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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量才（1880—1934），字家修，江苏江宁人，民国时期著名的报业巨子。1912年接办《申报》，1929年购买《新闻报》股权，试图组建中国报业“托拉斯”。1932年创办《申报月刊》，1933年出版《申报年鉴》，建立了以《申报》为核心的新闻出版系统。可是，正当其事业和社會声望如日中天之时，1934年11月的一天，史量才却突然被国民党特务刺杀。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一切还得从1927年说起。
恩怨缘起
话说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史量才曾积极表示拥护其统治。而蒋介石也对他极力拉拢，授予他许多荣誉头衔。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很快沦陷，史量才开始改变拥蒋立场，对蒋实行的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要求他对内实行民主、对外抗击侵略。
就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申报》整版刊登了87条发自前方的战地消息。9月22日，史量才和陶行知彻夜不眠，共同写出《国人乎速猛醒奋起》的时评，发表于第二天的《申报》头版，指出“退让即为自杀”，号召国人“疾速猛醒”，投入到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中去。史量才发誓：我虽年老，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申报》还发表一系列文章揭露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931年11月19日，蒋介石将国民党左派领袖、民主爱国人士邓演达秘密杀害于南京，惨案震动全国。宋庆龄出于义愤，撰写了《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的文章，痛斥蒋介石是“依赖军阀，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的无耻之徒。但上海各报慑于蒋介石淫威，不敢发表这篇慷慨陈词的檄文。唯史量才敢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头上拔毛，于11月20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文章。为了扩大影响，督促蒋介石改变反动国策，史量才又召开上海日报公会大会，号召上海大小报纸勇敢地转载宋庆龄的文章。他质问各报代表：“各位，孙夫人是我们的国母。她的文章岂能没有发表的余地？”在其呼吁下，11月21日，上海大小报纸纷纷转载了宋文。蒋介石因而对史量才怀恨在心，但碍于宋庆龄的声望，一时还不敢拿他和《申报》怎么样。
1932年1月中旬，史量才组织壬申俱乐部，和许多民族资本家及上层知识分子探讨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计。“一·二八”抗战发生后，他动员上海舆论界声援十九路军抗击日军，捐钱捐物支援前方抗战。人们因而推举他任上海抗敌后援会常委和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
1932年6月底、7月初，《申报》发表了有名的三论“剿匪”时评，毫不留情地批判蒋的“剿共大计”。三篇时评以事实证明，所谓“匪”是政府实行黑暗统治、“官逼民变”的结果，而当局“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这是当时中国最可悲的事情。这令蒋介石暴跳如雷，决定要惩治史量才及《申报》。而一些党棍、政客乘机搜集史量才“危害党国的罪证”，向蒋氏邀功请赏。7月，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和上海市宣传部长潘公展罗列出《申报》和史量才的“十大罪状”，连同《申报》对于当时南京中央大学学潮的实况报道，一并呈送至蒋介石案头。蒋介石收到朱、潘两人的呈文，批示六个大字——“申报禁止邮递”。从7月16日起，除上海、南京、杭州三地外，发往各地的《申报》都被邮局扣留。这一处罚给史量才以致命的打击，他只好托人向蒋求情。双方僵持一段时日后，8月21日，当局终于恢复了《申报》的邮递工作。史量才总算躲过了一劫，但从此他和蒋介石之间的裂痕愈加扩大了。
“我有数十万读者”
不久之后，史量才又带头发起上海临时参议会集体辞职事件。上海临时参议会，是国民党为笼络民族资产阶级而设立的议政机构，史量才任议长。1932年春，上海市政府发行市政复兴公债500万元，实际只兑现400万元。市政府用其中5万元整理闸北区下水道工程，这笔钱的确是用在复兴市政上了。另外又用数十万元修筑虬江码头，以满足日本运兵来沪的需要，则根本算不上是复兴市政，而是卖国行径。其余的300余万巨款则不知去向。后来，市长吴铁城在闲谈中走漏风声，原来这笔钱是被用去“剿共”了。当参议会为此事质询市政府时，吴铁城却三缄其口，无可奉告。于是，史量才带领全体议员致电南京行政院，提出集体辞职。经张群等国民党元老苦心劝慰，这场风波方才暂时平息下来。
这件事情使蒋介石对史量才的愤恨到了极点，终于打算除掉他。1933年6月18日，特务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好友杨杏佛的罹难，令史量才对蒋介石生了防范之心。从此他深居简出，很少在公众场所抛头露面。即使不得不外出，他也要乘坐经过改装的装甲汽车，防备流弹袭击。此外他还请来两位武艺高强、弹无虚发的好汉做保镖，以保证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不过，史量才并未被特务的暴行所吓倒，他继续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强烈要求蒋介石停止“剿共”，对外抗日。有一次，史量才在上海见到了蒋介石，他当面要求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真诚地说：“蒋先生有数十万大军，我有数十万读者，你指挥军事，我引导舆论，你我合作，何愁国人不同仇敌忾，打败日本鬼子，一举收复失地。”蒋介石当时口头上赞许史量才有爱国情怀，但坚定了要除掉史的决心。在命令特务采取行动之前，蒋曾在国民党内散布舆论，说史量才支持中共，暗中向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提供活动经费;还诬蔑说，在“一·二八”事变之后史量才曾被日本人收买，妄图搞上海独立运动，对抗中央政权云云。使国民党要员误认为，史量才劣迹斑斑，已成为“危害党国的罪人”，非杀之不可。在制造舆论之后，1934年10月，蒋介石悍然下达了暗杀史量才的密令。
复兴社特务头子戴笠接到密令之后，立即挑选精干特务，组成了刺杀史量才特别行动小组。小组由六人组成，组长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组员李阿大、施芸之、许建业以及司机张秉午，其中李阿大专门负责刺杀史量才。行动小组成立后，在戴笠直接领导下，赵理君精心选择行刺地点，最后决定于远离杭州市区的沪杭公路海宁县翁家埠大闸口段伏击史量才的汽车。
命丧枪下 1934年10月初，史量才因胃病到位于杭州西湖旁的私人别墅秋水山庄休养。一个多月后，身体刚刚恢复，他便急着赶回上海处理報馆事务。11月13日下午两点钟左右，他偕夫人沈秋水乘坐私人装甲汽车离杭返沪，同行者还有儿子史泳赓及其同学邓祖询、内侄女沈丽娟。装甲汽车在司机黄锦才驾驶下，缓缓驶过杭州城区，出城之后，提速在沪杭公路上飞驰，直至海宁县境时，都平安无事。可是，当汽车驶近翁家埠大闸口地段时，黄锦才突然发现一辆牌照为京字72号的别克敞篷车横在马路中央，他连忙减速慢行。坐在黄旁边的邓祖询从车窗内探出头去大声吆喝，请站在车前的三个黑衣大汉让路。这时候，一阵秋风吹过，路旁的矮树丛扑簌簌直响。天色阴沉，已近黄昏。别克车前，一字排开的三个黑衣人一言不发，对邓祖询的喊声充耳不闻，紧盯着史量才的轿车缓缓驶近。当轿车靠近别克车时，三个黑衣人突然嚎叫“停车，停车”，并迅速拔出手枪，甩出一梭子弹，打瘪了轿车的轮胎。几乎与此同时，又有两个黑衣大汉从树丛中跳将出来，双枪齐射，把黄锦才和邓祖询首先打死。
坐在汽车中排闭目养神的史量才父子听到枪响，方知大祸临头，慌忙跳车分头逃命。黑衣人亦分兵紧紧追逼。史量才年过五旬，体力衰弱，慌乱中逃入离公路不远的一所茅屋内藏身。他喘息未定，两个黑衣杀手就已赶到了前门。他连忙从后门逃遁，慌不择路地跳进一个干涸的小池塘里伏身藏匿。两个杀手追到池塘边，搜寻片刻就发现了躲在池塘一角的史量才。其中一个杀手连开两枪，击中史的头部。可惜一代报业巨子就这样殒命于荒野，时年54岁。杀害史的黑衣人就是国民党特务李阿大。
在这桩惨案中，史公子泳赓因年轻力壮，一阵飞奔便把特务们远远抛在身后，故幸免于难。史量才的夫人沈秋水未受伤，但因受惊过度，从此精神恍惚。其内侄女沈丽娟受轻伤。
史量才被害，举国上下一片震惊。社会各界人士强烈要求政府迅速破案，缉拿凶手。慑于民众要求破案惩凶的巨大压力，惨案发生后的次日，行政院长汪精卫特电令苏浙沪杭通缉凶手。蒋介石亦于11月14日和18日两度电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严缉凶犯”，“限期破案，否则各级负责当局，必当严加惩处不贷”，并向史量才家属发去唁电。浙江省主席遂悬赏一万元，通令全省各个机关协力于十日之内破案。但一切都在蒋介石和戴笠特务系统把持之下，浙江省的所有破案举措都只是官样文章，敷衍舆论而已。
一个月后，案情无丝毫进展，凶手更是如泥牛入海，杳无踪影。而蒋介石为绝后患，又将不知内情、坚决要求破案的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撤职。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破案一事便不了了之。这桩血案的真相，一直到解放后才由原“军统”特务头子沈醉撰文公之于世。
（作者系文史学者）
恩怨缘起
话说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史量才曾积极表示拥护其统治。而蒋介石也对他极力拉拢，授予他许多荣誉头衔。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很快沦陷，史量才开始改变拥蒋立场，对蒋实行的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要求他对内实行民主、对外抗击侵略。
就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申报》整版刊登了87条发自前方的战地消息。9月22日，史量才和陶行知彻夜不眠，共同写出《国人乎速猛醒奋起》的时评，发表于第二天的《申报》头版，指出“退让即为自杀”，号召国人“疾速猛醒”，投入到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中去。史量才发誓：我虽年老，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申报》还发表一系列文章揭露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931年11月19日，蒋介石将国民党左派领袖、民主爱国人士邓演达秘密杀害于南京，惨案震动全国。宋庆龄出于义愤，撰写了《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的文章，痛斥蒋介石是“依赖军阀，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的无耻之徒。但上海各报慑于蒋介石淫威，不敢发表这篇慷慨陈词的檄文。唯史量才敢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头上拔毛，于11月20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文章。为了扩大影响，督促蒋介石改变反动国策，史量才又召开上海日报公会大会，号召上海大小报纸勇敢地转载宋庆龄的文章。他质问各报代表：“各位，孙夫人是我们的国母。她的文章岂能没有发表的余地？”在其呼吁下，11月21日，上海大小报纸纷纷转载了宋文。蒋介石因而对史量才怀恨在心，但碍于宋庆龄的声望，一时还不敢拿他和《申报》怎么样。
1932年1月中旬，史量才组织壬申俱乐部，和许多民族资本家及上层知识分子探讨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计。“一·二八”抗战发生后，他动员上海舆论界声援十九路军抗击日军，捐钱捐物支援前方抗战。人们因而推举他任上海抗敌后援会常委和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
1932年6月底、7月初，《申报》发表了有名的三论“剿匪”时评，毫不留情地批判蒋的“剿共大计”。三篇时评以事实证明，所谓“匪”是政府实行黑暗统治、“官逼民变”的结果，而当局“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这是当时中国最可悲的事情。这令蒋介石暴跳如雷，决定要惩治史量才及《申报》。而一些党棍、政客乘机搜集史量才“危害党国的罪证”，向蒋氏邀功请赏。7月，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和上海市宣传部长潘公展罗列出《申报》和史量才的“十大罪状”，连同《申报》对于当时南京中央大学学潮的实况报道，一并呈送至蒋介石案头。蒋介石收到朱、潘两人的呈文，批示六个大字——“申报禁止邮递”。从7月16日起，除上海、南京、杭州三地外，发往各地的《申报》都被邮局扣留。这一处罚给史量才以致命的打击，他只好托人向蒋求情。双方僵持一段时日后，8月21日，当局终于恢复了《申报》的邮递工作。史量才总算躲过了一劫，但从此他和蒋介石之间的裂痕愈加扩大了。
“我有数十万读者”
不久之后，史量才又带头发起上海临时参议会集体辞职事件。上海临时参议会，是国民党为笼络民族资产阶级而设立的议政机构，史量才任议长。1932年春，上海市政府发行市政复兴公债500万元，实际只兑现400万元。市政府用其中5万元整理闸北区下水道工程，这笔钱的确是用在复兴市政上了。另外又用数十万元修筑虬江码头，以满足日本运兵来沪的需要，则根本算不上是复兴市政，而是卖国行径。其余的300余万巨款则不知去向。后来，市长吴铁城在闲谈中走漏风声，原来这笔钱是被用去“剿共”了。当参议会为此事质询市政府时，吴铁城却三缄其口，无可奉告。于是，史量才带领全体议员致电南京行政院，提出集体辞职。经张群等国民党元老苦心劝慰，这场风波方才暂时平息下来。
这件事情使蒋介石对史量才的愤恨到了极点，终于打算除掉他。1933年6月18日，特务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好友杨杏佛的罹难，令史量才对蒋介石生了防范之心。从此他深居简出，很少在公众场所抛头露面。即使不得不外出，他也要乘坐经过改装的装甲汽车，防备流弹袭击。此外他还请来两位武艺高强、弹无虚发的好汉做保镖，以保证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不过，史量才并未被特务的暴行所吓倒，他继续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强烈要求蒋介石停止“剿共”，对外抗日。有一次，史量才在上海见到了蒋介石，他当面要求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真诚地说：“蒋先生有数十万大军，我有数十万读者，你指挥军事，我引导舆论，你我合作，何愁国人不同仇敌忾，打败日本鬼子，一举收复失地。”蒋介石当时口头上赞许史量才有爱国情怀，但坚定了要除掉史的决心。在命令特务采取行动之前，蒋曾在国民党内散布舆论，说史量才支持中共，暗中向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提供活动经费;还诬蔑说，在“一·二八”事变之后史量才曾被日本人收买，妄图搞上海独立运动，对抗中央政权云云。使国民党要员误认为，史量才劣迹斑斑，已成为“危害党国的罪人”，非杀之不可。在制造舆论之后，1934年10月，蒋介石悍然下达了暗杀史量才的密令。
复兴社特务头子戴笠接到密令之后，立即挑选精干特务，组成了刺杀史量才特别行动小组。小组由六人组成，组长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组员李阿大、施芸之、许建业以及司机张秉午，其中李阿大专门负责刺杀史量才。行动小组成立后，在戴笠直接领导下，赵理君精心选择行刺地点，最后决定于远离杭州市区的沪杭公路海宁县翁家埠大闸口段伏击史量才的汽车。
命丧枪下 1934年10月初，史量才因胃病到位于杭州西湖旁的私人别墅秋水山庄休养。一个多月后，身体刚刚恢复，他便急着赶回上海处理報馆事务。11月13日下午两点钟左右，他偕夫人沈秋水乘坐私人装甲汽车离杭返沪，同行者还有儿子史泳赓及其同学邓祖询、内侄女沈丽娟。装甲汽车在司机黄锦才驾驶下，缓缓驶过杭州城区，出城之后，提速在沪杭公路上飞驰，直至海宁县境时，都平安无事。可是，当汽车驶近翁家埠大闸口地段时，黄锦才突然发现一辆牌照为京字72号的别克敞篷车横在马路中央，他连忙减速慢行。坐在黄旁边的邓祖询从车窗内探出头去大声吆喝，请站在车前的三个黑衣大汉让路。这时候，一阵秋风吹过，路旁的矮树丛扑簌簌直响。天色阴沉，已近黄昏。别克车前，一字排开的三个黑衣人一言不发，对邓祖询的喊声充耳不闻，紧盯着史量才的轿车缓缓驶近。当轿车靠近别克车时，三个黑衣人突然嚎叫“停车，停车”，并迅速拔出手枪，甩出一梭子弹，打瘪了轿车的轮胎。几乎与此同时，又有两个黑衣大汉从树丛中跳将出来，双枪齐射，把黄锦才和邓祖询首先打死。
坐在汽车中排闭目养神的史量才父子听到枪响，方知大祸临头，慌忙跳车分头逃命。黑衣人亦分兵紧紧追逼。史量才年过五旬，体力衰弱，慌乱中逃入离公路不远的一所茅屋内藏身。他喘息未定，两个黑衣杀手就已赶到了前门。他连忙从后门逃遁，慌不择路地跳进一个干涸的小池塘里伏身藏匿。两个杀手追到池塘边，搜寻片刻就发现了躲在池塘一角的史量才。其中一个杀手连开两枪，击中史的头部。可惜一代报业巨子就这样殒命于荒野，时年54岁。杀害史的黑衣人就是国民党特务李阿大。
在这桩惨案中，史公子泳赓因年轻力壮，一阵飞奔便把特务们远远抛在身后，故幸免于难。史量才的夫人沈秋水未受伤，但因受惊过度，从此精神恍惚。其内侄女沈丽娟受轻伤。
史量才被害，举国上下一片震惊。社会各界人士强烈要求政府迅速破案，缉拿凶手。慑于民众要求破案惩凶的巨大压力，惨案发生后的次日，行政院长汪精卫特电令苏浙沪杭通缉凶手。蒋介石亦于11月14日和18日两度电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严缉凶犯”，“限期破案，否则各级负责当局，必当严加惩处不贷”，并向史量才家属发去唁电。浙江省主席遂悬赏一万元，通令全省各个机关协力于十日之内破案。但一切都在蒋介石和戴笠特务系统把持之下，浙江省的所有破案举措都只是官样文章，敷衍舆论而已。
一个月后，案情无丝毫进展，凶手更是如泥牛入海，杳无踪影。而蒋介石为绝后患，又将不知内情、坚决要求破案的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撤职。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破案一事便不了了之。这桩血案的真相，一直到解放后才由原“军统”特务头子沈醉撰文公之于世。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