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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生性不喜价值太贵之物，出游之处所得树根或可观之石，围场所获野兽之角或爪牙，以至木叶之类，必随其质而成一应用之器。即此观之，天下之物虽最不值价者，以作有用之器，即不可弃也。”这段康熙帝对儿孙说的话，体现出他以实用为本的价值观和追求自然与质朴的审美观。
满洲入关前，就有崇尚勤俭、“淳朴为风”的传统，优良的传统深刻影响着在清朝定鼎北京后才出生的康熙帝。
以身作则厉行节约
康熙帝的日常生活较为简朴。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他对大学士们说，“自朕听政（康熙帝14岁亲政）以来，一应服食，俱从节俭”。四十七年秋，他斥责皇太子胤仍时又说：“朕即位以来，诸事节俭，身御敝褥，足用布袜。”这段话虽有炫耀的意思，但不能否认，他在努力为臣民做出节俭的榜样。
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召集王公大臣，向他们展示康熙帝生前在乾清宫东、西暖阁所用的毡毯。大臣们看后奏称：“（康熙帝）御极六十余年，时时以爱惜物力，崇尚俭素……御前陈设之毡，历三十余年，尚洁净完整，崇俭惜物，实从古未有。”对于宫中的陈设用品，康熙帝是以经济节俭为标准，崇尚简朴，不务虚华。
康熙年间在清廷供职的法国传教士白晋，曾目睹康熙帝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情况，有如下记载：
就康熙帝个人有关的方面看，那种恬淡素朴简直是没有先例的。他满足于最普通的菜肴，从未有过丝毫的过度，他的淡泊超过了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皇宫内部以及一些殿宇，即使是皇帝所居住的，也只有几幅字画、几件描金饰物和一些相当简朴的绸缎，而绸缎在中国是十分普通的，不在奢侈品之列，简单朴素就几乎是那里的全部装饰了。
他的衣着，除了几件宫廷极为常见的过冬的黑貂、银鼠皮袄外，还有一些在中国算是很普通、很常见的丝绸服装。夏天，我们看到他穿一件普通的麻布短褂，这也是一般人家常穿的衣服。
他在宫内、宫外不骑马时用的那顶轿子，只是一件类似担架的东西而已，木质平常、涂漆，有几处包有铜片或者点缀一些镀金的木雕。马具中较豪华的只不过是一副相当朴素的镀金铁质马镫，以及一条由黄丝绒编制的马缰绳而已。
这些描述中，虽然带有溢美的词语，但在一定程度上，从各个层面实际反应出康熙帝的节俭态度。
节俭朝廷开支 将钱用于国民建设
康熙帝奉行节俭、表率臣民的举措，在朝野上下产生了较大影响。王公大臣们纷纷效法，少用、不用金银器皿及金马镫等贵重物品，日常服用所需资费，也“较从前十分之内，已减九分矣”。康熙初年，高官贵族为亲属祭葬时，仍以焚化皮衣为时尚，至康熙朝中叶“其风已熄”。
可是，时人对于康熙帝的俭省节约，或有微词。如康熙四十八年，朝鲜使臣返国后向国王报告中说，康熙帝“贪爱财宝，国人皆称曰爱银皇帝”。这应当如何解释？
原来，康熙帝不仅于宫中奉行节俭，在理政治国、处理国家财政问题时同样如此。毋庸讳言，节俭方针的实施必然要触动统治集团内部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使贪官污吏的不法行径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从而引起部分官员的不满。在这种情形下，身受其“害”的人牢骚满腹，微言相谤，也就难以避免。所以，对康熙帝冠以“爱银皇帝”之名的“国人”，应主要是指那些受到节俭措施冲击的官员。
实际上，康熙帝在奉行节俭方针时，分寸掌握恰当，内外有别。
白晋对此深有感触，曾记述如下：他（康熙帝）非常节制个人的开支，同时又十分慷慨大方地提供国家的经费。只要是为了帝国的福利，哪怕花费千百万他也在所不惜。修缮公共建筑，保持江河管道的畅通、建桥、造船等，一切方便百姓、有利贸易的事情，他动用巨款十分慷慨。因此不难断定，他不为个人妄费分文，完全是出于贤明的节约，以便把金钱用于帝国真正的需要。
康熙帝之所以能制定和实施各种节俭举措，注重以身作则，也是有原因的。
除了有满洲优良传统的节俭习惯外，作为清朝初年的最高统治者，康熙帝所处的历史环境，也不允许他高枕无忧。在位60多年间，先有辅臣鳌拜专权，接着又有吴三桂叛乱、台湾之役与准噶尔部的长期战争以及诸皇子争夺储位之事等。在其继位初期，经济亟待恢复，漕运、治河等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尚未解决。如此紧张、多事的客观形势，要求他必须慎言慎行，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尽可能地克制自己的欲望。
当然，康熙帝的节俭和简朴，都只是相对历史上一些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帝王而言。尽管他不断制定各种节省方案，但清宫的日常耗费，依然触目惊心。显然，他的种种节约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王朝的固有问题。康熙帝勤政爱民，一生多有建树，奉行节俭是其各项重大方针、国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这种深谋远虑、戒骄戒躁的务实作风，值得后人借鉴。
（编辑：朱建文）
满洲入关前，就有崇尚勤俭、“淳朴为风”的传统，优良的传统深刻影响着在清朝定鼎北京后才出生的康熙帝。
以身作则厉行节约
康熙帝的日常生活较为简朴。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他对大学士们说，“自朕听政（康熙帝14岁亲政）以来，一应服食，俱从节俭”。四十七年秋，他斥责皇太子胤仍时又说：“朕即位以来，诸事节俭，身御敝褥，足用布袜。”这段话虽有炫耀的意思，但不能否认，他在努力为臣民做出节俭的榜样。
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召集王公大臣，向他们展示康熙帝生前在乾清宫东、西暖阁所用的毡毯。大臣们看后奏称：“（康熙帝）御极六十余年，时时以爱惜物力，崇尚俭素……御前陈设之毡，历三十余年，尚洁净完整，崇俭惜物，实从古未有。”对于宫中的陈设用品，康熙帝是以经济节俭为标准，崇尚简朴，不务虚华。
康熙年间在清廷供职的法国传教士白晋，曾目睹康熙帝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情况，有如下记载：
就康熙帝个人有关的方面看，那种恬淡素朴简直是没有先例的。他满足于最普通的菜肴，从未有过丝毫的过度，他的淡泊超过了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皇宫内部以及一些殿宇，即使是皇帝所居住的，也只有几幅字画、几件描金饰物和一些相当简朴的绸缎，而绸缎在中国是十分普通的，不在奢侈品之列，简单朴素就几乎是那里的全部装饰了。
他的衣着，除了几件宫廷极为常见的过冬的黑貂、银鼠皮袄外，还有一些在中国算是很普通、很常见的丝绸服装。夏天，我们看到他穿一件普通的麻布短褂，这也是一般人家常穿的衣服。
他在宫内、宫外不骑马时用的那顶轿子，只是一件类似担架的东西而已，木质平常、涂漆，有几处包有铜片或者点缀一些镀金的木雕。马具中较豪华的只不过是一副相当朴素的镀金铁质马镫，以及一条由黄丝绒编制的马缰绳而已。
这些描述中，虽然带有溢美的词语，但在一定程度上，从各个层面实际反应出康熙帝的节俭态度。
节俭朝廷开支 将钱用于国民建设
康熙帝奉行节俭、表率臣民的举措，在朝野上下产生了较大影响。王公大臣们纷纷效法，少用、不用金银器皿及金马镫等贵重物品，日常服用所需资费，也“较从前十分之内，已减九分矣”。康熙初年，高官贵族为亲属祭葬时，仍以焚化皮衣为时尚，至康熙朝中叶“其风已熄”。
可是，时人对于康熙帝的俭省节约，或有微词。如康熙四十八年，朝鲜使臣返国后向国王报告中说，康熙帝“贪爱财宝，国人皆称曰爱银皇帝”。这应当如何解释？
原来，康熙帝不仅于宫中奉行节俭，在理政治国、处理国家财政问题时同样如此。毋庸讳言，节俭方针的实施必然要触动统治集团内部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使贪官污吏的不法行径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从而引起部分官员的不满。在这种情形下，身受其“害”的人牢骚满腹，微言相谤，也就难以避免。所以，对康熙帝冠以“爱银皇帝”之名的“国人”，应主要是指那些受到节俭措施冲击的官员。
实际上，康熙帝在奉行节俭方针时，分寸掌握恰当，内外有别。
白晋对此深有感触，曾记述如下：他（康熙帝）非常节制个人的开支，同时又十分慷慨大方地提供国家的经费。只要是为了帝国的福利，哪怕花费千百万他也在所不惜。修缮公共建筑，保持江河管道的畅通、建桥、造船等，一切方便百姓、有利贸易的事情，他动用巨款十分慷慨。因此不难断定，他不为个人妄费分文，完全是出于贤明的节约，以便把金钱用于帝国真正的需要。
康熙帝之所以能制定和实施各种节俭举措，注重以身作则，也是有原因的。
除了有满洲优良传统的节俭习惯外，作为清朝初年的最高统治者，康熙帝所处的历史环境，也不允许他高枕无忧。在位60多年间，先有辅臣鳌拜专权，接着又有吴三桂叛乱、台湾之役与准噶尔部的长期战争以及诸皇子争夺储位之事等。在其继位初期，经济亟待恢复，漕运、治河等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尚未解决。如此紧张、多事的客观形势，要求他必须慎言慎行，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尽可能地克制自己的欲望。
当然，康熙帝的节俭和简朴，都只是相对历史上一些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帝王而言。尽管他不断制定各种节省方案，但清宫的日常耗费，依然触目惊心。显然，他的种种节约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王朝的固有问题。康熙帝勤政爱民，一生多有建树，奉行节俭是其各项重大方针、国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这种深谋远虑、戒骄戒躁的务实作风，值得后人借鉴。
（编辑：朱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