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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宏兴（本刊执行副主编，以下简称赵）：蒋子龙老师，您好，我们的采访先从安徽说起。据说天津有很多安徽移民，是当年李鸿章小站练兵带过去的，那里的许多语言只有在安徽才能找到，是一座语言的孤岛，早年天津作家一行还来安徽考察过。蒋老师也多次来过安徽参加文学活动，从这两方面来说，蒋老师对我们安徽还是有感情的，有缘分的。
蒋子龙（著名作家，以下简称蒋）：不错，这是经过语言学家和天津民俗专家考证的，天津话中有安徽话的成分，至今有些字的发音还跟安徽话相近。小站练兵是重要的历史拐点，改变了中国，中国军队自此由冷兵器进入热兵器时代。自小站练兵开始，中国的第一杆火枪、第一艘军舰，都诞生于天津，以及后来的北洋军阀、几任民国大总统，大都是小站练兵练出来。
说来也怪，天津自明代一开始建立，就叫“天津卫”，是屯兵的地方。屯兵、练兵的兵们，要有大量吃的喝的，小站水土好，安徽兵会种稻子，于是产生了举世闻名的小站稻，至今还是稻米中的王牌。所有这一切，一个重要的源头就是安徽。因此天津人对安徽有一种特殊感情。1960年我应征入伍，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也在小站。以后凡安徽通知我的文学活动，我没有拒绝过，我还在合肥的一家报纸上开过专栏。这次给《清明》的一组稿子，就是缘于这份感情，特别是刚尝试写的那一组笔记小说，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很高兴在《清明》上亮相。
赵：谈到文学，就想起张爱玲那句著名的话，出名要趁“早”。蒋老师早年以《乔厂长上任记》奠定地位，被誉为“改革文学创始人”，也是出名较早的了。请蒋老师谈谈年轻作家成长应注意的问题。
蒋：我成名不算早，1960年开始发表作品，“文革”停笔10年，到1979年发表《乔厂长上任记》已经38岁了。作家的灵魂有两个翅膀，一个是读，一個是写。趁着年轻翅膀有力，要尽力多飞、高飞。重视读书像重视写作一样，读书、写作都要趁年轻，年轻时读书才能融化进自己的大脑，成为自己的知识储备。上了年纪当然也要读书，但记性差了，不能“融化在血液中”。写作也一样，趁年轻有锐气，能写多少就写多少，能写多快就写多快，作家的成熟、深刻，是写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把想写的拼命也要写出来，不要等写不动了后悔。
赵：在2018年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100位对中国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获得了“改革先锋”称号，有两位作家名列其中，一位是已故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路遥，另一位是您。崇高的荣誉，是蒋老师一生对文学付出的结晶。请蒋老师谈谈当下的“改革文学”。
蒋：我一直对“改革文学”这个提法甚不以为然，我写“乔厂长”等一系列小说时还没有这个概念，那时不知“改革”为何物，以至于被连篇累牍批判时，还觉得莫名其妙。“改革文学”是个不严密的约定俗成的概念，中国特色就是口号很多，到底是“改革”文学的形式和内容，还是反映“改革”的文学？
但是，这个概念竟然由中央在大庭广众下提出，“改革文学”就算登堂入室，显然已经被时间和现实接受并承认。至少这对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是一种鼓励。
赵：蒋老师的写作，不是埋头写自己内心世界的“纯文学”作家，而是始终关注社会现实，把社会现实作为自己描写的对象，以最贴近现实的姿态刻画了中国体制改革，却也因此再三承受风波。现实是如何影响着蒋老师写作的？
蒋：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写作不是精神逃避，有真情才能有好文字。而真性情来自对真实生活的感受。写作的欲望包含着对现实生活的欲望。经典作家的名言是：“最有价值的行为的根源在于‘社会冲动’”“现实高于想象，生活高于艺术”。
现实生活永远大于文学艺术，但不能大得让文学创作知难而退，或躲在远处仰视、漠视，乃至鄙视。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坛，现实题材的创作都不可缺席。好的小说是由一个个细节构成，而有生命力的细节，大都来自现实生活。我直面现实吃尽苦头，这是文学创作应该承受的痛苦，创作的价值也在这里头。我曾说过，现实像一只疯狗一样，追赶着我和我的创作。
赵：再回头来说说《清明》这期发表的作品，感谢蒋老师的支持，把这组重要的作品给了我们。《寻常百姓》里的小说，短小精悍，题材有志怪、传奇和写实等，内容精彩纷呈，有些已和散文不分界限了，涉足笔记小说创作是不是蒋老师创作的一个新动态？
蒋：我从来没有说过喜欢自己的哪一篇小说之类的话，但写完这一组笔记小说，我从心里喜欢它。这类的素材我还有很多，以后会接着写。我给自己的笔记小说订了三个标准：一是真实，包括你所说的“志怪”，也不是科幻，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存在，是我自己和我的亲朋好友的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二是具有传奇性，才可入笔记。三是精短，篇幅不能太长。目前我不满意的，是自己的语言不够精到。
我认为，现实生活的匪夷所思，到了写笔记小说的时代。
赵：《碎思万段》这组随笔，也呈现了蒋老师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有的充满哲思，有的随心所欲，有的信手拈来，这种思考，是否可以称作是您作小说之外的随笔心境。
蒋：所谓“碎片化时代”，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散”。人散，心散，情散，事散、生活散……我想写一本书，书名叫《故事与事故》，《碎思万端》是其中的一部分。
社会转型，人们的命运和生活变化剧烈，天天都有爆炸性的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新闻就是事故。如今事故多，故事也多，如何区分？正如婚外恋，在文学作品中是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就是一场事故。一件事情的正反两种走向，其悬念取决于当事者的命运，也少不了事情发生的地域环境及旁观者的视角。譬如美国禁止“师生恋”，被视为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有教师违纪一律开除。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的“师生恋”，不仅修成正果，还成为世界级的佳话。无论这两个人以后还会发生什么变化，他们都是故事中的人物了。
世界是多元的，既可以把故事看作事故，也可以把事故想象成一个故事。一般故事有多精彩，事故就有多惨痛。关键是，这些事故或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我每看到这些零碎事件，心里就有所动，感动感动，有“感”就“动”，会记下来。年深日久，这些零星感悟积累了很多，选出一些自认为还有点意思的，编辑成篇。 赵：蒋老师的一生都在文学的现场里，可谓经历许多，能否给我们说说您对文学的体验。
蒋：家里古书很多，我自小偏爱读小说，先是经典小说，后来是民国时期的谴责小说、武侠小说，读得昏天黑地，可以不吃不喝，为了躲避家里人让我干活，有时爬到村外的大树上读小说。后来因家庭成分过高，不能報考大学，只能读中专，学工，喜欢技术……但被命运所逼，毕业后想干的都干不成，一次次的阴差阳错，最终被逼到文学创作这条小路上来了。
文学对于我来说是灵魂的栖息地，也是生命的出发点。实际不是我选择了文学，是文学选择了我，这种被选择并不总是美妙而兴奋的事，有时像被毒蛇纠缠，还摆脱不掉。比如，曾被“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文革”结束后还被自己所在城市的市委机关报连续整版整版的批判——对，是“批判”，不是“批评”，这是徐庆全先生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中，为那些批我的文章的定性。市委书记竞三番两次给中央写长信告我，有一任政法委书记甚至打报告要抓捕我……我常常有种错觉，不是我在写小说，是小说在写我，不是我要反映现实，是现实逼得我无法进入象牙塔优哉游哉地“纯文学”。
赵：作家的创作，离不开与杂志打交道，许多杂志在作家创作的关键时期都起到了帮助的作用。我从一些资料上看到蒋老师也有这方面的例子，请蒋老师就杂志如何服务作家服务读者提提宝贵建议。
蒋：你说得不错，《人民文学》、天津《新港》都在我危难时刻，保护和支持过我。我遇到的一些编辑，也是我创作上的贵人。但我不喜欢“服务作家”这个说法，一是这个词不能准确表述编辑和作家、刊物和作家的关系，二是“服务”两个字已经严重变质，我一听到官员和一些大亨们说出这两个字，身上就起鸡皮疙瘩。以前把刊物比喻成文学的“阵地”“园地”，我以为比较妥帖，没有阵地，战士无用武之地。老舍先生就曾把编辑比喻成“元帅”，他自称是元帅帐下的“先锋”。没有园地，花草也无法培育和生长，更谈不上茂盛。
准确地说，任何编辑都是作家的老师。这也不是我的话，是过去老作家说的。《当代》的老主编秦兆阳先生催生了我的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我自己最重视的长篇《农民帝国》，断断续续写了11年，有一次卡壳写不下去，人文社的老编辑包兰英在电话里几句话，就点开了我心中的结，顺利完成了这部书。现在用电脑写作，常常出错别字，我用拼音，最容易音对字不对，有时一篇短稿都会出错，靠编辑给改正。古人称这是“一字师”。不仅是对编辑的尊重，也是对文字的尊重。
赵：感谢蒋老师在百忙中接受我们访谈，希望蒋老师以后继续支持我们。
责任编辑许含章
蒋子龙（著名作家，以下简称蒋）：不错，这是经过语言学家和天津民俗专家考证的，天津话中有安徽话的成分，至今有些字的发音还跟安徽话相近。小站练兵是重要的历史拐点，改变了中国，中国军队自此由冷兵器进入热兵器时代。自小站练兵开始，中国的第一杆火枪、第一艘军舰，都诞生于天津，以及后来的北洋军阀、几任民国大总统，大都是小站练兵练出来。
说来也怪，天津自明代一开始建立，就叫“天津卫”，是屯兵的地方。屯兵、练兵的兵们，要有大量吃的喝的，小站水土好，安徽兵会种稻子，于是产生了举世闻名的小站稻，至今还是稻米中的王牌。所有这一切，一个重要的源头就是安徽。因此天津人对安徽有一种特殊感情。1960年我应征入伍，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也在小站。以后凡安徽通知我的文学活动，我没有拒绝过，我还在合肥的一家报纸上开过专栏。这次给《清明》的一组稿子，就是缘于这份感情，特别是刚尝试写的那一组笔记小说，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很高兴在《清明》上亮相。
赵：谈到文学，就想起张爱玲那句著名的话，出名要趁“早”。蒋老师早年以《乔厂长上任记》奠定地位，被誉为“改革文学创始人”，也是出名较早的了。请蒋老师谈谈年轻作家成长应注意的问题。
蒋：我成名不算早，1960年开始发表作品，“文革”停笔10年，到1979年发表《乔厂长上任记》已经38岁了。作家的灵魂有两个翅膀，一个是读，一個是写。趁着年轻翅膀有力，要尽力多飞、高飞。重视读书像重视写作一样，读书、写作都要趁年轻，年轻时读书才能融化进自己的大脑，成为自己的知识储备。上了年纪当然也要读书，但记性差了，不能“融化在血液中”。写作也一样，趁年轻有锐气，能写多少就写多少，能写多快就写多快，作家的成熟、深刻，是写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把想写的拼命也要写出来，不要等写不动了后悔。
赵：在2018年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100位对中国改革开放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获得了“改革先锋”称号，有两位作家名列其中，一位是已故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路遥，另一位是您。崇高的荣誉，是蒋老师一生对文学付出的结晶。请蒋老师谈谈当下的“改革文学”。
蒋：我一直对“改革文学”这个提法甚不以为然，我写“乔厂长”等一系列小说时还没有这个概念，那时不知“改革”为何物，以至于被连篇累牍批判时，还觉得莫名其妙。“改革文学”是个不严密的约定俗成的概念，中国特色就是口号很多，到底是“改革”文学的形式和内容，还是反映“改革”的文学？
但是，这个概念竟然由中央在大庭广众下提出，“改革文学”就算登堂入室，显然已经被时间和现实接受并承认。至少这对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是一种鼓励。
赵：蒋老师的写作，不是埋头写自己内心世界的“纯文学”作家，而是始终关注社会现实，把社会现实作为自己描写的对象，以最贴近现实的姿态刻画了中国体制改革，却也因此再三承受风波。现实是如何影响着蒋老师写作的？
蒋：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写作不是精神逃避，有真情才能有好文字。而真性情来自对真实生活的感受。写作的欲望包含着对现实生活的欲望。经典作家的名言是：“最有价值的行为的根源在于‘社会冲动’”“现实高于想象，生活高于艺术”。
现实生活永远大于文学艺术，但不能大得让文学创作知难而退，或躲在远处仰视、漠视，乃至鄙视。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坛，现实题材的创作都不可缺席。好的小说是由一个个细节构成，而有生命力的细节，大都来自现实生活。我直面现实吃尽苦头，这是文学创作应该承受的痛苦，创作的价值也在这里头。我曾说过，现实像一只疯狗一样，追赶着我和我的创作。
赵：再回头来说说《清明》这期发表的作品，感谢蒋老师的支持，把这组重要的作品给了我们。《寻常百姓》里的小说，短小精悍，题材有志怪、传奇和写实等，内容精彩纷呈，有些已和散文不分界限了，涉足笔记小说创作是不是蒋老师创作的一个新动态？
蒋：我从来没有说过喜欢自己的哪一篇小说之类的话，但写完这一组笔记小说，我从心里喜欢它。这类的素材我还有很多，以后会接着写。我给自己的笔记小说订了三个标准：一是真实，包括你所说的“志怪”，也不是科幻，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存在，是我自己和我的亲朋好友的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二是具有传奇性，才可入笔记。三是精短，篇幅不能太长。目前我不满意的，是自己的语言不够精到。
我认为，现实生活的匪夷所思，到了写笔记小说的时代。
赵：《碎思万段》这组随笔，也呈现了蒋老师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考，有的充满哲思，有的随心所欲，有的信手拈来，这种思考，是否可以称作是您作小说之外的随笔心境。
蒋：所谓“碎片化时代”，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散”。人散，心散，情散，事散、生活散……我想写一本书，书名叫《故事与事故》，《碎思万端》是其中的一部分。
社会转型，人们的命运和生活变化剧烈，天天都有爆炸性的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新闻就是事故。如今事故多，故事也多，如何区分？正如婚外恋，在文学作品中是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就是一场事故。一件事情的正反两种走向，其悬念取决于当事者的命运，也少不了事情发生的地域环境及旁观者的视角。譬如美国禁止“师生恋”，被视为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有教师违纪一律开除。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的“师生恋”，不仅修成正果，还成为世界级的佳话。无论这两个人以后还会发生什么变化，他们都是故事中的人物了。
世界是多元的，既可以把故事看作事故，也可以把事故想象成一个故事。一般故事有多精彩，事故就有多惨痛。关键是，这些事故或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我每看到这些零碎事件，心里就有所动，感动感动，有“感”就“动”，会记下来。年深日久，这些零星感悟积累了很多，选出一些自认为还有点意思的，编辑成篇。 赵：蒋老师的一生都在文学的现场里，可谓经历许多，能否给我们说说您对文学的体验。
蒋：家里古书很多，我自小偏爱读小说，先是经典小说，后来是民国时期的谴责小说、武侠小说，读得昏天黑地，可以不吃不喝，为了躲避家里人让我干活，有时爬到村外的大树上读小说。后来因家庭成分过高，不能報考大学，只能读中专，学工，喜欢技术……但被命运所逼，毕业后想干的都干不成，一次次的阴差阳错，最终被逼到文学创作这条小路上来了。
文学对于我来说是灵魂的栖息地，也是生命的出发点。实际不是我选择了文学，是文学选择了我，这种被选择并不总是美妙而兴奋的事，有时像被毒蛇纠缠，还摆脱不掉。比如，曾被“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文革”结束后还被自己所在城市的市委机关报连续整版整版的批判——对，是“批判”，不是“批评”，这是徐庆全先生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中，为那些批我的文章的定性。市委书记竞三番两次给中央写长信告我，有一任政法委书记甚至打报告要抓捕我……我常常有种错觉，不是我在写小说，是小说在写我，不是我要反映现实，是现实逼得我无法进入象牙塔优哉游哉地“纯文学”。
赵：作家的创作，离不开与杂志打交道，许多杂志在作家创作的关键时期都起到了帮助的作用。我从一些资料上看到蒋老师也有这方面的例子，请蒋老师就杂志如何服务作家服务读者提提宝贵建议。
蒋：你说得不错，《人民文学》、天津《新港》都在我危难时刻，保护和支持过我。我遇到的一些编辑，也是我创作上的贵人。但我不喜欢“服务作家”这个说法，一是这个词不能准确表述编辑和作家、刊物和作家的关系，二是“服务”两个字已经严重变质，我一听到官员和一些大亨们说出这两个字，身上就起鸡皮疙瘩。以前把刊物比喻成文学的“阵地”“园地”，我以为比较妥帖，没有阵地，战士无用武之地。老舍先生就曾把编辑比喻成“元帅”，他自称是元帅帐下的“先锋”。没有园地，花草也无法培育和生长，更谈不上茂盛。
准确地说，任何编辑都是作家的老师。这也不是我的话，是过去老作家说的。《当代》的老主编秦兆阳先生催生了我的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我自己最重视的长篇《农民帝国》，断断续续写了11年，有一次卡壳写不下去，人文社的老编辑包兰英在电话里几句话，就点开了我心中的结，顺利完成了这部书。现在用电脑写作，常常出错别字，我用拼音，最容易音对字不对，有时一篇短稿都会出错，靠编辑给改正。古人称这是“一字师”。不仅是对编辑的尊重，也是对文字的尊重。
赵：感谢蒋老师在百忙中接受我们访谈，希望蒋老师以后继续支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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