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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是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一第四单元的一篇课文，本篇报道是在“没有什么新闻”的情况下写出的新闻名篇。笔者认为，其获普利策奖的原因绝不仅仅是“突破了新闻‘零度写作’原则”，而更应当是颁奖词最后所说的“它召唤起人们关于灾难的记忆、关于生命的思考、关于人性的自省”“震撼生者的心”。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新闻很多，特别是在有纪念活动的年份，但是没有哪一篇新闻像课文第6段那样直接而强烈地表达出作者的写作缘由——“非写不可的使命感”及“不安的心情”。文章巨大的召唤作用和“震撼生者”的力量正是产生于这种灵魂深处的“不安”。学习本课只停留在梳理新闻内容、控诉纳粹暴行、铭记历史珍惜和平上是不够的，还要使学生深刻理解作者参观集中营时不安的灵魂，才能更全面地把握课文的内涵。细读课文，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的三重“不安”：
一、对世人遗忘的隐忧
作者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未开始参观就已经感受到强烈的不安。课文开篇即反常地写道：“最可怕的事情是这里居然阳光明媚温暖……这真像一场噩梦，一切都可怕地颠倒了。”作者还连说了四次“不该有”：“不该有阳光照耀，不该有光亮，不该有碧绿的草地，不该有孩子们的嬉笑”。为什么美好的景象成了“最可怕的事情”，成了“噩梦”，为什么不该有温馨欢乐？作者给出了明确的解释：“因为这里曾经是人间地狱。”“人间地狱”应该有怎样的景象？作者说：“应当是永远没有阳光，百花永远凋谢。”也就是说，人间地狱就该有阴森荒芜的地狱景象。人们看到地狱景象，才会更容易想起这里曾经发生的地狱般的大屠杀历史。而现在看到的却是“阳光明媚温暖”“一行行白杨树婆娑起舞”“儿童在追逐游戏”，现实简直是“天堂景象”。看到天堂景象，人们就不容易想到曾经的“地狱”，也就会容易忘记历史真相。这正是在布热金卡和平明媚的美景里，隐含着的作者心中的不安——对世人可能遗忘历史的忧虑。
二、对人性极恶的恐惧
游客们在参观集中营的过程中有怎样的感受和反应呢？文中有大量动作、神态和语言描写的词句：“默默地迈着步子”“步履不由得慢了下来”“感到特别恐怖”“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浑身发抖”“惊惧万分，张大了嘴巴，想叫，但是叫不出来”“感到自己也在被窒息”“用恳求的目光”“够了”。参观者更多的感受和反应不是惊奇、惊讶，甚至不是义愤填膺，而是惊悚、恐惧。参观者也并非仅是对毒气室、焚尸炉、牢房、绞刑架这些杀人工具和屠杀现场感到恐惧。生活中有些人胆量小，对很多危险或残酷的场景感到害怕；而有些人胆子大，喜欢惊悚场面带来的刺激，越惊悚反而越兴奋。但是在文中，没有一处写到胆量大而对这些屠杀遗址不感到害怕的游客，报道中出现的所有参观者无一例外地感到惊恐。可见这绝非胆量问题，而是因为惨象背后含有比惨象本身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人性之恶。
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大屠杀就是人性极恶的铁证。汉娜·阿伦特说：“毫无疑问，许多犹太人之所以被杀，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们是犹太人，与他们是哪国人无关。”可以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杀戮是没有任何合乎情理的理由的。纳粹完全出于丝毫不讲道理的歧视和仇恨，就在奥斯维辛屠杀了400万犹太人，在整个欧洲屠杀了600万犹太人。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说：“真正的罪恶是由于人们自由意志的错误选择。”奥斯维辛的罪恶就是纳粹的意志在不受任何制约的完全自由状态下的狂妄选择，它显示了人类的本性在不受约束时，在满足自由选择的条件下，可以达到的作恶的极致程度。
如果是一位关心人类命运的参观者，那么他不仅会为人性极恶造成的灾难而惊心，还会为人性极恶有死灰复燃的可能而深感不安。因为奥斯维辛大屠杀不是发生在遥远的野蛮时代，而是发生在写作该文刚过不久的“十四年前”文明现代的欧洲。这说明，人性极恶离活在今天的人们并不遥远，历史不会永远成为过去，只要条件具备，只要拥有如奥古斯丁所说的极端自由的选择权力，奥斯维辛的噩梦就有可能在人类文明的任何阶段、任何角落重演。阿伦特在论及犹太大屠杀时也曾断言：“未来有可能——这种可能性令人不安又无法回避——还会发生类似的犯罪。”冯骥才在反思“文革”时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如果我们没有捉住历史的幽灵，它便会无形地潜在我们的血液里，在现实中时不时变相地发作。”罗森塔尔也是一位关心人类前途命运的记者，他对渗透在集中营每一片砖瓦中的人性极恶及其具有的重演可能，同样地感到了彻骨的恐惧和不安。
三、对如何救赎的追问
课文最后特别描写了一位参观者的行为：“她跪了下来，在自己胸前画十字。”这是西方宗教社会中人们特有的行为，“跪下来”“画十字”表示祷告、反思、忏悔，目的是求得救赎。这位女性参观者可能是在为死难者祷告，可能是为犯下罪孽的人类而忏悔，也可能是为自己身为如此残暴的人类的一份子而羞愧。正如战后有位思想家所说：“奥斯维辛之后，我为自己是一个人而惭愧，因为我从来都不知道人是这样一种罪恶残暴的动物。”她甚至也可能因为难保自己不像当时的很多德国人那样在纳粹的逼迫下也成了刽子手而恐慌，一如阿伦特指出的：“谁还能声称，去判断一桩不义之事，就预设了自己不会犯下这同样的罪行？甚至一个谴责杀人犯的法官仍可能会说，要不是上帝的恩典，我可能也会走到那一步！”
总之，这些或多或少的痛苦显然已经折磨着这位参观者，否则她不会下跪，不会祈祷。她多么渴望得到救赎，得到平静！但是作者却无比悲哀地说：“在奥斯维辛，没有可以做禱告的地方！”祷告是为了求得救赎，但是却“没有可以做祷告的地方”，那么我们面对无论是群体的罪恶还是个人的罪恶，无论是已经存在的罪恶还是可能会发生的罪恶，该如何得到救赎呢？这正是作者的第三重“不安”——对如何救赎的追问。
新闻写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虽然作者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发表于1958年的这篇新闻稿和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相关的其他众多事件和著作一起构成了对奥斯维辛灾难的永恒哲学追问。时至今日，课文的结尾依然可以引发我们继续思考，这也体现了普利策新闻奖颁奖词中所说的对读者的召唤力量。
我们怎样做才能面对那些无辜的亡灵，得到些许救赎呢？或许除了缅怀逝者、铭记历史之外，还需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阻止罪恶的重演，至少要防止自己成为作恶的凶手。要达到不成为凶手的最低限度，首先需要坚持独立思考，不轻信，不盲从。阿伦特评价1961年审判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事件时说，“政治不是儿戏，论及政治问题，服从就等于支持”“不思考所导致的灾难，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艾希曼在命令面前丧失独立思考，自以为奉公守法、遵命行事，终究难逃死刑的惩罚。巴金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服从行为忏悔道：“过去我吃够了‘人云亦云’的苦头，这要怪我自己不肯多动脑筋思考。”巴金也为自己曾经的不思考而忍受着良心的折磨。想要避免陷入阿伦特所说的“漠视思考的平庸的恶”，不再品尝巴金的“苦头”，就要勇于思考，保持清醒，辨别善恶是非，不盲从权威而使自己成为凶手。
在思想上坚持思考的同时，还需要在行动上拒绝沉默。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刻着二战时期同样被迫害的德国神父马丁·尼莫拉的一段忏悔诗：“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会员，我不是工会会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马丁神父的忏悔诗道出了沉默的恶果，在他人作恶时，自己保持沉默，见死不救不发声，实质就是为虎作伥，等到把世界不负责任地拱手送给黑恶势力之后，最终也害了自己。所以在身边发生罪恶时，仍要勇敢地该说就说，该做就做，自己救了别人，别人也会救自己，每个人都能付诸行动，普遍性的灾难就难以发生。
如此，在沉痛反思灾难之后，用思考和行动的力量去守护正义，减少罪恶的发生，或许才可以慢慢地走到救赎的路上。
《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作为一篇经典新闻，文本的意蕴是无比丰厚的。通过对作者不安心灵的挖掘，对作者遗留追问的探究，可以让我们更加接近作者的内心世界，也让我们收获更多的关于历史教训和人性良知的思考，从而更深入地感悟课文独特的新闻价值。
[作者通联：江西上饶中学]
一、对世人遗忘的隐忧
作者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未开始参观就已经感受到强烈的不安。课文开篇即反常地写道：“最可怕的事情是这里居然阳光明媚温暖……这真像一场噩梦，一切都可怕地颠倒了。”作者还连说了四次“不该有”：“不该有阳光照耀，不该有光亮，不该有碧绿的草地，不该有孩子们的嬉笑”。为什么美好的景象成了“最可怕的事情”，成了“噩梦”，为什么不该有温馨欢乐？作者给出了明确的解释：“因为这里曾经是人间地狱。”“人间地狱”应该有怎样的景象？作者说：“应当是永远没有阳光，百花永远凋谢。”也就是说，人间地狱就该有阴森荒芜的地狱景象。人们看到地狱景象，才会更容易想起这里曾经发生的地狱般的大屠杀历史。而现在看到的却是“阳光明媚温暖”“一行行白杨树婆娑起舞”“儿童在追逐游戏”，现实简直是“天堂景象”。看到天堂景象，人们就不容易想到曾经的“地狱”，也就会容易忘记历史真相。这正是在布热金卡和平明媚的美景里，隐含着的作者心中的不安——对世人可能遗忘历史的忧虑。
二、对人性极恶的恐惧
游客们在参观集中营的过程中有怎样的感受和反应呢？文中有大量动作、神态和语言描写的词句：“默默地迈着步子”“步履不由得慢了下来”“感到特别恐怖”“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浑身发抖”“惊惧万分，张大了嘴巴，想叫，但是叫不出来”“感到自己也在被窒息”“用恳求的目光”“够了”。参观者更多的感受和反应不是惊奇、惊讶，甚至不是义愤填膺，而是惊悚、恐惧。参观者也并非仅是对毒气室、焚尸炉、牢房、绞刑架这些杀人工具和屠杀现场感到恐惧。生活中有些人胆量小，对很多危险或残酷的场景感到害怕；而有些人胆子大，喜欢惊悚场面带来的刺激，越惊悚反而越兴奋。但是在文中，没有一处写到胆量大而对这些屠杀遗址不感到害怕的游客，报道中出现的所有参观者无一例外地感到惊恐。可见这绝非胆量问题，而是因为惨象背后含有比惨象本身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人性之恶。
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大屠杀就是人性极恶的铁证。汉娜·阿伦特说：“毫无疑问，许多犹太人之所以被杀，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们是犹太人，与他们是哪国人无关。”可以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杀戮是没有任何合乎情理的理由的。纳粹完全出于丝毫不讲道理的歧视和仇恨，就在奥斯维辛屠杀了400万犹太人，在整个欧洲屠杀了600万犹太人。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说：“真正的罪恶是由于人们自由意志的错误选择。”奥斯维辛的罪恶就是纳粹的意志在不受任何制约的完全自由状态下的狂妄选择，它显示了人类的本性在不受约束时，在满足自由选择的条件下，可以达到的作恶的极致程度。
如果是一位关心人类命运的参观者，那么他不仅会为人性极恶造成的灾难而惊心，还会为人性极恶有死灰复燃的可能而深感不安。因为奥斯维辛大屠杀不是发生在遥远的野蛮时代，而是发生在写作该文刚过不久的“十四年前”文明现代的欧洲。这说明，人性极恶离活在今天的人们并不遥远，历史不会永远成为过去，只要条件具备，只要拥有如奥古斯丁所说的极端自由的选择权力，奥斯维辛的噩梦就有可能在人类文明的任何阶段、任何角落重演。阿伦特在论及犹太大屠杀时也曾断言：“未来有可能——这种可能性令人不安又无法回避——还会发生类似的犯罪。”冯骥才在反思“文革”时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如果我们没有捉住历史的幽灵，它便会无形地潜在我们的血液里，在现实中时不时变相地发作。”罗森塔尔也是一位关心人类前途命运的记者，他对渗透在集中营每一片砖瓦中的人性极恶及其具有的重演可能，同样地感到了彻骨的恐惧和不安。
三、对如何救赎的追问
课文最后特别描写了一位参观者的行为：“她跪了下来，在自己胸前画十字。”这是西方宗教社会中人们特有的行为，“跪下来”“画十字”表示祷告、反思、忏悔，目的是求得救赎。这位女性参观者可能是在为死难者祷告，可能是为犯下罪孽的人类而忏悔，也可能是为自己身为如此残暴的人类的一份子而羞愧。正如战后有位思想家所说：“奥斯维辛之后，我为自己是一个人而惭愧，因为我从来都不知道人是这样一种罪恶残暴的动物。”她甚至也可能因为难保自己不像当时的很多德国人那样在纳粹的逼迫下也成了刽子手而恐慌，一如阿伦特指出的：“谁还能声称，去判断一桩不义之事，就预设了自己不会犯下这同样的罪行？甚至一个谴责杀人犯的法官仍可能会说，要不是上帝的恩典，我可能也会走到那一步！”
总之，这些或多或少的痛苦显然已经折磨着这位参观者，否则她不会下跪，不会祈祷。她多么渴望得到救赎，得到平静！但是作者却无比悲哀地说：“在奥斯维辛，没有可以做禱告的地方！”祷告是为了求得救赎，但是却“没有可以做祷告的地方”，那么我们面对无论是群体的罪恶还是个人的罪恶，无论是已经存在的罪恶还是可能会发生的罪恶，该如何得到救赎呢？这正是作者的第三重“不安”——对如何救赎的追问。
新闻写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虽然作者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发表于1958年的这篇新闻稿和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相关的其他众多事件和著作一起构成了对奥斯维辛灾难的永恒哲学追问。时至今日，课文的结尾依然可以引发我们继续思考，这也体现了普利策新闻奖颁奖词中所说的对读者的召唤力量。
我们怎样做才能面对那些无辜的亡灵，得到些许救赎呢？或许除了缅怀逝者、铭记历史之外，还需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阻止罪恶的重演，至少要防止自己成为作恶的凶手。要达到不成为凶手的最低限度，首先需要坚持独立思考，不轻信，不盲从。阿伦特评价1961年审判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事件时说，“政治不是儿戏，论及政治问题，服从就等于支持”“不思考所导致的灾难，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艾希曼在命令面前丧失独立思考，自以为奉公守法、遵命行事，终究难逃死刑的惩罚。巴金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服从行为忏悔道：“过去我吃够了‘人云亦云’的苦头，这要怪我自己不肯多动脑筋思考。”巴金也为自己曾经的不思考而忍受着良心的折磨。想要避免陷入阿伦特所说的“漠视思考的平庸的恶”，不再品尝巴金的“苦头”，就要勇于思考，保持清醒，辨别善恶是非，不盲从权威而使自己成为凶手。
在思想上坚持思考的同时，还需要在行动上拒绝沉默。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刻着二战时期同样被迫害的德国神父马丁·尼莫拉的一段忏悔诗：“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会员，我不是工会会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马丁神父的忏悔诗道出了沉默的恶果，在他人作恶时，自己保持沉默，见死不救不发声，实质就是为虎作伥，等到把世界不负责任地拱手送给黑恶势力之后，最终也害了自己。所以在身边发生罪恶时，仍要勇敢地该说就说，该做就做，自己救了别人，别人也会救自己，每个人都能付诸行动，普遍性的灾难就难以发生。
如此，在沉痛反思灾难之后，用思考和行动的力量去守护正义，减少罪恶的发生，或许才可以慢慢地走到救赎的路上。
《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作为一篇经典新闻，文本的意蕴是无比丰厚的。通过对作者不安心灵的挖掘，对作者遗留追问的探究，可以让我们更加接近作者的内心世界，也让我们收获更多的关于历史教训和人性良知的思考，从而更深入地感悟课文独特的新闻价值。
[作者通联：江西上饶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