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生母叶露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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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改行画油画不久,于2009年清明节完成了一幅大油画,取名《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并多次在我的画展展出。介绍此画时我写道:“每逢‘清明’,必会思念离去的亲人。是日本法西斯侵华战争,害得我亲生父母离异,家破人亡,进而想到南京大屠杀。想到我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看到希特勒法西斯屠杀人类的残暴罪行及眼下本拉登恐怖分子在世界各地犯下的恐怖罪行,这一切人类是永远会牢记的。”
  一位对我身世不太了解的领导人看了这幅画问我:“为什么是日本法西斯侵华战争害得你亲生父母离异,家破人亡?”我向他解释:“我正是出生在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的年代。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我的亲生父母在国难当头时,毅然参加‘上海影剧界抗敌救亡演剧三队’,把襁褓中不满十一个月的我交给了外婆抚养,远离上海,投奔到大后方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战斗中。期间他们被盘踞新疆的国民党反动军阀盛世才打着的‘联俄,亲共’的旗号所蒙骗,去到了新疆。谁知此人是反革命两面派,竟以莫须有罪名以抓‘共产党托派’名义,将我父亲等五位文化名人抓入冤狱。不久,误传我父亲等人全部被枪毙,我的生母带着在重庆生下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和其他几位叔叔的夫人,在绝望和无助中,先后都改嫁了。直到抗战胜利,在周恩来总理多方设法相救下,坐了整整五年冤狱的父亲和其他三位叔叔(一位死在狱中)才逃离苦海回到重庆。但他们四人的妻子,早已人去楼空,妻离子散。八年离乱,家破人亡的事,何止这四家,而是千家万家……这就是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是日本法西斯,害得我从小没有母亲陪伴;是日本法西斯,害得我刚懂事,父母离异,这对于当年我幼小心灵以至一生烙下了根本无法抹去的伤痛。
  我三岁时,排练一部电影《梅娘曲》,讲述一阔佬嫌贫爱富、抛弃贫穷生母,我扮演他们的女儿。一天,生母冒大雨在窗外探视女儿,女儿爬桌开窗,不慎跌下,发烧病倒在床上。父亲前来问女儿:“怎么啦?”女儿连哭带喊:“我要妈妈!”这镜头导演要拍大特写,可我怎么也哭不出来,反复几次,只好暂停。导演耐心启发我:“你从小爸妈不在身边,把你扔给了外婆,他们什么样,从未见过;现在他们一点消息也没有,是死是活,难道你不想他们吗?”他的话触痛了我,我“哇!”的一声大哭出来,边哭边喊:“我要妈妈!”这镜头记录了五岁的我多么渴望见到从未见过的生母,而发出的呼唤啊!
  1962年,我因演出、练功,过度劳累,右膝疼痛。为此周恩来总理特批我回上海找名医治疗。可上海外婆家又带着我姨和舅的五个孩子;我爸家,后妈也连生三个孩子,加上周璇阿姨的两个儿子,根本塞不下一张床。只有我生母叶露茜家,虽她与桂伯伯(杜宣)有七个孩子,但他们住上海常熟路荣康别墅弄堂里的一幢三层楼房。生母与桂伯伯将他书房隔壁的房间腾出让我住。这是我此生第一次与生母住一起。一天,我爸安慰我:“阿囡,你多好,来上海养病,有两个家,两个家都疼你,宝贝你……”父亲的话正触到我痛处,我大哭大闹:“什么呀!爹地,这两个家都不是我的,我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家,你们倒好,你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家,我的家在哪儿?我是要一个属于我自己完整的家……”爹地也哽咽不成声:“阿囡,你说要怎么样,要不我马上和黄宗英离婚,和你亲妈复婚,好不好!爹地全听你的,你只要一句话,我马上就行动。”我哭闹够了,内心也平静了,明知这是做不到的事,这不是无理取闹吗!看着伤心的爹地,马上用手绢替他抹泪,轻轻地道歉说:“爹地,今后我再也不提这事了。”从此再也不提这伤心事,但这隐痛一直深深埋在我心底。此生只要提到生母、母亲,我的心就像禁锢住的双手在琴键上重重按下和弦一样,一锤一锤地砸在我心上,好疼!好疼!又像禁锢住的手指在高音区,一个琴键一个琴键连续弹下的高音,似泪水般一滴一滴,滴在我的心尖上,好辛酸!好辛酸!这疼,这辛酸,这怨,这恨,全部是日本法西斯侵华战争造下的罪孽,因此反对战争,祈求和平,成了我此生的祈望和追求。
  在我画展中还有一幅画是十分重要的,深受海内外观众喜爱,并引起强烈的共鸣,此画取名《乳汁》。在介绍这幅画时,我写道:“这是我小儿媳王春艳正在给刚生下不足月的小咪咪(我们家族的未来希望、最最疼爱、聪敏、可爱美丽的小孙女)喂奶。我儿媳不顾窗外冰天雪地带来的严寒,全神贯注地用她温暖的体温和生命,通过她那甜美的乳汁在哺育着她的新生儿,多么动人的情景。我联想到:哪一个人的成长不都是他的母亲用生命浇灌。人类也是由地球哺育长大,通过此画我想告诉世上的每个人,不要忘记无私的宇宙、地球和母亲对我们的养育之恩。”
  这就是我对伟大母爱的理解和赞颂,也是我对给予我们生命,并无私奉献爱和生命的伟大母亲献上的感恩之情。
  我的生母叶露茜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虽然此生我与她相处的时间很少很少,但我首先感恩我的生母叶露茜给了我人生最宝贵的一生仅有一次的生命。就是我和生母极少相处的日子里,我的母亲已尽了她全力将最大限度的母爱,全部奉献给了我。
  1962年春末夏初,我住在上海亲妈和桂伯伯(杜宣)家养病。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每人口粮都凭票限购,有营养食品全凭票分配,甚至特批。亲妈和桂伯伯加上他们的七个孩子,最大不超过十五岁,最小才四、五岁,正在发育成长急需营养期,要维持这样的大家庭已极不容易,現又加上我和丈夫两人,给这大家庭带来多大的困难和压力。可亲妈和桂伯伯克服极大困难,带着全家满腔热情地欢迎我这大姐和大姐夫小刘哥哥的到来;尤其我亲妈,格外的高兴。她每日除了上班,料理全家大小衣食住行外,还要额外给我熬药泡脚,定期带我到广慈医院找名医开方复查,抽空还要跑上海市委、市政府为我特批营养,每月两三斤的鱼,鸡蛋及特批牛蹄筋。亲妈亲自下厨将营养品做成美味,每天放餐桌上只供我一人吃。一旁弟妹们看着都没一人吱声,弟妹们平日也乖乖地很有礼貌,不吵不闹、从不打扰我。亲妈和桂伯伯把弟妹们教育得这么好,让我好感动!不仅如此,我亲妈和亲外婆两人每天还要轮流跑中山医院去照顾我那住院患血液病的丈夫刘德康。那阶段,我的亲妈好像在弥补对我的亏欠,愈发将她全部的爱和心血浇灌在我们的身上。   连桂伯伯也不示弱,常到书房关心我读书情况,向我介绍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还鼓励我:“读书是很苦的,成天能这么坐得住读书,必须有毅力才行。”感谢桂伯伯,这段苦读,果然为我后来的艺术创作打下了结实的文学基础。
  在亲妈精心照料下,我的腿渐渐地不痛了。那时动人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刚诞生。我如痴如醉,想要根据这音乐编创出一部小舞剧。我将此愿望告知亲妈,亲妈即刻以实际行动支持我。她弄来了一台笨重的“钟声”牌旧式录音机和大盘录音带,又帮我联系好了借用隔壁弄堂内“上海歌剧院”当时全空的大练功厅,供我创作编舞。我的大舅、中国著名作曲家叶纯之听此讯后,也热心地把我介绍给他的学生、《梁祝》作曲之一陈刚,还亲自把我带到他家,让陈刚边弹钢琴边给我讲述《梁祝》音乐的创作与构想,我如获至宝地感受到音乐的灵魂,并带入了我的创作与表演中。我父亲也在筹拍《鲁迅传》的空闲时间,帮我编排舞剧的场景和剧情,还探讨如何用舞蹈来刻画好《梁祝》这两个人物形象。父亲还启发我,在舞美设计上要大胆采用现代派写意手法,提出要虚不要实、以少胜多的具体方案。回家我将父亲对舞美设想告知亲妈,亲妈赞同我父亲的设想。没两天,亲妈给我拿来了她所在单位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毕业班同学按照我爸的构思,画的三张不同色光的舞美设计图给我。看着亲妈一双饱含慈爱的双眼,我感动地落下了眼泪。
  初秋来临,我的腿痊愈了,我那患有“再生障阻性贫血”的丈夫,在亲外婆和亲妈精心照料下,尤其是我亲妈四处求医,找到了中西医综合治疗方法,终于把我丈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夫妻双双不仅身体痊愈,而且还在亲人大艺术家们指点和关心下完成了小舞剧《梁祝》的创作,我们怀着对亲妈的感恩之情离沪返京,又重新登上了舞台。小舞剧《梁祝》在“全国舞蹈汇演”的公演中,大放异彩,获得一致好评,又拍成电影,演遍大江南北直至海外,一直演到2002年香港舞台上。当年我的好友、前全国政协张梅颖副主席感动地说:“我看舞蹈从没哭过,看了你的《梁祝》让我留下了眼泪!”这功劳归于所有关心此舞剧并付出心血的每一位,我更要感谢我亲妈当年为此剧创作时付出的实际支持行动和伟大的母爱。
  前些天,我去国家大剧院欣赏我表弟叶小纲举办的“中国故事,喜马拉雅之光”的音乐会。当我听到叶小纲专为2008奥运会创作钢琴协奏曲《星光》的现场演奏时,动听美妙的音乐,把我带入充满无限幻想的星空中。在闪闪的星光中,仿佛看到了我那美丽、善良、嗓音極高、又嗲又甜的亲妈叶露茜,上中学时在哈尔滨冰雪中滑雪时的矫健身影;她年轻时在上海话剧舞台上成功扮演武则天倾倒上海滩的情景;当年为救我病危的外公,她勇敢地为外公输送大量鲜血时的无私、善良、孝顺的崇高身影;以及她无怨无悔地加入中共地下党,为中国人民伟大革命事业无私奉献,那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随着音乐高潮的到来,仿佛进一步感受到我亲妈折射出的伟大母爱,如同音乐中描绘的星空中的星光一样!不仅温暖着她和桂伯伯养育的七个弟弟妹妹们,同时也温暖着我唯一同父同母的同胞弟弟和我……
  这些年来,似星光般的母爱一直萦绕着我,这极珍贵的伟大母爱,从没离开过我,一直温暖我到今天,并给我毕生带来受之不尽的美好回忆。
  此文是为纪念生母叶露茜诞辰100周年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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