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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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集体维权行动产生与政治机会结构的开放性和封闭性形成一种曲线关系。批判地借鉴吸收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并与中国具体社会政治环境相结合,可建构出本土化的分析框架,其由三种变量构成:政体开放、政府能力、社会资源。分析每个具体变量在中国的实际状况以及与集体维权行动的关系,可为中国集体维权行动的合理应对带来启示意义。 关键词:集体维权行动;政治机会结构;政体开放;政府能力;社会资源 中图分类号: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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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集体维权行动产生与政治机会结构的开放性和封闭性形成一种曲线关系。批判地借鉴吸收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并与中国具体社会政治环境相结合,可建构出本土化的分析框架,其由三种变量构成:政体开放、政府能力、社会资源。分析每个具体变量在中国的实际状况以及与集体维权行动的关系,可为中国集体维权行动的合理应对带来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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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机会结构包含不同变量,在不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集体行动所涉及的政治机会结构变量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学者们运用政治机会结构来分析集体行动就会有一定的针对性。由于中国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能对这些变量进行简单套用,必须批判地借鉴吸收。所以,针对中国维权者面对的具体政治社会环境,本文对政治机会结构借鉴后重新加以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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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制度性利益表达渠道越堵塞,国家对集体行动限制倾向越弱,那么集体行动产生的概率越大,这是因为维权者通过制度性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很难实现,但是集体行动的成本降低了,这就使得集体行动的产生变得容易;第二,制度性利益表达渠道越堵塞,国家对集体行动的限制倾向越强,表面上看似集体行动产生的概率变小了,其实背后潜藏着危机,有着发生革命的可能性。社会冲突论者认为,集体行动具有起到“安全阀”功能的积极作用,[9]它会释放一部分怨恨情绪,从而使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的缓和。如果维权者的利益诉求在任何方式中都得不到回应,这就会产生较大的矛盾,这种矛盾既不会自动消失,又不能逐步得到释放,而是长期积累起来,最终可能会导致革命的出现;第三,制度性利益表达渠道越畅通,国家对集体行动限制倾向越弱,那么集体行动产生的概率越小。这是因为维权者通过理性计算后,自然选择成本相对较低的制度性方式,而放弃采用成本相对较高的集体行动,即使非制度性的行为是可行的;第四,制度性利益表达渠道越畅通,国家对集体行动限制倾向越强,那么集体行动产生的概率越小。如果维权者能够通过制度性的利益表达渠道解决问题,即使国家对集体行动的限制倾向再大也无关紧要,因为任何利益诉求已经在体制内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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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精英和抗议带头者。知识精英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集体行动中去,但是由于他们关切社会政治的发展,其在集体行动中发挥着自身的“话语权”等方面优势,为维权者发出声音,提供法律依据,并对一些集体行动的产生发挥较大影响。在一些农民集体行动中,“一些知识精英,主要是法律人士,也为了各自目的——经济的、政治的或社会影响而介入其中。”[12]很多知识精英来自于民间组织,不仅包括一些专门以维权为目的的民间组织,而且还有像行业协会、倡导环保的绿色组织、学术性协会等组织,它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维权者提供服务,如咨询、法律讲座、材料写作等。抗议带头者是指直接参与到集体行动当中,对集体行动的产生起到了动员和组织作用的那一部分人。集体行动的产生与这些带头者是分不开的,他们动员和组织其他维权者,形成一定的行动策略和话语方式。正如法国思想家勒庞所说,“如果没有一个领袖,大众就是一盘散沙,他们将寸步难行。”[13]俗话说,“枪打出头鸟”,这些带头者和积极分子承担着更大的压力和风险,必须具备足够的智慧、策略与勇气才能起到动员和组织的作用。集体行动产生后,政府首先往往会和带头者协商。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后果,那么带头者可能更会受到政府的管制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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