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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进步”的重要尺度是“人道主义进程”——不是单纯以物质力量比短长
从表面上看，今天的中国与百年前的美国似乎有许多可以类比的特点。
从可以类比的方面看，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与美国20世纪初有类似之处：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经济突飞猛进；社会财富在总量激增的同时，快速向少数人集中，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劳动条件恶劣，工伤事故频发；社会矛盾尖锐化，在价值观新旧交替中有礼崩乐坏之势，拜金主义成为时尚，权钱之间的不正当关系造成的腐败现象不断恶化……总之，那个时候美国的高速发展和由此带来的弊病，我们今天看来似乎那么熟悉。
那么，是否在中国也会发生一次类似“进步主义”那样的改革运动呢？
上世纪末，在特大水灾之后，市场一度萧条，急需拉动内需；中国经济学家中，效仿小罗斯福的“新政”之说颇为流行。而他们对“新政”的理解，就是国家主办大型工程以解决失业，也曾有人建议我撰文加以宣扬。我当时确实写了一篇阐述“新政”实质的文章，不过旨在泼冷水，说明我们国情不同，不能牵强附会。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两国改革的轨迹正好相反：美国是从小政府向大政府转变，中国则反是。这一论点，也适用于回答对“进步主义”改革如何借鉴的问题。
美国的财富集中是充分的、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造成的，宪法保护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幸福”与“财产”常被互相转换）。美国建国以来，个人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利发财致富，政府则原则上无权加以干预。“进步主义”改革的方向，是允许政府有一定的权力进行干预和规范，也就是对财富的积累方式作某种限制。这个过程艰难曲折，国会通过的法规常被法院判为“违宪”，甚至某些新的法规要经过修宪才能出台。
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原来政府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力，允许个人追求财富、从而创立私营经济，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而且在相反的方向上与美国“进步主义”改革一样艰难曲折，私有财产受到宪法有条件的保护只有两年的历史；任何改革步骤都由政府主导，方向是政府自觉退出某些领域，实行放权。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权力没有完全退出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没有理顺。
美国奉自由竞争为圭臬，是各派的共识；之所以有“反垄断”之议，盖因其妨碍自由竞争，其对象是纯粹的私人大财团。反垄断和规范企业行为的过程是政府与财团之间在法律、规则上的博弈，既不存在“国有企业”，也没有“国有化”的问题。中国市场尚未完全实现在规则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自由竞争。我国的垄断行业是原来号称“国有”企业（按：我在“国有”之前加“号称”，因为实在搞不清楚究竟是谁实际拥有这些企业）的延续，是享有特权的行政垄断。如今中国反垄断也提上日程，阻力也很大，恰在于“行政垄断”问题上。
美国的腐化也表现为权钱交易或政商勾结，但多发生在商场、议会。由于议员是选举产生的，反腐之道一靠独立而强大的舆论揭批；二靠知情的选民运用其投票权，其中包括改革选举制度进一步扩大民主；三靠加强行政部门的作用。
前两点姑且不论，现在只谈第三点：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改革方向都是把一部分足以造成腐败的权力收到行政部门，市政改革也是公用事业部分地“市有化”。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行政、执法部门是超越于利益集团之上的，各级公务员基本上敬业、廉洁，不但守法而且忠实执法；改革的对立面可以提出种种反对的论据，却很少以政府官员可能从中作弊中饱私囊为理由。这一点在平时固然重要，在推行改革时尤为关键。
任何改革措施，无论设计多完美，都要各级行政机构和人员去推行；并非美国公务员必然道德高于其他人，而是在制度设计上隔断其“寻租”（借用吴敬琏先生语）路径。今天，本该超脱的、非营利的行政和执法部门本身成为利益集团，行政与市场以及行业垄断混淆不清，却又要执行反对这一机制的改革任务，“自己革自己的命”；显然，美国加强行政部门权力的办法与此背道而驰。
从原则上，“他山之石”总还有可借鉴之处；那就是，无论在何种制度下，听任两极分化无限扩大，是难以为继的；掌握主导权的权力集团不以最大的魄力主动改革，就会日益被动，发生难以预料的社会激荡。衡量“进步”的重要尺度是“人道主义进程”——不是单纯以物质力量比短长，这是“进步主义”的精髓。
从表面上看，今天的中国与百年前的美国似乎有许多可以类比的特点。
从可以类比的方面看，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与美国20世纪初有类似之处：工业化、城市化迅猛发展，经济突飞猛进；社会财富在总量激增的同时，快速向少数人集中，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劳动条件恶劣，工伤事故频发；社会矛盾尖锐化，在价值观新旧交替中有礼崩乐坏之势，拜金主义成为时尚，权钱之间的不正当关系造成的腐败现象不断恶化……总之，那个时候美国的高速发展和由此带来的弊病，我们今天看来似乎那么熟悉。
那么，是否在中国也会发生一次类似“进步主义”那样的改革运动呢？
上世纪末，在特大水灾之后，市场一度萧条，急需拉动内需；中国经济学家中，效仿小罗斯福的“新政”之说颇为流行。而他们对“新政”的理解，就是国家主办大型工程以解决失业，也曾有人建议我撰文加以宣扬。我当时确实写了一篇阐述“新政”实质的文章，不过旨在泼冷水，说明我们国情不同，不能牵强附会。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两国改革的轨迹正好相反：美国是从小政府向大政府转变，中国则反是。这一论点，也适用于回答对“进步主义”改革如何借鉴的问题。
美国的财富集中是充分的、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造成的，宪法保护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幸福”与“财产”常被互相转换）。美国建国以来，个人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利发财致富，政府则原则上无权加以干预。“进步主义”改革的方向，是允许政府有一定的权力进行干预和规范，也就是对财富的积累方式作某种限制。这个过程艰难曲折，国会通过的法规常被法院判为“违宪”，甚至某些新的法规要经过修宪才能出台。
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原来政府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力，允许个人追求财富、从而创立私营经济，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而且在相反的方向上与美国“进步主义”改革一样艰难曲折，私有财产受到宪法有条件的保护只有两年的历史；任何改革步骤都由政府主导，方向是政府自觉退出某些领域，实行放权。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权力没有完全退出市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没有理顺。
美国奉自由竞争为圭臬，是各派的共识；之所以有“反垄断”之议，盖因其妨碍自由竞争，其对象是纯粹的私人大财团。反垄断和规范企业行为的过程是政府与财团之间在法律、规则上的博弈，既不存在“国有企业”，也没有“国有化”的问题。中国市场尚未完全实现在规则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自由竞争。我国的垄断行业是原来号称“国有”企业（按：我在“国有”之前加“号称”，因为实在搞不清楚究竟是谁实际拥有这些企业）的延续，是享有特权的行政垄断。如今中国反垄断也提上日程，阻力也很大，恰在于“行政垄断”问题上。
美国的腐化也表现为权钱交易或政商勾结，但多发生在商场、议会。由于议员是选举产生的，反腐之道一靠独立而强大的舆论揭批；二靠知情的选民运用其投票权，其中包括改革选举制度进一步扩大民主；三靠加强行政部门的作用。
前两点姑且不论，现在只谈第三点：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改革方向都是把一部分足以造成腐败的权力收到行政部门，市政改革也是公用事业部分地“市有化”。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行政、执法部门是超越于利益集团之上的，各级公务员基本上敬业、廉洁，不但守法而且忠实执法；改革的对立面可以提出种种反对的论据，却很少以政府官员可能从中作弊中饱私囊为理由。这一点在平时固然重要，在推行改革时尤为关键。
任何改革措施，无论设计多完美，都要各级行政机构和人员去推行；并非美国公务员必然道德高于其他人，而是在制度设计上隔断其“寻租”（借用吴敬琏先生语）路径。今天，本该超脱的、非营利的行政和执法部门本身成为利益集团，行政与市场以及行业垄断混淆不清，却又要执行反对这一机制的改革任务，“自己革自己的命”；显然，美国加强行政部门权力的办法与此背道而驰。
从原则上，“他山之石”总还有可借鉴之处；那就是，无论在何种制度下，听任两极分化无限扩大，是难以为继的；掌握主导权的权力集团不以最大的魄力主动改革，就会日益被动，发生难以预料的社会激荡。衡量“进步”的重要尺度是“人道主义进程”——不是单纯以物质力量比短长，这是“进步主义”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