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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著名作家刘震云，母亲是著名公益律师郭建梅，在旁人眼中，刘雨霖的人生道路或许注定顺遂。但这样的家庭带给她的并非资源和人脉的荫蔽，更多的是宽松的教育方式，以及让她得以自由观察和思考生活的能力
“如果《一句顶一万句》在票房上胜利，其实是中国观众的胜利，也是市场的胜利。现在只能是顺其自然。”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公映之前，导演刘雨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
当然，刘雨霖明白，票房不是衡量影片质量的唯一标准，她也知道一部电影有自己的命，她掌握不了。
“她不就是靠她爸吗？”
刘雨霖的母亲郭建梅是中国第一位全职公益律师，在女儿首部电影作品上映前，她每天都在网上查看相关评论，看到类似这样的说法，她很担心，打电话给丈夫刘震云。
“你太不了解你女儿了，她有思想准备，能承受这些。日子长着呢。”简短的几句话后，刘震云挂掉了电话。
刘雨霖。
她还是不放心，打给女儿的助理，“雨霖姐特别坚强，特别坦然。”
郭建梅还是不放心，小心翼翼地拨通了女儿的电话，试探性地问起。“说我仗着我爸呗。”刘雨霖随口提起，语气轻松，没有一点委屈和愤怒。
在一场观众见面会上，大多时候是刘震云在说，刘雨霖说得少。现场有观众便因此断定，“这个导演没什么思想。”
“妈，你觉得我有思想吗？百货自有百客。”刘雨霖最后这样总结。郭建梅这下放心了。刘雨霖今年28岁，有着比同龄人更加成熟的心智，这一点，随她爸。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当天，刘雨霖刚刚结束了一个视频访谈的录制，外卖已经送到，五分钟午餐时间之后，她准时出现在记者面前，“我们开始吧！”刘雨霖一身宽松白衣，长发全部被扎起，简单干练。说起话来也是一点不啰嗦，不含糊，这一点，也随父亲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改编自刘震云的同名小说作品中的部分章节，小说获得过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被有些评论称为“中国的《百年孤独》”。而刘雨霖在纽约大学电影学院读研期间，曾凭借留守儿童题材短片《门神》获得奥斯卡学生单元最佳叙事片奖。这样一来，《一句顶一万句》被寄予厚望，看似理所当然。事实上，抛开父亲的光环和此前的成就，刘雨霖的身份还是一名初出茅庐的新导演，这部电影《一句顶一万句》是她在纽约大学的研究生毕业作品。
“做足准备，想得明白”是刘震云选择合作对象的原则，做不到这一点，其他都免谈。作为女儿，刘雨霖自然了解父亲。她很早就有把《一句顶一万句》影像化的想法。但一直没跟父亲提起过。
“为什么拍它？”“如何把这么大的文学体量用电影方式呈现出来？”“我和其他导演有什么不一样？”刘雨霖花了半年时间想明白了这三个问题。这也是她对自己的要求，做每一件事情，前期想得越明白，后期痛苦越少。
2014年，纽约，窗外大雪纷飞，刘雨霖拨通了越洋电话，她说了自己的想法，电话那头，刘震云找不到说“不”的理由。刘雨霖知道，这事基本上成了。在刘雨霖之前，已经有不少对《一句顶一万句》感兴趣的导演找过刘震云。大家都卡在了第二个问题上，这事就没有下文了。
原著小说故事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写到了当下，36万字，总共有100多个人物，面对如此厚重的文学体量，刘雨霖只选取了牛爱国和牛爱香姐弟俩的这一小段故事。她对两种艺术形式的切换转换方式也得到了父亲刘震云的认可，但母亲郭建梅并不满意。“姐弟俩的故事还是没能承载小说的厚重。”郭建梅觉得，电影如果换个名字，或许会好一些。用同一个名字，观众难免会产生与小说原著同等的厚重期待。
粗剪完成后，母亲郭建梅第一次完整看了这部电影，随后一口气提了一连串改进意见，一点不跟自己女儿客气。那是她第一次参与到女儿和丈夫联手创作的这部电影。
《一句顶一万句》2015年10月开拍，这之后“聚少离多”成了他们一家人的常态，郭建梅只是偶尔在家的时候听到父女俩讨论剧本，经常发生争吵。
电影《一句顶一万句》中，男主角牛爱国因为和妻子没话可说导致婚姻出现问题，妻子出轨。女主角牛爱香为了找个说得上话的人而走进婚姻。
“你们为什么结婚？”
“我们说得着。”
“详细点！”
“话还没说，都知道对方心里想着啥。”
这是影片开始时，牛爱国和妻子庞丽娜在婚姻登记处简短的对话。后来牛爱国发现妻子出轨，在门外偷听，发现“他们一晚上说的话比我们一年说的还要多”。近两个小时的电影中，主人公多次重复“说得着”和“说不着”。郭建梅觉得，台词显得重复，“表达孤独，可以更含蓄些，留给观众自己去感受，会更好些。”
影片结束时，牛爱国在火车站看到挺着大肚子的妻子和她的情人，满脸怒气，转身走向旁边的水果摊，趁老板不注意，偷走了水果刀，但又突然停下了脚步，站在那里，一下子想明白了一切，选择了放手和成全。
“你为什么不给她把关呢？”电影拍摄期间，郭建梅去探班，她看到刘震云坐在监视器前看着，都是妞妞一个人在忙前忙后。“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就是要让她自己锻炼。”刘震云解释。
在拍摄现场，刘雨霖喊刘震云刘老师，刘震云喊刘雨霖刘导演，父女关系完全切换为合作关系。事实上，从刘震云答应把《一句顶一万句》的电影改编权交给刘雨霖的那一刻开始，两人就开始了一段新的相处模式。“有事说事，没事不啰嗦。”编剧刘震云负责剧本，导演刘雨霖负责拍摄，二人各司其职，互不干涉。
但刘雨霖不认可把牛爱国们视为小人物的说法。“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能碰到的普通人，在生活的洪流中也有他们的涡流和潜流。”影片中有这样一幕，牛爱国打算杀了自己出轨的妻子，放心不下女儿，买了最贵的苹果，去拜佛祖，求佛祖保佑他的女儿。“那一刻，他不就是个顶天立地的父亲吗？”刘雨霖说。
“要把这日常生活中的惊心动魄搬上荧幕。”刘雨霖几乎在近期的每一次采访中都会重复这句话，语音平和，眼神坚定。她希望观众看完电影，能多多少少和剧中人物产生关联，看到自己，而不只是被炫酷的特效震撼，或者记住某个明星的脸。这和父亲刘震云“把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情感捡起来”的文学创作理念完全一致，这或许才是刘震云把《一句顶一万句》交给刘雨霖的原因所在。
母亲郭建梅虽然对女儿的首部作品提出了不少意见，但她相信，妞妞以后一定会拍出特别好的电影。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妞妞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动人的瞬间。
这多多少少跟小时候刘震云“自由散漫”式的教育方式有关。刘雨霖读小学时，郭建梅在北大工作，让孩子去北大附中上学并不算什么难事，但刘震云不同意，“不要求进名校，不要求成为尖子生，不报任何补习班。”这是刘震云的原则，在他看来，一个自由生长的环境比什么都重要。刘雨霖最后去了八里庄中心小学，一个在区里尚且排不上号的子弟学校，一个班里有五十个人，刘雨霖的成绩排在十几名，“这以后怎么考大学啊？”郭建梅着急了。“北大有什么好的，干吗非要上北大。”夫妻俩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没少吵架。
当同龄的小伙伴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忙着穿梭在奥数班和钢琴班时，刘雨霖通常会和父亲“小手拉大手”在公园“悠悠然”地散步。“你把孩子的时间都浪费了。”郭建梅不理解。
当时他们家住的地方，楼道里有个燕子窝，刘雨霖特别感兴趣，刘震云就让她每天观察燕子，后来燕子窝越来越大，被邻居清理掉了，刘雨霖知道后使劲哭了好久，写了一篇很长的作文。 走在街上，看着来往的行人，她十有八九能猜出迎面走来的两个人的关系。
“刘老师对我的影响，不在于他是爸爸，肯把作品给女儿拍，而在于他塑造了我，让我找到了电影的路。”刘雨霖说。
郭建梅后来也越来越认可刘震云对女儿的教育方式。每一年他们都会让刘雨霖回到老家农村和奶奶住一段时间。一家三口在一起最喜欢逛的地方是菜市场。
2011年8月20日茅盾文学奖公布时，刘震云正在菜市场里，为买茄子还是买西红柿来做打卤面而游移不定。因为西红柿比茄子贵，但是他获知了得奖的消息后，知道奖金比之前有提高，就毫不犹豫地买了西红柿。这个小故事后来一度被媒体反复报道。
这个穿着十块钱一件的棉质背心和大裤衩在菜市场买西红柿的刘震云，前不久，换上西装，和冯小刚、范冰冰一起出现在了电影节红地毯上。看起来，后者好像更符合他著名作家的身份。事实上，和所谓的社会名流在五星级酒店的饭桌上喝红酒，也和街边的工人一起蹲下来吃馒头配大葱，都是刘震云的生活常态。
这种在名流大咖和普通老百姓之间自如切换的生活状态也发生在刘雨霖身上。小的时候，刘震云带刘雨霖去过冯小刚家，陈道明家，王朔家，各家的女儿们都是刘雨霖的儿时玩伴，她们经常一起聚会，刘雨霖为此取名“女儿局”。聚会结束，刘雨霖又会出现在街头的某个角落，跟修拉链的师傅聊天。
以“郭律师女儿”的身份，刘雨霖去过白宫，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跟她握过手;也去过巴黎市政大厅，受到巴黎市长和外交部长的接待。在美国市政大厅，希拉里给母亲颁奖，她就坐在台下看着。
父母也带她见证了社会底层。“即使他们正在为两块钱的盐巴发愁，但家中迎来小生命的时候，他们脸上的笑容和你在洛克菲洛家族看到的是一样的。”这是刘雨霖所捕捉到的人的共通情感。她从来不觉得生活中有大人物和小人物之分，只是有些人总在聚光灯下，有些人总被遗忘。她要把被遗忘的那些人搬上大荧幕。
郭建梅去四川办案，带刘雨霖一起，当事人是一位年轻妈妈，在坐月子期间，丈夫要求跟她过夫妻生活，她没答应，丈夫兽性大发，顺手从抽屉掏出改锥，挖掉了她的左眼。刘雨霖见到她的时候，她的丈夫还在监狱，儿子已经五岁了，“妈妈，你眼睛疼吗？”小男孩看着妈妈，一双小手，给妈妈捶背。
刘雨霖把这个故事拍成了一个短片，叫《眼睛》，自己配音，自己写解说词和配乐。郭建梅看到之后，为之一惊。“她特意放大小孩的双手，镜头感很强。”后来她考纽约大学，冯小刚和李安给她写推荐信，都因为有这个短片的功劳。她也正式带着着这部作品，从播音主持跨专业转到导演系，收到了十几所美国院校的offer。
刘雨霖不是一开始就读了电影学院。她最开始的理想职业是成为一名主持人。她参加艺术类高考，以不错的成绩进入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大二那年，她开始疯狂迷恋电影，把自己的专业全部丢下了，不好好练习发声，也不积极去电视台实习了。老师发现后，给刘震云打电话，“你说说你闺女吧。”回家后，刘雨霖挨了爸爸一巴掌。郭建梅回忆，刘震云至今打过刘雨霖两次，这是其中一次，下手挺重。
通常这个时候，就是他们开家庭会议的时候。
“妞妞你怎么回事？”
“我选错专业了，我不想一辈子背稿子，我想当导演，更有创造性。”刘雨霖掉着眼泪说。
“你喜欢吗？”刘震云只问了这一句。
“喜欢。”刘雨霖很确定。
“你快乐就去做。不过，也要先顺利毕业。”
大四那年，刘雨霖全力备战托福考试，她要去国外大学读导演专业。纽约大学和南加州大学是她的目标院校，后者以培育好莱坞商业导演出名，前者更注重思想深度，走出了不少像李安一样具有独到风格的导演，刘雨霖更喜欢这种“潺潺流水”的氛围。
郭建梅形容刘雨霖准备托福考试的那三个月是“彻底把自己打入冷宫”，整天蓬头垢面，不看手机。掉头发，脸色发黄。
考完托福后，刘雨霖去美国，用了十几天时间，参加各个院校的专业面试。此前，父母希望陪她一起，她坚决不同意。期间郭建梅正好去旧金山开会，离女儿考试的地方很近，两个小时的火车就能过去，她买好了车票，决定结束后去看女儿。
“我希望自己走完这个过程，请你们允许。如果你们过来，我就会依赖你们。”刘雨霖语音特别干脆，没有留给母亲任何商讨的余地。
“刘震云是金牛座，固执起来，十头牛都拉不过来，妞妞也是这样，特别倔，她决定的事情，谁都说服不了。”女儿太独立，妈妈“有点烦”，无奈中只能在电话里问问女儿考试情况。郭建梅感觉电话里的刘雨霖语气低沉，一问才知道，她刚结束了纽约大学的面试，感觉不太好。
她进入考场，四个老师坐在她面前，表情冰冷，气氛变得紧张。
“你今天怎么过来的？”
“坐地铁。”
“你在地铁里碰到什么感兴趣的人了？”
刘雨霖提到了一个拉手风琴卖艺乞讨的老头，她被要求以这个人为主角编个故事。当时她就开始冒汗，讲完故事后看到四位老师还是一致的“面无表情”，她心想，应该没戏了。
从美国回来后，刘雨霖陷入了焦急的等待。收到的第一封信是另一个学校的院长亲自写给她的，“我最想去的是纽约大学，但我至今还没有收到offer。”刘雨霖对那位想录取自己的院长很坦白。“我相信所有学校都会录取你，不过还是希望你能选择我们。”这位院长随后又来了两封信，主动提出给她全额奖学金，许诺她毕业后可以留校当院长助理。没过两天，纽约大学的offer来了。
刘雨霖在纽约大学读书期间，曾回到中国，以场记的身份参与了冯小刚《1942》的拍摄全过程。“冯导演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冯导演，因为他一直在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1942》2002年开始筹备，准备过程长达十二年，这期间刘雨霖见证了父亲和冯导探讨的整个过程。“他教会我如何做一个尊重观众和肯花笨功夫的导演。”
“把人物放在心里，尊重他们，而不是剥削和利用他们，这样出来的就是好电影。”刘雨霖说。
“如果《一句顶一万句》在票房上胜利，其实是中国观众的胜利，也是市场的胜利。现在只能是顺其自然。”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公映之前，导演刘雨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
当然，刘雨霖明白，票房不是衡量影片质量的唯一标准，她也知道一部电影有自己的命，她掌握不了。
“百货自有百客”
“她不就是靠她爸吗？”
刘雨霖的母亲郭建梅是中国第一位全职公益律师，在女儿首部电影作品上映前，她每天都在网上查看相关评论，看到类似这样的说法，她很担心，打电话给丈夫刘震云。
“你太不了解你女儿了，她有思想准备，能承受这些。日子长着呢。”简短的几句话后，刘震云挂掉了电话。
她还是不放心，打给女儿的助理，“雨霖姐特别坚强，特别坦然。”
郭建梅还是不放心，小心翼翼地拨通了女儿的电话，试探性地问起。“说我仗着我爸呗。”刘雨霖随口提起，语气轻松，没有一点委屈和愤怒。
在一场观众见面会上，大多时候是刘震云在说，刘雨霖说得少。现场有观众便因此断定，“这个导演没什么思想。”
“妈，你觉得我有思想吗？百货自有百客。”刘雨霖最后这样总结。郭建梅这下放心了。刘雨霖今年28岁，有着比同龄人更加成熟的心智，这一点，随她爸。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当天，刘雨霖刚刚结束了一个视频访谈的录制，外卖已经送到，五分钟午餐时间之后，她准时出现在记者面前，“我们开始吧！”刘雨霖一身宽松白衣，长发全部被扎起，简单干练。说起话来也是一点不啰嗦，不含糊，这一点，也随父亲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改编自刘震云的同名小说作品中的部分章节，小说获得过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被有些评论称为“中国的《百年孤独》”。而刘雨霖在纽约大学电影学院读研期间，曾凭借留守儿童题材短片《门神》获得奥斯卡学生单元最佳叙事片奖。这样一来，《一句顶一万句》被寄予厚望，看似理所当然。事实上，抛开父亲的光环和此前的成就，刘雨霖的身份还是一名初出茅庐的新导演，这部电影《一句顶一万句》是她在纽约大学的研究生毕业作品。
“做足准备，想得明白”是刘震云选择合作对象的原则，做不到这一点，其他都免谈。作为女儿，刘雨霖自然了解父亲。她很早就有把《一句顶一万句》影像化的想法。但一直没跟父亲提起过。
“为什么拍它？”“如何把这么大的文学体量用电影方式呈现出来？”“我和其他导演有什么不一样？”刘雨霖花了半年时间想明白了这三个问题。这也是她对自己的要求，做每一件事情，前期想得越明白，后期痛苦越少。
2014年，纽约，窗外大雪纷飞，刘雨霖拨通了越洋电话，她说了自己的想法，电话那头，刘震云找不到说“不”的理由。刘雨霖知道，这事基本上成了。在刘雨霖之前，已经有不少对《一句顶一万句》感兴趣的导演找过刘震云。大家都卡在了第二个问题上，这事就没有下文了。
原著小说故事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写到了当下，36万字，总共有100多个人物，面对如此厚重的文学体量，刘雨霖只选取了牛爱国和牛爱香姐弟俩的这一小段故事。她对两种艺术形式的切换转换方式也得到了父亲刘震云的认可，但母亲郭建梅并不满意。“姐弟俩的故事还是没能承载小说的厚重。”郭建梅觉得，电影如果换个名字，或许会好一些。用同一个名字，观众难免会产生与小说原著同等的厚重期待。
粗剪完成后，母亲郭建梅第一次完整看了这部电影，随后一口气提了一连串改进意见，一点不跟自己女儿客气。那是她第一次参与到女儿和丈夫联手创作的这部电影。
《一句顶一万句》2015年10月开拍，这之后“聚少离多”成了他们一家人的常态，郭建梅只是偶尔在家的时候听到父女俩讨论剧本，经常发生争吵。
电影《一句顶一万句》中，男主角牛爱国因为和妻子没话可说导致婚姻出现问题，妻子出轨。女主角牛爱香为了找个说得上话的人而走进婚姻。
“你们为什么结婚？”
“我们说得着。”
“详细点！”
“话还没说，都知道对方心里想着啥。”
这是影片开始时，牛爱国和妻子庞丽娜在婚姻登记处简短的对话。后来牛爱国发现妻子出轨，在门外偷听，发现“他们一晚上说的话比我们一年说的还要多”。近两个小时的电影中，主人公多次重复“说得着”和“说不着”。郭建梅觉得，台词显得重复，“表达孤独，可以更含蓄些，留给观众自己去感受，会更好些。”
影片结束时，牛爱国在火车站看到挺着大肚子的妻子和她的情人，满脸怒气，转身走向旁边的水果摊，趁老板不注意，偷走了水果刀，但又突然停下了脚步，站在那里，一下子想明白了一切，选择了放手和成全。
“你为什么不给她把关呢？”电影拍摄期间，郭建梅去探班，她看到刘震云坐在监视器前看着，都是妞妞一个人在忙前忙后。“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就是要让她自己锻炼。”刘震云解释。
在拍摄现场，刘雨霖喊刘震云刘老师，刘震云喊刘雨霖刘导演，父女关系完全切换为合作关系。事实上，从刘震云答应把《一句顶一万句》的电影改编权交给刘雨霖的那一刻开始，两人就开始了一段新的相处模式。“有事说事，没事不啰嗦。”编剧刘震云负责剧本，导演刘雨霖负责拍摄，二人各司其职，互不干涉。
“刘老师对我的影响，不只在于他是爸爸”
电影中的牛爱国修鞋，妻子庞丽娜是纺织厂女工。牛爱国的妹妹牛爱香在街头卖火烧，后来找了个厨子做丈夫。牛爱国的女儿听说能吃上大虾，兴奋地陪姑姑去相亲。庞丽娜最大的梦想是去欧洲旅游。在通常的表述中，这是一群小人物的故事。但刘雨霖不认可把牛爱国们视为小人物的说法。“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能碰到的普通人，在生活的洪流中也有他们的涡流和潜流。”影片中有这样一幕，牛爱国打算杀了自己出轨的妻子，放心不下女儿，买了最贵的苹果，去拜佛祖，求佛祖保佑他的女儿。“那一刻，他不就是个顶天立地的父亲吗？”刘雨霖说。
“要把这日常生活中的惊心动魄搬上荧幕。”刘雨霖几乎在近期的每一次采访中都会重复这句话，语音平和，眼神坚定。她希望观众看完电影，能多多少少和剧中人物产生关联，看到自己，而不只是被炫酷的特效震撼，或者记住某个明星的脸。这和父亲刘震云“把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情感捡起来”的文学创作理念完全一致，这或许才是刘震云把《一句顶一万句》交给刘雨霖的原因所在。
母亲郭建梅虽然对女儿的首部作品提出了不少意见，但她相信，妞妞以后一定会拍出特别好的电影。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妞妞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动人的瞬间。
这多多少少跟小时候刘震云“自由散漫”式的教育方式有关。刘雨霖读小学时，郭建梅在北大工作，让孩子去北大附中上学并不算什么难事，但刘震云不同意，“不要求进名校，不要求成为尖子生，不报任何补习班。”这是刘震云的原则，在他看来，一个自由生长的环境比什么都重要。刘雨霖最后去了八里庄中心小学，一个在区里尚且排不上号的子弟学校，一个班里有五十个人，刘雨霖的成绩排在十几名，“这以后怎么考大学啊？”郭建梅着急了。“北大有什么好的，干吗非要上北大。”夫妻俩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没少吵架。
当同龄的小伙伴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忙着穿梭在奥数班和钢琴班时，刘雨霖通常会和父亲“小手拉大手”在公园“悠悠然”地散步。“你把孩子的时间都浪费了。”郭建梅不理解。
当时他们家住的地方，楼道里有个燕子窝，刘雨霖特别感兴趣，刘震云就让她每天观察燕子，后来燕子窝越来越大，被邻居清理掉了，刘雨霖知道后使劲哭了好久，写了一篇很长的作文。 走在街上，看着来往的行人，她十有八九能猜出迎面走来的两个人的关系。
“刘老师对我的影响，不在于他是爸爸，肯把作品给女儿拍，而在于他塑造了我，让我找到了电影的路。”刘雨霖说。
郭建梅后来也越来越认可刘震云对女儿的教育方式。每一年他们都会让刘雨霖回到老家农村和奶奶住一段时间。一家三口在一起最喜欢逛的地方是菜市场。
2011年8月20日茅盾文学奖公布时，刘震云正在菜市场里，为买茄子还是买西红柿来做打卤面而游移不定。因为西红柿比茄子贵，但是他获知了得奖的消息后，知道奖金比之前有提高，就毫不犹豫地买了西红柿。这个小故事后来一度被媒体反复报道。
这个穿着十块钱一件的棉质背心和大裤衩在菜市场买西红柿的刘震云，前不久，换上西装，和冯小刚、范冰冰一起出现在了电影节红地毯上。看起来，后者好像更符合他著名作家的身份。事实上，和所谓的社会名流在五星级酒店的饭桌上喝红酒，也和街边的工人一起蹲下来吃馒头配大葱，都是刘震云的生活常态。
这种在名流大咖和普通老百姓之间自如切换的生活状态也发生在刘雨霖身上。小的时候，刘震云带刘雨霖去过冯小刚家，陈道明家，王朔家，各家的女儿们都是刘雨霖的儿时玩伴，她们经常一起聚会，刘雨霖为此取名“女儿局”。聚会结束，刘雨霖又会出现在街头的某个角落，跟修拉链的师傅聊天。
以“郭律师女儿”的身份，刘雨霖去过白宫，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跟她握过手;也去过巴黎市政大厅，受到巴黎市长和外交部长的接待。在美国市政大厅，希拉里给母亲颁奖，她就坐在台下看着。
父母也带她见证了社会底层。“即使他们正在为两块钱的盐巴发愁，但家中迎来小生命的时候，他们脸上的笑容和你在洛克菲洛家族看到的是一样的。”这是刘雨霖所捕捉到的人的共通情感。她从来不觉得生活中有大人物和小人物之分，只是有些人总在聚光灯下，有些人总被遗忘。她要把被遗忘的那些人搬上大荧幕。
郭建梅去四川办案，带刘雨霖一起，当事人是一位年轻妈妈，在坐月子期间，丈夫要求跟她过夫妻生活，她没答应，丈夫兽性大发，顺手从抽屉掏出改锥，挖掉了她的左眼。刘雨霖见到她的时候，她的丈夫还在监狱，儿子已经五岁了，“妈妈，你眼睛疼吗？”小男孩看着妈妈，一双小手，给妈妈捶背。
刘雨霖把这个故事拍成了一个短片，叫《眼睛》，自己配音，自己写解说词和配乐。郭建梅看到之后，为之一惊。“她特意放大小孩的双手，镜头感很强。”后来她考纽约大学，冯小刚和李安给她写推荐信，都因为有这个短片的功劳。她也正式带着着这部作品，从播音主持跨专业转到导演系，收到了十几所美国院校的offer。
“把人物放在心里，尊重他们，而不是剥削和利用”
刘雨霖不是一开始就读了电影学院。她最开始的理想职业是成为一名主持人。她参加艺术类高考，以不错的成绩进入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大二那年，她开始疯狂迷恋电影，把自己的专业全部丢下了，不好好练习发声，也不积极去电视台实习了。老师发现后，给刘震云打电话，“你说说你闺女吧。”回家后，刘雨霖挨了爸爸一巴掌。郭建梅回忆，刘震云至今打过刘雨霖两次，这是其中一次，下手挺重。
通常这个时候，就是他们开家庭会议的时候。
“妞妞你怎么回事？”
“我选错专业了，我不想一辈子背稿子，我想当导演，更有创造性。”刘雨霖掉着眼泪说。
“你喜欢吗？”刘震云只问了这一句。
“喜欢。”刘雨霖很确定。
“你快乐就去做。不过，也要先顺利毕业。”
大四那年，刘雨霖全力备战托福考试，她要去国外大学读导演专业。纽约大学和南加州大学是她的目标院校，后者以培育好莱坞商业导演出名，前者更注重思想深度，走出了不少像李安一样具有独到风格的导演，刘雨霖更喜欢这种“潺潺流水”的氛围。
郭建梅形容刘雨霖准备托福考试的那三个月是“彻底把自己打入冷宫”，整天蓬头垢面，不看手机。掉头发，脸色发黄。
考完托福后，刘雨霖去美国，用了十几天时间，参加各个院校的专业面试。此前，父母希望陪她一起，她坚决不同意。期间郭建梅正好去旧金山开会，离女儿考试的地方很近，两个小时的火车就能过去，她买好了车票，决定结束后去看女儿。
“我希望自己走完这个过程，请你们允许。如果你们过来，我就会依赖你们。”刘雨霖语音特别干脆，没有留给母亲任何商讨的余地。
“刘震云是金牛座，固执起来，十头牛都拉不过来，妞妞也是这样，特别倔，她决定的事情，谁都说服不了。”女儿太独立，妈妈“有点烦”，无奈中只能在电话里问问女儿考试情况。郭建梅感觉电话里的刘雨霖语气低沉，一问才知道，她刚结束了纽约大学的面试，感觉不太好。
她进入考场，四个老师坐在她面前，表情冰冷，气氛变得紧张。
“你今天怎么过来的？”
“坐地铁。”
“你在地铁里碰到什么感兴趣的人了？”
刘雨霖提到了一个拉手风琴卖艺乞讨的老头，她被要求以这个人为主角编个故事。当时她就开始冒汗，讲完故事后看到四位老师还是一致的“面无表情”，她心想，应该没戏了。
从美国回来后，刘雨霖陷入了焦急的等待。收到的第一封信是另一个学校的院长亲自写给她的，“我最想去的是纽约大学，但我至今还没有收到offer。”刘雨霖对那位想录取自己的院长很坦白。“我相信所有学校都会录取你，不过还是希望你能选择我们。”这位院长随后又来了两封信，主动提出给她全额奖学金，许诺她毕业后可以留校当院长助理。没过两天，纽约大学的offer来了。
刘雨霖在纽约大学读书期间，曾回到中国，以场记的身份参与了冯小刚《1942》的拍摄全过程。“冯导演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冯导演，因为他一直在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1942》2002年开始筹备，准备过程长达十二年，这期间刘雨霖见证了父亲和冯导探讨的整个过程。“他教会我如何做一个尊重观众和肯花笨功夫的导演。”
“把人物放在心里，尊重他们，而不是剥削和利用他们，这样出来的就是好电影。”刘雨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