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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月，我当时正在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领导上让我作为翻译兼秘书陪同孙维世和阿甲两人去印度访问。他们一个是著名话剧导演，一个是著名京剧评论家。我和他们在印度这样一个多姿多彩的国家朝夕相处近一个月，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我们是应进步团体印度人民戏剧协会(IndiaPeople‘sTheatreAssociation——简称IPTA)的邀请而去参加会议的。当我们飞抵德里巴拉姆机场时，天色已经昏暗，而大会即将开始。我们来不及到旅馆打点行李就径直奔向露天会场。维世同志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接着又向大会敬献礼品，获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第二天就开始了我们在印度北西南东德里、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四大城市的访问活动。
维世同志比我年长5岁，约34岁，风华正茂。她经常身穿一袭白色长袖绸衬衣，外罩一件黑色的长马甲，颇有些教授的风度。她才艺双全，性格热情开朗活泼，总是一脸灿烂的笑容，对戏剧专业又是那样的执着，很能赢得印度戏剧对口专家及文艺界人士的好感和尊重。她对话剧艺术专注的程度不是常人所能想像得到的，可以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无论何时何地，她总是在想戏剧，不论是和专家谈话或是观剧，她总是那样的全神贯注。那时的印度，老百姓的娱乐活动主要是看电影而不是话剧，戏剧在印度不是热闹的行当，话剧并不景气，从业人员也不多。从我们看的多台话剧来看，不论舞台布景和道具都是很简陋的，有的甚至像是我国农村过去的竹台子戏，但维世同志仍是看得津律乐道，赞不绝口。记得那时总有一位进步的印度朋友陪同观剧并兼当翻译，他从印地语或其它印度地方语言译成英语，再由我从英语译成汉语，等这两道翻译完成后，台上早已又开始讲下一段台词了。我感到要求我翻译的速度甚至需要比同声传译还要快，因为维世是舍不得放过那怕是一句话的。每次散场后，维世同志还要找人座谈，有时是在第二天。她对每一台戏都评价甚高，它们确实朴实无华，有的戏还有进步的内容，其中有的是揭露农村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的，看后让人思考回味。
陪同我们访问的有前印度共产党总书记P.C.约西和他的两个儿子及小姨子，还有一些朋友是当地的进步人士，他们并不都是专职搞戏剧的，有的公开职业甚至是裁缝。他们或多或少都遭受过官方的迫害，有的还经历过危险的遭遇，谈起来都很值得我们敬仰和同情。除了话剧界，我们还结识了一些印度其他方面的艺术家，有的著名的舞蹈家还邀请我们到她们家里，为我们表演舞蹈，并当场打开箱子，慷慨地拿出自己心爱的莎丽送给我们。
除了专业的观摩，我们还游览了一些名胜古迹。所到之处也都让我们惊叹不已。例如阿格拉的泰姬陵，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我们除了白天去参观，晚上还专门去体味了月色下泰姬陵的魅力。那的月色笼罩在泰姬陵的上空，宛如给陵寝披上了一层白纱，更增加了凄婉的氛围。在印度的南方，我们还倘佯于阿旃陀和阿罗拉石窟雕塑大厅的殿堂，留连忘返。在那里，维世还遇到了她在莫斯科留学时的老师，是苏联的著名戏剧大师，他们是参加会议的苏联代表。记得他们给维世观看在苏联排演的泰戈尔戏剧的剧照，维世见到他们后十分兴奋，立即用流利的俄语和他们交谈起来。多少年别后重逢，真有说不完的话要倾诉。我们还参观了孟买的印度门，那汹涌的大海象征着印度人民坚强不屈的精神。
印度的冬天正是全年最好的季节，到处鲜花盛开，气候凉爽，但在南印度的马德拉斯已经令人感到炎热难当。当时我为了替公家节约经费，没有做够夏季的替换服装，维世同志爽快热情地把她数量有限的连衣裙借给我穿，现在每当我看到照片上我穿着维世同志的衣服时，更使我想起了她的音容笑貌，一切如同还在眼前。
代表团的另一成员阿甲同志那时约摸有40多岁了，和维世同志相比，他显得老成严谨，不苟言笑，但和他相处久了，也觉得他有一个十分可爱的性格。他没有架子，骨子里也爱开个玩笑，他和维世总有谈不完的有关戏剧专业的话题。他为人纯朴憨厚，有些不修边幅，时常需要维世加以善意的劝说，这种提醒有时是在开玩笑中传递的。阿甲由于太专注于专业，有时也会出现一时生活上的糊涂。记得比较深刻的是一次我们早餐后约定在旅馆门廊集合出发参观，但左等右等就不见阿甲同志的身影，原来此兄忘了带什么东西，返回房间时错走到别人的房间去了。我们听说后都笑得前俯后仰，维世同志更是笑得利害。从此以后，此事更是我们拿阿甲开心的话题了。
维世同志是烈士的遗孤。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战友，1927年被国民党杀害。1937年，维世和哥哥孙泱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由周恩来夫妇收为干女儿。后来送往延安，在鲁艺学习。她的一生都是在革命大家庭中度过的。1939年她陪周恩来去苏联治肩伤，并在那里学习，直到1945年才回延安。在言谈中她从来没有波及她和周总理的关系，倒是谈起过她在苏联留学时，正值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当时年轻的她在黑夜中曾勇敢地上房顶值班，监视法西斯德军的空袭。她一生接受的是艰苦奋斗的革命教育，培养了她对业务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可以说热爱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她多才多艺，解放后一直在青年艺术剧院任演员和导演。我想如果每个人对自己从事的工作都有维世同志那样的敬业、爱业的精神，那末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
但就是这么一个好同志，在十年动乱中却遭到了江青的极端仇视，把她视为眼中钉，非要除之而后快，把她以苏修特务的罪名非法投入狱中。1968年10月14日，维世同志暴死在狱中，周恩来得知后立即要求有关单位对她的遗体进行解剖，查明死因，但很快得到回答说尸体已火化。我想起同她一起关在狱中的吴雪同志曾在电视上凄厉地叫道：“她是被活活打死的呀!”想到此情此景，不禁使我感到毛骨悚然。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以维世同志的才干，在话剧舞台上一定能创造出更多辉煌的业绩。斯人逝矣，让我们牢记这段悲怆的历史，千万不要让悲剧再重演吧。
(责任编辑：吾魁)
我们是应进步团体印度人民戏剧协会(IndiaPeople‘sTheatreAssociation——简称IPTA)的邀请而去参加会议的。当我们飞抵德里巴拉姆机场时，天色已经昏暗，而大会即将开始。我们来不及到旅馆打点行李就径直奔向露天会场。维世同志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接着又向大会敬献礼品，获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第二天就开始了我们在印度北西南东德里、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四大城市的访问活动。
维世同志比我年长5岁，约34岁，风华正茂。她经常身穿一袭白色长袖绸衬衣，外罩一件黑色的长马甲，颇有些教授的风度。她才艺双全，性格热情开朗活泼，总是一脸灿烂的笑容，对戏剧专业又是那样的执着，很能赢得印度戏剧对口专家及文艺界人士的好感和尊重。她对话剧艺术专注的程度不是常人所能想像得到的，可以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无论何时何地，她总是在想戏剧，不论是和专家谈话或是观剧，她总是那样的全神贯注。那时的印度，老百姓的娱乐活动主要是看电影而不是话剧，戏剧在印度不是热闹的行当，话剧并不景气，从业人员也不多。从我们看的多台话剧来看，不论舞台布景和道具都是很简陋的，有的甚至像是我国农村过去的竹台子戏，但维世同志仍是看得津律乐道，赞不绝口。记得那时总有一位进步的印度朋友陪同观剧并兼当翻译，他从印地语或其它印度地方语言译成英语，再由我从英语译成汉语，等这两道翻译完成后，台上早已又开始讲下一段台词了。我感到要求我翻译的速度甚至需要比同声传译还要快，因为维世是舍不得放过那怕是一句话的。每次散场后，维世同志还要找人座谈，有时是在第二天。她对每一台戏都评价甚高，它们确实朴实无华，有的戏还有进步的内容，其中有的是揭露农村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的，看后让人思考回味。
陪同我们访问的有前印度共产党总书记P.C.约西和他的两个儿子及小姨子，还有一些朋友是当地的进步人士，他们并不都是专职搞戏剧的，有的公开职业甚至是裁缝。他们或多或少都遭受过官方的迫害，有的还经历过危险的遭遇，谈起来都很值得我们敬仰和同情。除了话剧界，我们还结识了一些印度其他方面的艺术家，有的著名的舞蹈家还邀请我们到她们家里，为我们表演舞蹈，并当场打开箱子，慷慨地拿出自己心爱的莎丽送给我们。
除了专业的观摩，我们还游览了一些名胜古迹。所到之处也都让我们惊叹不已。例如阿格拉的泰姬陵，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我们除了白天去参观，晚上还专门去体味了月色下泰姬陵的魅力。那的月色笼罩在泰姬陵的上空，宛如给陵寝披上了一层白纱，更增加了凄婉的氛围。在印度的南方，我们还倘佯于阿旃陀和阿罗拉石窟雕塑大厅的殿堂，留连忘返。在那里，维世还遇到了她在莫斯科留学时的老师，是苏联的著名戏剧大师，他们是参加会议的苏联代表。记得他们给维世观看在苏联排演的泰戈尔戏剧的剧照，维世见到他们后十分兴奋，立即用流利的俄语和他们交谈起来。多少年别后重逢，真有说不完的话要倾诉。我们还参观了孟买的印度门，那汹涌的大海象征着印度人民坚强不屈的精神。
印度的冬天正是全年最好的季节，到处鲜花盛开，气候凉爽，但在南印度的马德拉斯已经令人感到炎热难当。当时我为了替公家节约经费，没有做够夏季的替换服装，维世同志爽快热情地把她数量有限的连衣裙借给我穿，现在每当我看到照片上我穿着维世同志的衣服时，更使我想起了她的音容笑貌，一切如同还在眼前。
代表团的另一成员阿甲同志那时约摸有40多岁了，和维世同志相比，他显得老成严谨，不苟言笑，但和他相处久了，也觉得他有一个十分可爱的性格。他没有架子，骨子里也爱开个玩笑，他和维世总有谈不完的有关戏剧专业的话题。他为人纯朴憨厚，有些不修边幅，时常需要维世加以善意的劝说，这种提醒有时是在开玩笑中传递的。阿甲由于太专注于专业，有时也会出现一时生活上的糊涂。记得比较深刻的是一次我们早餐后约定在旅馆门廊集合出发参观，但左等右等就不见阿甲同志的身影，原来此兄忘了带什么东西，返回房间时错走到别人的房间去了。我们听说后都笑得前俯后仰，维世同志更是笑得利害。从此以后，此事更是我们拿阿甲开心的话题了。
维世同志是烈士的遗孤。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战友，1927年被国民党杀害。1937年，维世和哥哥孙泱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由周恩来夫妇收为干女儿。后来送往延安，在鲁艺学习。她的一生都是在革命大家庭中度过的。1939年她陪周恩来去苏联治肩伤，并在那里学习，直到1945年才回延安。在言谈中她从来没有波及她和周总理的关系，倒是谈起过她在苏联留学时，正值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当时年轻的她在黑夜中曾勇敢地上房顶值班，监视法西斯德军的空袭。她一生接受的是艰苦奋斗的革命教育，培养了她对业务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可以说热爱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她多才多艺，解放后一直在青年艺术剧院任演员和导演。我想如果每个人对自己从事的工作都有维世同志那样的敬业、爱业的精神，那末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
但就是这么一个好同志，在十年动乱中却遭到了江青的极端仇视，把她视为眼中钉，非要除之而后快，把她以苏修特务的罪名非法投入狱中。1968年10月14日，维世同志暴死在狱中，周恩来得知后立即要求有关单位对她的遗体进行解剖，查明死因，但很快得到回答说尸体已火化。我想起同她一起关在狱中的吴雪同志曾在电视上凄厉地叫道：“她是被活活打死的呀!”想到此情此景，不禁使我感到毛骨悚然。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以维世同志的才干，在话剧舞台上一定能创造出更多辉煌的业绩。斯人逝矣，让我们牢记这段悲怆的历史，千万不要让悲剧再重演吧。
(责任编辑：吾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