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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30年代是山东大学整个校史发展中的黄金时期。这一阶段，许多知名学者作家来到山大任教，使得当时山大的文科教育在国内成为佼佼者。作为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杨振声功不可没，他为刚刚出生的国立青岛大学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和教学模式。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他，学贯中西，能够以比较的眼光和世界的视野看待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掌舵山大正好给予了他施展自己构想的机会。总之，杨振声在山东大学期间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力图实现中文系和外文系的融合，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沟通与交流，使得更多的学子以新文学的眼光看待世界和社会，且不管最终结局如何，他的这一信念和实践本身象征着山东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辉煌，也为山大日后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 山东大学 杨振声 文学教育
一、引言
山东大学已有百年校史，在整个校史星空上，19世纪30年代显得格外耀眼醒目。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爆发却因缘巧合地成就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诞生。在蔡元培的建议和举荐下，陷入停顿状态的省立山东大学迁往青岛并由其门生杨振声出任校长。1929年9月20日，杨振声宣誓就任，国立青岛大学随之正式成立，从此开始了山东大学校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且不论其他领域，身为校长的杨振声本身就是五四之子，深谙文学教育之道，又是新文学大家，因此，文科教育尤其是中国文学在这一阶段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杨振声在山东大学实践了他在清华大学未继的关于中外文学合流的设想。比较文学不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种眼光、一种方法，它深深地渗透在了他治理下的山东大学管理和教学的每一个角落，铸造了一个中外结合的宁馨儿，使得山大成为当时中国现代大学发展中的一个典范。
二、高举“比较文学”大旗
作为国立青岛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杨振声是公认造就山东大学19世纪30年代辉煌与成就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国际著名比较教育学家许美德认为，只有在1911年至1927年，这一段时间内，中国才开始真正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1]。而在这一时期的中国教育界，作出突出贡献的首推蔡元培。作为蔡元培的得意门生，杨振声正是呼吸着蔡元培带进北大的清新空气成长起来的。杨振声的一生可以说是为新文学摇旗呐喊的一生，贯穿他整个教育生涯的都是他对中外文学合流的强调和身体力行地实践。
（一）杨振声个人的外国文学修养和新文学教学实践
1915年，杨振声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恰逢第二年，蔡元培开始执掌北京大学。身在北大校园的杨振声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创办了《新潮》杂志，英文名为“Renaissance”。该杂志从一开始就高举“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大旗，“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2]，以此创造属于中国自己的新文学。有学者认为，《新潮》在西化方面比《新青年》更加激进[3]。1920年，杨振声留学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读书，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
1925年，杨振声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讲授“现代中国文学”。次年，他被燕京大学聘为中文系教授，仍旧讲授“现代文学”。此外，他还在国立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1928年，他进入清华大学，担任文学院教授、教务长之职，并与朱自清一起改革清华大学中文系，他身体力行地地开设了“当代比较小说”的选修课，还和俞平伯、朱自清一起开设了“高级作文”，“‘词’习作课”。后来杨振声在《为追悼朱自清先生想到中国文学系》中追忆了他们在清华大学这一系列开风气之先的举措，肯定了他们为将中国文学引向新的方向所作的努力。随着他被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新旧文学如何接流，中外文学应该如何交流”[4]这一涉及课程教学的核心问题，自然而然地尾随杨振声来到青岛。
（二）杨振声在山东大学的一系列举措
1.延请名师
早在清华大学，杨振声就开始了他对中外沟通与交流的构想。“在文法两院的科系中，如哲学、历史、经济、政治、法律各系都是治古今中外于一炉而求其融会贯通的，独有中国文学系与外国语文二系深沟高垒，旗帜分明，原因是主持其他各系的教授多来自国外；而中国文学系的教授独深于国学，对新文学及外国少有接触，外国语文系的教授又多类似外国人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化与文学苦下手无从，因此便划成二系的鸿沟了”。[5]在选定国立青岛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和外国文学系主任这件事情上，杨振声可谓用心良苦。在他的劝说下，闻一多和梁实秋同年（1930年秋）来到青岛，分别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和外国文学系主任。后来杨振声不无夸耀地说：“我们中国文学系主任的英文很好，外国文学系主任的中文很好，两个系主任彼此的交情很好，所以为我们中外文学系是一系。”[6]他口里所说的中外文学系是一系，除了指的是梁实秋和闻一多交情深厚，而且两人在理念和实践中都主张中西文化共融。
梁实秋是美国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哈佛大学比较文学与法国文学教授白壁德的弟子。当年，梁实秋在美国去世，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比较文学学者乐黛云在美国接受采访就曾说过梁实秋是中国第一代比较文学家。[7]后来上过他课的学生撰文回忆了上课内容。《戏剧入门》课，“着重讲了西洋戏剧的代表作品，系统而全面地讲述了西洋戏剧的发展史”。《莎士比亚》课“全面地讲了莎翁的一生”，“精讲了他的代表作”。[8]在《弥尔顿专题》中对《失乐园》的精彩讲述使得亚当、夏娃、撒旦的形象和伊甸园、地狱的景观深深地留在了学生的脑海中。梁实秋之所以能将西方古典文学和文化背景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学生与他对高超的英文造诣和深厚的国学根底有着密切关系。正是在山大期间，他开始了皓首穷经翻译莎士比亚的庞大工程。由于梁实秋当时兼任图书馆馆长，在他的影响下，当时山东大学的图书馆为学生阅读莎士比亚和查阅相关资料提供了便利，“‘山大’图书馆关于莎士比亚的著作在全国来说也是有点名气的”。[8]
闻一多在山大期间因“没有家累”专心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在武汉时即已对杜诗下了一番功夫，到青岛以后便开始扩大研究计划……想藉对于作者群之生活状态去揣摩作品的涵意。基于同样的想法，他开始研究诗经”[9]。他融合中西治学精华，参阅西人对于莎士比亚的研究，进而感叹“中国文学虽然内容丰美，但是研究的方法实在落后了”[10]。他“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两千年前的昨天，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11]关于《诗经》的研究，他说：“我走的不是那些名流学者的、国学权威的路子。他们咬定一个字、一个词大做文章；我是把古书放在古人的生活范围里去研究，站在民俗学的立场，用历史神话去解释古籍。”[12]这种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文学作品的方法体现了闻一多融会东西、中外贯通的治学情怀。 2.课程安排
“在今日讲文学，绝对不是墨守成规的学一国文学就够了。最少可以说：你必须学第二国的文学才能对于你第一国的文学，因比较而了解的清楚”[13]。他之所以选择闻一多和梁实秋分别担任中国文学系和外国文学系主任，就是看重了他们扎实的中外文学功底。他曾经提出：“设一个文学系，里面分为中国文学组、英国文学组、法国文学组、德国文学组、俄日等文学组。学中国文学者必须，必须兼学一个外国文学组以为辅课。学一个外国文学者必须兼学中国文学组以辅课。”[14]这和闻一多、朱自清等人的想法不谋而合。然终未付诸实践，但他要求入学的中国文学系学生必修外国文学系两门课程，除了公共英文是必修课外，还有德语、法语、日语作为第二外语可选择。[15]而外国文学系必修中文系两门课程，其中一门是中国文学史，另一门课程未作规定和说明。[16]
杨振声作为校长，事务繁忙，但是他还是抽出时间来，给学生开设了“小说作法”课，可见他对学生习作练习的重视。后来这门课程在山大一直是被谨慎对待的，他在任期期间请来了沈从文这位自学成才的大家来教授“散文写作”。据王昭建回忆，沈从文《小说写作》课学术根底深厚，讲课精练，使他获得了“取法乎上”的教益。[17]在他们先后离开之后，老舍又接棒讲授“小说作法”。“教师讲文章，就要学生摹写文章；教诗词，就让学生练习作诗、填词”[18]。沈从文和老舍作为作家先后来到山东大学校园里进行“传道，授业，解惑”，但是他们的创作活动却都没有停止。相反，青岛的几年形成了他们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形成了他们创作生涯的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峰。
杨振声认为，搞文学的人必须走到街头巷尾，实地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有血有肉的作品，也即鲁迅所说的：“疾要描写民间疾苦的。”教学环节深深地渗透了杨振声作为现代文学家的创作经验和文学主张。自他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他的创作就始终与整个20世纪中国命运息息相关，将五四精神灌注笔端唤起人民的觉醒，启蒙人民的心智。
（三）传承旧制
1932年，南京政府正式任命赵畸（字太牟）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接替杨振声的职位。赵太牟在原有基础上，一切“遵循效仿”。在国立山东大学经费少于其他大学的情况下，仍然给予教师丰厚的待遇，使得教师队伍依旧保持较高的质量。并且，学校尽量给予教师做专题研究的良好氛围、出国考察的机会，以便在教师的带领下使得学校在教学和研究、管理中都有一种世界眼光。并且，在1935年4月，学校专门设立一年级学生国文英文成绩奖学金以此鼓励学生好好学习国文和英文。其金额每学年暂定为400元，名额定为10人，其中国文、英文成绩合并计算最高者4人，国文、英文成绩进步最速者6人。[19]
“1934年4月，教育部派员到各国立大学视察，对山东大学教学中的严谨，研究中的创新，建设学习中的勤俭节约，培养人才中的重视质量等等，甚为满意。发出表扬训令，使山东大学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声誉”[20]。此外，创立于1934年的综合性刊物《励学》，“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以至蜚声海外，连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也致函该社，全份订购该刊”[21]。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山东大学在整个国内及海外的学术影响力。
三、结语
杨振声造就了山东大学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起到了旗帜性作用。他本身就是五四以来北大和清华文学传统的继承者。五四新文化运动赋予了杨振声闳通的中外文学及文化的广阔视野和世界眼光，使得从国外归来的他在点点滴滴的教学经历中矢志不渝地实践着对中国文学乃至文化改造的构想。他和朱自清在清华大学校园里一起为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外文系实现合流做出努力，掌舵山大之后又继续将未继的理想和理念渗透到山东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的规划和教学之中。正是他的一系列举措为山大营造了清静无为的学术氛围，在不堪忍受三十年代的政治纷争之后这么多的知名学者，如梁实秋、闻一多、老舍、沈从文等人都来到青岛山大这片远离政治中心的净土任教。青岛的碧海蓝天，山大的“小荷才露尖尖角”，都为这些被时局困扰，被繁华都市所困的学者教授们提供了一方世外桃源，安心地实现自己内心的梦想，展现自己的学识和才华。
然而，杨振声对中外文学融合的理念背后蕴涵的是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切关怀，可以说，他是时时关注民族命运的。“文学是代表国家、民族的情感、思想和生活的内容”，“文学上的变迁是一切变迁的根本”。[22]因此，想要不受世俗的侵扰终归只是一个梦而已。不仅时局不允，而且归根究底，大学的“自主性”只是镜中之月、水中之花，它既要符合现代国家的规范体制，又要受到来自各方势力的经费支持的限制，因此，也就造就了30年代的山东大学只是繁华一时的局面。杨振声因不堪学潮和地方势力的困扰辞去了山东大学校长之职，他离开之后闻一多和梁实秋、沈从文等人也陆续离开。最终，抗日战争的到来结束了山大在30年代的辉煌。
参考文献：
[1]许美德.中国大学：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1895-1995）[M].许洁英，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66.
[2]余玮.被淡忘的“五四”闯将杨振声[J].党史纵横，2012（6）.
[3]高旭东.论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清华传统[J].文艺研究，2011（1）.
[4][5][6]杨振声.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J].文学杂志，第3卷（5）.
[7]高旭东.梁实秋：慎言比较文学的比较文学家[J]，东岳论丛，2005（1）.
[8][10][17][18][20]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悠悠岁月桃李情[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104，85，101，21，31.
[9]樊丽明，刘培平主编.我心目中的山东大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191.
[11]朱自清.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序[J]，闻一多全集（12）.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444.
[12]刘烜.闻一多评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275.
[13][14]1931年5月4日《国立青岛大学周刊》1期“校长报告”.
[15][16][19][21]山东大学校史编写组.山东大学校史（1901——1966））[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63，69，50，88.
[22]杨振声.新文学的将来[J].1928年12月杨振声在清华文学学社“终南社”的演讲.
关键词： 山东大学 杨振声 文学教育
一、引言
山东大学已有百年校史，在整个校史星空上，19世纪30年代显得格外耀眼醒目。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爆发却因缘巧合地成就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诞生。在蔡元培的建议和举荐下，陷入停顿状态的省立山东大学迁往青岛并由其门生杨振声出任校长。1929年9月20日，杨振声宣誓就任，国立青岛大学随之正式成立，从此开始了山东大学校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且不论其他领域，身为校长的杨振声本身就是五四之子，深谙文学教育之道，又是新文学大家，因此，文科教育尤其是中国文学在这一阶段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杨振声在山东大学实践了他在清华大学未继的关于中外文学合流的设想。比较文学不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种眼光、一种方法，它深深地渗透在了他治理下的山东大学管理和教学的每一个角落，铸造了一个中外结合的宁馨儿，使得山大成为当时中国现代大学发展中的一个典范。
二、高举“比较文学”大旗
作为国立青岛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杨振声是公认造就山东大学19世纪30年代辉煌与成就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国际著名比较教育学家许美德认为，只有在1911年至1927年，这一段时间内，中国才开始真正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1]。而在这一时期的中国教育界，作出突出贡献的首推蔡元培。作为蔡元培的得意门生，杨振声正是呼吸着蔡元培带进北大的清新空气成长起来的。杨振声的一生可以说是为新文学摇旗呐喊的一生，贯穿他整个教育生涯的都是他对中外文学合流的强调和身体力行地实践。
（一）杨振声个人的外国文学修养和新文学教学实践
1915年，杨振声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恰逢第二年，蔡元培开始执掌北京大学。身在北大校园的杨振声与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创办了《新潮》杂志，英文名为“Renaissance”。该杂志从一开始就高举“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大旗，“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2]，以此创造属于中国自己的新文学。有学者认为，《新潮》在西化方面比《新青年》更加激进[3]。1920年，杨振声留学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读书，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
1925年，杨振声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讲授“现代中国文学”。次年，他被燕京大学聘为中文系教授，仍旧讲授“现代文学”。此外，他还在国立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1928年，他进入清华大学，担任文学院教授、教务长之职，并与朱自清一起改革清华大学中文系，他身体力行地地开设了“当代比较小说”的选修课，还和俞平伯、朱自清一起开设了“高级作文”，“‘词’习作课”。后来杨振声在《为追悼朱自清先生想到中国文学系》中追忆了他们在清华大学这一系列开风气之先的举措，肯定了他们为将中国文学引向新的方向所作的努力。随着他被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新旧文学如何接流，中外文学应该如何交流”[4]这一涉及课程教学的核心问题，自然而然地尾随杨振声来到青岛。
（二）杨振声在山东大学的一系列举措
1.延请名师
早在清华大学，杨振声就开始了他对中外沟通与交流的构想。“在文法两院的科系中，如哲学、历史、经济、政治、法律各系都是治古今中外于一炉而求其融会贯通的，独有中国文学系与外国语文二系深沟高垒，旗帜分明，原因是主持其他各系的教授多来自国外；而中国文学系的教授独深于国学，对新文学及外国少有接触，外国语文系的教授又多类似外国人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化与文学苦下手无从，因此便划成二系的鸿沟了”。[5]在选定国立青岛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和外国文学系主任这件事情上，杨振声可谓用心良苦。在他的劝说下，闻一多和梁实秋同年（1930年秋）来到青岛，分别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和外国文学系主任。后来杨振声不无夸耀地说：“我们中国文学系主任的英文很好，外国文学系主任的中文很好，两个系主任彼此的交情很好，所以为我们中外文学系是一系。”[6]他口里所说的中外文学系是一系，除了指的是梁实秋和闻一多交情深厚，而且两人在理念和实践中都主张中西文化共融。
梁实秋是美国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哈佛大学比较文学与法国文学教授白壁德的弟子。当年，梁实秋在美国去世，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比较文学学者乐黛云在美国接受采访就曾说过梁实秋是中国第一代比较文学家。[7]后来上过他课的学生撰文回忆了上课内容。《戏剧入门》课，“着重讲了西洋戏剧的代表作品，系统而全面地讲述了西洋戏剧的发展史”。《莎士比亚》课“全面地讲了莎翁的一生”，“精讲了他的代表作”。[8]在《弥尔顿专题》中对《失乐园》的精彩讲述使得亚当、夏娃、撒旦的形象和伊甸园、地狱的景观深深地留在了学生的脑海中。梁实秋之所以能将西方古典文学和文化背景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学生与他对高超的英文造诣和深厚的国学根底有着密切关系。正是在山大期间，他开始了皓首穷经翻译莎士比亚的庞大工程。由于梁实秋当时兼任图书馆馆长，在他的影响下，当时山东大学的图书馆为学生阅读莎士比亚和查阅相关资料提供了便利，“‘山大’图书馆关于莎士比亚的著作在全国来说也是有点名气的”。[8]
闻一多在山大期间因“没有家累”专心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在武汉时即已对杜诗下了一番功夫，到青岛以后便开始扩大研究计划……想藉对于作者群之生活状态去揣摩作品的涵意。基于同样的想法，他开始研究诗经”[9]。他融合中西治学精华，参阅西人对于莎士比亚的研究，进而感叹“中国文学虽然内容丰美，但是研究的方法实在落后了”[10]。他“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两千年前的昨天，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11]关于《诗经》的研究，他说：“我走的不是那些名流学者的、国学权威的路子。他们咬定一个字、一个词大做文章；我是把古书放在古人的生活范围里去研究，站在民俗学的立场，用历史神话去解释古籍。”[12]这种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文学作品的方法体现了闻一多融会东西、中外贯通的治学情怀。 2.课程安排
“在今日讲文学，绝对不是墨守成规的学一国文学就够了。最少可以说：你必须学第二国的文学才能对于你第一国的文学，因比较而了解的清楚”[13]。他之所以选择闻一多和梁实秋分别担任中国文学系和外国文学系主任，就是看重了他们扎实的中外文学功底。他曾经提出：“设一个文学系，里面分为中国文学组、英国文学组、法国文学组、德国文学组、俄日等文学组。学中国文学者必须，必须兼学一个外国文学组以为辅课。学一个外国文学者必须兼学中国文学组以辅课。”[14]这和闻一多、朱自清等人的想法不谋而合。然终未付诸实践，但他要求入学的中国文学系学生必修外国文学系两门课程，除了公共英文是必修课外，还有德语、法语、日语作为第二外语可选择。[15]而外国文学系必修中文系两门课程，其中一门是中国文学史，另一门课程未作规定和说明。[16]
杨振声作为校长，事务繁忙，但是他还是抽出时间来，给学生开设了“小说作法”课，可见他对学生习作练习的重视。后来这门课程在山大一直是被谨慎对待的，他在任期期间请来了沈从文这位自学成才的大家来教授“散文写作”。据王昭建回忆，沈从文《小说写作》课学术根底深厚，讲课精练，使他获得了“取法乎上”的教益。[17]在他们先后离开之后，老舍又接棒讲授“小说作法”。“教师讲文章，就要学生摹写文章；教诗词，就让学生练习作诗、填词”[18]。沈从文和老舍作为作家先后来到山东大学校园里进行“传道，授业，解惑”，但是他们的创作活动却都没有停止。相反，青岛的几年形成了他们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形成了他们创作生涯的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峰。
杨振声认为，搞文学的人必须走到街头巷尾，实地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有血有肉的作品，也即鲁迅所说的：“疾要描写民间疾苦的。”教学环节深深地渗透了杨振声作为现代文学家的创作经验和文学主张。自他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他的创作就始终与整个20世纪中国命运息息相关，将五四精神灌注笔端唤起人民的觉醒，启蒙人民的心智。
（三）传承旧制
1932年，南京政府正式任命赵畸（字太牟）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接替杨振声的职位。赵太牟在原有基础上，一切“遵循效仿”。在国立山东大学经费少于其他大学的情况下，仍然给予教师丰厚的待遇，使得教师队伍依旧保持较高的质量。并且，学校尽量给予教师做专题研究的良好氛围、出国考察的机会，以便在教师的带领下使得学校在教学和研究、管理中都有一种世界眼光。并且，在1935年4月，学校专门设立一年级学生国文英文成绩奖学金以此鼓励学生好好学习国文和英文。其金额每学年暂定为400元，名额定为10人，其中国文、英文成绩合并计算最高者4人，国文、英文成绩进步最速者6人。[19]
“1934年4月，教育部派员到各国立大学视察，对山东大学教学中的严谨，研究中的创新，建设学习中的勤俭节约，培养人才中的重视质量等等，甚为满意。发出表扬训令，使山东大学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声誉”[20]。此外，创立于1934年的综合性刊物《励学》，“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以至蜚声海外，连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也致函该社，全份订购该刊”[21]。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山东大学在整个国内及海外的学术影响力。
三、结语
杨振声造就了山东大学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起到了旗帜性作用。他本身就是五四以来北大和清华文学传统的继承者。五四新文化运动赋予了杨振声闳通的中外文学及文化的广阔视野和世界眼光，使得从国外归来的他在点点滴滴的教学经历中矢志不渝地实践着对中国文学乃至文化改造的构想。他和朱自清在清华大学校园里一起为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外文系实现合流做出努力，掌舵山大之后又继续将未继的理想和理念渗透到山东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的规划和教学之中。正是他的一系列举措为山大营造了清静无为的学术氛围，在不堪忍受三十年代的政治纷争之后这么多的知名学者，如梁实秋、闻一多、老舍、沈从文等人都来到青岛山大这片远离政治中心的净土任教。青岛的碧海蓝天，山大的“小荷才露尖尖角”，都为这些被时局困扰，被繁华都市所困的学者教授们提供了一方世外桃源，安心地实现自己内心的梦想，展现自己的学识和才华。
然而，杨振声对中外文学融合的理念背后蕴涵的是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切关怀，可以说，他是时时关注民族命运的。“文学是代表国家、民族的情感、思想和生活的内容”，“文学上的变迁是一切变迁的根本”。[22]因此，想要不受世俗的侵扰终归只是一个梦而已。不仅时局不允，而且归根究底，大学的“自主性”只是镜中之月、水中之花，它既要符合现代国家的规范体制，又要受到来自各方势力的经费支持的限制，因此，也就造就了30年代的山东大学只是繁华一时的局面。杨振声因不堪学潮和地方势力的困扰辞去了山东大学校长之职，他离开之后闻一多和梁实秋、沈从文等人也陆续离开。最终，抗日战争的到来结束了山大在30年代的辉煌。
参考文献：
[1]许美德.中国大学：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1895-1995）[M].许洁英，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66.
[2]余玮.被淡忘的“五四”闯将杨振声[J].党史纵横，2012（6）.
[3]高旭东.论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清华传统[J].文艺研究，2011（1）.
[4][5][6]杨振声.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J].文学杂志，第3卷（5）.
[7]高旭东.梁实秋：慎言比较文学的比较文学家[J]，东岳论丛，2005（1）.
[8][10][17][18][20]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悠悠岁月桃李情[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104，85，101，21，31.
[9]樊丽明，刘培平主编.我心目中的山东大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191.
[11]朱自清.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序[J]，闻一多全集（12）.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444.
[12]刘烜.闻一多评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275.
[13][14]1931年5月4日《国立青岛大学周刊》1期“校长报告”.
[15][16][19][21]山东大学校史编写组.山东大学校史（1901——1966））[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63，69，50，88.
[22]杨振声.新文学的将来[J].1928年12月杨振声在清华文学学社“终南社”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