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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一词，指的是未经授权访问或“入侵”特定系统的人，他们可以有犯罪意图，也可以没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黑客”一词首先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技术爱好者们夜以继日地编写程序，不约而同地遵循着一种“黑客伦理”生活。他们力图通过计算机技术探索、创造，造福公众。
在现今网络安全频受威胁的状况下，“黑客”不可避免地面临“词义矮化”的危机。广泛地说，连同系统测试者和网络安全专家在内的人，都可以叫“黑客”。因此，很多IT从业人员认为那一小撮有着犯罪意图的人不能完全代表黑客（hacker），而应该被叫作“骇客”（cracker）。
骇客的网络犯罪确实造成了很多财产损失，一些机构不得不聘请一些有着专属头衔的“白帽黑客”，一是从黑客技术的角度出发去维护网络公平正义，二是测试网络和系统性能以判定系统耐受度、查漏补缺。
洛丽塔城的陷落
现实的情况远不是黑白两道泾渭分明。一小部分网络安全专家之外，大量活跃在网络社区的用户但凡身怀一技，也可以摇身变成“黑客”，但他们并非都是为了金钱或一己私利而行动。
以“匿名”为背景的网络环境下，大量用户自发成为“黑客”，在为某件公共事务、社会事件表达自己的看法之余，还会攻占网络社区、未经授权地“人肉搜索”，甚至通过黑客技术入侵特定网站获取机密情报以揭露真相……黑客们有着不同的生活环境，他们互不相识，却同样利用各自的技术实践着各自的信念。
血淋淋的现实世界里，正义也许不会缺席，但它总是迟到。
通过互联网平台达成的公众行为，正如《V字仇杀队》中的匿名者们一样，是出于某个共同目的而采取的统一行动，其行动结果体现了网络虚拟用户背后活生生的“民意”。
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黑客组织“匿名者”，从2008年“山达基事件”伊始，多次履行“网络纠察队”的职能。虽然举动激进，每次行动背后都体现着该组织“无政府主义”的风气，但“匿名者”确实做过几次“绿林好汉”。
其中最符合全人类价值观的“义举”，非“洛丽塔城的陷落”莫属。
2011年，“匿名者”组织向暗网发起清洗之战，他们称之为“暗网行动”;该行动针对的是非法网站，它们在互联网上无法通过搜索引擎定位，属于网络冰山的水下世界。
2011年10月，“匿名者”宣布已删除一些网站上大量的儿童色情内容，同时公布了1589个网站注册用户的用户名。“匿名者”攻陷的服务器Freedom Hosting为40多个儿童色情网站提供服务。其中最大的一个网站名为“洛丽塔城”，该网站上传了超过100G的儿童色情内容。
攻陷网站的黑客详细记录了事件时间表，以及他们定位、跟踪和关闭该服务器的一些方法。2017年，Freedom Hosting II网站主页被黑，主页被“匿名者”挂出了“侵入宣言”：
“我们极度失望……下文取自你们主页的声明，‘我们对儿童色情持零容忍态度’—但我们在你们的服务器上搜索时，发现儿童色情内容占了一半以上。此外，服务器上有大量诈骗网站，其中一些明显是你们自己运作的……我们是匿名者。我们不会宽恕，我们从不忘记。你们应该料到我们会来。”
“匿名者”经常发起大规模网络攻击行动，但是人们却很难批评他们对儿童色情网站的围剿。通常而言，公布注册用户信息是需要法律依据的，就算是暗网中的数据，用户也享有隐私权。
例如，今年3月发生在韩国的“N号房事件”，最小的受害者仅有11岁。韩国约有27万男性曾观看这些内容，相当于100人里就有一个曾进入这个聊天室;这意味着，走在韩国街头，你与N号房用户擦身而过的概率，等于看到出租车的概率。事件的性质如此恶劣，但截至目前，韩国警方依然没有公开1万名付费会员的名单。
反观“匿名者”，通过黑客技术毅然公开非法网站用户信息的行为，实际上很有效地平息了人们的愤怒。血淋淋的现实世界里，正义也许不会缺席，但它总是迟到。尽管“匿名者”的黑客行动只是阻止了儿童色情制品在网络上的流通—既不能阻止攝制这些内容的侵害者，也无法通过行动将受害人救出—他们还是用“以暴制暴”的方式直接地表达了民意、维护了道德感。至于审判侵害者和营救受害者，就留给司法和执法部门去做。
反种族歧视的道德卫士
在“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匿名者”第一时间采取了对明尼苏达州警方的抗议行动。今年6月，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网站疑似遭到DDoS（分布式拒绝服务协议）攻击，被迫暂时关闭。
DDoS是一种简单有效的网络攻击模式，它让服务器大量传输数据，直到该服务器无法运转而停止—就像“双11”，当太多用户同时登入购物网站抢购热门商品时，购物网站就会崩掉，导致用户被迫离线。
另外，联合国一个小机构网站上的一个页面也疑似被黑，页面变成了纪念弗洛伊德的内容。黑客用“乔治·弗洛伊德，安息吧”这句话，加上“匿名者”的logo，替换了网站原有内容。 针对“弗洛伊德事件”的黑客行動，是“匿名者”一系列反种族歧视行动中的一环。虽然“匿名者”的成员基于无政府主义的信条，没有形成反歧视阵线组织、实施统一的黑客行为，但他们此前也曾打击过疑似种族歧视行为。
2014年8月9日，美国密苏里州的弗格森，年仅18岁的非裔美国人迈克尔·布朗在未携带武器的情况下，被28岁的白人警员达伦·威尔逊枪杀。11月24日，密苏里州大陪审团裁定威尔逊被免于起诉。此事件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活动。“匿名者”组织的成员威胁说，一旦街头抗议者受到伤害，他们就把目标对准这座城市。接着，“匿名者”关闭了弗格森市的网站，中断了市政厅的通讯，并将目标对准了市警察局长。
除了针对歧视黑人的黑客行为，“匿名者”对“反白人”的种族主义也毫不客气。2016年5月1日，“匿名者”的附属组织“幽灵小队”宣布将对Black Lives Matter网站发起攻击。幽灵小队使用拒绝服务攻击，试图关闭并破坏BLM网站。第二天，幽灵小队指责该组织是“反白人种族主义”。接下来的6个月中，包括幽灵小队在内的攻击者们，对该网站发起了100多次的拒绝服务攻击。
黑客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当“匿名者”跨过法律边界实践心中“正义”的时候，这群无组织、无纪律的键盘侠，仿佛变成了虚拟世界的立法者、执法者和监督者。诚然，粗暴的入侵技术可以伤害恶人，但同时，也可以轻易使自己成为恶的代言人。“匿名者”就像是大型贴标公司，凡“符合我价值”的网络攻击事件，就立刻冠上“匿名者”的品牌名号;就此而言，他们和宣布对某次武装袭击“负责”的恐怖组织并无不同。
当执法部门与黑客技术搭伙
今年7月8日，Motherboard网站发布了一篇文章，题为“执法部门购买被窃数据以追踪犯罪分子”。文章指出，执法部门找到数据渠道商，试图通过购买被窃数据，追踪到调查线索，数据包括密码、邮箱地址和IP地址等。
一个名为SpyCloud的数据渠道公司声称，该公司将“授权来自全球执法机构和企业的调查人员，使他们更迅速、更有效地将罪犯绳之以法”。联合创始人兼CPO戴夫·恩德勒表示：“我们正在利用罪犯的数据来对付罪犯，执法部门也可以用数据对付罪犯。”
在执法机构通过黑客窃取的信息筛选出罪犯线索的同时，必然也会查看到无关人员的隐私，而且执法部门获得被窃数据的行为不需要走任何法律程序，这使公众深感不安。但是恩德勒认为，被窃数据早已没有私密性，因为SpyCloud公司提供给执法部门的数据往往早已被犯罪分子掌握了，相当于已经公开过了。而利用被窃数据进行犯罪追踪，主要集中在人口贩卖和金融犯罪等重大罪行上。
执法部门找到数据渠道商，试图通过购买被窃数据，追踪到调查线索。
执法部门信息获取权限的扩大引发热议，因为它的触手之长，就快赶上国家安全局此前饱受争议的举措。“9·11”事件后，美国司法部扩大了FBI的调查权限，FBI有权监控网站、图书馆、宗教机构和政治团体，而不必事先提供潜在的犯罪活动证据。
以牺牲公民权利为代价捍卫国家安全，是美国的一贯做法。2013年6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斯诺登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以反恐为由，在全球范围内监听。监听内容主要是各国民众及政要的通话记录和各种网络信息，如聊天记录、电子邮件、文件传输、视频、图片等。
当执法部门成为黑客技术的使用者，“正义”的天平将再次左右摇摆。
责任编辑何子维 hzw@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