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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宝鸡县贾村镇出土西周青铜器何尊，上铸“宅兹中国”。
习惯了中国的称谓和身份的国人，这才发现，约3000年前，生活于这片土地的人，就开始以“中国之人”认知自我。
但那时候的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文明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在世界文明版图中的中国文明，又是什么样子？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到中国文明的开始：夏商周。
如果将中国历史比作一个人的成长，夏商周三代好比婴孩时期。老话讲，三岁看老。充满神话的三代，实在是中国文明的关键形成期，形塑了如今中国人的世界观与文化性格。
而我们对于它的认识，还充满了太多的谬误和想象。
文明的开始
1957年，考古学家徐旭生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村发现一处古代遗址。遗址中，有两处宫殿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几处小型房基和居住面，一些带有符号的陶片，以及少量青铜铸造遗存。
这处遗址的发现，不仅在日后引来了极多争议，也为当时的中国考古学打开了又一盏明灯。此前几十年，以河南安阳为代表的商代遗址的挖掘工作虽曾于中国考古学的混沌中，照进了一道亮光，但因为遭遇战争，遗憾中断。
遗址断代为公元前22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之间，以发现者徐旭生为代表，当时的考古学界多认定属早商时期，因它在时间上，已进入开端于公元前18世纪的商朝时间线，在地理位置上，又靠近古文献中所记载的商代都城西亳。
但是反转很快发生，20世纪70年代之后，学界开始倾向于认为此处遗址乃传说中的夏朝，并且这种声音越来越占主流。
虽然因为文字的缺失，仍有少部分海外学者质疑夏朝存在的可信度，不过这种声音已属寥寥。如今，这处被称为“夏墟”的遗址，被中国考古学界认为是夏代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考古學证据。而夏作为中国文明的开端，似乎就此成了定案。
当然，从遗址推定为文明，这中间，还应当有一环。
当我们衡量某个人类聚居区为一种文明时，我们凭什么？
在早期人类历史上，文明的标志不外乎青铜冶炼、文字、城市、国家统治集团、宫廷建筑、宗教、艺术、社会等级制度等构成。在这些方面，作为一种文明的中国，与世界古代史上的其他文明一致。
通过夏墟，推定夏文明的证据有两个，一是青铜铸造遗存，二是疑似宫殿基址的大量夯土遗迹。
二里头遗址内，青铜遗物的数量并不多，但已经具备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特征，如铜锡合金、块范铸造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夏开中国青铜器及青铜铸造的先河。
考古学大家张光直先生，将夏商周三代称为“中国青铜时代”。它在文明断代的意义上，上接石器时代，下启铁器时代。在相当深的程度上，青铜与国家政权紧密相连。在已知的商周史中，这两个朝代都曾经历五六次的频繁迁都，迁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追逐稀缺的铜矿和锡矿富集地。
除青铜外，在夏墟出现的大量夯土遗迹，让考古学家们推定，中国的聚落组织形式在此期有了大幅度改变，出现了以城为中心的较大型聚落。要知道，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聚落形式，是满天星斗式的。
而这背后更关键的推测在于，宫殿的存在意味着大量被压迫的人力的存在，夯土也因此具有了社会阶层区分的意义。
考古学大家张光直先生，将夏商周三代称为“中国青铜时代”。
就这样，中国古文明在距今大约4000年前，开始了。
本土与外来
约4000年前，中国古文明才刚刚展开，而四大古文明中的其他三个：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已不算年轻。
有没有可能，中国古文明的近祖接受了其他文明的推动？
间接的证据似乎不少。
如，现有的考古学资料说明小麦种植的发源地是中东，而小麦作为粮食作物也在时间更晚的商文明中出现。
商朝的创始人可能是最早将跪姿转为坐姿的中国人，有人怀疑这是从古埃及学来的。
甲骨文上的小屯文字体系，比最早的苏美尔文字晚了1600～1800年。中国考古学鼻祖李济认为，在这一段时间里，保存书写记载的观念可能由两河流域传入黄河流域。
相比其他几大古文明，中国古文明确实展现出更强的孤立性。
更直接的证据也有，是从陶器的形制上得到的。
据李济的考察，一件商代陶罐的盖子，形状如花盆一般，中间有一根直立的茎状的柄，这样的形状与近东和中东地区的器盖甚为相像。
不过这一切的证据，似乎远远不够。
即使在理论上坚持文明的发生都是文化接触的结果，在实证上，哪怕最直接的例子，也难以说明中国在三代之际的文明本体受到外来文明的直接辐射。
所以目前最大的共识仍然是，商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主要来源于亚洲东部。研究中国史前史、世界史和社会演变的大多数学者，也大多相信中国文明是本地起源。
何炳棣曾在《东方的摇篮》中论证，古代中国的舶来品数量很少，而且影响不深、频率不高，它们对于中国主要文化因素的出现，或对于整个中国古文明的诞生，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相比其他几大古文明，中国古文明确实展现出更强的孤立性。
或许要归功于亚欧之间高耸的地势，中国文明不仅躲开了公元前17世纪的印欧人大侵略，也没有遭受到公元前12世纪的海上蛮族大侵略。
在前一次混乱中，克里特文明永久地消失了，古埃及文明遭受重创，从此性格大变，两河文明未能幸免，交出了巴比伦，印度北部进入婆罗门宗教时代。而在后一次震荡中，整个地中海东部被打了个稀巴烂，包括希腊、埃及、赫梯在内多地的政权遭到进攻，赫梯王国消失，希腊文明一度中断，历史进入一段漫长的黑暗时期。
但中国的三代之际，文明倒是不曾遭遇过重创和中断。
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500年期间，中国是平行发展而互相竞争的列国舞台，只不过这些列国形成了分为多层的组织，它们分层的模式依朝代而有所变化。
在夏代，以河南西北和山西西南为中心的夏王国，站在统治阶梯的最高一层;到了商代，自豫东和山东境内的黄河下游平原起源的商王国是区域共主;到了周代前半期，自陕西渭水中下游来的周王国又成为最强的势力。
三代，亦是三国
汤武革命，结束了夏桀的残暴和商纣的昏乱，中国历史在线性的脉络上前进。
这是一种对中国三代文明的传统想象，但新近的考古发现，却推翻了这种想象。
由夏到商到周的嬗变，确然存在，但并非唐宋元明清那般的前后迭代，而是三个不同文化的独立族群，不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存，彼此之间也进行了非常复杂、激烈的互动。
甲骨文证明，商与周，至少并存两百年的时间。
建立这种新的认识并不难，从地理入手，这三者的地域范围和文化来源不尽相同。
从考古上来看，二里头文化和夏文明都是在黄河中游的晋南土生土长的，由蔓延到河南的龙山文化一步步演變而来。
商的确切起源地并无定论，可能最初起自东方，在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上。不过一般认为，商人发迹的地点比山东大汶口和山东龙山更往南些，比南方河姆渡文化衍生的湖熟文化区稍微往北边一些。
而周文明，差不多在公元前1800年，在西方的陕西渭水流域孕育出，而后表现出自西往东的发展路径。
在商文明强大之时，周人还是一“蕞尔小邦”，《尚书》便有“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 之语。这种“自卑”基因深刻于周人体内，以至于哪怕后来翦商成功，周人最大的祭祀礼还是以商人祖先为对象的。
夏商周三代展现出了极为不同的文化性格。《论语》中的“夏尚质，殷尚鬼，周尚文”是对此很好的概括。
就目前已知的考古学材料，夏人的突出特点是掌握了相较于新石器时代远为出色的夯土技术，而到了商，因为文字的出现，文明实现了一大跃升。
这种跃升，并不归因于生产工具或生产力的突破，因为从约8000年前一路下来，中国地区的石器生产工具并没有突破性的变化。已知的大量青铜器，只是作为礼器或兵器使用。
在生产力没有实质性提升的情况下，这种突破只能解释为阶级分化的进一步加剧，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实现财富的大量集中。
而商的统治者，何以能实现权力与权威的突然集中？
一般认为，这要归功于商的巫鬼文化，张光直先生也将它称为萨满文化。实质上，它是一套以神鬼信仰为核心的宗教系统。
杨照先生认为，商人将世界分成两大块：一块是活人所生活的空间，另一块是去世的祖宗所存在的领域。这两个领域之间有一套互动的秩序，互动原则是：自家祖先保佑自家子孙，谁家的祖先在天上越有权威，他的子孙在地上就越有能力。
而实现现实与祖先的链接的，是青铜器上的神兽，这也是为何商代青铜器皿如此之多，图案纹饰又多和动物有关的原因。商人认为，通过青铜器尤其是上面的神兽，人可以和先祖直接对话。
为什么普通人要听掌权者的？因为在掌权者的背后，有一个普通人无法拥有和展示的灵异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就是权力的象征。
为这套宗教信仰所笼罩的商，鬼气森森，频繁人殉，与我们所熟知的中国文化，相去太远。而实现后来的扭转的，是取商而代之的周。
周的后裔
商周之际的转变，剧烈而深远。从组织方式到文化性格，周与商都大异其趣。
原本，他们就是两个不同的族群。
商人的神鬼信仰，本来是一场比大小的游戏，谁家的祖宗厉害，谁掌握了对厉害祖宗的祭祀权，谁就掌握权力。这本不是一个有利于团结的组织方式，可商经过祖甲改革后，这套神鬼体系变得更加封闭，只有少数人的先祖得享祭祀，这等于说，其他人永远接近不了权力圈。
礼仪的本质，是不断提醒、反复确认亲族关系的手段。
相比之下，周人的氏族体系却是一套可以容纳复杂的亲缘、联姻、亲族关系的伙伴系统。这套系统就是我们熟知的宗法组织。 通过宗法组织这棵大树，不仅姬姓本族的亲缘关系作为主干被组织起来，其他姓氏的通婚者，也能够以枝节的方式被包纳。周人本是小部族，得以不断扩大，其开拓新地盘的关键办法，就在于这套开放性的组织原则。
周人赢了之后，又将氏族组织制度化为封建体制。虽然自秦以后，封建制被郡县制逼退了场，但它的影响，遗留至今。
本来，宗法只是确认亲缘关系的组织方式，本身并没有权力意味，但和封建一结合，便塑造出一个礼仪社会。
礼仪的本质，是不断提醒、反复确认亲族关系的手段。礼仪所牵涉的每一条行为规范，都牵涉一个人在亲族关系中的地位，进而涉及一个人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借由众多礼仪，人的日常生活和亲族网络乃至权力地位，密切结合。这套大系统，奠定了中国后来的家族系统和家族制度。
周对后世的影响不止于此，周人的另一大发明是以天命取代了商的神鬼信仰。天命的世界观，也基本形塑了中国人的世界观。
周人很聪明，本来按照商人的祭祀系统，周人根本排不上号，但周人想出了更高明的方法，绕过商人的先祖，发明了一个高出人格神的超越性力量：天。
周人的天不是神鬼，而是更高层次的存在，覆盖并主宰一切，却相对不受人的影响操控。天会随时照临人间，但天没有必然固定的行为，天命会变动，但变动是有规律的，顺应规律的方式是依德，而对德的评判还要回到人民当中。由此，天的信仰又和同样抽象的正义概念结合在一起。
所謂“天命归周”，周人正是搬出了天，提出商纣暴政忤逆了天意，这才心安理得地做了老大。
这种转变，让此后的中国人开始重现世，轻超越。
在天之下，周人的世界观还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变。周人认为，他们的居所是中心，他们是中国人，其他不是中国人的，就贬低为夷狄或犬戎。
这和商的习惯很不相同。甲骨文记录，最常和商人之间有武装冲突的，是人方、鬼方、共方。从这几个名词可以看出，商人并没有用动物的名称来丑化敌人和对手。
但商已远，只有周人的传统之后进一步内化在中国传统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周人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