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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伟人邓小平辞世10周年了。岁月的流逝只会增添我们对他的怀念和感激。邓小平的一生波澜壮阔，他的才能、智慧和韬略，理论、业绩和风范，构成了一部丰富多彩的百科全书，让我们学之不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笔者曾写过多篇关于邓小平的文章，每动笔一次便经受一次教育。本文拟从10年来世界局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来探讨一下这位伟大战略家有关国际问题理论的科学价值与深远影响。
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做出的一系列论断，经受了历史的检验，是名副其实的远见卓识。10年来世界的风云变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俱在邓小平的预言之中。
其一，10年来，尽管有损和平与发展的因素层出不穷，但是并没有动摇这一鲜明的时代主题，同时又恰恰证明了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邓小平是揭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先驱。上世纪80年代，他反复强调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他的这一论断是经典性的，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邓小平做出这样的结论，并没有使人们造成天下太平的幻觉或误解。1992年初，他在继续肯定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同时，又进一步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这是告诫人们，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发展，任重而道远，一定要居安思危，保持忧患意识。
人们记得，当国际形势总体上趋于缓和的时候，有人把时代的主题上升到时代的定义，得出结论说我们的时代就叫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而当1999年爆发科索沃战争时，又有人公开表示怀疑，和平与发展还是不是我们时代的主题。这是两种倾向。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充分证实了邓小平上述论断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其二，10年来，尽管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连绵不断，但是世界大战的悲剧终究没有重演；世界大战虽未发生，冷战思维却顽固地存在。邓小平作出关于世界大战有可能推迟甚至避免的判断，有一个发展过程。1984年10月他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时称：“1974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因素在增长。” 1985年6月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此后还有过一系列类似的论述。邓小平做出这样的结论，基于对当今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分析。可是，他从来没有忽视国际形势的多变性与严峻性。面对世人交口称赞的所谓“冷战结束”，他曾经严肃地发出新的冷战开始的警示。1989年11月他在与外宾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
邓小平的预言，完全被冷战后的国际形势所证实。
其三，10年来，尽管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进程是曲折的，但是仍然在不断地发展和深化。邓小平关于世界多极化的思想，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酝酿成熟的。从那时起，他多次谈到未来的世界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第三世界的力量日益壮大，等等，从而使得“世界多极化”论广为流传。他在1990年3月的一次谈话最为明确，他说:“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个。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此后，无论人们对于世界格局的认识存在怎样的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或相似的，即美国是惟一的超级大国，但不等同于单极世界；多极化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但发展是曲折的。
在世界范围内，也包括中国，多极化理论一再经受着争议。这主要由于受到美国单极世界论的干扰。伊拉克战争发生初期，美国单边主义不可一世，有人更加怀疑多极化的提法是否适当。结果，伊拉克战争导致美国与其传统盟友德国、法国的矛盾加深，美国深陷战争泥潭而难以自拔。在随后出现的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美国不得不借助其他大国而无力独自应对。这才让人们进一步信服，多极化趋势是在继续发展。
其四，10年来，尽管通过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任务十分艰巨，但是毕竟越来越受到广泛支持。冷战结束前夕，邓小平便提出并一再论述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要性，说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邓小平始终把建立国际新秩序与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他解释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还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作用创造性地加以发挥和延伸。他说：“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他把主权平等看作是和平共处的核心内容，强调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
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的传播。如今我国领导人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与促进和谐世界的构想，是对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的重大发展。
其五，10年来，尽管美国不择手段甚至凭借武力推销自己的“民主价值观”，但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历史潮流仍不可抗阻。邓小平肯定世界多样化，有一句名言叫做:“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他强调说，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他身体力行，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汲取教训，坚决走自己的道路，树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成功范例。1986年9月他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是不成功的。”他曾反复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之后，我国领导人不断强调各种文明之间的共存与互补，是对发展模式多样化论的继承和发展。
其六，10年来，尽管人权问题等经常被强权政治用作干涉别国内政的口实，但是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构想却越来越得到广泛认同。 邓小平积数10年革命实践和国际活动的经验，提出了意识形态因素不应当是决定国家关系的主要因素，国家关系不应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的思想。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我们党在新时期提出的关于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都不包含意识形态内容。邓小平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他认为，对待意识形态差异和分歧，解决办法是求同存异，尊重各自的选择，谋求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
崇高的思想境界产生杰出的政治主张。邓小平倡导的有关精神正在变成国际关系中影响日增的普遍性原则。他关于不计较意识形态差别的思想，还为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各类政党发展友好关系开辟了广阔天地。
其七，10年来，尽管大国之间的关系不断发生波动，但是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原则与尊重别国国家利益不可缺一的基本原则，仍然在促进国家关系的良性互动。邓小平是双赢、共赢原则的奠基者。他在谈及国家关系时，始终把相互尊重、搁置争议、面向未来联系在一起。1989年10月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关于如何具体解决国家关系中遇到的难题，邓小平早在1982年会见印度客人时就说过：“（边界问题）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他还把面向未来原则称作“卓识远见”。1984年3月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去年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在东京作出了一个具有卓识远见的决策，就是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 1989年12月他又对来访的美国总统特使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
邓小平的这一些理论和主张，在当今大国关系可能出现的良性互动中得到了验证。
其八，10年来，尽管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处理领土争议特别是海洋开发争端尚未完全普及，但是显然没有比这一原则更受欢迎和尊重、更为行之有效的办法。邓小平在提出“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的几乎同时，针对国与国之间领土问题上的具体争议，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英明主张。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因素的作用上升，资源的利用和开发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本来不属于争议的问题也变得尖锐起来。统一认识的办法只能是平等协商，统一行动的办法只能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主张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有识之士的认同。一些目光短浅的政治家虽蓄意作难，但看来终究逾越不了这个公正合理的选择。
其九，10年来，尽管世界社会主义还没有形成新的高潮，但是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出现本国特点社会主义的亮点，足以说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前景的预言的正确性。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之后，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感到惶惑。在剧变最严峻的时刻，邓小平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他豪迈地宣称：“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他不仅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和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生命力，而且一再告诫人们不要对社会主义前途丧失信心。1992年他的“南巡讲话”留给后人以不朽的遗嘱：“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如今苏联东欧剧变造成的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一切进步力量，正以辉煌的成就谱写社会主义新篇章。
其十，尽管邓小平当初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方针是就苏东剧变的形势而言，但是这个精神依然指导着我们今天认识和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我们应当牢记。最后，我想再次引用一位外国领导人说过的话：“我们生活在大变革时代，只有极少数特别杰出的、非凡的人物不仅能改变伟大民族的历史进程，而且能改变当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伟人。”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
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做出的一系列论断，经受了历史的检验，是名副其实的远见卓识。10年来世界的风云变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俱在邓小平的预言之中。
其一，10年来，尽管有损和平与发展的因素层出不穷，但是并没有动摇这一鲜明的时代主题，同时又恰恰证明了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邓小平是揭示“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先驱。上世纪80年代，他反复强调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他的这一论断是经典性的，反映了当今世界发展变化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邓小平做出这样的结论，并没有使人们造成天下太平的幻觉或误解。1992年初，他在继续肯定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同时，又进一步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这是告诫人们，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发展，任重而道远，一定要居安思危，保持忧患意识。
人们记得，当国际形势总体上趋于缓和的时候，有人把时代的主题上升到时代的定义，得出结论说我们的时代就叫做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而当1999年爆发科索沃战争时，又有人公开表示怀疑，和平与发展还是不是我们时代的主题。这是两种倾向。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充分证实了邓小平上述论断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其二，10年来，尽管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连绵不断，但是世界大战的悲剧终究没有重演；世界大战虽未发生，冷战思维却顽固地存在。邓小平作出关于世界大战有可能推迟甚至避免的判断，有一个发展过程。1984年10月他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时称：“1974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因素在增长。” 1985年6月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此后还有过一系列类似的论述。邓小平做出这样的结论，基于对当今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分析。可是，他从来没有忽视国际形势的多变性与严峻性。面对世人交口称赞的所谓“冷战结束”，他曾经严肃地发出新的冷战开始的警示。1989年11月他在与外宾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
邓小平的预言，完全被冷战后的国际形势所证实。
其三，10年来，尽管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进程是曲折的，但是仍然在不断地发展和深化。邓小平关于世界多极化的思想，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酝酿成熟的。从那时起，他多次谈到未来的世界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第三世界的力量日益壮大，等等，从而使得“世界多极化”论广为流传。他在1990年3月的一次谈话最为明确，他说:“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个。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此后，无论人们对于世界格局的认识存在怎样的差异，但有一点是相同或相似的，即美国是惟一的超级大国，但不等同于单极世界；多极化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但发展是曲折的。
在世界范围内，也包括中国，多极化理论一再经受着争议。这主要由于受到美国单极世界论的干扰。伊拉克战争发生初期，美国单边主义不可一世，有人更加怀疑多极化的提法是否适当。结果，伊拉克战争导致美国与其传统盟友德国、法国的矛盾加深，美国深陷战争泥潭而难以自拔。在随后出现的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美国不得不借助其他大国而无力独自应对。这才让人们进一步信服，多极化趋势是在继续发展。
其四，10年来，尽管通过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任务十分艰巨，但是毕竟越来越受到广泛支持。冷战结束前夕，邓小平便提出并一再论述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要性，说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邓小平始终把建立国际新秩序与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他解释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还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作用创造性地加以发挥和延伸。他说：“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他把主权平等看作是和平共处的核心内容，强调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
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的传播。如今我国领导人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与促进和谐世界的构想，是对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的重大发展。
其五，10年来，尽管美国不择手段甚至凭借武力推销自己的“民主价值观”，但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历史潮流仍不可抗阻。邓小平肯定世界多样化，有一句名言叫做:“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他强调说，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他身体力行，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汲取教训，坚决走自己的道路，树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成功范例。1986年9月他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是不成功的。”他曾反复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之后，我国领导人不断强调各种文明之间的共存与互补，是对发展模式多样化论的继承和发展。
其六，10年来，尽管人权问题等经常被强权政治用作干涉别国内政的口实，但是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构想却越来越得到广泛认同。 邓小平积数10年革命实践和国际活动的经验，提出了意识形态因素不应当是决定国家关系的主要因素，国家关系不应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的思想。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我们党在新时期提出的关于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都不包含意识形态内容。邓小平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他认为，对待意识形态差异和分歧，解决办法是求同存异，尊重各自的选择，谋求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
崇高的思想境界产生杰出的政治主张。邓小平倡导的有关精神正在变成国际关系中影响日增的普遍性原则。他关于不计较意识形态差别的思想，还为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各类政党发展友好关系开辟了广阔天地。
其七，10年来，尽管大国之间的关系不断发生波动，但是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原则与尊重别国国家利益不可缺一的基本原则，仍然在促进国家关系的良性互动。邓小平是双赢、共赢原则的奠基者。他在谈及国家关系时，始终把相互尊重、搁置争议、面向未来联系在一起。1989年10月他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关于如何具体解决国家关系中遇到的难题，邓小平早在1982年会见印度客人时就说过：“（边界问题）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他还把面向未来原则称作“卓识远见”。1984年3月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去年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在东京作出了一个具有卓识远见的决策，就是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 1989年12月他又对来访的美国总统特使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
邓小平的这一些理论和主张，在当今大国关系可能出现的良性互动中得到了验证。
其八，10年来，尽管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处理领土争议特别是海洋开发争端尚未完全普及，但是显然没有比这一原则更受欢迎和尊重、更为行之有效的办法。邓小平在提出“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的几乎同时，针对国与国之间领土问题上的具体争议，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英明主张。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因素的作用上升，资源的利用和开发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本来不属于争议的问题也变得尖锐起来。统一认识的办法只能是平等协商，统一行动的办法只能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主张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有识之士的认同。一些目光短浅的政治家虽蓄意作难，但看来终究逾越不了这个公正合理的选择。
其九，10年来，尽管世界社会主义还没有形成新的高潮，但是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出现本国特点社会主义的亮点，足以说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前景的预言的正确性。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之后，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感到惶惑。在剧变最严峻的时刻，邓小平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他豪迈地宣称：“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他不仅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和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生命力，而且一再告诫人们不要对社会主义前途丧失信心。1992年他的“南巡讲话”留给后人以不朽的遗嘱：“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如今苏联东欧剧变造成的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一切进步力量，正以辉煌的成就谱写社会主义新篇章。
其十，尽管邓小平当初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方针是就苏东剧变的形势而言，但是这个精神依然指导着我们今天认识和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我们应当牢记。最后，我想再次引用一位外国领导人说过的话：“我们生活在大变革时代，只有极少数特别杰出的、非凡的人物不仅能改变伟大民族的历史进程，而且能改变当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就是这样的伟人。”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