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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言北京市政府要搬迁到市中心30公里外的通州潞城镇，许多人评论这条消息时，都提起1950年梁思成和陈占祥的“梁陈方案”，想说明将市府设立在旧城之外是早已有之的专家建议，只是决策层没有采纳。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梁陈方案”的起源，是梁思成在1949年5月8日北平市都市计划座谈会上提出的建议。当时新政府已打算继承民国政府1947年的西郊五棵松新都市规划，政府代表交给与会技术专家讨论的议题之一是：“将来发展应注重趋向于建设近郊区或卫星城”，日后西郊新城市功能是行政、居住、商业、轻工业或手工业及游憩。这也是大部分在场专家的共识。但梁思成却不赞成把五棵松建设成新城市，而是提议规划成行政中心。
他的考虑有点民族主义色彩：五棵松一带为二战时日本人为其侨民建的新城区，他不愿用日本人留下的建筑和基础设施发展一座新城，但行政中心尚可接受（不过数月后，梁思成对此仍感不快，综合其他因素后，又建议迁址三里河）。当时会上所说的行政部门，无论新都市计划还是行政中心（附带干部住宅）的提议，都是指中央政府而非北京市政府。
究竟是新都市还是行政中心？会议结束时并无结论。但五棵松一带的建设年内已开始。为此专门成立有新市区工程处，并在万寿路为毛泽东、朱德等人建了住所，称为“新六所”。
1949年8月，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召开，我祖父华南圭（工程师）作为与会代表，再提西郊新城市方案：在五棵松一带建一座真正综合性新城市，并规划了道路网、工商区、住宅区、文教区、公共建筑、行政机关、公园、剧场和地下车道等。其中的行政机关虽没点明是中央级别，但因3个月前最高决策层已决定北京市政府设在旧城区，中央机构设于西郊，所以这里的“行政机关”也是指后者。
1949年9月，苏联专家到来，提议在旧城中心设立中央行政区。作为回应，1950年初，梁思成和陈占祥提交了“梁陈方案”，其标题是：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梁陈建议，在三里河一带建行政区和干部住宅区，全文无一字涉及北京市府机构。与此同时，早先的西郊新城市计划也莫名其妙地淡出了公众视野。
即便仅涉及行政中心，“梁陈方案”的主旨依然明确：不制造旧城拥挤，保护古都风貌，反对在长安街两侧兴建高层办公楼等。文中还提到：“其实市人民政府所划的大北京市界内的面积已二十一倍于旧城区，政策方向早已确定。”
苏联专家的部分意志终于占了上风。旧城中心开始建中央部委办公大楼，开了几条宽马路，继而又有大跃进时期的“十大建筑”等。
不过，“梁陈方案”的部分宗旨也得以保留，体现在建筑师张开济设计的三里河“四部一会”和干部住宅区。并且，直至八九十年代，除上述有政治含义的建设工程外，绝大部分新建设仍是在北京老城区外面进行的，绝大部分胡同也都依然存在。
其原因有二，一是政府一直在实施新政权成立之初规划的大北京蓝图，其面积是旧城区的21倍。另一原因是四合院宅地为私有，房主都手持地契，拆房建楼的规划只能纸上谈兵。
真正的转折点，是1982年以后推动起来的房地产开发。只要盘点一下今日二环内旧城里大多数高层建筑的建筑年代，便一目了然。而几十年内几经易稿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也正是在1982年正式提交给高层的。
因此，今天北京种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并非若干年前的“规划之争”，也非简单的“大城市病”，深层症结是30年来对土地利益的追逐。如不找对症结，开出的药方也会无济于事。
回到眼下包括设立行政副中心计划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其中提到，要把北京中心城区的功能释放出去，这无疑正确，关键是如何执行。
北京市政府的各个管理机构是北京的管家，大小事情都要由它来具体操办，跑到三十公里外的通州去办公，可以预见的是：行政效率将被大大消弱，并将伴随土地资源和时间的浪费，也许还有诸多连锁后果。另一方面，如一边计划迁府，一边继续在中心城里施工建大楼，无疑是一手释放功能一手增加功能，自相矛盾。
那么，我认为，究竟该如何释放中心城区的功能呢？首先是要停止三环以内的房地产开发，依法解除相关土地出让合同;然后是谨慎地选择外迁行政部门，建议就此认真研究一下已有国内外经验。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梁陈方案”的起源，是梁思成在1949年5月8日北平市都市计划座谈会上提出的建议。当时新政府已打算继承民国政府1947年的西郊五棵松新都市规划，政府代表交给与会技术专家讨论的议题之一是：“将来发展应注重趋向于建设近郊区或卫星城”，日后西郊新城市功能是行政、居住、商业、轻工业或手工业及游憩。这也是大部分在场专家的共识。但梁思成却不赞成把五棵松建设成新城市，而是提议规划成行政中心。
他的考虑有点民族主义色彩：五棵松一带为二战时日本人为其侨民建的新城区，他不愿用日本人留下的建筑和基础设施发展一座新城，但行政中心尚可接受（不过数月后，梁思成对此仍感不快，综合其他因素后，又建议迁址三里河）。当时会上所说的行政部门，无论新都市计划还是行政中心（附带干部住宅）的提议，都是指中央政府而非北京市政府。
究竟是新都市还是行政中心？会议结束时并无结论。但五棵松一带的建设年内已开始。为此专门成立有新市区工程处，并在万寿路为毛泽东、朱德等人建了住所，称为“新六所”。
1949年8月，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召开，我祖父华南圭（工程师）作为与会代表，再提西郊新城市方案：在五棵松一带建一座真正综合性新城市，并规划了道路网、工商区、住宅区、文教区、公共建筑、行政机关、公园、剧场和地下车道等。其中的行政机关虽没点明是中央级别，但因3个月前最高决策层已决定北京市政府设在旧城区，中央机构设于西郊，所以这里的“行政机关”也是指后者。
1949年9月，苏联专家到来，提议在旧城中心设立中央行政区。作为回应，1950年初，梁思成和陈占祥提交了“梁陈方案”，其标题是：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梁陈建议，在三里河一带建行政区和干部住宅区，全文无一字涉及北京市府机构。与此同时，早先的西郊新城市计划也莫名其妙地淡出了公众视野。
即便仅涉及行政中心，“梁陈方案”的主旨依然明确：不制造旧城拥挤，保护古都风貌，反对在长安街两侧兴建高层办公楼等。文中还提到：“其实市人民政府所划的大北京市界内的面积已二十一倍于旧城区，政策方向早已确定。”
苏联专家的部分意志终于占了上风。旧城中心开始建中央部委办公大楼，开了几条宽马路，继而又有大跃进时期的“十大建筑”等。
不过，“梁陈方案”的部分宗旨也得以保留，体现在建筑师张开济设计的三里河“四部一会”和干部住宅区。并且，直至八九十年代，除上述有政治含义的建设工程外，绝大部分新建设仍是在北京老城区外面进行的，绝大部分胡同也都依然存在。
其原因有二，一是政府一直在实施新政权成立之初规划的大北京蓝图，其面积是旧城区的21倍。另一原因是四合院宅地为私有，房主都手持地契，拆房建楼的规划只能纸上谈兵。
真正的转折点，是1982年以后推动起来的房地产开发。只要盘点一下今日二环内旧城里大多数高层建筑的建筑年代，便一目了然。而几十年内几经易稿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也正是在1982年正式提交给高层的。
因此，今天北京种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并非若干年前的“规划之争”，也非简单的“大城市病”，深层症结是30年来对土地利益的追逐。如不找对症结，开出的药方也会无济于事。
回到眼下包括设立行政副中心计划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其中提到，要把北京中心城区的功能释放出去，这无疑正确，关键是如何执行。
北京市政府的各个管理机构是北京的管家，大小事情都要由它来具体操办，跑到三十公里外的通州去办公，可以预见的是：行政效率将被大大消弱，并将伴随土地资源和时间的浪费，也许还有诸多连锁后果。另一方面，如一边计划迁府，一边继续在中心城里施工建大楼，无疑是一手释放功能一手增加功能，自相矛盾。
那么，我认为，究竟该如何释放中心城区的功能呢？首先是要停止三环以内的房地产开发，依法解除相关土地出让合同;然后是谨慎地选择外迁行政部门，建议就此认真研究一下已有国内外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