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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卡内基音乐厅音乐会48次，其中开季音乐会两次；英国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音乐会18次；与美国五大交响乐团总共合作超过100场音乐会，其中开季音乐会15次；与柏林爱乐乐团总共合作35次；与维也纳爱乐乐团总共合作36次；维也纳金色大厅音乐会25次……这是一组极不完整的统计数字，初次拿到这组数字，甚至会有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仅仅就柏林爱乐和维也纳爱乐这两支世界超级乐团，绝大多数的音乐家能够有一次这样的合作，就足够炫耀了，三十多次，简直是天方夜谭。而于郎朗，这只是他十几年世界舞台生涯的一部分。一张皇家阿尔伯特大厅独奏会现场光碟发行，一组十多年来的演出数据格外亮眼，这也算得上是郎朗在他即将结束32岁的前夜交出的一份答卷了。
记者独家专访了郎朗，就他的艺术和心路做了一次长谈。
“细活有时候确实需要一些时间来解决，这方面成熟了一些。”
记者：从30岁开始，社会活动多了，人生阅历丰富了，这两三年，你觉得这些变化给你带来了什么？
郎朗：我现在快33了，心态上觉得自己挺年轻的，没什么，除了不太二了以外。有时候我还是想希望自己活得与众不同。并不是说30岁以后创造性会下降，对我这个人来讲，我也希望一直有新的想法，但是现在，做什么事情都不是特别着急了，现在会喝杯茶了。在20岁的时候，我的经纪人会对我说，“有些时候你遇到什么事情，先喝杯茶再说”，我说“我就不想喝茶，就想赶紧解决完。”现在，不光是在处事方面，录音也是。以前，我不太可能用5天时间录音，录制一两天完事儿。现在，是今天录一天，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听一听，再弹，感觉又不一样了。确实是，这种细活，有时候确实需要一些时间来解决，这方面成熟了一些。
音乐实际上都是在诠释人性和思想的创造。它和医生、律师这类的职业不同，但其实都是在做同样的事情，把我们心里想说的、脑子里想做的、灵魂里所体验的东西，通过某一个东西所体现出来。我越来越感觉到，所有东西都是通的，所以一个钢琴家不可能只是一个钢琴家。很多方面都会给我们很重要的养料。当然了，这种养料没有技术是不行的，你必须有一定基本的技术支撑。这个技术，对于钢琴家来说就是要不断地练，这个行当到台上你就知道了，手上没活儿，台上要得心脏病的！
记者：现在录音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
郎朗：录音不能急，录音是你的作品。比如这个作品代表我2015年的水准，那么你绝对不能着急。因为现场音乐会，今天这么弹觉得挺好的，第二天，那么弹觉得挺好的，第三天，再弹另一种，还能行。但录音不行，是有选择性的，到最后我必须选一个定型的东西。像足球比赛似的，一开始你可以练练阵型，但到最后就必须进球。有些处理我很喜欢，但是离乐谱又有点远。有些时候我又是按照乐谱来选择。我有时觉着听着怎么这么接不上呢？或者我平时音乐会上弹得挺好，但是没准哪天一录音，我会说“这是什么玩意儿啊！”录一会儿，我自己都愤怒了，自己跟自己别不过去了，那就干脆不弹了，休息一天，换换脑子回头再来。反正我跟你讲吧，走出录音棚，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纯的抽象……弹起来会觉得你跟我说的是一个东西吗？”
记者：现在对你音乐影响最大的是些什么东西？
郎朗：我觉得首先，因为自己有一些经历了吧，有点经验，觉得特别慢的乐章不好弹，或者是特别复调性的东西不好弹。但是有一点也是比较矛盾的，你还得去弹这些作品，这些作品往往比较有挑战性，这种复杂的东西会让你更上劲、更进步。从观众来讲，有些曲子可能不是太想听，就拿纽约爱乐这个例子来说，演奏传统的有名的曲子，票房都可以。但演奏新的，像林德伯格（Lindberg）与卡特（Carter）的作品，上座率是30%。所以西蒙·拉特在改变柏林爱乐方面，实际上是很不容易的。他们的影响力已经做到了超越现代派作品的限制性，但是那毕竟是少数的乐队。这也就造就了那些经典作品的经久不衰，变成了好的一件事，但同时也造就了大家不敢弹新作品，一弹就没人听了。
纽约爱乐曾经问我可否连续四五天，每天一部现代作品，“凭你的名字大家就能买票！”但我觉得这样不妥，这些曲子我也不一定都能喜欢，那我为什么要去演自己演奏的不好的作品呢？
记者：你觉得古典音乐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郎朗：专业的乐迷肯定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喜欢、愿意听这种音乐的人呢，从我的感觉上来说，是有增加的。他们不是纯古典乐迷、发烧友，而是音乐爱好者，这是件好事。我希望通过时间，这些音乐爱好者越来越喜欢听古典音乐，而不是所谓的跟风。一般来讲，我在卡内基音乐厅弹系列音乐会的时候，观众头发都是银白色的。但是单场卖票的话，也是有年轻人的。国内跟欧洲比，我们的新观众特别多！我觉得，我们再过10年就应该是比较好的时候了。
记者：演奏现代作品的时候，你是如何解决作品文化背景方面的问题的？
郎朗：现代音乐的面积比较大，有的时候要跟好莱坞电影的作曲家接触的，他们都还在世，直接给你讲就比较容易一些。他喜欢用“画面感”来刺激你，就跟看图说话似的。但是纯的抽象，所谓先锋这种，他们会跟你说很多东西，你会感觉说得很对，但是你弹起来的时候，又会觉得，哎，你跟我说的是一个东西吗？可能有我是不是走错了时空的感觉。
“不是说总是觉得我们差人一步的感觉……这些能证明实力的数据还是有用的。”
记者：我整理了一下这些年的演出资料，有些数据挺吓人，像是柏林爱乐35次，纽约爱乐36次，卡内基48次……看数字多了以后，很多人会觉得怎么可能！太多了，感觉不可思议……像吃饭一样。
郎朗：但是每次吃的都是大餐！其实，每一天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一次弹完卡内基之后，第二次观众会对你有更大的期望。这些经历让我变成了一个铁人。每场音乐会我都是拼命弹的，每场音乐会我都不后海。各种荣誉奖项对我来讲需要一些幸运成分，但是音乐会这种东西，没有任何幸运成分在里面的。你如果能弹一次的话，有幸运成分在的，但是如果没有第二次、第三次，那就证明不好意思，你水平没到，或者是大家不承认你。所以，这组数字证明了我的努力大家还是认可的。18次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好像我在皇家阿尔伯特厅还是一个最高纪录。伦敦观众、纽约观众、维也纳观众这么挑剔，包括今年再次登台森林音乐会，我还是有一种自豪感的。不是说总是觉得我们差人一步的感觉……这些能证明实力的数据还是有用的。” “当在社会上特别受到歧视的孩子很专业地走上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哇！没有白干这事！”
记者：你的教育和慈善现在做得如何？
郎朗：先从基金会说起，为什么会做这个基金会呢？2004年我成为了联合国儿基会亲善大使，出访了一些特别贫困的国家，那些孩子得了艾滋病、疟疾，觉得给他们弹一场音乐会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情。尤其回到发达国家的时候，做募捐晚宴，我觉得很多有钱人、比较成功的人，也是想回馈社会的。我觉得有一天，不是靠弹奏去干这事，而是有一个平台，弹完了音乐会，还能够运作这个事情，这就会有更大的发展。
说到办教育的初衷，是因为我看到一些挺不能理解的事情，就是音乐课怎么就没了呢？每次压缩经费都是先把音乐和绘画干掉，也没花多少钱，不就是买个钢琴，买个电子琴，买个电吉他吗！为什么被压缩的总是艺术？所以咱们不能傻等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同样的道理，凝聚大家你会做得很好。我做基金会也是为了这个。我们先着手一些贫民区的教育，当在社会上特别受到歧视的这些小孩儿的一个个古典乐队、小爵士乐队开始很专业地走上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哇！没有白干这事！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把心放在这个地方（谈恋爱上），我肯定会有更详细的计划和答案的。”
记者：中国人讲三十而立，你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就三十三岁了，婚姻这个事情是如何考虑的？
郎朗：开始八卦了啊……我现在确实是在这方面还没有计划。肯定有一天会有，但还不是现在。我还是觉得我在别的地方走向成熟，但这个事情还需要时间，这跟练琴是一样的。这个东西不是你约一个会就行的，这不是那么回事，你需要了解一个人，这也确实是需要时间的。我不想在这些方面做出错误的判断。因为我最主要的精力还是全部用在了钢琴上面。不管怎么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把心放在这个地方，那个时候，我肯定还是会有更详细的计划和答案的。但目前来讲，我还没有准备好。
记者：现在有各种你的“绯闻”，对你来讲有多大影响？
郎朗：有的时候我听到一些根本就没有的事情，觉得很不理解。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个事当做非常认真的事情去回应，因为本身就不是那么回事啊。你怎么去认真的回应呢！有时候会觉得挺难受的，会难受几天。但是事情过去以后，我还是选择Let it go，继续往前。本身就是不成立的。有时候，大家见到我就说：“哎呀！你真的要找个公主啊？”“你的研究生怎么样了？”我说：“你要是真信那个，那真是太可笑了！”那真的很可笑，常常让我真是无语啊！
好吧，这就是我对我即将逝去的32岁的总结。
责任编辑/张元奕
记者独家专访了郎朗，就他的艺术和心路做了一次长谈。
“细活有时候确实需要一些时间来解决，这方面成熟了一些。”
记者：从30岁开始，社会活动多了，人生阅历丰富了，这两三年，你觉得这些变化给你带来了什么？
郎朗：我现在快33了，心态上觉得自己挺年轻的，没什么，除了不太二了以外。有时候我还是想希望自己活得与众不同。并不是说30岁以后创造性会下降，对我这个人来讲，我也希望一直有新的想法，但是现在，做什么事情都不是特别着急了，现在会喝杯茶了。在20岁的时候，我的经纪人会对我说，“有些时候你遇到什么事情，先喝杯茶再说”，我说“我就不想喝茶，就想赶紧解决完。”现在，不光是在处事方面，录音也是。以前，我不太可能用5天时间录音，录制一两天完事儿。现在，是今天录一天，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听一听，再弹，感觉又不一样了。确实是，这种细活，有时候确实需要一些时间来解决，这方面成熟了一些。
音乐实际上都是在诠释人性和思想的创造。它和医生、律师这类的职业不同，但其实都是在做同样的事情，把我们心里想说的、脑子里想做的、灵魂里所体验的东西，通过某一个东西所体现出来。我越来越感觉到，所有东西都是通的，所以一个钢琴家不可能只是一个钢琴家。很多方面都会给我们很重要的养料。当然了，这种养料没有技术是不行的，你必须有一定基本的技术支撑。这个技术，对于钢琴家来说就是要不断地练，这个行当到台上你就知道了，手上没活儿，台上要得心脏病的！
记者：现在录音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
郎朗：录音不能急，录音是你的作品。比如这个作品代表我2015年的水准，那么你绝对不能着急。因为现场音乐会，今天这么弹觉得挺好的，第二天，那么弹觉得挺好的，第三天，再弹另一种，还能行。但录音不行，是有选择性的，到最后我必须选一个定型的东西。像足球比赛似的，一开始你可以练练阵型，但到最后就必须进球。有些处理我很喜欢，但是离乐谱又有点远。有些时候我又是按照乐谱来选择。我有时觉着听着怎么这么接不上呢？或者我平时音乐会上弹得挺好，但是没准哪天一录音，我会说“这是什么玩意儿啊！”录一会儿，我自己都愤怒了，自己跟自己别不过去了，那就干脆不弹了，休息一天，换换脑子回头再来。反正我跟你讲吧，走出录音棚，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纯的抽象……弹起来会觉得你跟我说的是一个东西吗？”
记者：现在对你音乐影响最大的是些什么东西？
郎朗：我觉得首先，因为自己有一些经历了吧，有点经验，觉得特别慢的乐章不好弹，或者是特别复调性的东西不好弹。但是有一点也是比较矛盾的，你还得去弹这些作品，这些作品往往比较有挑战性，这种复杂的东西会让你更上劲、更进步。从观众来讲，有些曲子可能不是太想听，就拿纽约爱乐这个例子来说，演奏传统的有名的曲子，票房都可以。但演奏新的，像林德伯格（Lindberg）与卡特（Carter）的作品，上座率是30%。所以西蒙·拉特在改变柏林爱乐方面，实际上是很不容易的。他们的影响力已经做到了超越现代派作品的限制性，但是那毕竟是少数的乐队。这也就造就了那些经典作品的经久不衰，变成了好的一件事，但同时也造就了大家不敢弹新作品，一弹就没人听了。
纽约爱乐曾经问我可否连续四五天，每天一部现代作品，“凭你的名字大家就能买票！”但我觉得这样不妥，这些曲子我也不一定都能喜欢，那我为什么要去演自己演奏的不好的作品呢？
记者：你觉得古典音乐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郎朗：专业的乐迷肯定是越来越少了。但是喜欢、愿意听这种音乐的人呢，从我的感觉上来说，是有增加的。他们不是纯古典乐迷、发烧友，而是音乐爱好者，这是件好事。我希望通过时间，这些音乐爱好者越来越喜欢听古典音乐，而不是所谓的跟风。一般来讲，我在卡内基音乐厅弹系列音乐会的时候，观众头发都是银白色的。但是单场卖票的话，也是有年轻人的。国内跟欧洲比，我们的新观众特别多！我觉得，我们再过10年就应该是比较好的时候了。
记者：演奏现代作品的时候，你是如何解决作品文化背景方面的问题的？
郎朗：现代音乐的面积比较大，有的时候要跟好莱坞电影的作曲家接触的，他们都还在世，直接给你讲就比较容易一些。他喜欢用“画面感”来刺激你，就跟看图说话似的。但是纯的抽象，所谓先锋这种，他们会跟你说很多东西，你会感觉说得很对，但是你弹起来的时候，又会觉得，哎，你跟我说的是一个东西吗？可能有我是不是走错了时空的感觉。
“不是说总是觉得我们差人一步的感觉……这些能证明实力的数据还是有用的。”
记者：我整理了一下这些年的演出资料，有些数据挺吓人，像是柏林爱乐35次，纽约爱乐36次，卡内基48次……看数字多了以后，很多人会觉得怎么可能！太多了，感觉不可思议……像吃饭一样。
郎朗：但是每次吃的都是大餐！其实，每一天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一次弹完卡内基之后，第二次观众会对你有更大的期望。这些经历让我变成了一个铁人。每场音乐会我都是拼命弹的，每场音乐会我都不后海。各种荣誉奖项对我来讲需要一些幸运成分，但是音乐会这种东西，没有任何幸运成分在里面的。你如果能弹一次的话，有幸运成分在的，但是如果没有第二次、第三次，那就证明不好意思，你水平没到，或者是大家不承认你。所以，这组数字证明了我的努力大家还是认可的。18次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好像我在皇家阿尔伯特厅还是一个最高纪录。伦敦观众、纽约观众、维也纳观众这么挑剔，包括今年再次登台森林音乐会，我还是有一种自豪感的。不是说总是觉得我们差人一步的感觉……这些能证明实力的数据还是有用的。” “当在社会上特别受到歧视的孩子很专业地走上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哇！没有白干这事！”
记者：你的教育和慈善现在做得如何？
郎朗：先从基金会说起，为什么会做这个基金会呢？2004年我成为了联合国儿基会亲善大使，出访了一些特别贫困的国家，那些孩子得了艾滋病、疟疾，觉得给他们弹一场音乐会是一件特别高兴的事情。尤其回到发达国家的时候，做募捐晚宴，我觉得很多有钱人、比较成功的人，也是想回馈社会的。我觉得有一天，不是靠弹奏去干这事，而是有一个平台，弹完了音乐会，还能够运作这个事情，这就会有更大的发展。
说到办教育的初衷，是因为我看到一些挺不能理解的事情，就是音乐课怎么就没了呢？每次压缩经费都是先把音乐和绘画干掉，也没花多少钱，不就是买个钢琴，买个电子琴，买个电吉他吗！为什么被压缩的总是艺术？所以咱们不能傻等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同样的道理，凝聚大家你会做得很好。我做基金会也是为了这个。我们先着手一些贫民区的教育，当在社会上特别受到歧视的这些小孩儿的一个个古典乐队、小爵士乐队开始很专业地走上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哇！没有白干这事！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把心放在这个地方（谈恋爱上），我肯定会有更详细的计划和答案的。”
记者：中国人讲三十而立，你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就三十三岁了，婚姻这个事情是如何考虑的？
郎朗：开始八卦了啊……我现在确实是在这方面还没有计划。肯定有一天会有，但还不是现在。我还是觉得我在别的地方走向成熟，但这个事情还需要时间，这跟练琴是一样的。这个东西不是你约一个会就行的，这不是那么回事，你需要了解一个人，这也确实是需要时间的。我不想在这些方面做出错误的判断。因为我最主要的精力还是全部用在了钢琴上面。不管怎么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把心放在这个地方，那个时候，我肯定还是会有更详细的计划和答案的。但目前来讲，我还没有准备好。
记者：现在有各种你的“绯闻”，对你来讲有多大影响？
郎朗：有的时候我听到一些根本就没有的事情，觉得很不理解。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个事当做非常认真的事情去回应，因为本身就不是那么回事啊。你怎么去认真的回应呢！有时候会觉得挺难受的，会难受几天。但是事情过去以后，我还是选择Let it go，继续往前。本身就是不成立的。有时候，大家见到我就说：“哎呀！你真的要找个公主啊？”“你的研究生怎么样了？”我说：“你要是真信那个，那真是太可笑了！”那真的很可笑，常常让我真是无语啊！
好吧，这就是我对我即将逝去的32岁的总结。
责任编辑/张元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