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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打鬼借用钟馗”，红卫兵运动应运而生。在毛的支持下，学生“停课闹革命”，全国陷入了大动乱。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决定把所谓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到此为止，毛泽东利用红卫兵运动打倒刘少奇的目的完全达到，红卫兵失去了利用价值。
如何处置全国从一九六六年以来既没有上课，又没有升学，更没有就业的近千万中学生，成为了摆在当权者面前急待解决的问题。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
这场来势凶猛的上山下乡运动很快波及到了全国各地和全国绝大多数家庭。从城镇下乡的知青采取了集中和分散安置的方式，除少部分人被集中安置在了近十个省区的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外，绝大多数知青被分散安置在农村的各个生产队。从1969年初到1978年底的十年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近二千万人。
“文革”历时十年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也给无数家庭带来了痛苦的冲击，更让整整一代人的命运发生了逆转，给他们心中留下了永远也无法抹去的伤痛，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思考。
十年“文革”，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对中国的十年大浩劫。失去了利用价值的红卫兵们全部被赶到“广阔天地”去“战天斗地”。这些本该在学校里继续学习和深造的整整一代青少年学子，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就变成了“农民”，被“流放”到全国各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许多青少年学子的“人生理想”一夜之间彻底破灭。宝贵的青春十年蹉跎，荒废在“农业学大寨”，阶级斗争等政治运动中。二千万人的命运转眼发生改变。这中间许多本该成为科学家、学者，各行各业领军人物的人才，也被埋没在了这所谓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里。“文革”后的知识、人才断层证实了这一点。这种惩罚性的上山下乡运动，让从狂热中冷静下来的年青人感到了无限的迷茫和困惑。甚至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人生信仰发生改变，生活信心发生动摇。许多当年下乡的知青都在发问：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让我们去上山下乡？接受所谓“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教育什么？城市里有先进的工人阶级，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当政者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十年大浩劫，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致使一代青年学生无书可读，无业可就，这一恶果却要由一代青年学生来承担！这种随意改变千万人命运的上山下乡却可以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一决定下堂而皇之地进行。这种决定有何种合理性、合法性？
纵观世界现代史，许多国家都在不断进行着城市化的进程。“文革”结束后，中国也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加快城市化的进程。而所谓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上山下乡运动，却是把当时中国少得可怜的城镇人口用各种方式赶到农村，而且是人群中最具活力、创造力、进取心的青年，走了一条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的倒退之路。
“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许多地方一开始就变成了所有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不管你是文盲，小学生还是中学生，不管你是独子还是多子女，不管你家里有无困难，只要满了十六岁，都在上山下乡之列。各地甚至进行了下乡比赛，看谁下的人更多。有的地方甚至未满十六岁的少年，也被迫下乡。有的家庭有几个子女就下几个。由于是运动式的下乡，一哄而起，在安置上也存在诸多问题。许多地方知青下乡后连房屋都没有。由于下乡学生拨的钱少，除去购买生活和劳动的必需品外所剩无几，政府把修建知青的草屋任务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无奈之下，只有在修建知青屋上偷工减料，应付了事。许多知青屋成了豆腐渣工程，屋顶上看得见天，一落雨满屋都在漏，有的门一推就倒，导致知青经常被盗贼光顾，知青们只好在风雨中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了。
知青们过去生活在城镇，又一直在学校读书，下乡后对农活一窍不通，许多连饭也不会做，分散下乡在各个生产队的知青基本上无人管。下乡时所发的几个月生活费很快就用完了，到了年终还得拿钱去买生产队所分的口粮，生活极为艰难。以至于发生了福建知青家长李庆林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毛泽东给其“寄来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实当统筹解决”的回信。
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最新指示发出时，当时处在政治狂热中的许多经卫兵热血沸腾，热烈响应。但当政治狂热冷却下来之后，在农村严酷的现实面前，许多知青感觉他们被人愚弄了，抛弃了。他们对未来的理想和憧憬全部化为泡影，前途一片渺茫。希望在哪里？未来在哪里？难道要在这广阔天地里蹉跎一辈子吗？少数有背景的知青通过当兵，“推荐”招工，当工农兵大学生脱离了农村，而大部分没有背景的人只能无奈地接受扎根农村闹革命的命运，继续在农村蹉跎下去。
“文革”期间，全国农村普遍贫穷。分散安置在各生产队的知青，在农村不减“征购”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在和农民抢本不宽裕的“口粮”。农民对此十分不满。农民无处发泄就把这些怨气发泄到知青身上，造成了一些地方知青和农民关系的紧张。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在湖南个别地方，甚至发生了民兵枪杀下乡知青的恶性事件。
少数农村干部，特别是大队，公社一级分管知青的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用“推荐”当兵，招工作为交换条件，勒索、诱奸、强奸知青，也给知青心灵造成了伤害。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许多人在农村一呆就是好几年甚至十年，在升学无门，就业无望的情况下，许多知青选择了和知青、农民结婚。知青大返城后，由于农村配偶不能同时返城，造成了许多知青婚姻的破裂。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演的电视剧《孽债》，就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再现。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历经十年终于结束了。1978年以后知青开始了大返城。知青们虽然返城了，但却在城镇找不到他们的位置。十年的学业荒废，许多人没有一技之长，就业时年龄偏大，使他们在融入城镇生活中困难重重。很多人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又首当其冲，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留下许多后遗症，种下的许多苦果至今还在由当年的知青吞食。
邓小平在总结“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说“我们用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这应该是对这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最好评价！
“文革”中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因为千万以上城镇学生既不能上学，又不能就业而采取的“安置”城镇学生的“无奈”之举。人们不仅要问：这种“无奈”的局面是谁造成的？怎么造成的？它带来了什么后果？那种仅凭某一个人的意志就可以改变整整一代学子及其家庭命运的事件为何得以发生？当时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潮流是加速城镇化，而我们走的是一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城镇人口“上山下乡”运动。这在当今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在当年得以堂而皇之地进行？怎样才能防止这种事情再次发生，这是今天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时不能不去认真思考的问题。
如何处置全国从一九六六年以来既没有上课，又没有升学，更没有就业的近千万中学生，成为了摆在当权者面前急待解决的问题。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全国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
这场来势凶猛的上山下乡运动很快波及到了全国各地和全国绝大多数家庭。从城镇下乡的知青采取了集中和分散安置的方式，除少部分人被集中安置在了近十个省区的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外，绝大多数知青被分散安置在农村的各个生产队。从1969年初到1978年底的十年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近二千万人。
“文革”历时十年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也给无数家庭带来了痛苦的冲击，更让整整一代人的命运发生了逆转，给他们心中留下了永远也无法抹去的伤痛，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思考。
十年“文革”，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对中国的十年大浩劫。失去了利用价值的红卫兵们全部被赶到“广阔天地”去“战天斗地”。这些本该在学校里继续学习和深造的整整一代青少年学子，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就变成了“农民”，被“流放”到全国各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许多青少年学子的“人生理想”一夜之间彻底破灭。宝贵的青春十年蹉跎，荒废在“农业学大寨”，阶级斗争等政治运动中。二千万人的命运转眼发生改变。这中间许多本该成为科学家、学者，各行各业领军人物的人才，也被埋没在了这所谓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里。“文革”后的知识、人才断层证实了这一点。这种惩罚性的上山下乡运动，让从狂热中冷静下来的年青人感到了无限的迷茫和困惑。甚至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人生信仰发生改变，生活信心发生动摇。许多当年下乡的知青都在发问：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让我们去上山下乡？接受所谓“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教育什么？城市里有先进的工人阶级，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当政者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十年大浩劫，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工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致使一代青年学生无书可读，无业可就，这一恶果却要由一代青年学生来承担！这种随意改变千万人命运的上山下乡却可以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一决定下堂而皇之地进行。这种决定有何种合理性、合法性？
纵观世界现代史，许多国家都在不断进行着城市化的进程。“文革”结束后，中国也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加快城市化的进程。而所谓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上山下乡运动，却是把当时中国少得可怜的城镇人口用各种方式赶到农村，而且是人群中最具活力、创造力、进取心的青年，走了一条逆世界历史潮流而动的倒退之路。
“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许多地方一开始就变成了所有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不管你是文盲，小学生还是中学生，不管你是独子还是多子女，不管你家里有无困难，只要满了十六岁，都在上山下乡之列。各地甚至进行了下乡比赛，看谁下的人更多。有的地方甚至未满十六岁的少年，也被迫下乡。有的家庭有几个子女就下几个。由于是运动式的下乡，一哄而起，在安置上也存在诸多问题。许多地方知青下乡后连房屋都没有。由于下乡学生拨的钱少，除去购买生活和劳动的必需品外所剩无几，政府把修建知青的草屋任务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无奈之下，只有在修建知青屋上偷工减料，应付了事。许多知青屋成了豆腐渣工程，屋顶上看得见天，一落雨满屋都在漏，有的门一推就倒，导致知青经常被盗贼光顾，知青们只好在风雨中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了。
知青们过去生活在城镇，又一直在学校读书，下乡后对农活一窍不通，许多连饭也不会做，分散下乡在各个生产队的知青基本上无人管。下乡时所发的几个月生活费很快就用完了，到了年终还得拿钱去买生产队所分的口粮，生活极为艰难。以至于发生了福建知青家长李庆林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毛泽东给其“寄来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实当统筹解决”的回信。
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最新指示发出时，当时处在政治狂热中的许多经卫兵热血沸腾，热烈响应。但当政治狂热冷却下来之后，在农村严酷的现实面前，许多知青感觉他们被人愚弄了，抛弃了。他们对未来的理想和憧憬全部化为泡影，前途一片渺茫。希望在哪里？未来在哪里？难道要在这广阔天地里蹉跎一辈子吗？少数有背景的知青通过当兵，“推荐”招工，当工农兵大学生脱离了农村，而大部分没有背景的人只能无奈地接受扎根农村闹革命的命运，继续在农村蹉跎下去。
“文革”期间，全国农村普遍贫穷。分散安置在各生产队的知青，在农村不减“征购”的情况下，实际上是在和农民抢本不宽裕的“口粮”。农民对此十分不满。农民无处发泄就把这些怨气发泄到知青身上，造成了一些地方知青和农民关系的紧张。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在湖南个别地方，甚至发生了民兵枪杀下乡知青的恶性事件。
少数农村干部，特别是大队，公社一级分管知青的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用“推荐”当兵，招工作为交换条件，勒索、诱奸、强奸知青，也给知青心灵造成了伤害。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许多人在农村一呆就是好几年甚至十年，在升学无门，就业无望的情况下，许多知青选择了和知青、农民结婚。知青大返城后，由于农村配偶不能同时返城，造成了许多知青婚姻的破裂。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演的电视剧《孽债》，就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再现。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历经十年终于结束了。1978年以后知青开始了大返城。知青们虽然返城了，但却在城镇找不到他们的位置。十年的学业荒废，许多人没有一技之长，就业时年龄偏大，使他们在融入城镇生活中困难重重。很多人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又首当其冲，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留下许多后遗症，种下的许多苦果至今还在由当年的知青吞食。
邓小平在总结“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说“我们用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这应该是对这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最好评价！
“文革”中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因为千万以上城镇学生既不能上学，又不能就业而采取的“安置”城镇学生的“无奈”之举。人们不仅要问：这种“无奈”的局面是谁造成的？怎么造成的？它带来了什么后果？那种仅凭某一个人的意志就可以改变整整一代学子及其家庭命运的事件为何得以发生？当时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潮流是加速城镇化，而我们走的是一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城镇人口“上山下乡”运动。这在当今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在当年得以堂而皇之地进行？怎样才能防止这种事情再次发生，这是今天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时不能不去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