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媒:与权力和资本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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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吕秉权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香港某主流大报上。作为香港一名资深记者,他决定离开钟爱的记者岗位。吕秉权遗憾地归咎为:无线电视(TVB)今非昔比。
  在成为香港浸会大学传媒学者之前,吕秉权在香港有线电视、无线电视中国组就职十多年。在他所采写的内地报道中,他印象最深的是,禽流感期间某内地官员对他说的一句话:鸡的死法有很多上,不一定是病死的,“可以撞车死,可以跳楼死。”
  香港回归之后,内地新闻报道,在港媒中分量越来越重。但吕秉权却选择了离开,他说,在无线电视工作期间,曾不时收到老板指示,要么是要求在电视新闻片中剪去部分对港府不利的内容,要么是在内地采访敏感话题时被上司要求中断工作立即回港。

“港媒”对版


  吕秉权所指出的TVB存在的问题,不仅限于电视新闻,在香港的平面媒体上,近年来也屡屡出现。
  在香港,媒体发“通稿”的情况相对少见,但在非常时期,它们也学会了发“通稿”。2012年的9月9日,香港立法会选举的投票日。当天一大早,无论是香港大街小巷的报摊,还是7-11便利店的报约橱窗里,都出现了一次整齐划一的报纸头版组合。
  “香港要稳定 香港要发展”,硕大的白色繁体字在粉色或深蓝的底色映衬下格外醒目,这是一个以广告形式呈现的头版,副标语是“请支持做实事的候选人!”
  《文汇报》、《大公报》、《东方日报》、《太阳报》、《成报》、《香港商报》等几份不同的报纸都统一地用了这样一句“广告语”做头版,明晃晃地摆在川流不息的湾仔闹市区,似乎是为当天的选举保驾护航,更像是为了回应刚刚结束的长达一个多月的“反国民教育科”示威集会。
  这场示威集会在2012年9月7日达到了它的高潮部分,组织者宣布当天在场人数超过十二万人。9月8日傍晚,香港特首梁振英宣布,取消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三年开展期,改由办学团体及学校自行决定是否开办国民教育科及开办方式。
  “稳定与发展”的主题,在内地的政治教科书与官方媒体已是司空见惯,这一主题可追溯至三十多年前,在香港回归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邓小平曾以“发展是动力,改革是目的,稳定是前提”来阐释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的关系。但这些字眼如此隆重地集体出现在香港报纸头版,还是第一次。
  当天,有人拍下了不同报摊的统一头版照片上传到香港网民最常用的社交网站facebook,立刻有网友惊呼:香港新闻也有通稿啦!
  这些刊发“通稿广告”的媒体,除《东方日报》和《太阳报》之外,在香港的读者群并不大,操作也非市场化运作。据《大公报》原总编辑金尧如在回忆录中说,《文汇报》、《大公报》等承载着 “爱国主义的宣传方针”、“爱国主义的统一战线”、要团结起香港的中间大多数同胞”的任务。这些媒体在重大议题上的表态,往往有统一声音,受众也多为对内地有好感的读者与内地驻港机构、企业。
  近年来,随着内地经济体的壮大与香港经济地位的相对衰落,许多寻求在内地发展的港媒投资方开始向官方示好,两地的人员互动也改造着香港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与结构,真正意义上的“香港媒体”,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南华早报》、《星岛日报》、《明报》集团等传统意义上的港媒,其资方对内地新闻议题的态度,直接决定了报纸的气质与业务决策。

资本驱动


  吕秉权对TVB深感失望的另一方面,就是电视台内部的自我审查越来越明显。在谈到去年几宗轰动香港的内地新闻时,吕秉权说,其中一则涉及中美关系的敏感新闻,电视台只安排在“新闻尾二(倒数第二个节目)播放”,而在采访一个重要的周年纪念策划时,电视台竟不允许记者返回内地采访。
2013年1月16日,梁振英向记者展示他的首份施政报告。

  2012年6月,香港多家本地媒体重点关注乌坎抗议事件,然而,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本地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在该新闻被爆出的当天,把记者采写的情节丰富的故事删减为仅余二百字的简讯。
  这一决定引发记者抗议。《南华早报》的外籍员工Alex Price把自己写给总编辑王向伟的电邮公之于众。在电邮里,他质问总编辑为何有意忽略此新闻,因为“外界看起来会认为,这太像自我审查”(It’s just that to the outside world it looks an awful lot like self-censorship)。时任吉林省政协委员的总编辑王向伟的回复是:“我不需要向你解释什么。我做了这个我认为正确的决定。若你不喜欢,你自己该知道怎样做。”Alex Price认为,王向伟的回复具有威慑性(intimidatory),用意是让他闭嘴,或辞职。
  就是现在,香港业内人士谈及这起《南华早报》的业务事件,仍然难掩惋惜之情。“《南华》自从被郭鹤年收购之后,立场就一直在转变。”一位本港资深媒体人这样说道。1993年,有“亚洲糖王”之称的马来西亚华裔商人郭鹤年,从新闻集团(News Group)手中收购了南华早报34.9%的股权,开始进军香港媒体。
  郭鹤年家族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进军中国内地市场,集团企业以北京的世贸中心、香格里拉饭店为代表。自郭氏收购《南华》后,不断传出采编团队因不满《南华》内部自我审查而导致员工离职的消息。2011年,原总编辑蔡翔祁离职,新闻界盛传是因其与马来西亚的管理部门在中国报道方面的理念不和。
  “《南华早报》事件”被香港业内人士认为是港媒转向的标志性事件。港媒在内地新闻议题上的自我审查,往往与出资人在内地的投资有直接关联。过去三年中,香港媒体因受到内地资本与权力影响引发的业界抗议不胜枚举。对此,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陈婉莹教授曾评论:“中国内地是香港人挥之不去的因素。香港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无论是在特首选举、媒体交互渗透,还是宏观经济发展,‘一国两制’不断受到考验。”在2011年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她呼吁香港媒体要在“不断与权力、资本的博弈中壮大,建立专业上的共识,提高媒体的素质。”
2012年6月27日,香港,老师在课堂上向小学生展示国旗。
香港回归十六年来,随着两地人才与资本的融合加快,内地社会的一些价值观也同时输入香港,随之而来的,还有对官员的趋鹜心态。

“悄然变味”


  资本的攻势是白纸黑字记录在传媒交易账目上的,但内地价值观等因素对香港媒体的渗透,却是润物细无声。
  今年4月,香港特区廉政公署前廉政专员汤显明,被媒体揭发其在任内曾多次以超过廉署规定人均450元港币的宴请标准接待内地官员,还在宴请中携带女友一同出席。香港媒体对汤显明事件进行了持续跟踪。《明报》、《苹果日报》等在本港颇有影响力的媒体均对汤持批判态度。
  然而,在某港媒的内部会议上,一位出身内地、负责采编业务的高层领导却向员工传达了与香港主流媒体不同的精神。据该媒体一位资深编辑透露,这位高层领导对香港媒体批判汤显明颇不以为然。
  按这位高层的理解,廉署专员与内地官员、中联办官员之间的宴请,目的是为增进交流,加深了解,以便日后开展合作。这样的观点表面看来无可厚非,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在廉署任职的华人官员徐家杰介绍,廉署与外界的交流方式之一,就是“请客吃饭”,尤其是与内地官员往来时。“Dine them, wine them. And if it doesn’t work, bribe them(请他们吃饭,喝酒,要是还行不通,就贿赂).”徐家杰说。
  香港人可以接受适度的dining and wining,所不能接受的是超过规定之外的dining and wining。上世纪七十年代,时任港督麦理浩立志肃清贪腐,成立廉政公署痛击香港警队及公务员系统腐败现象。此后多年里,“廉洁”的理念深入人心,以廉署为主题的港产影视剧也大受欢迎。“廉洁”已成为香港市民公认的核心价值之一。
  有香港本地员工以汤显明宴请的人均标准超额为由建议,报道中应该批判这一现象。但这位高层认为,超标宴请也不是很大的问题,在内地已经司空见惯,“不就是吃吃饭嘛。”这位高层说。他认为,廉署现行的450元港币人均接待标准已不符合市场价位,而带着女友出席公务宴请,“很正常”。
  香港回归十六年来,随着两地人才与资本的融合加快,内地社会的一些价值观也同时输入香港,随之而来的,还有对官员的趋鹜心态。
  一家较有影响力的香港媒体,在去年特首选举期间,先后对两位热门候选人梁振英和唐英年进行了专访。彼时,梁唐两派正处于选情胶着状态,唐营更爆出婚外情绯闻与僭建事件,但专访中对这些可能决定选战结果的关键问题只字未提,通篇读完后,感觉专访就像是竞选办发布的新闻稿,与内地体制内媒体风格无异。
  尽管香港媒体界有从业人员对香港新闻自由表示担忧,但一直关注媒体的陈婉莹表示,过去几年,香港新闻界还是为受众贡献出了许多优秀的报道,无论是事关内地的维权案件,还是对港府高官的严厉监督,香港的新闻从业者都在不遗余力地承担着媒体的监督功能。吕秉权介绍,尽管承受内部压力,仍有记者不畏风险,趁老板乘飞机期间坚持播出内地敏感新闻,不惜挨骂甚至丢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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