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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作家曾纪鑫接连出版了几部历史文化散文集，在读书界和文艺界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著名学者、教授谢泳高度评价了曾纪鑫的历史文化散文创作，他说，曾纪鑫是中国最早写作文化历史散文的作家之一，是一位有现实关怀和历史责任感的作家。
《历史的刀锋》是曾纪鑫最新出版的历史文化散文集。尽管我已经看过他的好几部历史文化散文集了，但看到这部作品时，我仍很惊异他的创作激情与实绩。
《历史的刀锋》是从历史人物入手来描述和反思中国历史的。曾纪鑫从“改变历史”的角度，选取了十一位对中国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他们是姬昌、吕不韦、嬴政、刘邦、董仲舒、曹操、拓拔宏、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吴三桂。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叙述与评说，试图给我们提供一部解析中国历史文化的密码。
以《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颠》为例，曾纪鑫在叙述分析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政治人生与贞观之治后认为：“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说到底是一种家族统治”，而“在所有的封建皇帝眼里，个人利益就是家族利益，而家族利益也就是国家利益”。“历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换代，也是一种典型的‘换汤不换药’模式，一种似曾相识、无休无止的循环过程，并未触动、改变封建专制政体本身。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的轨道上老牛拉破车地蹒跚而行”。“唐太宗以其贞观之治奠定了他那坚不可摧的稳固地位，被视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英明、最伟大的皇帝”，可是，“就是他，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封建政体本身，只能在大框架之内做些力所能及的修修补补的之类的‘工作’。他不可能牺牲家族利益改变‘家天下’模式，不可能牺牲个人利益改变皇权集中制与终身制，更不可能制定严明的法规约束自己的政权统治，也就无法改变与之相应的封建官僚体制”。我想作者在此已经解构了对李世民的溢美。
紧接着，曾纪鑫又将他的思路指向更深的思考，他的思想深入到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的层面。他比较了法家治理、封建法律管理与现代的民主法治。他指出，法家的政治理论建立在封建集权基础上，法家主张国君“独断”，主张国君专杀大臣。封建法律管理作为一种“法治”，体现在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中华法系”上。“中华法系”的特征为：皇帝超出于法律之上；法律不平等；法律的儒家化——礼法结合；行政司法合一等。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更何况在封建专制下面，权利不能受到监督。曾纪鑫据此认为，中华法系历史悠久，“但并非严格意义的现代法治，其专制性、残暴性、随意性与封建政体相吻合，长期地施行着一种人治政治”。而“在人治模式下，必然形成任人唯亲、虚伪谄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因循守旧、朋党之争、庸官当道、外戚当权、宦官为祸等诸多恶习与弊端”。“人治是中国古代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政治现象，他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思想，也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是长期积淀形成的历史传统”。
“焚书坑儒”这个历史事件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可谓深且巨也。以这个事件为开端，中国历史的皇权专制政体也就开始滥觞了。这种专制政体愈往后发展就显得愈加严重，终于成为扼杀民族文化发展的根本病症。“一种声音”、“一种书（籍）”、“一种生活模式”，表面上显得统一，但实际上却成为中华民族的“死水”境遇，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繁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当这种政治专制与随之而来的儒学专制相结合，就导致了民族文化万劫不复的结局。
如果把《历史的刀锋》中铁血之王秦始皇与后来的董仲舒结合起来阅读，我们就会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本质有一个发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面上似乎矛盾，但实际上二者在“专制”这个联结点上却是一致的，不同的是秦始皇以“焚书坑儒”达到政治上的专制，而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则使中华文化专制得到建立与强化。当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二者有机地联姻时，其对民族文化的打击则是双重的和致命的。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浩劫”。文化的独立性从此消散，而政治对文化的控制则一再地被强化。对于此点，曾纪鑫评论道：“思想归于一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政治干预学术的恶习，战国时期那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再也没有出现过，成为文人志士们只可缅怀的‘绝响’。两千多年来，学术成了政治的附庸与奴婢，没有独立的地位，更没有竞争与争鸣……于是，社会除了原地踏步兜圈子外，哪里还有什么别的出路？”
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证明独尊儒术就是错误的。“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实际上是专制政体在文化上的反映，因为在专制政体下面即使没有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方案，也一定会有另外一种独尊的文化体制出现在中华大地，而任何一种专制一定是竭尽全力镇压异端思想的。
事实上，专制带来的结果就是党同伐异。我不由得想起孔子诛杀少正卯案，按柏杨看法，少正卯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冤狱。一生以“仁”、“义”为本的孔子任鲁国宰相后的第一件工作（也是最后一件工作）就是把在他看来是异端的少正卯逮捕，不经审讯，立即斩首。我以为少正卯案在文化上的隐喻大于其在法制上的意义。儒家表面上讲仁义礼智信，实际上是最无情最无法的文化。这种无情无法也许正合汉武帝之“孤意”，所以，当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时，汉武帝立即严厉推行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样一种无情无法的“术”，不正是历代专制皇权所需要的吗？而两千余年，中国人就在这种笑里藏刀的阴险的文化专制下生存，这不是莫大的悲哀吗？而在这样的文化下教化出来的能是健全的国民吗？
作为当代文学研究者，我期望曾纪鑫有更好的历史文化作品奉献给我们这个民族，奉献给我们这个其命维新的国度，奉献给渴望创造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旧邦新命”的人们。
《历史的刀锋》是曾纪鑫最新出版的历史文化散文集。尽管我已经看过他的好几部历史文化散文集了，但看到这部作品时，我仍很惊异他的创作激情与实绩。
《历史的刀锋》是从历史人物入手来描述和反思中国历史的。曾纪鑫从“改变历史”的角度，选取了十一位对中国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他们是姬昌、吕不韦、嬴政、刘邦、董仲舒、曹操、拓拔宏、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吴三桂。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叙述与评说，试图给我们提供一部解析中国历史文化的密码。
以《走向封建人治的盛世之颠》为例，曾纪鑫在叙述分析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政治人生与贞观之治后认为：“中国封建专制统治，说到底是一种家族统治”，而“在所有的封建皇帝眼里，个人利益就是家族利益，而家族利益也就是国家利益”。“历史上的每一次改朝换代，也是一种典型的‘换汤不换药’模式，一种似曾相识、无休无止的循环过程，并未触动、改变封建专制政体本身。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就是在这种恶性循环的轨道上老牛拉破车地蹒跚而行”。“唐太宗以其贞观之治奠定了他那坚不可摧的稳固地位，被视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英明、最伟大的皇帝”，可是，“就是他，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封建政体本身，只能在大框架之内做些力所能及的修修补补的之类的‘工作’。他不可能牺牲家族利益改变‘家天下’模式，不可能牺牲个人利益改变皇权集中制与终身制，更不可能制定严明的法规约束自己的政权统治，也就无法改变与之相应的封建官僚体制”。我想作者在此已经解构了对李世民的溢美。
紧接着，曾纪鑫又将他的思路指向更深的思考，他的思想深入到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的层面。他比较了法家治理、封建法律管理与现代的民主法治。他指出，法家的政治理论建立在封建集权基础上，法家主张国君“独断”，主张国君专杀大臣。封建法律管理作为一种“法治”，体现在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中华法系”上。“中华法系”的特征为：皇帝超出于法律之上；法律不平等；法律的儒家化——礼法结合；行政司法合一等。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更何况在封建专制下面，权利不能受到监督。曾纪鑫据此认为，中华法系历史悠久，“但并非严格意义的现代法治，其专制性、残暴性、随意性与封建政体相吻合，长期地施行着一种人治政治”。而“在人治模式下，必然形成任人唯亲、虚伪谄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因循守旧、朋党之争、庸官当道、外戚当权、宦官为祸等诸多恶习与弊端”。“人治是中国古代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政治现象，他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思想，也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是长期积淀形成的历史传统”。
“焚书坑儒”这个历史事件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可谓深且巨也。以这个事件为开端，中国历史的皇权专制政体也就开始滥觞了。这种专制政体愈往后发展就显得愈加严重，终于成为扼杀民族文化发展的根本病症。“一种声音”、“一种书（籍）”、“一种生活模式”，表面上显得统一，但实际上却成为中华民族的“死水”境遇，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繁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当这种政治专制与随之而来的儒学专制相结合，就导致了民族文化万劫不复的结局。
如果把《历史的刀锋》中铁血之王秦始皇与后来的董仲舒结合起来阅读，我们就会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本质有一个发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面上似乎矛盾，但实际上二者在“专制”这个联结点上却是一致的，不同的是秦始皇以“焚书坑儒”达到政治上的专制，而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则使中华文化专制得到建立与强化。当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二者有机地联姻时，其对民族文化的打击则是双重的和致命的。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浩劫”。文化的独立性从此消散，而政治对文化的控制则一再地被强化。对于此点，曾纪鑫评论道：“思想归于一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政治干预学术的恶习，战国时期那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再也没有出现过，成为文人志士们只可缅怀的‘绝响’。两千多年来，学术成了政治的附庸与奴婢，没有独立的地位，更没有竞争与争鸣……于是，社会除了原地踏步兜圈子外，哪里还有什么别的出路？”
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证明独尊儒术就是错误的。“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实际上是专制政体在文化上的反映，因为在专制政体下面即使没有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方案，也一定会有另外一种独尊的文化体制出现在中华大地，而任何一种专制一定是竭尽全力镇压异端思想的。
事实上，专制带来的结果就是党同伐异。我不由得想起孔子诛杀少正卯案，按柏杨看法，少正卯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冤狱。一生以“仁”、“义”为本的孔子任鲁国宰相后的第一件工作（也是最后一件工作）就是把在他看来是异端的少正卯逮捕，不经审讯，立即斩首。我以为少正卯案在文化上的隐喻大于其在法制上的意义。儒家表面上讲仁义礼智信，实际上是最无情最无法的文化。这种无情无法也许正合汉武帝之“孤意”，所以，当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时，汉武帝立即严厉推行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样一种无情无法的“术”，不正是历代专制皇权所需要的吗？而两千余年，中国人就在这种笑里藏刀的阴险的文化专制下生存，这不是莫大的悲哀吗？而在这样的文化下教化出来的能是健全的国民吗？
作为当代文学研究者，我期望曾纪鑫有更好的历史文化作品奉献给我们这个民族，奉献给我们这个其命维新的国度，奉献给渴望创造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旧邦新命”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