出于父母之命。而李贞更是充满着怨恨。双方自然毫无爱情可言。
一次，上山砍柴的李贞被倾盆大雨淋得湿漉漉的，而从田里劳动回来的其他古家人，同样也被淋湿了衣服。可婆婆一进门，便责骂李贞没有给他们预备干衣服。李贞解释道：“我也上山砍柴去了……”但话未说完，古天顺见李贞竟敢顶撞母亲，抄起一根棍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朝李贞打去。遍体鳞伤的李贞感到非常绝望，决定一死了之，于是跑出去投塘自尽，但被邻居拦住，并劝她说：“女人生来就是受苦的呀！你看我，六十多岁的人了，还要上山砍柴，还要挨丈夫的打骂，这是命呐，女人的命啊！我们女人就要认命呐……”
李贞并没有成为认命的女人。
1926年春，姐姐悄悄告诉李贞：“我们区里来了共产党，还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让妇女翻身做主，不再挨打受骂。”
“真的？”李贞有些不信，但却迫不及待地说：“如果真的这样，我也要参加！”
次日，姐姐带她到永和区秘密参加妇女协会。接待的同志问她什么名字。“旦娃子。”李贞答道，因为此前她一直被这么叫，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姓名。
“你也不姓旦啊？再想想。”那位同志说。
想着，想着，李贞突然想起“忠贞不渝”四个字，忠贞就是忠诚不变，当然她那时考虑更多的是自己夫妻的状况，寄托着美好的梦想，“那就叫李贞吧？”她试探着问。
“好名字啊！”接待的同志高兴地说。从此旦娃子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姓名。
此后，李贞为党传送过许多秘密文件。同年10月，北伐军进入浏阳，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李贞带领一批进步妇女搞宣传、做军鞋，为北伐军征兵筹粮。不久，李贞被选为永和区妇联委员。1927年3月，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对于古天顺，李贞曾好多次动员其参加革命，但古天顺根本不理，甚至还想限制李贞的活动。“志不同不相为谋”，夫妻之间本来就不堪一击的感情，更加摇摇欲坠。为远离桎梏，李贞干脆住到永和区上，夫妻关系变得名存实亡。
两个月后，湖南发生“马日事变”，反动势力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李贞也被列入黑名单，街上到处都是通缉她的布告。古家因担心株连，不仅反复申明断绝与李贞的关系，还急忙给李贞母亲送去一纸休书，算是与李贞离婚了。
躲在娘家屋后深山里的李贞得知这一消息，不仅没有沮丧，反而欣慰地笑了，因为她从此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投身革命了。
第二段婚姻：被逼离婚
敌人的血腥大屠杀，并没有吓退李贞。等搜捕稍有松懈，李贞便开始联络幸存的共产党员，成立了秘密党小组。
1927年10月，王首道、张启龙等奉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先后回到浏阳东乡，着手重建党组织，并与李贞一起组建了中共浏东特别支部、浏东游击队，张启龙担任中共浏阳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浏东游击队政委，李贞担任士兵委员会委员长。
张启龙是李贞的入党介绍人，曾在李贞的工作、学习、生活上，给过不少的帮助。1928年5月，张启龙去湘东特委开会时，在一个名叫观音塘的地方，被反动团防局团丁抓住。鉴于张启龙是浏阳“十大匪徒”之一，李贞和游击队员明白，如不及时营救，一定凶多吉少。
“我们假扮迎亲队伍，混进观音塘，然后里应外合，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一定可以救出张启龙。”在与游击队员商量营救方案时，李贞擦去眼泪，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大家一致认可，因为按当地的风俗，娶亲是一件热闹而又严肃的事，一般情况下不会受到阻拦。
“新娘”自然非李贞莫属。次日，十几个壮汉敲锣打鼓，抬着一乘花轿朝观音塘走去。团丁头目走上前来掀起轿帘，见里面端坐着新娘子，便让他们过了关卡。“迎亲队伍”走到团防局门口，“轿夫”迅速从花轿里取出枪支，打倒哨兵，李贞也跳出花轿，与队员们一起冲进团防局，外围的游击队员听到枪响，也随之发起了攻击。经过激战，张启龙得救了。
在张启龙对大家连声道谢时，有人却故意开起了玩笑：“你这次得救，应该特别感谢‘新娘子’李贞！最好的感谢就是让她做一次真正的新娘子。”
张启龙望着披红戴绿、满脸通红的李贞，稍一迟疑，便鼓足了勇气：“我同意，你呢？”李贞羞涩地点了点头。
三天后，两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1929年初，李贞怀孕了。但在险恶的环境下，并没有给李贞、张启龙带来多长的喜悦。不久，李贞带领部分游击队员与围剿的敌人发生遭遇。周旋两天两夜，李贞等终因寡不敌众只剩下5个人，且被逼上山崖。弹尽粮绝之际，“抓活的！”“抓活的！”敌人的嚎叫声不绝于耳。不愿意当俘虏的李贞把心一横：“我们不能让敌人抓活的，是共产党员，是革命者，跟我往下跳！” 话音刚落，她第一个纵身跳下悬崖……5个游击队员牺牲了3个，李贞和另一个队员因落到一棵大树上才幸免于难。当李贞醒来，发现刚刚4个月的胎儿流产了。 1931年7月，张启龙奉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离开湘东特委，前往湘赣苏区参加组建中共湘赣省委，任省委常委兼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李贞也随之来到湘赣苏区，任省妇委主任兼军区医务学校政委。
当时，湘赣苏区正遭遇肃反扩大化。以省总工会负责人刘士杰（后任湘赣省委组织部长，因叛变被处决）为首的“左”倾路线代表以反“AB团”为名，解散了省工人纠察队、省青年突击队，甚至一批年仅十几岁的青少年也被当作“AB团”分子关押。张启龙对这种做法非常不满，并及时向省委作了汇报。心胸狭窄的刘士杰出于报复，以“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将张启龙秘密关押起来。为了不连累李贞，张启龙痛苦地在保卫局事先准备好的“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
李贞接到判离通知后，伤心地大哭了一场，找到保卫局提出申诉，请求保持他们的夫妻关系，但却遭到无情拒绝。
一对志同道合的夫妻，就这样被活生生地拆散了。
第三段婚姻：“双子将星”
1934年10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后，转战至湘西，成立了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区。红六军团组织部长李贞被调任省军区组织部长。
一天，李贞刚从乡村发动群众回来，便“遇见”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几句寒暄之后，陈琮英话锋一转：“你已单身很久，是否想到过……”
“我忘不了张启龙，也不想因为结婚耽误了工作，更何况也还没有合适的……”李贞立刻明白陈琮英的来意。
“你总不能一个人过一辈子吧？” 陈琮英语重心长：“事情都过去了，不要多想了，你就再找个人吧！ 眼下环境安定了，找个人，也好有个照应，怎么样？”
“那你一定有了人选？”李贞试探着问。
“你熟悉的，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兼代政委甘泗淇。”陈琮英干脆挑明。
“啊，不行不行。”对甘泗淇，李贞很熟悉，也非常敬仰：“他是个老红军、高级指挥员，还到苏联留过学的，我可是个童养媳出身，没有文化。”
“那怕什么！我也是童养媳。至于他的文化高，你的文化低，他正好可以帮助你学嘛！你可千万不能错过了这个机会！”陈琮英一边解释一边“爆料”：“再说，甘主任对你的印象可是相当的好！他说你泼辣能干，作风扎实，是个了不起的女同志。”
原来，在与李贞共事的日子里，甘泗淇已经爱上了李贞。至此，李贞羞赧地低下了头。
次年元旦，由任弼时主婚，李贞和甘泗淇在借来的一间老百姓的房子里，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结婚仪式。贺龙风趣地说：“今天，甘泗淇和李贞结婚，完全是新式的，没有封建色彩。一不拜天地，二不拜祖宗，就是一心一意干革命，他们是很好的一对革命夫妇！”
长征时，鉴于李贞怀有身孕，组织上决定让她就地留下，但遭李贞拒绝。李贞配有一匹马和一顶帐篷，可她却让给了伤病员。由于过分劳累，加上饥寒交迫，李贞病倒了，但她没有告诉任何人。随着病情的日益严重，她的病情被战友们发现，最后大家坚持用一条长布带将她捆在马背上继续行军。
甘泗淇除了参与军团的决策，还要指挥战斗，做部队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根本无暇顾及李贞，后在贺龙和任弼时的“命令”下，才赶到李贞身边。见李贞高烧不止，甘泗淇请来医师确诊李贞患的是伤寒病后，卖掉自己唯一的私产——莫斯科中山大学奖给他的一支金笔，买来了药物和针剂，才使李贞的高烧退下来。
部队过草地时，李贞早产了。大家都靠吃树皮、草根维持生命，甚至连这些也无从保障，孩子自然无法获得奶水与营养，还没走出草地，十几天后孩子便夭折了。而李贞也因此导致终生不育。伤心不已的李贞，身体愈发虚弱，常常昏迷不醒。甘泗淇只要有机会，就背着、扶着她走。终于，夫妻俩顺利到达陕北。
抗日战争中，李贞回到后方工作，甘泗淇作为一二○师政治部主任一直奋战在抗日前线，彼此很少在一起。解放战争中，甘泗淇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李贞任政治部秘书长，夫妻一道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一系列战役。此后，甘泗淇担任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贞则被彭德怀亲点为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夫妻又一同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
1955年9月，甘泗淇、李贞一同走进中南海怀仁堂。当李贞从毛泽东手中接过一级解放勋章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周恩来亲自把上将军衔授予甘泗淇，把少将军衔授予李贞。周恩来握着李贞的手：“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与甘泗淇也是唯一一对‘夫妻将星’啊！”
1964年2月5日，刚过60岁的甘泗淇因积劳成疾，在办公室猝发心脏病，离开了相濡以沫30余年的李贞，离开了他们共同抚养的20多个烈士遗孤。李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更让她意想不到的是，“文革”期间，她4年失去自由，6年没有工作。直到1975年，在邓小平的关怀和过问下，李贞才恢复名誉。后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李贞的级别定为大军区副职级，担任总政组织部顾问、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妇联常委等职。
1990年3月11日，李贞在北京病逝。此前，李贞用遗嘱最后一次表达了对丈夫及其家乡的爱：将平时节省下来的1.1万元存款和2500元国库券，一部分捐献给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一部分捐献给甘泗淇的家乡湖南宁乡县作为办学补助。
1908年，李贞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小板桥乡。父亲李光田，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全家8口人仅靠租种地主的两亩半田和捕鱼为生。由于一直想要个儿子，李光田唉声叹气地看着自己的第6个女儿，失望得连名字都不想给她起了，只是随便地叫她“旦娃子”。不久，李光田因劳累过度一病不起，最终离开了人世。
李贞6岁时，母亲见家里长期连饭都吃不上，为给女儿一条活路，经打听得知一户姓古的人家里没有女孩，想找一个养女，遂含泪将李贞送了过去。谁知，古家已有3个女儿，名为要收养女，实则是招童养媳。
李贞成了实质上的丫环。不仅必须用弱小的身体承担打水、砍柴、洗衣、做饭、带孩子等繁重劳动，甚至时常得挨打受骂，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几乎是家常便饭。
好不容易熬到了15岁。一天，不堪忍受的李贞跟几个同样是童养媳的女孩悄悄商量，决定偷偷离开婆家，到城里去做女工。古家察觉后，担心李贞一去不回，便决定让她圆房。1924年正月，16岁的李贞与丈夫举行了婚礼。
丈夫叫古天顺，比李贞大4岁，虽耿直忠厚但脾气暴躁，对于从小被家里当作丫环的李贞，并没有什么夫妻感情，之所以同意完婚，纯粹是出于父母之命。而李贞更是充满着怨恨。双方自然毫无爱情可言。
一次，上山砍柴的李贞被倾盆大雨淋得湿漉漉的，而从田里劳动回来的其他古家人，同样也被淋湿了衣服。可婆婆一进门，便责骂李贞没有给他们预备干衣服。李贞解释道：“我也上山砍柴去了……”但话未说完，古天顺见李贞竟敢顶撞母亲，抄起一根棍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朝李贞打去。遍体鳞伤的李贞感到非常绝望，决定一死了之，于是跑出去投塘自尽，但被邻居拦住，并劝她说：“女人生来就是受苦的呀！你看我，六十多岁的人了，还要上山砍柴，还要挨丈夫的打骂，这是命呐，女人的命啊！我们女人就要认命呐……”
李贞并没有成为认命的女人。
1926年春，姐姐悄悄告诉李贞：“我们区里来了共产党，还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让妇女翻身做主，不再挨打受骂。”
“真的？”李贞有些不信，但却迫不及待地说：“如果真的这样，我也要参加！”
次日，姐姐带她到永和区秘密参加妇女协会。接待的同志问她什么名字。“旦娃子。”李贞答道，因为此前她一直被这么叫，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姓名。
“你也不姓旦啊？再想想。”那位同志说。
想着，想着，李贞突然想起“忠贞不渝”四个字，忠贞就是忠诚不变，当然她那时考虑更多的是自己夫妻的状况，寄托着美好的梦想，“那就叫李贞吧？”她试探着问。
“好名字啊！”接待的同志高兴地说。从此旦娃子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姓名。
此后，李贞为党传送过许多秘密文件。同年10月，北伐军进入浏阳，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李贞带领一批进步妇女搞宣传、做军鞋，为北伐军征兵筹粮。不久，李贞被选为永和区妇联委员。1927年3月，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对于古天顺，李贞曾好多次动员其参加革命，但古天顺根本不理，甚至还想限制李贞的活动。“志不同不相为谋”，夫妻之间本来就不堪一击的感情，更加摇摇欲坠。为远离桎梏，李贞干脆住到永和区上，夫妻关系变得名存实亡。
两个月后，湖南发生“马日事变”，反动势力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李贞也被列入黑名单，街上到处都是通缉她的布告。古家因担心株连，不仅反复申明断绝与李贞的关系，还急忙给李贞母亲送去一纸休书，算是与李贞离婚了。
躲在娘家屋后深山里的李贞得知这一消息，不仅没有沮丧，反而欣慰地笑了，因为她从此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投身革命了。
第二段婚姻：被逼离婚
敌人的血腥大屠杀，并没有吓退李贞。等搜捕稍有松懈，李贞便开始联络幸存的共产党员，成立了秘密党小组。
1927年10月，王首道、张启龙等奉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先后回到浏阳东乡，着手重建党组织，并与李贞一起组建了中共浏东特别支部、浏东游击队，张启龙担任中共浏阳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浏东游击队政委，李贞担任士兵委员会委员长。
张启龙是李贞的入党介绍人，曾在李贞的工作、学习、生活上，给过不少的帮助。1928年5月，张启龙去湘东特委开会时，在一个名叫观音塘的地方，被反动团防局团丁抓住。鉴于张启龙是浏阳“十大匪徒”之一，李贞和游击队员明白，如不及时营救，一定凶多吉少。
“我们假扮迎亲队伍，混进观音塘，然后里应外合，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一定可以救出张启龙。”在与游击队员商量营救方案时，李贞擦去眼泪，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大家一致认可，因为按当地的风俗，娶亲是一件热闹而又严肃的事，一般情况下不会受到阻拦。
“新娘”自然非李贞莫属。次日，十几个壮汉敲锣打鼓，抬着一乘花轿朝观音塘走去。团丁头目走上前来掀起轿帘，见里面端坐着新娘子，便让他们过了关卡。“迎亲队伍”走到团防局门口，“轿夫”迅速从花轿里取出枪支，打倒哨兵，李贞也跳出花轿，与队员们一起冲进团防局，外围的游击队员听到枪响，也随之发起了攻击。经过激战，张启龙得救了。
在张启龙对大家连声道谢时，有人却故意开起了玩笑：“你这次得救，应该特别感谢‘新娘子’李贞！最好的感谢就是让她做一次真正的新娘子。”
张启龙望着披红戴绿、满脸通红的李贞，稍一迟疑，便鼓足了勇气：“我同意，你呢？”李贞羞涩地点了点头。
三天后，两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1929年初，李贞怀孕了。但在险恶的环境下，并没有给李贞、张启龙带来多长的喜悦。不久，李贞带领部分游击队员与围剿的敌人发生遭遇。周旋两天两夜，李贞等终因寡不敌众只剩下5个人，且被逼上山崖。弹尽粮绝之际，“抓活的！”“抓活的！”敌人的嚎叫声不绝于耳。不愿意当俘虏的李贞把心一横：“我们不能让敌人抓活的，是共产党员，是革命者，跟我往下跳！” 话音刚落，她第一个纵身跳下悬崖……5个游击队员牺牲了3个，李贞和另一个队员因落到一棵大树上才幸免于难。当李贞醒来，发现刚刚4个月的胎儿流产了。 1931年7月，张启龙奉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离开湘东特委，前往湘赣苏区参加组建中共湘赣省委，任省委常委兼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李贞也随之来到湘赣苏区，任省妇委主任兼军区医务学校政委。
当时，湘赣苏区正遭遇肃反扩大化。以省总工会负责人刘士杰（后任湘赣省委组织部长，因叛变被处决）为首的“左”倾路线代表以反“AB团”为名，解散了省工人纠察队、省青年突击队，甚至一批年仅十几岁的青少年也被当作“AB团”分子关押。张启龙对这种做法非常不满，并及时向省委作了汇报。心胸狭窄的刘士杰出于报复，以“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将张启龙秘密关押起来。为了不连累李贞，张启龙痛苦地在保卫局事先准备好的“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
李贞接到判离通知后，伤心地大哭了一场，找到保卫局提出申诉，请求保持他们的夫妻关系，但却遭到无情拒绝。
一对志同道合的夫妻，就这样被活生生地拆散了。
第三段婚姻：“双子将星”
1934年10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后，转战至湘西，成立了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区。红六军团组织部长李贞被调任省军区组织部长。
一天，李贞刚从乡村发动群众回来，便“遇见”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几句寒暄之后，陈琮英话锋一转：“你已单身很久，是否想到过……”
“我忘不了张启龙，也不想因为结婚耽误了工作，更何况也还没有合适的……”李贞立刻明白陈琮英的来意。
“你总不能一个人过一辈子吧？” 陈琮英语重心长：“事情都过去了，不要多想了，你就再找个人吧！ 眼下环境安定了，找个人，也好有个照应，怎么样？”
“那你一定有了人选？”李贞试探着问。
“你熟悉的，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兼代政委甘泗淇。”陈琮英干脆挑明。
“啊，不行不行。”对甘泗淇，李贞很熟悉，也非常敬仰：“他是个老红军、高级指挥员，还到苏联留过学的，我可是个童养媳出身，没有文化。”
“那怕什么！我也是童养媳。至于他的文化高，你的文化低，他正好可以帮助你学嘛！你可千万不能错过了这个机会！”陈琮英一边解释一边“爆料”：“再说，甘主任对你的印象可是相当的好！他说你泼辣能干，作风扎实，是个了不起的女同志。”
原来，在与李贞共事的日子里，甘泗淇已经爱上了李贞。至此，李贞羞赧地低下了头。
次年元旦，由任弼时主婚，李贞和甘泗淇在借来的一间老百姓的房子里，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结婚仪式。贺龙风趣地说：“今天，甘泗淇和李贞结婚，完全是新式的，没有封建色彩。一不拜天地，二不拜祖宗，就是一心一意干革命，他们是很好的一对革命夫妇！”
长征时，鉴于李贞怀有身孕，组织上决定让她就地留下，但遭李贞拒绝。李贞配有一匹马和一顶帐篷，可她却让给了伤病员。由于过分劳累，加上饥寒交迫，李贞病倒了，但她没有告诉任何人。随着病情的日益严重，她的病情被战友们发现，最后大家坚持用一条长布带将她捆在马背上继续行军。
甘泗淇除了参与军团的决策，还要指挥战斗，做部队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根本无暇顾及李贞，后在贺龙和任弼时的“命令”下，才赶到李贞身边。见李贞高烧不止，甘泗淇请来医师确诊李贞患的是伤寒病后，卖掉自己唯一的私产——莫斯科中山大学奖给他的一支金笔，买来了药物和针剂，才使李贞的高烧退下来。
部队过草地时，李贞早产了。大家都靠吃树皮、草根维持生命，甚至连这些也无从保障，孩子自然无法获得奶水与营养，还没走出草地，十几天后孩子便夭折了。而李贞也因此导致终生不育。伤心不已的李贞，身体愈发虚弱，常常昏迷不醒。甘泗淇只要有机会，就背着、扶着她走。终于，夫妻俩顺利到达陕北。
抗日战争中，李贞回到后方工作，甘泗淇作为一二○师政治部主任一直奋战在抗日前线，彼此很少在一起。解放战争中，甘泗淇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李贞任政治部秘书长，夫妻一道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一系列战役。此后，甘泗淇担任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贞则被彭德怀亲点为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夫妻又一同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
1955年9月，甘泗淇、李贞一同走进中南海怀仁堂。当李贞从毛泽东手中接过一级解放勋章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周恩来亲自把上将军衔授予甘泗淇，把少将军衔授予李贞。周恩来握着李贞的手：“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与甘泗淇也是唯一一对‘夫妻将星’啊！”
1964年2月5日，刚过60岁的甘泗淇因积劳成疾，在办公室猝发心脏病，离开了相濡以沫30余年的李贞，离开了他们共同抚养的20多个烈士遗孤。李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更让她意想不到的是，“文革”期间，她4年失去自由，6年没有工作。直到1975年，在邓小平的关怀和过问下，李贞才恢复名誉。后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李贞的级别定为大军区副职级，担任总政组织部顾问、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妇联常委等职。
1990年3月11日，李贞在北京病逝。此前，李贞用遗嘱最后一次表达了对丈夫及其家乡的爱：将平时节省下来的1.1万元存款和2500元国库券，一部分捐献给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一部分捐献给甘泗淇的家乡湖南宁乡县作为办学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