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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是当代中国一个十分特殊的历史阶段。翻译与翻译批评不仅受到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同时也强化了主流意识形态。作为统一赞助系统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出版发行机构和其引导规范下的读者批评,合力将苏联的一些革命作品引入成为"红色经典"译作。这些翻译作品在影响整整几代人的同时,也揭示了文化产品、规范,甚至文学典范的建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