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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常有恋爱中的女孩子跟我开玩笑：“姐姐，教教我们，你当初是怎么相中冯远征这只‘潜力股’的?”而当我给她们讲起我和“潜力股”的结婚经过，她们又咂咂嘴巴：“姐姐，你太亏了!”
我们结婚一共花了39块钱，包括照相和结婚证的工本费。领完证，我们手牵手坐着公共汽车回家。没有婚礼，没有钻戒，甚至连请亲朋好友吃顿饭都没有。当时的经济状况实在很窘迫，即使两个人拼命拍戏，酬劳也非常有限。那一年，我一共拍了4部电视剧和2部电影，远征拍《针眼儿警官》拿的是中央电视台当时的最高片酬——税前每集150元。因为一时没有房子，我和远征只能挤在他父母为我们腾出的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
我们从恋爱走向婚姻还有一个标志，就是远征制定的“婚后约法三章”：第一，互敬互谅，即使吵架也不能骂人；第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不能动手打人；第三，处理问题时不得使用“离婚”“分手”之类的字眼相互要挟。
他这样向我解释“约法三章”的意义：“我决定和你结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希望和你一直走下去。”为了强调婚姻的“严肃性”，他还告诉我：“无论发生什么事，如果我没有考虑好，就一定不会说出‘离婚’二字。你也一样，如果你赌气跟我提‘离婚’，我明天就真跟你离，哪怕后天再复婚。”
之后的3年，我们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我尽量争取到北京或周边省市拍戏的机会。我也曾经试探性地问过远征：“你看，我能不能调到你们单位去?”他的回答丝毫不留余地：“你想都别想，不可能的!”我也不再强求，只是偶尔发发牢骚：“干脆，我把广东电视台的工作辞掉算了，以后北京有单位接收我就调过去，没有单位，我就做自由演员。”
1996年初，人艺要排一部话剧《好人润五》。那时候，远征已经8年没有登上过人艺的舞台了，他很想重新检验一下自己的表演功力。他找到剧院领导说：“我想演话剧。”领导一时挺为难，因为主要角色已经定下来了，剩下的都是一些跑龙套的角色。远征一点儿也没犹豫：“没关系，我愿意演。”
就这样，远征在剧中跑了3个龙套：工商局小办事员、小民工和建筑工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无心的决定却促成了我们人生中的重大转折。
有一天在剧组，远征无意中听到同事聊天，说剧院现在“女演员断档了”。他心里一动，想推荐我试一试。他找到谭宗尧院长，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我的情况，很恳切地说：“我们结婚3年了，两地分居问题一直没能解决。”
没想到，谭院长居然知道我的名字，还知道我是剧作家梁信的女儿。他告诉远征，他愿意帮助我们，但还是要按照正常的调动程序，通过演员队一级一级地上报。远征大喜过望，忙说：“行，只要能进入艺，做什么都行!”
团聚，那个遥远的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梦，好像突然间离我们那么近。当远征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正在东北拍《满洲虎在行动》。拿着电话，我半天缓不过神儿来。从第二天开始，我拍戏时就耐不住性子了，动不动火冒三丈，跟副导演发脾气，嫌剧组进度慢。“我可是马上要回北京谈正事的!”我心急如焚。
那天晚上，远征一回家就开始帮我准备材料，整理了一份我的影视剧、话剧表演年表，又上街找了一家打字社，请人家帮忙录入后打印出来，再把一张张剧照洗出来，贴在材料上，在旁边写好文字说明……厚厚的一沓材料交上去，远征的领导就让我去了演员队。
听说从外地调回北京要交一笔额外的费用，大约5万块钱，我和远征搜罗家里家外，把所有的存款零零整整加在一起，心想无论如何也要把这笔钱凑上。我们又听说，调动过程中少不了求人送礼，还得单备出一笔“礼金”。那段时间我们俩什么都不敢买，生怕差一点儿钱就会前功尽弃。不过很幸运，我是国家二级演员，算高级职称，于是这些计划中的“额外费用”都没有发生。
因为属于“调干”，需要拿着材料去北京市人事局签字。当时，远征正在拍《月亮背面》。我遇事没人商量，乱了方寸，每天要打860个电话骚扰他。一天，我突然发现，在长长的“准备材料明细单”中还差一个证明，而且需要在广东那边开。我顿时急得火上房，给我爸打电话，让他帮我找人开证明、盖章，再用特快专递寄过来。
几经周折，按照“明细单”提示，万事俱备，只欠一个“粮食局盖章”。我四处乱转八方打听，满北京找粮食局，终于在一个犄角旮旯的胡同里找到了。工作人员特别奇怪地看着我：“早就不用粮票了，你不知道吗?”那就是说，一切手续都齐备了。
我拿着厚厚一摞材料、证明到了派出所，终于把户口落在了北京。派出所的同志提醒我：“别忘去街道计生办报个到。”
计生办的大姐虎着脸问我：“生孩子不生?”
“不生不生不生。”
“要指标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这两年都不要。”我使劲儿摇头，心想一定不给您添麻烦。
大姐满意地给我签了字，盖了章。
年底，我和远征终于在北京团圆了。
这段经历一直让我感慨不已——团圆，那是我们这辈子中国人对爱情婚姻最基本的要求，好像只有天天相聚，才是幸福的夫妻。今天的少男少女们，也许对此不以为然，但是我始终深信：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现实生活中，团圆是一份婚姻的精髓所在。
编辑 魏 光
我们结婚一共花了39块钱，包括照相和结婚证的工本费。领完证，我们手牵手坐着公共汽车回家。没有婚礼，没有钻戒，甚至连请亲朋好友吃顿饭都没有。当时的经济状况实在很窘迫，即使两个人拼命拍戏，酬劳也非常有限。那一年，我一共拍了4部电视剧和2部电影，远征拍《针眼儿警官》拿的是中央电视台当时的最高片酬——税前每集150元。因为一时没有房子，我和远征只能挤在他父母为我们腾出的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
我们从恋爱走向婚姻还有一个标志，就是远征制定的“婚后约法三章”：第一，互敬互谅，即使吵架也不能骂人；第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不能动手打人；第三，处理问题时不得使用“离婚”“分手”之类的字眼相互要挟。
他这样向我解释“约法三章”的意义：“我决定和你结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希望和你一直走下去。”为了强调婚姻的“严肃性”，他还告诉我：“无论发生什么事，如果我没有考虑好，就一定不会说出‘离婚’二字。你也一样，如果你赌气跟我提‘离婚’，我明天就真跟你离，哪怕后天再复婚。”
之后的3年，我们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我尽量争取到北京或周边省市拍戏的机会。我也曾经试探性地问过远征：“你看，我能不能调到你们单位去?”他的回答丝毫不留余地：“你想都别想，不可能的!”我也不再强求，只是偶尔发发牢骚：“干脆，我把广东电视台的工作辞掉算了，以后北京有单位接收我就调过去，没有单位，我就做自由演员。”
1996年初，人艺要排一部话剧《好人润五》。那时候，远征已经8年没有登上过人艺的舞台了，他很想重新检验一下自己的表演功力。他找到剧院领导说：“我想演话剧。”领导一时挺为难，因为主要角色已经定下来了，剩下的都是一些跑龙套的角色。远征一点儿也没犹豫：“没关系，我愿意演。”
就这样，远征在剧中跑了3个龙套：工商局小办事员、小民工和建筑工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无心的决定却促成了我们人生中的重大转折。
有一天在剧组，远征无意中听到同事聊天，说剧院现在“女演员断档了”。他心里一动，想推荐我试一试。他找到谭宗尧院长，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我的情况，很恳切地说：“我们结婚3年了，两地分居问题一直没能解决。”
没想到，谭院长居然知道我的名字，还知道我是剧作家梁信的女儿。他告诉远征，他愿意帮助我们，但还是要按照正常的调动程序，通过演员队一级一级地上报。远征大喜过望，忙说：“行，只要能进入艺，做什么都行!”
团聚，那个遥远的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梦，好像突然间离我们那么近。当远征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正在东北拍《满洲虎在行动》。拿着电话，我半天缓不过神儿来。从第二天开始，我拍戏时就耐不住性子了，动不动火冒三丈，跟副导演发脾气，嫌剧组进度慢。“我可是马上要回北京谈正事的!”我心急如焚。
那天晚上，远征一回家就开始帮我准备材料，整理了一份我的影视剧、话剧表演年表，又上街找了一家打字社，请人家帮忙录入后打印出来，再把一张张剧照洗出来，贴在材料上，在旁边写好文字说明……厚厚的一沓材料交上去，远征的领导就让我去了演员队。
听说从外地调回北京要交一笔额外的费用，大约5万块钱，我和远征搜罗家里家外，把所有的存款零零整整加在一起，心想无论如何也要把这笔钱凑上。我们又听说，调动过程中少不了求人送礼，还得单备出一笔“礼金”。那段时间我们俩什么都不敢买，生怕差一点儿钱就会前功尽弃。不过很幸运，我是国家二级演员，算高级职称，于是这些计划中的“额外费用”都没有发生。
因为属于“调干”，需要拿着材料去北京市人事局签字。当时，远征正在拍《月亮背面》。我遇事没人商量，乱了方寸，每天要打860个电话骚扰他。一天，我突然发现，在长长的“准备材料明细单”中还差一个证明，而且需要在广东那边开。我顿时急得火上房，给我爸打电话，让他帮我找人开证明、盖章，再用特快专递寄过来。
几经周折，按照“明细单”提示，万事俱备，只欠一个“粮食局盖章”。我四处乱转八方打听，满北京找粮食局，终于在一个犄角旮旯的胡同里找到了。工作人员特别奇怪地看着我：“早就不用粮票了，你不知道吗?”那就是说，一切手续都齐备了。
我拿着厚厚一摞材料、证明到了派出所，终于把户口落在了北京。派出所的同志提醒我：“别忘去街道计生办报个到。”
计生办的大姐虎着脸问我：“生孩子不生?”
“不生不生不生。”
“要指标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这两年都不要。”我使劲儿摇头，心想一定不给您添麻烦。
大姐满意地给我签了字，盖了章。
年底，我和远征终于在北京团圆了。
这段经历一直让我感慨不已——团圆，那是我们这辈子中国人对爱情婚姻最基本的要求，好像只有天天相聚，才是幸福的夫妻。今天的少男少女们，也许对此不以为然，但是我始终深信：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现实生活中，团圆是一份婚姻的精髓所在。
编辑 魏 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