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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棣诗作中，最具独创和影响力的是其“丛书”“协会”和“入门”诗系列。这是他专门为诗歌发明的具象化的“风箱”，它们既具有包容性，也更具想象力。他的这些创造性的诗歌，最本质的特色，乃在于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对诗歌传统的挑衅性拆解，以及对当代诗歌写作潮流的疏离;二是对生命自我的“精细化”处理;三是诗歌语言的“游戏性”。而前两者尤为关键。
臧棣对旧有诗歌传统的挑衅性拆解，主要体现在对抒情传统的消解上，一是对中国古典浪漫抒情传统的消解，二是对新诗诞生以来在特殊历史时期所产生的讴歌式或宣导式抒情的消解;而对诗歌潮流的疏离，则主要体现在他对当代各个时期写作主潮的一种偏离，从而保持了其写作的独创意义和价值。在臧棣的诗歌中，你很少看到抒情的成分，即使有，也多是淡而化之的处理方式。他的语言太冷静，激情完全消泯在对自我意识的有效处理中。2014年7月，诗人往四川江油，归来后曾赋《江油归来丛书》一诗。四川江油是大诗人李白的故乡，一般而言，这种赋诗是要奔流着激越的情感的。保守一点说，诗的前半部还有因受内心触动而抒情的成分，但是后半部分很快就坠入了理性或非理性的意识流中。我们来看诗人的叙述：“没找到，/历史才会讲究阴影。/事实上，我喜欢在历史的阴影中写东西。/毕竟，青草之中，迷失/已称出一种新的陌生：/看上去，重量的差别如此不同，/但斧子却睡得比蜻蜓还轻盈。”因此，读臧棣的诗，你很难读出一种稳定的意义，因为他对诗歌“稳定的结构”持有一种排斥的态度，而对诗的“不稳定性”则持有一种美妙的感受：“最奇妙的事情之一就是，诗的结构从未稳定过。”这种对于结构的不稳定性推崇，本身就是对传统抒情方式的一种消解。当然，出于特殊的历史语境，政治环境的宽松、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也使得臧棣诗歌远离了政治抒情的潮流。同样，所谓的“新诗潮”虽然并不遥远，但那种強调个人独立价值和人的觉醒的诗歌风潮也不隶属于臧棣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即使是在他所处的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年代，他也与诗界所谓的“新传统”、“日常性”、“口语化”、“叙事性”、“反崇高”、“反诗意”等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深入研究臧棣诗歌的叙述策略，你会发现，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潜在写作中，臧棣的诗歌虽然善于调动意象，但是更多的是在透过物象事理来强调一种“生命对话”，或者说是一种对生命存在的找寻与反省意识。对于内心“伟大的孤独”或“好奇”与“诘问”的开示，臧棣往往采取的是一种非常细致化的“精耕细作”的方式。不妨从他的《真实的瞬间丛书》来体会一下。臧棣善于从“小”的事物和“细节”中见证与反省，比如诗中对“九条狗”、“八只喜鹊”、“七辆出租车”、“五只口袋”、“四条河”、“三个人”、“两个苹果”以及“一条道”的巧妙性链接，细节一个个被“揪”出来，但最终呈现的却是：“一条道上，可以不必只有一种黑暗”。这是一种非常精细化的对生命存在的剖析，属于抽绎式解读。其实，这种精细化的“操作”，其根源乃在于人与生命自我的深入“对话”。洪子诚先生对此曾有深刻的洞见，他说：在臧棣的一些诗中，“早期的‘象征主义’的那种重视幻想、感悟的诗风，也有向着更重视‘观察’、‘智性’倾斜的情况;诗呈现了由怀疑、辩诘、改写、翻转、分裂、自省等因素所组织的、推演的‘对话’结构。”（见《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不过，这种“对话结构”从某种意义上看又是建立在语言之上的。而臧棣恰好又强调语言的重要性，他曾说：“就写作而言，所谓诗，无非是在语言的寻找中及时找到你自己。”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到他诗歌的语言中去了。
臧棣对于当代诗歌语言的“游戏性”有独钟之意。他认为，“相对于我们的传统，当代诗确实更频繁地遭遇到一个新的主题：非凡的游戏。”这种观点在当代诗歌理论中其实并不罕见，但是很多人会误解他的观点。臧棣所说的“游戏性”，并非是指诗歌的娱乐性或着竞技功能。他的这种“游戏性”观念应该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维特根斯坦或者瓦雷里的语言观影响。研究维特根斯坦的学者曾经这样概括他的语言观：语言是由“各种各样、或大或小、或原始或高级、功能各异、彼此间仅仅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语言游戏组成的异质类聚物”。这实际上是在强调语言的传统功能与稳定性。而臧棣则从维特根斯坦语言理念的反面看到了求新与变异，这是臧棣诗歌在语言上最重要特征，也是其诗成功的关键因素。
赵目珍，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
臧棣对旧有诗歌传统的挑衅性拆解，主要体现在对抒情传统的消解上，一是对中国古典浪漫抒情传统的消解，二是对新诗诞生以来在特殊历史时期所产生的讴歌式或宣导式抒情的消解;而对诗歌潮流的疏离，则主要体现在他对当代各个时期写作主潮的一种偏离，从而保持了其写作的独创意义和价值。在臧棣的诗歌中，你很少看到抒情的成分，即使有，也多是淡而化之的处理方式。他的语言太冷静，激情完全消泯在对自我意识的有效处理中。2014年7月，诗人往四川江油，归来后曾赋《江油归来丛书》一诗。四川江油是大诗人李白的故乡，一般而言，这种赋诗是要奔流着激越的情感的。保守一点说，诗的前半部还有因受内心触动而抒情的成分，但是后半部分很快就坠入了理性或非理性的意识流中。我们来看诗人的叙述：“没找到，/历史才会讲究阴影。/事实上，我喜欢在历史的阴影中写东西。/毕竟，青草之中，迷失/已称出一种新的陌生：/看上去，重量的差别如此不同，/但斧子却睡得比蜻蜓还轻盈。”因此，读臧棣的诗，你很难读出一种稳定的意义，因为他对诗歌“稳定的结构”持有一种排斥的态度，而对诗的“不稳定性”则持有一种美妙的感受：“最奇妙的事情之一就是，诗的结构从未稳定过。”这种对于结构的不稳定性推崇，本身就是对传统抒情方式的一种消解。当然，出于特殊的历史语境，政治环境的宽松、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也使得臧棣诗歌远离了政治抒情的潮流。同样，所谓的“新诗潮”虽然并不遥远，但那种強调个人独立价值和人的觉醒的诗歌风潮也不隶属于臧棣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即使是在他所处的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年代，他也与诗界所谓的“新传统”、“日常性”、“口语化”、“叙事性”、“反崇高”、“反诗意”等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深入研究臧棣诗歌的叙述策略，你会发现，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潜在写作中，臧棣的诗歌虽然善于调动意象，但是更多的是在透过物象事理来强调一种“生命对话”，或者说是一种对生命存在的找寻与反省意识。对于内心“伟大的孤独”或“好奇”与“诘问”的开示，臧棣往往采取的是一种非常细致化的“精耕细作”的方式。不妨从他的《真实的瞬间丛书》来体会一下。臧棣善于从“小”的事物和“细节”中见证与反省，比如诗中对“九条狗”、“八只喜鹊”、“七辆出租车”、“五只口袋”、“四条河”、“三个人”、“两个苹果”以及“一条道”的巧妙性链接，细节一个个被“揪”出来，但最终呈现的却是：“一条道上，可以不必只有一种黑暗”。这是一种非常精细化的对生命存在的剖析，属于抽绎式解读。其实，这种精细化的“操作”，其根源乃在于人与生命自我的深入“对话”。洪子诚先生对此曾有深刻的洞见，他说：在臧棣的一些诗中，“早期的‘象征主义’的那种重视幻想、感悟的诗风，也有向着更重视‘观察’、‘智性’倾斜的情况;诗呈现了由怀疑、辩诘、改写、翻转、分裂、自省等因素所组织的、推演的‘对话’结构。”（见《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不过，这种“对话结构”从某种意义上看又是建立在语言之上的。而臧棣恰好又强调语言的重要性，他曾说：“就写作而言，所谓诗，无非是在语言的寻找中及时找到你自己。”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到他诗歌的语言中去了。
臧棣对于当代诗歌语言的“游戏性”有独钟之意。他认为，“相对于我们的传统，当代诗确实更频繁地遭遇到一个新的主题：非凡的游戏。”这种观点在当代诗歌理论中其实并不罕见，但是很多人会误解他的观点。臧棣所说的“游戏性”，并非是指诗歌的娱乐性或着竞技功能。他的这种“游戏性”观念应该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维特根斯坦或者瓦雷里的语言观影响。研究维特根斯坦的学者曾经这样概括他的语言观：语言是由“各种各样、或大或小、或原始或高级、功能各异、彼此间仅仅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语言游戏组成的异质类聚物”。这实际上是在强调语言的传统功能与稳定性。而臧棣则从维特根斯坦语言理念的反面看到了求新与变异，这是臧棣诗歌在语言上最重要特征，也是其诗成功的关键因素。
赵目珍，诗人，批评家，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