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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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写于1924年2月7日,最初发表于1924年3月15日《东方杂志》第21卷第6号上,后来收入作者的第二个小说集《彷徨》,是《彷徨》的首篇。
  至今,《祝福》仍然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活跃在人们的视野中。鲁迅的《祝福》是东南亚华文教育中重要的一课。自1980年至1996年,一直是“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准会考”试卷文学部分的必考题目,几乎每年都会出一题。
  《祝福》是一篇社会悲剧小说,讲述了两个故事:“祥林嫂的故事”和“我的故事”。文本的结构采用了倒叙的方式。
  在一个炮竹声隆隆,举国欢庆,辞旧迎新的除夕夜,祥林嫂满怀惆怅地寂然死去。她的死让鲁四老爷震怒;她的死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消遣无聊的谈资;她的死引起了“我”的思考。接着小说回顾了祥林嫂凄惨的一生:丧夫之痛——“年纪大约二十六七”“死了当家人”;逼嫁之痛——“他们说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丧子之痛——“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一看,只见豆撒得一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惧怕之痛——“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早饭之后,她便到镇的西头的土地庙里去求捐门槛,庙祝起初执意不允许,直到她急得流泪,才勉强答应了。价目是大钱十二千”。综观祥林嫂的一生,是命运和世俗桎梏把她逼到了死角。丁玲说:“祥林嫂是非死不可的,同情她的人和冷酷的人、自私的人,是一样把她往死地里赶,是一样使她增加痛苦。”
  “离去——归来——再离去”是鲁迅小说中的返乡模式,《故乡》《在酒楼上》就采用了这种模式,这表明作者内心充满惶惑和无家可归感。这个模式暗示了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的不相容性,他们注定永远要扮演游子的角色。
  人物、情节和环境是构成小说的不可或缺的三个要素,这三者互相依存,互为表现。如果说环境是根,那情节便是茎叶,根吸收怎样的营养,就会有怎样的茎叶,而花便如同小说的人物。人物塑造得是否典型在于情节是否真实,而检验情节真实的唯一标准便是人物所处的环境。
  环境是人物和情节存在发展的根本,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小说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却往往为人所忽视,尤其是对社会环境的描写。
  《祝福》用不同的样式展示了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辛亥革命带来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次裂变。
  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相继经历了辛亥革命,倡导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激进的五四运动等一系列民主革命之后,中华大地依旧满目疮痍。面对时起时落的民主革命,鲁迅有着清醒的认识。辛亥革命之前,鲁迅被委任为绍兴师范学堂的校长。他也曾满怀希望,撰写文章,针砭时弊。但是,不久,他就发现绍兴就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没有根本改变,只是换了几个当官的人。新文化运动发动之后,鲁迅从一位朋友那里听说了《新青年》,便特地买来看,看完之后,却没有多大兴趣。对蔡元培以后的北京大学,他的印象也不好。他说:“大学学生二千,打的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无大效。”甚至到五四学潮发生一年多了,他还这样说:“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鲁迅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写下《祝福》的,其中渗透着他对当时中国国情的清醒认识。鲁镇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它具有以下特征:
  一、沉闷、封闭、腐朽
  小说中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文本开头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叙述:“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沉重”和“钝响”给人一种压抑之感。虽然已经到了民国,鲁四老爷还是大骂康有为,这个封闭的社会对外部讯息一无所知。
  经历了辛亥革命,然而农村的社会习俗依旧,封建思想依旧,“年年如此,家家如此”。更有意味的是对鲁四老爷书房布置的描写:长桌上松松地卷着一副对联,写的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窗下堆着几本旧书,一本不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四书衬》,书房弥漫着腐朽的气息。
  二、等级森严,严密的思想钳制
  宋明以来,理学挟制思想领域。“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下,失节事大”,还有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观念深深地烙上了民族心理,约束女子的言行举止。准备“祝福”时,“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可是,“拜的却只限于男人”,这仍然是一个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
  鲁四老爷是封建思想的坚决捍卫者。祥林嫂再嫁,这在封建伦理观念上,是女人的最大罪恶,鲁四老爷当然不能容忍。祥林嫂死后,他气愤地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他把祥林嫂骂做“谬种”,祥林嫂即便死了,也得不到饶恕。
  三、迷信盛行,人情冷漠
  迷信是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是鲁镇的人们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而且非常隆重。祥林嫂“怕黑夜,怕黑影”。她死之前问“我”:“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她怕到了阴曹地府之后被两个丈夫撕成两半,而听从柳妈的建议去土地庙花了大钱十二千捐门槛,希望能消除罪孽。她对鬼神充满敬畏、疑虑和恐慌。《故乡》中的闰土离开“我”家之前,“母亲”让他随便挑几件东西,除了桌子、凳子、草灰等有用的东西,还有香炉和烛台。迷信盛行说明老百姓已经对现实失去了幻想,把希望寄托于神灵。
  鲁迅的作品中有一类独特的人群:“看客”。鲁迅在《娜拉出走后怎样》一文中,给“看客”下了一个具体的定义。他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在散文诗《复仇》一文中,鲁迅详细地描绘了“看客”的嘴脸。钱理群用“看∕被看”来说“看客”,“他们在看别人,冥冥之中,有一双犀利的眼睛也在注视着他们”。“看客”有三大特点:无聊、无情和无耻。
  在《祝福》中有着形形色色的看客:
  1.听祥林嫂讲述阿毛故事的男男女女。
  祥林嫂反反复复地向旁人倾诉,本想换来些许的同情和安慰,可是她没有得到同类起码的怜悯,反而成了他们取乐的材料。“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停在眼角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这群无聊的人们用别人痛苦的故事填塞空虚的内心,以得到可怜的满足。等她们听得味同嚼蜡之时就开始嘲笑祥林嫂。
  2.所谓的“善女人”柳妈。
  柳妈自称是一个吃斋念佛的善女人,可是她的做为却与此背道而驰。祥林嫂处境凄惨,她没有帮助反而往祥林嫂的伤疤上撒盐,还吓唬她说:“你将来到了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了谁好呢?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这些话加剧了祥林嫂的恐惧,加速了她的死亡进程。柳妈本身是受害者,同时又是施暴者。她是无主名无意识杀人集团中的一员。这是一个世态炎凉的社会,祥林嫂只不过是吃人宴席上一道祭品。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它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那么,辛亥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应该说,这两个方面同时存在。”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祥林嫂的悲剧既是性格悲剧又是社会悲剧。
  就是这样一个沉闷、封闭、腐朽、迷信盛行、人情冷漠的社会,把祥林嫂推向了绝望的边缘。祥林嫂的死亡和她所处的社会环境脱不了干系。
  [作者通联:江苏盱眙县马坝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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