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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诞：内蒙古人，作家、编剧、脱口秀演员。2013年，加入《今晚80后脱口秀》，成为节目策划和常驻嘉宾。2016年，担任《吐槽大会》总撰稿和吐槽团成员。
幽默没有高低 戏剧难分悲喜
采访李诞，是在上海静安区的一个办公楼。电梯门打开，一片嘈杂，满屋凌乱。办公室里都是年轻的面孔，三五扎堆地聚在一起，或是一脸较真儿地讨论着某个段子的讲法，或是旁若无人地插科打诨，嘻嘻哈哈。不一会儿，伴随着几句此起彼伏的“老板来了”，人称“蛋总”的李诞顶着一头粉红的头发“翩然而至”。
公司里已然没有落脚的地方。李诞搓搓手，“咱们上天台吧。”顺着楼梯爬上天台，眼前一片开阔。李诞的头发在阳光的照射下，与盛开的几簇桃花“相映红”。他常常自嘲“头发比人红”，如今凭着《吐槽大会》，终于体味到人也红的滋味。这档经历了一夜爆红、下档整改等曲折风波的节目，在今年国内的综艺世界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最终缔造了网络播放量14.5亿的收视奇观。
节目中，每个登台的明星都要当众接受“吐槽团”不留情面的轮番炮轰。小沈阳“过气”，唐国强“神代言”，李小璐“网红脸”，大张伟“抄袭”，凤凰传奇“乡土”……艺人们在台上自黑自嘲，“谁也别饶了谁”。
而作为总策划人的李诞，也是每场打头阵的先锋，总能以一串密集而犀利的段子迅速把场子搞热。他吐槽苏醒、何洁的“过气”：“你们是买了时光机器回2007年请的人吗？还和我显摆：一个超级女生，一个快乐男生。我现在超级不快乐。”吐槽李玉刚的唱腔：“远看像是《清明上河图》，凑近一看是用2B铅笔画的；看得仔细一点，画的还不是宋朝的事，就是北京堵车。”吐槽薛之谦的音乐品位：“《认真的雪》当年红的程度和艺术造诣，仅次于《老鼠爱大米》和《香水有毒》。”
采访当天，坐在天台上的“蛋总”并没有讲段子，而是一本正經地讲起了他的产业规划、喜剧理念、佛学体悟……这个拥有“内蒙古时尚翘楚”“一八三大诗人”“滞销书作家”等一连串头衔的年轻人，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段子手。
脱口秀是独角戏
“我觉得我这个人，为人还算坦荡，这一点我很佩服我自己……”《吐槽大会》第二期的“主咖”曹云金说到这里，观众一片“噫”的嘘声。他顿了顿，迅速恢复了嬉皮笑脸，“仿佛是回到了原单位的感觉”。
整个表演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口风、节奏、抖包袱、唱小曲、现挂，曹云金驾轻就熟地将相声的技巧悉数用到脱口秀中。尤其是最后模仿郭德纲的那段话，“我最恨人劝我大度，你知道我经历过什么吗……”惟妙惟肖，尽得真传，观众大笑不止，坐在嘉宾席上的李诞更是笑到站起来鼓掌——尽管作为《吐槽大会》的总策划人，他早已熟悉每一个艺人的台本和段子。
在曹云金开始吐槽前，他已经被7个嘉宾“骂”过了一轮，抄袭、打人、耍大牌、师徒恩怨等等，处处是槽点。“你的相声需要有人写吗？家里今年断网了，购买的《笑话大全》抄完了？”“你有那种珍藏很多年都不褪色的发票吗？”“曹云金今年有了自己的场子，叫‘听云轩’，意思就是听听自己的‘云’字到底去哪儿了？”
犀利、泼辣，甚至带点挑衅、找茬的意味。现场还能保持一团和气，因为事先已经充分沟通，每个环节都经过了设计和彩排。有人诟病这样不够生猛犀利，“一碗泻药硬生生被熬成了一锅鸡汤”，还有给明星“洗白”的嫌疑。
“洗白什么呀，也没人给我们钱。”李诞觉得委屈，“做这个节目的原则，就是把人的复杂性展现出来，把他（她）面对负面的勇气和技巧展现出来，讨厌还是喜欢，就是观众的事了。”
最能体现这种“复杂性”的，应该是主持人张绍刚。在《吐槽大会》上，他一反求职节目里的严苛张狂，穿着艳丽的西服，自称“lady ganggang”，举重若轻地消化着网友们的恶评。渐渐地，弹幕里不再是一边倒的“不要脸”“滚出去”，多了很多赞美和激赏。
“不是节目释放了张绍刚，这就是他的本来状态，性情、率真、聪明。”李诞觉得这是节目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像一场电影，从登场到离开，从中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物的变化和成长。”他常常对嘉宾说的一句话是：“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话剧，把你的这一段表演当成一幕独角戏。”
几乎所有独角戏的台本，都来自李诞和他的团队。台上的嘉宾一个个口吐莲花，那些实打实的包袱，基本都是台下写手们的思想结晶。“如果大家觉得嘉宾们说得还不错，那是我段子写得好；如果觉得他们说得太烂了，那就是他们没说好。”
《吐槽大会》的舞台成了测试演技水准的“照妖镜”。一些嘉宾的“尬演”和“棒读”让人不忍直视，另一些原本以为综艺感不强的“老戏骨”却让人刮目相看。唐国强和王刚录制的前一晚，王刚点着烟斗和李诞对稿，“包袱是我提供的， 但‘抖’的方式都是他想的，一直聊到夜里两点，越聊越开心。”
第二天录制时，王刚的表演获得掌声如雷。他对在场的“小鲜肉”徐浩说：“我们演员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做‘小鲜肉’呢，还是演技好一点呢？你看，我和唐国强老师当初就都选择了演技好。结果怎么样呢？后悔啊！演技好有什么用呀？有应援团吗？有什么见面会吗？有人在卧室贴上你的照片吗？”不动声色的自嘲中，暗含着对娱乐圈的隐忧。
“他们的戏剧天赋就在骨子里，看着他们你就能觉出差距来。”中国的脱口秀仍处在野蛮生长的阶段，这让“红”了的李诞时刻充满危机感。
好笑才是最重要的
一直以来，李诞都有这种“半路出家”的危机感。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在一家媒体工作，后来又跑到了北京的一家广告公司。直到东方卫视着手准备《今晚80后脱口秀》节目时找到他，才算正式步入了脱口秀行业，那是2013年。
“中国所有的脱口秀节目，都是妥协与拔苗助长的产物。”尽管已成为脱口秀界的“元老”，李诞还是不敢妄言自己有什么“独门秘技”。知乎上有网友对他在《吐槽大会》上的表演进行过“技术流”的分析，从抛段子的数量到吐槽招式，面面俱到；而李诞的回答就6个字：无他，但手熟耳。 最开始时，他只是作为幕后写手，根本不想上台，后来知道在美式脱口秀的产业生态里，写手变成演员是非常普遍的，才慢慢开始在俱乐部的小酒吧里练习。每次演出前，李诞总会找一个墙角，默默地背词，准备得再充分，上台时还是手脚冰凉，“再演个十年八年的估计也好不了”。
舞台上的李诞谈笑风生，背后却是严格的把控和训练。“脱口秀是一个按照剧本演的东西，要反复排练，怎样铺垫、怎样抖，什么眼神、什么手势，都要反复打磨。”李诞笑笑，“当然也可能是我比较笨，天才自有天才的办法。”
经过4年打磨，李诞对脱口秀的理解也慢慢发生了变化。“一开始会把它想得高一点，需要一些先锋、前卫的观点，或者传递态度和价值观；但现在觉得，好笑才是最重要的。” 今年年初，他在日本看了一个街头表演，艺人将喷花的彩条打到天上，再用吸管把彩条吸回嘴里，“很无聊，但我笑了半天”。还有伍迪·艾伦，作为一个知名导演，脱了上衣，在拳击台上和一只袋鼠一本正经地对打，“这有什么技巧和智慧，但就是好笑”。
在追求“好笑”的路上，李诞开始对高级/低级、雅/俗这种二元对立的观念产生了怀疑。为了研究喊麦（即以说唱的形式主持，源于电音文化），他注册了一个快手账号，沉迷其中无法自拔：“我在快手常看的是各类人拍自己的工作，有雕刻佛像的，撒网捕鱼的，切糖块的，非洲搞建筑的，动物园饲养老虎的，蹦极台上专门负责推人的，夜店门口卖气球的……”
“我很反感我国的‘网络中产’们，就是那群用10万 公众号价值观武装头脑，用最in最潮的美剧电影西方歌曲打磨审美，迫不及待告别一切low穷丑弱，物质和精神世界却都状况不明的人，他们也不去了解，就一口一个low的评价快手……”
去年10月，李诞在微博上写下了这篇《快手：魔幻中国里好的一面》。在他看来，喊麦也不能简单地用“low”来评价，“它背后的文化，非常接近黑人文化，里面有可爱有趣，甚至潇洒的地方”。
喊麦天王李天佑在底下留言：没有大俗何来大雅。李诞说自己挺喜欢李天佑的，“中国很多‘高大上’的抄袭作家混得风生水起，你说谁低俗，谁恶劣，谁过分”。
“不光是高级、低级，我现在觉得喜剧、悲剧都没有明确的界限。”从脱口秀说到戏剧、表演，李诞的话里已没有一丝戏谑的意味。他说自己最喜欢的4个谐星，台湾的沈玉琳、赵正平，韩国的申正焕和日本的有吉弘行，共同点是“笑起来都有惨然的感觉”。
恶趣味，慈悲心
作為一个段子手，李诞时常蹦出这种听起来很“丧”的金句，当初把头发染成红色，也是为了改变心态，做个不那么“丧”的青年，没承想现在成了他的“标配”，“天天被公司逼着染头”。
头发的颜色变了，“丧”的气质却一如往昔，就像他把“all in the game”，翻译成“众生皆苦”。在他的微博里，满满都是这样的“文艺腔”。有网友评论，翻看李诞的微博，你会怀疑自己关注了一个假的谐星。
“我当然是一个文艺青年。”对这一点，李诞坚信不疑。去年9月，他出了第一本作品集《笑场》。书名“笑场”，但书中的幽默是黑色的、故事是荒诞的，就像他在序言里说的：人生确实没有意义，但人生有美。这本书不太理想的销售情况最终成了《吐槽大会》上又一个“攻击”李诞的段子——靠搭送《男人装》，才能在机场书店卖出去。
与他的脱口秀表演不同，李诞的文字有种感伤的底色。他转发过一条微博：现代人的生活真是可笑，读了一天法兰克福学派（当代西方的一种思想流派，批判大众传媒的操纵性和欺骗性），晚上精疲力尽回到家里，靠着电视里傻了吧唧的娱乐节目换换脑子。他的评论是：梦幻泡影。
最近，李诞参加了一档叫做《脑力男人时代》的综艺节目，当被问及“最崇拜什么人的大脑”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释迦牟尼。”
早在大学时，李诞就断断续续地写了一系列《扯经》故事，讲述一个小寺里师徒二人的幽默生活。如今，他正在写一个《宇宙超度指南》的小说连载，可以看成是《扯经》的平行宇宙。师徒二人乘着飞船“奈何船”，在宇宙中穿梭，超度各式各样的死者。他们还养了一只叫荤荤的霸王龙，常常在它睡着时模拟火山喷发，大喊“灭绝啦，要灭绝啦”——一贯的恶趣味，难得的慈悲心。
“佛法讲究中道，讲究不二，这也是我最基本的世界观。”就像他对自己的定义——文青、谐星、段子手、作家，彼此对立，又分外和谐。
采访结束的两天后，李诞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前天下午，被一个记者问，“你说喜欢释迦牟尼的大脑，为什么？”
公司人多，我们只能在天台上聊天，风很好，有花有桌椅，花在飘花瓣，太阳在云后，我扭扭捏捏说了一会儿，忽然镇定下来——不能因为聊佛法的骗子太多，就心虚吧。
我对佛祖的感情是真挚的。
我说，“我们其实不能知道有没有释迦牟尼，也不知道佛经记载那些话是不是他说的，但那些话是智慧的，哪怕他是个虚构人物——我们谁又不是虚构人物。”
配合了手势，语气和缓，太阳打光，云是滤镜。
我当时看起来像不像一个神棍，要看机缘。
李诞还原的，正是《环球人物》记者采访他时的最后一个场景。
幽默没有高低 戏剧难分悲喜
采访李诞，是在上海静安区的一个办公楼。电梯门打开，一片嘈杂，满屋凌乱。办公室里都是年轻的面孔，三五扎堆地聚在一起，或是一脸较真儿地讨论着某个段子的讲法，或是旁若无人地插科打诨，嘻嘻哈哈。不一会儿，伴随着几句此起彼伏的“老板来了”，人称“蛋总”的李诞顶着一头粉红的头发“翩然而至”。
公司里已然没有落脚的地方。李诞搓搓手，“咱们上天台吧。”顺着楼梯爬上天台，眼前一片开阔。李诞的头发在阳光的照射下，与盛开的几簇桃花“相映红”。他常常自嘲“头发比人红”，如今凭着《吐槽大会》，终于体味到人也红的滋味。这档经历了一夜爆红、下档整改等曲折风波的节目，在今年国内的综艺世界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最终缔造了网络播放量14.5亿的收视奇观。
节目中，每个登台的明星都要当众接受“吐槽团”不留情面的轮番炮轰。小沈阳“过气”，唐国强“神代言”，李小璐“网红脸”，大张伟“抄袭”，凤凰传奇“乡土”……艺人们在台上自黑自嘲，“谁也别饶了谁”。
而作为总策划人的李诞，也是每场打头阵的先锋，总能以一串密集而犀利的段子迅速把场子搞热。他吐槽苏醒、何洁的“过气”：“你们是买了时光机器回2007年请的人吗？还和我显摆：一个超级女生，一个快乐男生。我现在超级不快乐。”吐槽李玉刚的唱腔：“远看像是《清明上河图》，凑近一看是用2B铅笔画的；看得仔细一点，画的还不是宋朝的事，就是北京堵车。”吐槽薛之谦的音乐品位：“《认真的雪》当年红的程度和艺术造诣，仅次于《老鼠爱大米》和《香水有毒》。”
采访当天，坐在天台上的“蛋总”并没有讲段子，而是一本正經地讲起了他的产业规划、喜剧理念、佛学体悟……这个拥有“内蒙古时尚翘楚”“一八三大诗人”“滞销书作家”等一连串头衔的年轻人，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段子手。
脱口秀是独角戏
“我觉得我这个人，为人还算坦荡，这一点我很佩服我自己……”《吐槽大会》第二期的“主咖”曹云金说到这里，观众一片“噫”的嘘声。他顿了顿，迅速恢复了嬉皮笑脸，“仿佛是回到了原单位的感觉”。
整个表演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口风、节奏、抖包袱、唱小曲、现挂，曹云金驾轻就熟地将相声的技巧悉数用到脱口秀中。尤其是最后模仿郭德纲的那段话，“我最恨人劝我大度，你知道我经历过什么吗……”惟妙惟肖，尽得真传，观众大笑不止，坐在嘉宾席上的李诞更是笑到站起来鼓掌——尽管作为《吐槽大会》的总策划人，他早已熟悉每一个艺人的台本和段子。
在曹云金开始吐槽前，他已经被7个嘉宾“骂”过了一轮，抄袭、打人、耍大牌、师徒恩怨等等，处处是槽点。“你的相声需要有人写吗？家里今年断网了，购买的《笑话大全》抄完了？”“你有那种珍藏很多年都不褪色的发票吗？”“曹云金今年有了自己的场子，叫‘听云轩’，意思就是听听自己的‘云’字到底去哪儿了？”
犀利、泼辣，甚至带点挑衅、找茬的意味。现场还能保持一团和气，因为事先已经充分沟通，每个环节都经过了设计和彩排。有人诟病这样不够生猛犀利，“一碗泻药硬生生被熬成了一锅鸡汤”，还有给明星“洗白”的嫌疑。
“洗白什么呀，也没人给我们钱。”李诞觉得委屈，“做这个节目的原则，就是把人的复杂性展现出来，把他（她）面对负面的勇气和技巧展现出来，讨厌还是喜欢，就是观众的事了。”
最能体现这种“复杂性”的，应该是主持人张绍刚。在《吐槽大会》上，他一反求职节目里的严苛张狂，穿着艳丽的西服，自称“lady ganggang”，举重若轻地消化着网友们的恶评。渐渐地，弹幕里不再是一边倒的“不要脸”“滚出去”，多了很多赞美和激赏。
“不是节目释放了张绍刚，这就是他的本来状态，性情、率真、聪明。”李诞觉得这是节目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像一场电影，从登场到离开，从中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物的变化和成长。”他常常对嘉宾说的一句话是：“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话剧，把你的这一段表演当成一幕独角戏。”
几乎所有独角戏的台本，都来自李诞和他的团队。台上的嘉宾一个个口吐莲花，那些实打实的包袱，基本都是台下写手们的思想结晶。“如果大家觉得嘉宾们说得还不错，那是我段子写得好；如果觉得他们说得太烂了，那就是他们没说好。”
《吐槽大会》的舞台成了测试演技水准的“照妖镜”。一些嘉宾的“尬演”和“棒读”让人不忍直视，另一些原本以为综艺感不强的“老戏骨”却让人刮目相看。唐国强和王刚录制的前一晚，王刚点着烟斗和李诞对稿，“包袱是我提供的， 但‘抖’的方式都是他想的，一直聊到夜里两点，越聊越开心。”
第二天录制时，王刚的表演获得掌声如雷。他对在场的“小鲜肉”徐浩说：“我们演员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必须要做一个选择：做‘小鲜肉’呢，还是演技好一点呢？你看，我和唐国强老师当初就都选择了演技好。结果怎么样呢？后悔啊！演技好有什么用呀？有应援团吗？有什么见面会吗？有人在卧室贴上你的照片吗？”不动声色的自嘲中，暗含着对娱乐圈的隐忧。
“他们的戏剧天赋就在骨子里，看着他们你就能觉出差距来。”中国的脱口秀仍处在野蛮生长的阶段，这让“红”了的李诞时刻充满危机感。
好笑才是最重要的
一直以来，李诞都有这种“半路出家”的危机感。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在一家媒体工作，后来又跑到了北京的一家广告公司。直到东方卫视着手准备《今晚80后脱口秀》节目时找到他，才算正式步入了脱口秀行业，那是2013年。
“中国所有的脱口秀节目，都是妥协与拔苗助长的产物。”尽管已成为脱口秀界的“元老”，李诞还是不敢妄言自己有什么“独门秘技”。知乎上有网友对他在《吐槽大会》上的表演进行过“技术流”的分析，从抛段子的数量到吐槽招式，面面俱到；而李诞的回答就6个字：无他，但手熟耳。 最开始时，他只是作为幕后写手，根本不想上台，后来知道在美式脱口秀的产业生态里，写手变成演员是非常普遍的，才慢慢开始在俱乐部的小酒吧里练习。每次演出前，李诞总会找一个墙角，默默地背词，准备得再充分，上台时还是手脚冰凉，“再演个十年八年的估计也好不了”。
舞台上的李诞谈笑风生，背后却是严格的把控和训练。“脱口秀是一个按照剧本演的东西，要反复排练，怎样铺垫、怎样抖，什么眼神、什么手势，都要反复打磨。”李诞笑笑，“当然也可能是我比较笨，天才自有天才的办法。”
经过4年打磨，李诞对脱口秀的理解也慢慢发生了变化。“一开始会把它想得高一点，需要一些先锋、前卫的观点，或者传递态度和价值观；但现在觉得，好笑才是最重要的。” 今年年初，他在日本看了一个街头表演，艺人将喷花的彩条打到天上，再用吸管把彩条吸回嘴里，“很无聊，但我笑了半天”。还有伍迪·艾伦，作为一个知名导演，脱了上衣，在拳击台上和一只袋鼠一本正经地对打，“这有什么技巧和智慧，但就是好笑”。
在追求“好笑”的路上，李诞开始对高级/低级、雅/俗这种二元对立的观念产生了怀疑。为了研究喊麦（即以说唱的形式主持，源于电音文化），他注册了一个快手账号，沉迷其中无法自拔：“我在快手常看的是各类人拍自己的工作，有雕刻佛像的，撒网捕鱼的，切糖块的，非洲搞建筑的，动物园饲养老虎的，蹦极台上专门负责推人的，夜店门口卖气球的……”
“我很反感我国的‘网络中产’们，就是那群用10万 公众号价值观武装头脑，用最in最潮的美剧电影西方歌曲打磨审美，迫不及待告别一切low穷丑弱，物质和精神世界却都状况不明的人，他们也不去了解，就一口一个low的评价快手……”
去年10月，李诞在微博上写下了这篇《快手：魔幻中国里好的一面》。在他看来，喊麦也不能简单地用“low”来评价，“它背后的文化，非常接近黑人文化，里面有可爱有趣，甚至潇洒的地方”。
喊麦天王李天佑在底下留言：没有大俗何来大雅。李诞说自己挺喜欢李天佑的，“中国很多‘高大上’的抄袭作家混得风生水起，你说谁低俗，谁恶劣，谁过分”。
“不光是高级、低级，我现在觉得喜剧、悲剧都没有明确的界限。”从脱口秀说到戏剧、表演，李诞的话里已没有一丝戏谑的意味。他说自己最喜欢的4个谐星，台湾的沈玉琳、赵正平，韩国的申正焕和日本的有吉弘行，共同点是“笑起来都有惨然的感觉”。
恶趣味，慈悲心
作為一个段子手，李诞时常蹦出这种听起来很“丧”的金句，当初把头发染成红色，也是为了改变心态，做个不那么“丧”的青年，没承想现在成了他的“标配”，“天天被公司逼着染头”。
头发的颜色变了，“丧”的气质却一如往昔，就像他把“all in the game”，翻译成“众生皆苦”。在他的微博里，满满都是这样的“文艺腔”。有网友评论，翻看李诞的微博，你会怀疑自己关注了一个假的谐星。
“我当然是一个文艺青年。”对这一点，李诞坚信不疑。去年9月，他出了第一本作品集《笑场》。书名“笑场”，但书中的幽默是黑色的、故事是荒诞的，就像他在序言里说的：人生确实没有意义，但人生有美。这本书不太理想的销售情况最终成了《吐槽大会》上又一个“攻击”李诞的段子——靠搭送《男人装》，才能在机场书店卖出去。
与他的脱口秀表演不同，李诞的文字有种感伤的底色。他转发过一条微博：现代人的生活真是可笑，读了一天法兰克福学派（当代西方的一种思想流派，批判大众传媒的操纵性和欺骗性），晚上精疲力尽回到家里，靠着电视里傻了吧唧的娱乐节目换换脑子。他的评论是：梦幻泡影。
最近，李诞参加了一档叫做《脑力男人时代》的综艺节目，当被问及“最崇拜什么人的大脑”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释迦牟尼。”
早在大学时，李诞就断断续续地写了一系列《扯经》故事，讲述一个小寺里师徒二人的幽默生活。如今，他正在写一个《宇宙超度指南》的小说连载，可以看成是《扯经》的平行宇宙。师徒二人乘着飞船“奈何船”，在宇宙中穿梭，超度各式各样的死者。他们还养了一只叫荤荤的霸王龙，常常在它睡着时模拟火山喷发，大喊“灭绝啦，要灭绝啦”——一贯的恶趣味，难得的慈悲心。
“佛法讲究中道，讲究不二，这也是我最基本的世界观。”就像他对自己的定义——文青、谐星、段子手、作家，彼此对立，又分外和谐。
采访结束的两天后，李诞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前天下午，被一个记者问，“你说喜欢释迦牟尼的大脑，为什么？”
公司人多，我们只能在天台上聊天，风很好，有花有桌椅，花在飘花瓣，太阳在云后，我扭扭捏捏说了一会儿，忽然镇定下来——不能因为聊佛法的骗子太多，就心虚吧。
我对佛祖的感情是真挚的。
我说，“我们其实不能知道有没有释迦牟尼，也不知道佛经记载那些话是不是他说的，但那些话是智慧的，哪怕他是个虚构人物——我们谁又不是虚构人物。”
配合了手势，语气和缓，太阳打光，云是滤镜。
我当时看起来像不像一个神棍，要看机缘。
李诞还原的，正是《环球人物》记者采访他时的最后一个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