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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真是不堪回首。
我的先生王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上海一所大学教授国际法。因为他的家庭背景比较复杂，担心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会牵连到他，于是在1958年给上海市委负责人写了一封长信，诚恳地建议不要因两岸政治对立而株连家属。不料因此闯下大祸，被粗暴地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开除公职，送到里弄接受监督劳动。我们一家就此断了经济来源。好在我先生的妹妹在美国，还有他的一位男性密友在香港，每月汇寄美元和港元养活我们一家五口。多亏了他们的接济，我们才得以艰难地存活下来。
八年后，“文革”爆发了。我先生天天被里弄干部吆喝着打扫弄堂、清洁公厕。我们住的里弄里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有大律师，有作家，还有银行家。这些人到了“文革”，一夜之间都成了“牛鬼蛇神”，都在里弄接受监督劳动。他们遭到一些里弄干部的肆意羞辱和打骂，著名大律师鄂森就因不堪侮辱而跳楼自杀。记得是1967年的夏天，“文革”正闹得轰轰烈烈，我家突然来了两个穿军服的人和一个里弄干部。里弄干部介绍说，这是我们里弄的军代表。那军代表看着我先生，放高嗓门说：“你们这些牛鬼蛇神都给我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许乱说乱动！”说完扬长而去。我先生顿时有一种不祥之感：我们一家有可能要被赶出上海，去北大荒农村。因为里弄里已经有几个右派分子被赶到北大荒去了，也都是先来两个军人，查看一下家庭情况，然后是训斥几句，不出几天就通知他们离开上海。我们当时惶惶然不知所措。
过了几个星期，那个军代表又来了，看见我们就说：“你们准备好要离开上海，去什么地方还不清楚，正在等待上级领导部门批准。” 一听这话，真如同晴天霹雳。我先生只是一个教书的，我们这一辈子连上海都没有跨出过，如果都要发配去北大荒，叫我们怎么活啊！极度惶恐之下，我们夫妻俩曾经有过寻死的念头，打算先把小孩送给别人，哪天要强迫我们上火车就哪天去死。几个月过去了，那个军人从此没有再来过，去北大荒也没有人再提起。我们不清楚是何原因，只庆幸自己没有贸然去寻死。我先生还是天天过着扫地、扫公厕的生活。
然而在劫难逃，某天又来了一个什么干部，只是没有穿军装，也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他一开口就是“当前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云云，接着就说：“你们要准备好离开上海，因为上海不是你们这些牛鬼蛇神居住的地方，你们还要占用我们的粮油、食糖、肥皂的配额。政府给你们两个选择，一个是你们自己找个地方，但必须是农村，而且不能是江浙沪，可以选安徽、江西等地，另外一个就是由政府分配，具体什么地方我们再去联系。”说完也是扬长而去。
一番话，把我们已经平静的心情又搅乱了。我先生绝望地说：“看来离开上海去农村这事已经是铁板钉钉了，不过比原先稍微好点，就是可以自己去农村找个落户之处，总比发配去北大荒要好。”于是我就到处托人打听，哪里的农村可以容纳我们一家。事情总算有回复了，说是安徽淮北有个地方可以用钱买落户的权利，具体做法还待详细了解。我们觉得淮北总比北大荒好，于是就着手准备去淮北。
有一天，一位送外汇的工作人员将我先生的妹妹从美国寄来的外汇送到我家。在当时阶级警惕性很高的氛围下，周围邻居甚至以前的朋友都对我们一家避而远之，即便在路上遇见也装作不认识急速离开。而这位送外汇的干部，是唯一一个对我们讲话语气非常柔和的人。每次看见他将已经兑换好的人民币和侨汇券恭恭敬敬送到我们手上时，我心里非常感动。那人还时不时亲切地说：“写信请你的亲人、朋友多寄外汇来，为国家建设出力。”然后微笑着离开。
当时汇到国内的外汇，不可能直接到达收款人的手上，而是要由外汇管理局兑换成人民币，再送到收款人家里。因外汇紧缺，规定凡有外汇汇入，国家依据金额的多少配发侨汇券。这个侨汇券可是让无数人羡慕的宝贝，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持侨汇券者可以进入上海华侨商店，购买市面上买不到的物品。当那个送外汇的人就要离开之际，我忍不住说了一句：“谢谢您这些年来对我们家的照顾，每个月按时给我们送来救命钱，但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了。” 那人不由得怔了一下，赶紧问：“你们要去哪里？” 我回答：“安徽淮北，不会再回上海了，因为我丈夫是现行反革命。”他听了后，收起原先的微笑，表情顿时变得凝重起来。他问：“已经决定了吗？什么时候走？” 我回答，肯定要走，只是还没有定时间。那人略略思索了一下就转身离开了，连“再会”都没有说一声。
我们急切地等待淮北的回音，到底要多少钱才可以买个落户的权利。然而也是始终没有答复。这样一拖又是几年过去了，此后再也没有谁上门来说要我们离开上海一事。
“文革”结束，大地回春，胡耀邦亲自主持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我先生也终于获得平反，并重新走上大学讲台，后又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与政府工作人员共同研究建设管理上海的规划。 我们一家的生活恢复正常了，唯独当年被勒令离开上海却最终没有成行一事始终是个谜。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一家逃过被赶出这座大都市的厄运？
在某次政协会议上，我先生和另一位政协委员偶尔谈起此事，那位政協委员曾经是外汇管理局的高级干部。据他说，当时国内十分贫穷，而且外汇紧缺，他们给送外汇的工作人员下达指令：不管收外汇的人是什么身份，都必须好言相待，让他们叫外国亲友多寄些外汇进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能够有外汇来的家庭都有海外或港台关系，不会是“好人”。此外，还给这些办事人员定了指标，在他们负责送汇的范围内，一旦有外汇增加，领导会有所奖励。话说到这儿，我先生就明白了：我们一家之所以最终没有被撵出上海，是那位送外汇的干部听到我们要离开上海的消息后，赶紧向他们的领导作了汇报，然后他们领导之间进行了协调，才使得那个“赶走牛鬼蛇神”的计划搁浅了。如果我们去了外地，这个外汇额度就要转到那里，这样上海的外汇收入就会有损失。
外汇啊外汇，你不仅让我们免于饥馁得以苟延残喘，还保障我们在动乱年代没有被赶出上海。谜底终于揭晓。然而，这个谜底，令人喜还是令人悲？
我的先生王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上海一所大学教授国际法。因为他的家庭背景比较复杂，担心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会牵连到他，于是在1958年给上海市委负责人写了一封长信，诚恳地建议不要因两岸政治对立而株连家属。不料因此闯下大祸，被粗暴地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开除公职，送到里弄接受监督劳动。我们一家就此断了经济来源。好在我先生的妹妹在美国，还有他的一位男性密友在香港，每月汇寄美元和港元养活我们一家五口。多亏了他们的接济，我们才得以艰难地存活下来。
八年后，“文革”爆发了。我先生天天被里弄干部吆喝着打扫弄堂、清洁公厕。我们住的里弄里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有大律师，有作家，还有银行家。这些人到了“文革”，一夜之间都成了“牛鬼蛇神”，都在里弄接受监督劳动。他们遭到一些里弄干部的肆意羞辱和打骂，著名大律师鄂森就因不堪侮辱而跳楼自杀。记得是1967年的夏天，“文革”正闹得轰轰烈烈，我家突然来了两个穿军服的人和一个里弄干部。里弄干部介绍说，这是我们里弄的军代表。那军代表看着我先生，放高嗓门说：“你们这些牛鬼蛇神都给我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许乱说乱动！”说完扬长而去。我先生顿时有一种不祥之感：我们一家有可能要被赶出上海，去北大荒农村。因为里弄里已经有几个右派分子被赶到北大荒去了，也都是先来两个军人，查看一下家庭情况，然后是训斥几句，不出几天就通知他们离开上海。我们当时惶惶然不知所措。
过了几个星期，那个军代表又来了，看见我们就说：“你们准备好要离开上海，去什么地方还不清楚，正在等待上级领导部门批准。” 一听这话，真如同晴天霹雳。我先生只是一个教书的，我们这一辈子连上海都没有跨出过，如果都要发配去北大荒，叫我们怎么活啊！极度惶恐之下，我们夫妻俩曾经有过寻死的念头，打算先把小孩送给别人，哪天要强迫我们上火车就哪天去死。几个月过去了，那个军人从此没有再来过，去北大荒也没有人再提起。我们不清楚是何原因，只庆幸自己没有贸然去寻死。我先生还是天天过着扫地、扫公厕的生活。
然而在劫难逃，某天又来了一个什么干部，只是没有穿军装，也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他一开口就是“当前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云云，接着就说：“你们要准备好离开上海，因为上海不是你们这些牛鬼蛇神居住的地方，你们还要占用我们的粮油、食糖、肥皂的配额。政府给你们两个选择，一个是你们自己找个地方，但必须是农村，而且不能是江浙沪，可以选安徽、江西等地，另外一个就是由政府分配，具体什么地方我们再去联系。”说完也是扬长而去。
一番话，把我们已经平静的心情又搅乱了。我先生绝望地说：“看来离开上海去农村这事已经是铁板钉钉了，不过比原先稍微好点，就是可以自己去农村找个落户之处，总比发配去北大荒要好。”于是我就到处托人打听，哪里的农村可以容纳我们一家。事情总算有回复了，说是安徽淮北有个地方可以用钱买落户的权利，具体做法还待详细了解。我们觉得淮北总比北大荒好，于是就着手准备去淮北。
有一天，一位送外汇的工作人员将我先生的妹妹从美国寄来的外汇送到我家。在当时阶级警惕性很高的氛围下，周围邻居甚至以前的朋友都对我们一家避而远之，即便在路上遇见也装作不认识急速离开。而这位送外汇的干部，是唯一一个对我们讲话语气非常柔和的人。每次看见他将已经兑换好的人民币和侨汇券恭恭敬敬送到我们手上时，我心里非常感动。那人还时不时亲切地说：“写信请你的亲人、朋友多寄外汇来，为国家建设出力。”然后微笑着离开。
当时汇到国内的外汇，不可能直接到达收款人的手上，而是要由外汇管理局兑换成人民币，再送到收款人家里。因外汇紧缺，规定凡有外汇汇入，国家依据金额的多少配发侨汇券。这个侨汇券可是让无数人羡慕的宝贝，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持侨汇券者可以进入上海华侨商店，购买市面上买不到的物品。当那个送外汇的人就要离开之际，我忍不住说了一句：“谢谢您这些年来对我们家的照顾，每个月按时给我们送来救命钱，但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了。” 那人不由得怔了一下，赶紧问：“你们要去哪里？” 我回答：“安徽淮北，不会再回上海了，因为我丈夫是现行反革命。”他听了后，收起原先的微笑，表情顿时变得凝重起来。他问：“已经决定了吗？什么时候走？” 我回答，肯定要走，只是还没有定时间。那人略略思索了一下就转身离开了，连“再会”都没有说一声。
我们急切地等待淮北的回音，到底要多少钱才可以买个落户的权利。然而也是始终没有答复。这样一拖又是几年过去了，此后再也没有谁上门来说要我们离开上海一事。
“文革”结束，大地回春，胡耀邦亲自主持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我先生也终于获得平反，并重新走上大学讲台，后又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与政府工作人员共同研究建设管理上海的规划。 我们一家的生活恢复正常了，唯独当年被勒令离开上海却最终没有成行一事始终是个谜。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一家逃过被赶出这座大都市的厄运？
在某次政协会议上，我先生和另一位政协委员偶尔谈起此事，那位政協委员曾经是外汇管理局的高级干部。据他说，当时国内十分贫穷，而且外汇紧缺，他们给送外汇的工作人员下达指令：不管收外汇的人是什么身份，都必须好言相待，让他们叫外国亲友多寄些外汇进来。因为大家都知道，能够有外汇来的家庭都有海外或港台关系，不会是“好人”。此外，还给这些办事人员定了指标，在他们负责送汇的范围内，一旦有外汇增加，领导会有所奖励。话说到这儿，我先生就明白了：我们一家之所以最终没有被撵出上海，是那位送外汇的干部听到我们要离开上海的消息后，赶紧向他们的领导作了汇报，然后他们领导之间进行了协调，才使得那个“赶走牛鬼蛇神”的计划搁浅了。如果我们去了外地，这个外汇额度就要转到那里，这样上海的外汇收入就会有损失。
外汇啊外汇，你不仅让我们免于饥馁得以苟延残喘，还保障我们在动乱年代没有被赶出上海。谜底终于揭晓。然而，这个谜底，令人喜还是令人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