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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道光年间，一位曾在广州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商人亨特，在他的《广州番鬼录》一书中写道：“伍浩官（伍秉鉴）究竟有多少钱，是大家常常辩论的话题。”“1834年，有一次浩官对他的各种田产、房屋、店铺、银号及运往英美的货物等财产估算了一下，共约2600万两白银。”按照国际银价换算，这个数目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而在这一时期的美国，最富有的人资产也不过700万两白银。美国学者马士说，“在当时，伍氏的资产是一笔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可见在西方人眼中，伍氏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业巨头。但无论是2600万两白银的家产，还是三品顶戴，都无法保证伍秉鉴在大清王朝与欧美列强的夹缝中安身立命，更无法阻止鸦片战争和大清王朝的没落。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刊登了一个《纵横一千年》的专辑，统计出了上个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四位华人入选：和坤、刘瑾、宋子文和伍秉鉴。这四人中，又唯独伍秉鉴是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出现，所以他也是人们最关注的焦点。
一向重农抑商的清朝竟出了位“世界首富”，这位伍富翁是个什么样的人？伍秉鉴（1769～1843年），字成之，号平湖，别名敦元、忠诚、庆昌，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
发家之路
17世纪后期，康熙皇帝暂放宽了海禁政策，来华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1686年，广东巡抚李士祯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其时广东地方政府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从此，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诞生了。这些行商因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而深受外商欢迎，他们与两淮盐商、山西晋商一起，被后人称为清代三大商人集团。
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这一重大政策直接促使广州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从而给行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在此后的100年中，广州十三行向清政府提供了多达40%的关税收入。
所谓的“十三行”，实际只是一个统称，并非只有13家，多时达几十家，少时则只有4家。由于享有垄断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广州十三行中涌现出了一批豪商巨富，如伍秉鉴、潘振承、潘有度、卢文锦、叶上林等。这些行商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以至于当时就流传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说法。有记载称，当1822年广州十三行街发生了一场大火灾时，竞有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化为乌有，甚至出现了“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的奇观。
在广州十三行中，以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其中的怡和行，更因其主人伍秉鉴而扬名天下。1801年，32岁的伍秉鉴从父亲手中继承了怡和行，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外贸代理生涯。
在经营方面，伍秉鉴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崛起。对于从事外贸代理业务的行商来说，全部的贸易机会都寄托在洋商身上，这里充满着激烈的行业竞争。而伍秉鉴首先做到的，就是“征服”了洋商。当时与广州贸易往来的重要客户包括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伍秉鉴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多有来往，并在其扶植之下，怡和行逐渐取代潘振承创办的同文行成为行商的领袖，即行商“总商”。
当时，行商与外商的交易虽然数额巨大，但双方的贸易经营全凭口头约定，从不用書面契约。1805年，外国商号按照约定运到广州一批棉花，货到港后发现是陈货，行商们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鉴却收购了这批棉花，也因此亏了1万多元。有人因此认为他“天生性格谦恭顺从”，并以习惯思维揣度他面对洋商“胆小如鼠、懦弱无能”。但事实上，伍秉鉴却凭借这样的做法广结善缘，与许多洋商建立起私人的友谊，而且彼此信赖——这种相互信任在无契约基础的贸易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尤为关键的。
在一些外商的日记、笔记中，伍秉鉴是个不苟言笑的人，熟悉他的外商都说他“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不懂得幽默不要紧，伍秉鉴在外国人眼中仍然充满人格魅力，“诚实、亲切、细心、慷慨”，尤其“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被认为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一位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美国波士顿商人，因为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债务，离家多年却不能回国。伍秉鉴听说后，马上叫人把借据拿出来，当着这位波士顿商人的面把借据撕碎，宣布账目结清，让他放心地回国。从此，伍秉鉴就因其慷慨而享誉美国，声名被传扬了半个世纪之久，以至于后来美国有一艘商船下水时竟以“伍浩官”命名。
其实，伍秉鉴在经营中是工于心计的。有记载说，他从存放在英商行号的百余万元期票中计算出的利息，与英商兑付时的数目不差分毫，这让当时的外商极为惊讶——这也是双方相互信任的重要基础。外商们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鉴看成最可靠的贸易伙伴，尽管伍家的怡和行收费较高，但仍乐意与他交易。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都达数百万银元。
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他还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同时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该公司大班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库款交给伍秉鉴经营；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还常向伍家借贷。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成了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曾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天下第一大富翁”。 伍秉鉴在拥有足够财力后，很注重驾驭笼络其他行商。1811年，伍秉鉴担任英国公司羽纱销售代理人，他将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后来一位老行商刘德章因为得罪英国公司失去了贸易份额，伍秉鉴又出面斡旋，使公司恢复了他的份额。另一位行商黎光远因经营不力破产，按当时朝廷的规定，要被充军伊犁，伍家便筹款捐助他在流放地的生活。从1811年到1819年，伍秉鉴向濒临破产的行商放债达200余万银元，使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依附于他。伍秉鉴就是这样在十三行中恩威并施，影响力举足轻重，直到十三行没落，他一直担当行商领袖。
鸦片战争中走向没落
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据一位美国商人记录，伍秉鉴当时“被吓得瘫倒在地”。伍秉鉴清楚地知道，英国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源，正是因为不满十三行垄断贸易，希望直接与中国通商。本质上，这场战争是对中国政府朝贡贸易制度的挑战，也是对十三行利益的颠覆。一旦英国获胜，毫无疑问，十三行的独特地位将被迫丧失。
伍家和其他行商，都为这场战争贡献了巨额财富。当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国军舰到达广东虎门外时，面对坚固的横档屿防御工程，竞无计可施。而该工程正是两年前伍家等行商自愿捐资10万两白银建筑的。作为商人的伍秉鉴对此也有所抱怨，在写给一位美国商人的信中，他说他们承受着巨大负担，而这“对我这把可冷的老骨头来说实在是有些沉重”。纵然如此，清军仍全线溃败。
1841年5月，清政府妥协撤防，英军长驱直入兵临广州城下。奕山统领的清军部队无力亦无心抵抗，于是想出了一条计策——令行商前往调停。广州城外，奉命行事的伍绍荣与英军首领义律展开了讨价还价。最终，双方签订《广州和约》，清军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于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银元赔款；英军则退至虎门炮台以外。这笔巨款，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计110万银元。奕山在向清廷报告战况时隐瞒了乞降讲和的真相，只奏“外洋事务已经安定”，道光皇帝欣喜不已，称赞奕山办事得力。
遗憾的是，赔款赎城，行商们的牺牲并没有给伍秉鉴们带来荣誉和感激，而是更多的非议。从战争一开始，跟洋人做生意打交道的行商，就蒙上了“汉奸”的阴影。不管他们捐献多少银两，也抹不去这个影子；而不战而降的赎城之辱，理所当然地被记在直接参与和谈的伍家和其他行商头上。
1842年，鸦片战争以清政府战败结束。清政府战败后，随即与英国进入谈判阶段。在朝廷有关人员的举荐下，伍秉鉴之子伍绍荣因长期与英国人打交道富有经验，被召前往南京作为中方代表与英方谈判。伍绍荣接到命令后即刻北上，但就在他赶赴南京的途中，被吓破了胆的耆英代表清政府匆匆签下了极不平等的《南京条约》。
假设是由伍绍荣代表中方与英方谈判，历史会改写吗？结论或未可知。不过，伍家这次最有可能改写中国历史的机会，就这么错过了。
战败的恶果，还得由伍秉鉴和他的行商们承担。《南京条约》规定中国赔偿英国约合1470万两白银，而此时清政府国库存银仅不到700万两，广州十三行首当其冲地成为清政府的榨取对象。伍家被勒缴100万两，行商公所认缴134万两，其他行商摊派66万两。清廷下旨，因伍秉鉴捐献的巨款而赐给他三品顶戴。
正如伍秉鉴一開始所担心的那样，英国借机推翻了行商制度。《南京条约》规定，广州行商不得垄断贸易，开放五口对外通商，十三行的外贸特权不复存在。自此，曾经富甲天下的广州十三行开始逐渐没落，许多行商在清政府的压榨下纷纷破产。更致命的是，随着五口通商的施行，广东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优势，广州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权也随之结束。十三年后（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外交锋的战场。该年12月15日深夜，具有170年历史的商馆在炮火中彻底化为灰烬，十三行作为一个整体，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晚景凄凉
十三行无疑是鸦片战争中主要的受害者，作为十三行之首的伍家，更遭受了巨大损失。据伍秉鉴自己估算，伍家损失了不下200万两白银。但这笔银子，对于这位号称拥有2600万两的世界首富来说，并不至于伤筋动骨。况且，深谋远虑的伍秉鉴早把生意拓展到了海外，行商生意已不是伍家唯一的生命线。
然而此时的伍秉鉴，却早已是心灰意冷。1842年12月23日，他写信给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J·P·Cushing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漂洋过海的折腾，他实在想移居美国。通篇怆然难禁之情，“看来鼎鼎大名的伍浩官（伍秉鉴）不但对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失望了。”陈国栋在《东亚海域一千年》写道。
1843年9月，风烛残年的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在内忧外患、谤颂不一中，于庞大宏伟的伍氏花园里，溘然长逝，终年74岁。
岭南名士谭莹所撰的墓碑文说：“庭榜玉诏，帝称忠义之家；臣本布衣，身系兴亡之局。”以47布衣之身，欲担国家兴亡之责，虽为世界首富而不能也。这正是伍秉鉴的悲剧性命运。
本刊综合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刊登了一个《纵横一千年》的专辑，统计出了上个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四位华人入选：和坤、刘瑾、宋子文和伍秉鉴。这四人中，又唯独伍秉鉴是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出现，所以他也是人们最关注的焦点。
一向重农抑商的清朝竟出了位“世界首富”，这位伍富翁是个什么样的人？伍秉鉴（1769～1843年），字成之，号平湖，别名敦元、忠诚、庆昌，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
发家之路
17世纪后期，康熙皇帝暂放宽了海禁政策，来华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1686年，广东巡抚李士祯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其时广东地方政府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从此，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诞生了。这些行商因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而深受外商欢迎，他们与两淮盐商、山西晋商一起，被后人称为清代三大商人集团。
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这一重大政策直接促使广州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从而给行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在此后的100年中，广州十三行向清政府提供了多达40%的关税收入。
所谓的“十三行”，实际只是一个统称，并非只有13家，多时达几十家，少时则只有4家。由于享有垄断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广州十三行中涌现出了一批豪商巨富，如伍秉鉴、潘振承、潘有度、卢文锦、叶上林等。这些行商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以至于当时就流传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说法。有记载称，当1822年广州十三行街发生了一场大火灾时，竞有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化为乌有，甚至出现了“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的奇观。
在广州十三行中，以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其中的怡和行，更因其主人伍秉鉴而扬名天下。1801年，32岁的伍秉鉴从父亲手中继承了怡和行，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外贸代理生涯。
在经营方面，伍秉鉴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崛起。对于从事外贸代理业务的行商来说，全部的贸易机会都寄托在洋商身上，这里充满着激烈的行业竞争。而伍秉鉴首先做到的，就是“征服”了洋商。当时与广州贸易往来的重要客户包括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伍秉鉴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多有来往，并在其扶植之下，怡和行逐渐取代潘振承创办的同文行成为行商的领袖，即行商“总商”。
当时，行商与外商的交易虽然数额巨大，但双方的贸易经营全凭口头约定，从不用書面契约。1805年，外国商号按照约定运到广州一批棉花，货到港后发现是陈货，行商们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鉴却收购了这批棉花，也因此亏了1万多元。有人因此认为他“天生性格谦恭顺从”，并以习惯思维揣度他面对洋商“胆小如鼠、懦弱无能”。但事实上，伍秉鉴却凭借这样的做法广结善缘，与许多洋商建立起私人的友谊，而且彼此信赖——这种相互信任在无契约基础的贸易交往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尤为关键的。
在一些外商的日记、笔记中，伍秉鉴是个不苟言笑的人，熟悉他的外商都说他“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不懂得幽默不要紧，伍秉鉴在外国人眼中仍然充满人格魅力，“诚实、亲切、细心、慷慨”，尤其“在诚实和博爱方面享有无可指摘的盛名”，被认为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一位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的美国波士顿商人，因为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债务，离家多年却不能回国。伍秉鉴听说后，马上叫人把借据拿出来，当着这位波士顿商人的面把借据撕碎，宣布账目结清，让他放心地回国。从此，伍秉鉴就因其慷慨而享誉美国，声名被传扬了半个世纪之久，以至于后来美国有一艘商船下水时竟以“伍浩官”命名。
其实，伍秉鉴在经营中是工于心计的。有记载说，他从存放在英商行号的百余万元期票中计算出的利息，与英商兑付时的数目不差分毫，这让当时的外商极为惊讶——这也是双方相互信任的重要基础。外商们都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鉴看成最可靠的贸易伙伴，尽管伍家的怡和行收费较高，但仍乐意与他交易。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都达数百万银元。
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他还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同时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该公司大班在每年结束广州的交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是将库款交给伍秉鉴经营；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还常向伍家借贷。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成了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曾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之为“天下第一大富翁”。 伍秉鉴在拥有足够财力后，很注重驾驭笼络其他行商。1811年，伍秉鉴担任英国公司羽纱销售代理人，他将利润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后来一位老行商刘德章因为得罪英国公司失去了贸易份额，伍秉鉴又出面斡旋，使公司恢复了他的份额。另一位行商黎光远因经营不力破产，按当时朝廷的规定，要被充军伊犁，伍家便筹款捐助他在流放地的生活。从1811年到1819年，伍秉鉴向濒临破产的行商放债达200余万银元，使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依附于他。伍秉鉴就是这样在十三行中恩威并施，影响力举足轻重，直到十三行没落，他一直担当行商领袖。
鸦片战争中走向没落
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据一位美国商人记录，伍秉鉴当时“被吓得瘫倒在地”。伍秉鉴清楚地知道，英国发动这场战争的根源，正是因为不满十三行垄断贸易，希望直接与中国通商。本质上，这场战争是对中国政府朝贡贸易制度的挑战，也是对十三行利益的颠覆。一旦英国获胜，毫无疑问，十三行的独特地位将被迫丧失。
伍家和其他行商，都为这场战争贡献了巨额财富。当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国军舰到达广东虎门外时，面对坚固的横档屿防御工程，竞无计可施。而该工程正是两年前伍家等行商自愿捐资10万两白银建筑的。作为商人的伍秉鉴对此也有所抱怨，在写给一位美国商人的信中，他说他们承受着巨大负担，而这“对我这把可冷的老骨头来说实在是有些沉重”。纵然如此，清军仍全线溃败。
1841年5月，清政府妥协撤防，英军长驱直入兵临广州城下。奕山统领的清军部队无力亦无心抵抗，于是想出了一条计策——令行商前往调停。广州城外，奉命行事的伍绍荣与英军首领义律展开了讨价还价。最终，双方签订《广州和约》，清军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于一个星期内交出600万银元赔款；英军则退至虎门炮台以外。这笔巨款，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计110万银元。奕山在向清廷报告战况时隐瞒了乞降讲和的真相，只奏“外洋事务已经安定”，道光皇帝欣喜不已，称赞奕山办事得力。
遗憾的是，赔款赎城，行商们的牺牲并没有给伍秉鉴们带来荣誉和感激，而是更多的非议。从战争一开始，跟洋人做生意打交道的行商，就蒙上了“汉奸”的阴影。不管他们捐献多少银两，也抹不去这个影子；而不战而降的赎城之辱，理所当然地被记在直接参与和谈的伍家和其他行商头上。
1842年，鸦片战争以清政府战败结束。清政府战败后，随即与英国进入谈判阶段。在朝廷有关人员的举荐下，伍秉鉴之子伍绍荣因长期与英国人打交道富有经验，被召前往南京作为中方代表与英方谈判。伍绍荣接到命令后即刻北上，但就在他赶赴南京的途中，被吓破了胆的耆英代表清政府匆匆签下了极不平等的《南京条约》。
假设是由伍绍荣代表中方与英方谈判，历史会改写吗？结论或未可知。不过，伍家这次最有可能改写中国历史的机会，就这么错过了。
战败的恶果，还得由伍秉鉴和他的行商们承担。《南京条约》规定中国赔偿英国约合1470万两白银，而此时清政府国库存银仅不到700万两，广州十三行首当其冲地成为清政府的榨取对象。伍家被勒缴100万两，行商公所认缴134万两，其他行商摊派66万两。清廷下旨，因伍秉鉴捐献的巨款而赐给他三品顶戴。
正如伍秉鉴一開始所担心的那样，英国借机推翻了行商制度。《南京条约》规定，广州行商不得垄断贸易，开放五口对外通商，十三行的外贸特权不复存在。自此，曾经富甲天下的广州十三行开始逐渐没落，许多行商在清政府的压榨下纷纷破产。更致命的是，随着五口通商的施行，广东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优势，广州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权也随之结束。十三年后（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外交锋的战场。该年12月15日深夜，具有170年历史的商馆在炮火中彻底化为灰烬，十三行作为一个整体，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晚景凄凉
十三行无疑是鸦片战争中主要的受害者，作为十三行之首的伍家，更遭受了巨大损失。据伍秉鉴自己估算，伍家损失了不下200万两白银。但这笔银子，对于这位号称拥有2600万两的世界首富来说，并不至于伤筋动骨。况且，深谋远虑的伍秉鉴早把生意拓展到了海外，行商生意已不是伍家唯一的生命线。
然而此时的伍秉鉴，却早已是心灰意冷。1842年12月23日，他写信给在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友人J·P·Cushing说，若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漂洋过海的折腾，他实在想移居美国。通篇怆然难禁之情，“看来鼎鼎大名的伍浩官（伍秉鉴）不但对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失望了。”陈国栋在《东亚海域一千年》写道。
1843年9月，风烛残年的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鉴，在内忧外患、谤颂不一中，于庞大宏伟的伍氏花园里，溘然长逝，终年74岁。
岭南名士谭莹所撰的墓碑文说：“庭榜玉诏，帝称忠义之家；臣本布衣，身系兴亡之局。”以47布衣之身，欲担国家兴亡之责，虽为世界首富而不能也。这正是伍秉鉴的悲剧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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