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屈石匠最终在二儿子建国家走完了自己恓惶的一生。临闭眼的时候，他在心里默默骂着大佛寺庙门口算命的瞎子，说好了他活不过七十三，可是硬生生让他捱到了八十三。换作别人，可能高兴还来不及，可是放在屈石匠身上，只有他自己知道，这多出来的十年不好熬啊！
屈石匠开始放命的时候被建国从三姐家接回来。已经立夏，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屋里的暑热像蒸锅里的水蒸汽，处处弥漫着。枯瘦如柴的屈石匠也热，浑身燥热，他躺在床上，把自己的衣服一件一件扯掉。伺候他的四女儿坐在床边，不明事理，以为他老糊涂了，不停地给他系着已经洗得变薄发黄的白衬衫的纽扣。晚上建国下班回家，老四给小哥说了这事，建国索性把衬衫给他脱了，在肚子上盖了一条薄薄的毛巾被。屈石匠又开始自己解裤带，用脚蹬裤子。老四心里发了颤，越发觉得爹老糊涂了，当着女儿的面竟然要脱裤子。好几次她都打了退堂鼓不想伺候了，可是想到还要仰仗小嫂子给办低保，这才又咬着牙坚持着。她在心里说，也就这几天的光景了，快了，快了！
建国和妻子都是公务员，每天按时按点的上班，把爹接回来，家里没人根本不行。老四比建国小两岁，前段时间正好围着小嫂子转，想让嫂子帮忙给申请低保，见缝插针地献殷勤，看着爹接回来了，没人伺候，赶紧主动请缨，接过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之前，屈石匠都是老三伺候，每家每月给老三二百块钱，外加上屈石匠的老龄补贴，一个月下来也将近两千了。老三看着老四抢了自己的买卖，心里颇为恼火，虽然和弟弟建国在一个小区院子，但自从屈石匠搬到建国家，她就再没过来看一眼。她坐在庙门口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歇阴凉，之前都是一个村的，现在城市改造，把村子拆了，建成居民社区，谁都知道谁家的底细。孙老太太问老三：“这几天咋不伺候你爹了？”老三嘴一撇，嘟嘟囔囔地说：“不伺候了，谁能谁伺候去，我是不伺候了，前前后后都伺候十年了，我也伺候烦了。”嘴上这样说，心里还惦记着每家每月的二百块钱。她躲着不去建国家，也是怕建国开口问她要屈石匠的老龄补贴存折。
屈石匠就睡在主卧对面的客卧里，小小的一间房，靠墙摆放着一张一米二的单人床，床头放着一张窄窄的木桌，上面放着屈石匠的药、喝水的杯子、吃剩的半碗饭、还有电量早已耗尽的手机。屈石匠几天前就不能下地，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建国为了老四照顾方便，就从超市买了几大袋老年纸尿裤，早上上班前给穿一件，中午回来再换第二件，无非就是费点钱的事。在花钱上，建国倒是个孝子，从来没对屈石匠克扣过。老四把屈石匠自己解裤带的事告诉了小哥，建国立刻揣摩到爹的心思，他是嫌热。客卧虽说背阳，但也不透气，窗户太小，形同摆设，到了下午，又有夕阳晒进来，整个屋子像是架在稳火上烧。老四心粗，整天盘算的都是自己的锅大碗小，照顾爹不过是有利可图，哪能想到这么多？说是照顾，也就是给喂点饭，喝点水，其余时间都躺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反正小哥和嫂子一走，家里也就她和爹在，爹躺着不能动，她想干啥谁也管不着。
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大哥建军一直没过来，估计又在装聋作哑。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谁也不提，谁也不说。住院的时候，大姐二姐守了一个多礼拜，当医生让出院准备后事时，建国把屈石匠背回自己家。两个姐姐刚开始还热心的照料，以为也就是一两天的事，结果过了四五天，发现屈石匠还能吃能喝，脸色红润，一点都不像快咽气的老人，各自借口要帮着儿子丫头看孙子，回了自己家。这理由也很充分，大姐二姐都是过六十的人了，儿女正是干事业的时候，孙子孙丫头肯定没人带，关键时候不给儿女搭把劲，以后老了咋办呢！
她们说这话的时候完全没有顾虑到躺在床上的屈石匠的心里感受。她们在等老，屈石匠是已经老了;她们防患于未然，屈石匠却已经行将就木。
等死的屈石匠被二兒子脱了个精光，从头到脚看不到一丝丝肉，只剩下一张干枯的、泛着褐色的皮松松垮垮包裹在一把老骨头上。他一般侧身躺着，腰间包着一张雪白的纸尿裤，双腿弯曲，两只胳膊搭在一起，像一根干柴搭在另一根干柴上。他成天不说话，就那么默默躺着。老四给喂饭，他就张开嘴吃几口，等不想吃了就摇摇头。老四也不勉强，把碗往桌上一放，给他擦了嘴，就算一件工作又完成了。喝水用的是吸管，老四把水杯端到他的脸下方，把吸管伸进他嘴里，他就努力吸，发出嗦溜溜的声音，只有这时，好像才能深刻感知到他还活着，还有一点点微弱的力气。
年轻时候的屈石匠完全不是现在的样子。他矮、瘦、硬朗，要么不说话，要说话就一声顶着一声，好像往山上滚石头，不推到顶不罢休。听话的人就像站在山的另一边，眼看着石头被他推上去，再骨碌碌滚下来，躲都躲不及，就被石头砸个稀巴烂。为着说话，大儿子建军和他喊过很多次，两人都犟，都想占上风，结果石头碰着石头，谁也不让谁。建国念过书，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知道迂回，和屈石匠从来不顶着说。屈石匠大字不识一个，对念书的事却看得很要紧，自从建国考上大学，这个儿子在屈石匠心里就高了一等。建军虽说干活多，家里大事小事忙着张罗，但在屈石匠嘴里却被骂作狗肉不上秤。这话传到建军耳朵里，父子间就有了隔阂，渐渐地，隔阂变成砖，砖砌成墙，墙盖成房，谁也攻不破谁了。
屈石匠到这个家的时候只有二十出头。这样说可能有点不对，但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个家最早不姓屈，姓李。兵荒马乱的时候，马鸿逵到处抓兵，李老太爷好不容易逃出来，先是在邮电局烧锅炉，后来娶了死了两任丈夫的黄氏为妻，改在电影院门口卖烧鸡和蚕豆，好不容易攒下点钱，在县城边上的村子里买了三间房。李老太爷和李老太太只有一个女儿，视为心肝，一转眼长到十八岁，实在舍不得外嫁，托人介绍，把流落在县城，无依无靠的屈石匠招为上门女婿。
结婚后，本应成为一家之主的屈石匠，在这个李姓家里一直活得像个外人。李老太爷本身是个硬梆人，心眼活，能吃苦，对人仗义，对事分明。他活着的时候，这个家他说了算。等他走了，这个家说话算话的人也没轮到屈石匠，而是他的老婆，李老太爷的女儿李月英。
李月英完全继承了她爹的秉性，聪明、泼辣，行如风、坐如盘，说一不二。屈石匠在外面在家里倔了一辈子人，唯独对李月英事事听从。言听计从到什么程度呢？大到今年田里种麦子还是种莲花菜，小到一日三餐吃汤面还是吃黏饭。屈石匠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听老婆的话，刚结婚那几年闹过几次。先是和李老太爷闹，一个蹲在屋里的炕上骂，一个拿着拾粪的叉子在院子里骂。最终屈石匠虽然把炕跳塌了，但李老太爷却当着一院子看热闹的人把他狠狠打了几叉子。再后来，李老太爷走了，屈石匠又犯了犟驴脾气，和李月英干起来，他照旧蹲在炕上骂，把被子褥子毛毡扔了一地，日爹道妈，骂了整整一天一夜。李月英一声没吭，该下地下地，该做饭做饭，夜里带着七个娃娃和李老太太挤在老伙房屋里睡。第二天天一亮，她拉着大的，抱着小的，坐在大门口哭，指名道姓让屈石匠出来，跟自己去公社打离婚。骂了一天一夜的屈石匠早骂累了，也彻底消了气焰，任凭李月英怎么哭，怎么闹，再不出一声言语。李月英的哭声把全村人都招来了，里里外外围了个瓷实。大家七嘴八舌，大多是说屈石匠不对，不该看着李老太爷走了就欺负孤儿寡母，把屈石匠臊得恨不得一头钻进炕洞里。 晌午的时候，大家把李月英劝回家给娃娃做饭，屈石匠一声不吭给炕换新炕面子。从那以后，不知他是看明白了，还是彻底怕了自己老婆，反正直到李月英死，俩人再没闹过。
屈石匠除了脾气犟，其他都挺好。下地能吃苦，割麦子、背苞谷、打场收稻子，哪一样农活都干得井井有条。就是做人有点死板，不出头，用李月英的话说就是不活人。在村里待了几十年，临了没交上一个能说贴心话的朋友。这也和他的身份有关，外来户，又是招女婿，村里人看他总拿半个眼睛看，看得时间久了，就把屈石匠看心凉了，和谁也不来往，和谁也不亲热。谁家有个婚丧嫁娶，从来没人来请屈石匠，都是照着李月英的面子请。屈石匠的七个娃娃结婚嫁人，来帮忙的也都是李月英平日里换下的情分。常年被人瞧不起的劲儿，让屈石匠越来越默不作声，成天就知道低头干活。农忙的时候跟着李月英种菜卖菜，空闲的时候就出去放羊。李月英像个攥着屈石匠命脉的决策者，每天都能让屈石匠忙得团团转。在最小的女儿老五嫁出去之后，建国也有了儿子，李月英不愿意看孙子，想继续卖菜，屈石匠就成了带孙子的老汉。每天把孙子放在自行车后面的大铁笼子里，忙着给李月英做饭送饭。他对建国儿子的偏爱，又惹得建军两口子不高兴。建军和老婆都是农民，但却不安心种地。建军一年四季在外面搞副业，老婆在家闲着，几亩地都让给了公公婆婆。每年打下麦子稻子，屈石匠再给大儿媳妇送过去几袋，够他们一家四口的吃喝。既然闲着，孩子肯定自己带，建国两口子都上班，孩子当然老人带，这也算是说得过去的理。但是到了建军这里，偏偏过不去了，咬定屈石匠偏心，三天两头闹不依，父子俩新仇旧恨越积越深。
李月英卖菜卖了十几年，那十几年是这个家最风平浪静的好日子。五个女儿依次嫁了出去，建军和建国也各自成家立业。虽说也有各种小矛盾、小风波，但毕竟是小，起不了大浪，谁家还没个锅碗勺子碰在一起的时候。清明的时候，屈石匠就带着几个儿女给李老太爷和李老太太上坟。每人骑个自行车，从家门出来，车把上挂着水壶和酒，车筐里包着猪头肉和馒头，浩浩荡荡穿过村子向南山而去。好多人又夸屈石匠，说他有良心，年年能记挂着给老丈人和丈母娘上坟。
李月英不再卖菜完全是被逼的，种菜的几亩地在政府修路的规划图上，谁也没办法。那年开春，李月英和屈石匠收到政府赔偿的八万块钱后，李月英的卖菜生涯就算是歇菜了。闲下来的李月英完全变得盲从，对生活也没有了新的、更高的追求。之前，卖菜挣钱是她活着的全部动力，现在，田没了，钱有了，提在她气门上的那根线却断了。她整天唉声叹气，既不愿意做饭，也不愿意出门，炕上一睡一天。建国和媳妇在上班之余开了个打印店，越发忙碌，想让李月英帮忙做饭、照看孩子，李月英却没了心劲儿。为了寻个好借口，她专门去了一趟大佛殿，找了个居士老婆子跟着信了佛。以自己吃斋念佛，不能沾荤为由，拒绝了儿子。屈石匠最看中的就是建国，不愿意在儿子刚创业的时候扯后腿，于是接过了老婆子不愿意摸的烧火棒，一面学做饭，一面带孙子。
六十多岁的屈石匠硬是在本该享福的年纪学会了和面、烙饼、蒸包子、包饺子和各种难度不等的炒菜。做饭的勺子一拿起来就再也放不下，年迈的屈石匠从此围着锅台整整转了十几年。屈石匠六十五岁的时候，李月英突然就走了，脑溢血，一点征兆都没有，一口痰憋在嗓子眼没提上气，人就悄无声息地走了。
俗话说，招女婿，耍把戏。这六个字像一扇千斤重的磨盘，牢牢压在屈石匠身上，让他一辈子都翻不了身。李月英走了，大家以为屈石匠會变，会像脱缰的老野马一样，在剩余的人生里恣意活着。毕竟管束他一辈子的女人先他而去了。建军甚至和两个姐姐、三个妹妹说，屈石匠可能会带着八万块赔偿款跑回老家。这话他不敢说给建国听，他怕建国。每次他和屈石匠骂账，建国总是一言不发，既不帮着爹，也不帮着哥哥。骂完了，建国该对爹好对爹好，该对哥好对哥好。就是这种冷静的中立让建军害怕，或者说羞愧，一个当大哥的始终做不出大哥的样子。就在大家背后议论纷纷时，屈石匠索性依了建国的话搬到前面的大院子里，安心给儿子一家三口做饭。那时，村子还没有拆迁，建国开打印店赚了钱后就把老院子拆了，盖了一大一小两院子房子。大院子建国一家住，小院子屈石匠和李月英住。两个院子墙挨着墙，屈石匠裤带上系着两套钥匙，整天两头跑。李月英刚走，建国就让屈石匠搬到前院和他们住，后院租出去，让屈石匠收房租。刚开始，屈石匠还不愿意，觉得自己住挺好，后来听三丫头说建军在背后胡说八道，这才听了建国的话，当天晚上就搬了过去。不管前院还是后院，对屈石匠来说，不过是个睡觉的地方，这坨坨子窝窝子，无论是过去的老屋还是现在的新砖房，在屈石匠心里，始终姓李。
李月英走了之后，建军曾一度想缓和父子之间的关系。他专门让儿子开车带他去了一趟屈石匠的老家，把屈石匠唯一的弟弟接了过来，住在自己家里。又让儿子去请爷爷过来，想借着兄弟团聚也来个父子冰释前嫌。结果，屈石匠不仅不去，还犯了倔脾气，骂建军是“驴日的儿子”。屈石匠骂这话，是因为看透了建军的心思。建军不是想他这个爹了，是想那八万块钱了。李月英活着的时候，建军想方设法围着母亲转，让母亲去他家吃长面，让母亲住在他家，说他给老母亲养老送终。临了，又说自己做生意手头紧，问母亲先借点钱。李月英是什么人？在菜市场上混了十几二十年，天南海北的啥人没见过。建军再聪明，他也只分走了李月英身上七分之一的血脉，再加三个他都不是李月英的对手。他最终没有从母亲那里哄骗走一分钱，母亲走了，他又想对着屈石匠下手了。屈石匠的弟弟被建军困在家里三天，第四天，他趁着建军出门赶紧跑到建国家找哥哥。兄弟俩几十年没见面，一瓶老银川碰着喝了半宿。回想起往事，屈石匠后半宿几乎没睡着。
屈石匠最早是个跑单帮的。十四岁，单薄的身子摇晃在山道上，像一根秋风里的芦苇，肩头挂着一个旧褡裢，前面装着水鳖子，后面装着干粮馍馍。他从固原城出发，一路向南，昼行夜歇，半个多月后抵达兰州城。今天开车从固原走兰州，一路途经无名道路、银武高速、平定高速、青兰高速、巉柳高速、柳忠高速、南滨河东路。如果不堵车，不在各个休息站吃喝拉撒，3小时53分钟后会准时到达，全程335.57公里。1947年时不行，屈石匠得一步一步走过去，春夏时上身穿一件无领短褂，下身一条粗布裤子，脚上是一双草鞋，秋冬时身上多加一件棉袄，脚上换成黑布鞋。走路时双手交叉，叠抄在袖筒里，瘦削的肩膀摇晃得更加厉害，空套套的袄子跟着晃来晃去，像一只打摆子的鸡。屈石匠不敢抄小路，小路有土匪，常常拦截跑单帮的，抢钱抢物。大路也不好走，有官兵，查烟土走私。屈石匠却一次也没被拦住，那些拿着长杆子枪的官爷看都不看他一眼，一个孤零零的、穿得像叫花子一样的孩子，有啥好查的。 屈石匠刚开始时带二毛皮，把二毛皮反穿在身上，去了兰州城里，脱给大炕店的老板，住一宿，拿钱买一些粮食，再往固原走。一年四季，屈石匠都走在路上。回到固原城，他并不是每次都回家，只有口袋里的铜板坠着当当响时，他才回去。他盼着见母亲，母亲却像个灯影子，能看得见，却始终亲近不得。家里还有个弟弟，像极了母亲——母亲沉默寡言，弟弟寡言沉默。只有后爹见了他会笑，虽然那笑的背后藏了极深的内容，一把把他拉进柴房里，摸他的口袋，摸出几张票子，迅速塞进自己的裤裆里，说是要帮他收着，以免丢在路上。屈石匠不敢说啥，看着后爹出了柴房，才跟着出来，蹲蹴在门槛上，低头吃一碗搅团。
夜里睡在炕上，他听着娘和弟弟说话，后爹和娘说话，他觉得黑暗中有一堵墙，把他和弟弟、母亲、后爹三人隔开了。他在这边，他们在另一边。
第二天，天麻麻亮，屈石匠再背上褡裢继续上路。
跑了两年后，屈石匠胆子大了，也跟着别人带了一次烟土，一路上有惊无险，安然回到固原，挣的钱比哪一次都多，可惜也只装了半天工夫，刚进门没端上碗就被后爹又拉进柴房里。这一次，后爹多让他住了一宿，还安顿他继续带烟土。屈石匠受了鼓励，到兰州城里把二毛皮卖了，所有的本钱都交给大炕店老板，要换烟土，结果大炕店老板私吞了那笔钱，还吆喝着要报官。不到十七岁的屈石匠还是像根芦苇，单薄，无依无靠，人在异乡，不敢和人家争辩，只得眼里含着泪离开。两手空空回到固原城的屈石匠这一次没有进到家门，后爹拿着放羊的鞭子抽在屈石匠身上，骂他窝囊。娘冷眼看着他，一句话没说。屈石匠冷了心，从家里出来后漫无目的地走。
这一次，他不想走兰州城了，他想去别的地方，最好能寻到新出路。他沿着大路往北走，走了几天几夜，来到了中宁县，发现这里交通便利，挨着黄河，是个谋生的好地方，就此安顿下来。刚开始，他在一家馆子里给人端盘子，开饭馆的老板和李老太爷是一起当过兵的生死兄弟，看屈石匠做人老实、做事踏实，领给李老太爷当上门女婿。多年后，屈石匠回忆说，他第一次见到李月英，眼睛都挪不开窝窝子了，一双又黑又亮的丹凤眼，两条又粗又长的麻花辫，大圆脸盘白皙生动，红润的嘴唇像刚摘下的樱桃。仅从外貌，屈石匠已经一百个愿意，一千个愿意，而他又是个无家可归的人，凭空多了一个家、一个貌若天仙的老婆，能不愿意吗？李月英并没有看上屈石匠，嫌他矮、瘦、丑，可是稍微过得去的人家都不愿意给人招女婿。好好的主人不当，谁愿意看人脸色喘气呢！李老太爷在饭馆子里把屈石匠看了半夜，最终替女儿敲了板。
李月英走后过了两年，村子拆迁，建国在城外暂时租了一套两层楼房过渡。屈石匠住楼下，建国一家住楼上。搬到租的房子里，屈石匠彻底老了，走路离不开拐杖，眼睛也不好使了，看啥都模模糊糊。新楼房盖好，建国媳妇却不愿意屈石匠搬进去，想办法申请了一套廉租房给屈石匠住。对外说是自家楼层太高，屈石匠上下楼不方便，其实谁都知道是嫌弃屈石匠。屈石匠啥都没说，儿子让去哪他就去哪。廉租房和新小区隔着一条马路，屈石匠做不成饭了，建国又从爹的手里接过了烧火棒。他把厨房安在廉租房，每天下班都去廉租房做饭。媳妇想躲着不见爹，除非不吃饭。
搬到廉租房后，屈石匠变得寂寞多了。之前几个女儿过年过节还去看看他，后来随着她们年龄大了，要操心儿女娶嫁，要帮着带孙子，看屈石匠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屈石匠已经出不了门，有一次天气好，他让建国把他送到大佛殿门口，那里有很多人天天晒太阳。等建国走了，他把算命的瞎子叫过来，给了他十块钱，让他算算自己还能活多久？他说他活得实在麻烦。算命的瞎子把十块的票子转着圈摸了一遍，折了两折，小心地装进口袋里，这才抓住屈石匠的手好好摸了摸，对屈石匠说：“老哥啊，放心吧，熬不过七十三。”屈石匠放下心来了，算命的那年，他已经七十二，也就是说，好歹再熬一年，他也就可以展展脱脱走了。可是，过了年，过了端午，过了中秋，转眼又到了年底，他还好好活着。除了感冒吃点药，连个医院都没进去。
屈石匠真是绝望了。为此，他还闹了一次自杀，用菜刀在自己的干脖子上刺了一下。血淌了一地，要不是老三来送西瓜，估计就真的走了。老三吓傻了，赶紧给建国打电话，建国假都没顾上请，骑着车子就往家跑。屈石匠在医院里缝了十几针，住了半个多月，建华和五个丫头把矛头都对准建国，说他没照顾好爹。建国没发脾气，建国媳妇骂了，“丫头儿子生了七个，又没生建国一个，凭啥都让我们照顾？”建华也骂，“就凭建国姓屈，我们姓李。就凭李老太爷留下的一院子房子被你们占了。”
出院后，老三主动请缨照顾爹，几个丫头还觉得老三识大体，后来才知道，老三让每家每月给她二百，她给爹买烟买酒。不仅如此，老三还教着屈石匠把自己的老龄补贴要了去，转手也到了老三手里。屈石匠在老三家前前后后住了两年多，老三也不消停，隔三差五给姊妹兄弟打电话，说屈石匠不行了。就像喊狼来了，喊的次数多了，大家也就烦了、不信了。每次去老三家，你总不能空着手去，总要买点啥吧，一条烟，两瓶酒，一只烧鸡或烤鸭，下来就超过两百，日子的账不会算，钱的账还能不会算吗！
最后一次住院是屈石匠感冒了。四五月的天气，乍暖还寒，老三大清早把屈石匠抱进轮椅里，推到外面墙根下，美名其曰晒太阳。这样的季节，即便有太阳，那也是藏着风的，就把屈石匠吹感冒了。建国把爹送进医院，打了一个礼拜吊瓶，感冒好了，医生却让他早早准备后事。建国这次直接把爹背进自己家楼上，不管咋样，爹得从自己家走，不然得让乡邻笑话一辈子。
每天夜里，建国都睡在客厅，时时刻刻听着屈石匠的动静。隔两个小时进去给喂一次水，饭已经吃不下了，连牛奶也不喝，只靠一点点清水续命。好几次，建国听到爹在叹气，自言自语地说着咋还不死呢！
屈石匠走的那天夜里悄无声息。建国做了一个梦，梦见跟着屈石匠去放羊，一群羊跳进黄河里，建国急得直哭，屈石匠却笑，说，丢不了！丢不了！建国醒了，突然觉得屋子出奇的安静，他心里一惊，跑到小卧室，发现屈石匠已经走了，手上还留着一層薄薄的余温。
丧礼办得简单而规矩，棺材停了五天下葬。建国并没有按爹最后的遗愿把他送回固原老家，而是和母亲李月英合葬了。屈石匠要是知道，估计也是没办法。他听了小儿子一辈子话，别人都以为是因为儿子跟他姓的缘故，只有他自己知道，是因为在他心里，儿子是念了书的人。他说他一辈子就吃了没念书的苦，走投无路，才走到中宁县，给别人当了上门女婿。他还说，哪怕他念过一点点书，他都能想办法在外面活下去。然后他说了这辈子最有学问的一句话：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屈石匠的故事讲完了，我的心里也像是滚落了一块石头。
送走屈石匠那天，我好久才平静下来。山上的燥热和尘土让我疲惫不堪。按照老家的习俗，中午还有一场待客的宴席，下山的路上，几个姨妈已经迫不及待地谈论着那家餐厅的味道如何如何。屈石匠走了，世界还是那么热闹喧哗。
我没有去吃席。我把有些丧气的自己扔在阳光充足的大床上，沉沉地睡了一觉。傍晚时分醒来，屋子暗沉沉的，像另一种坟墓。四周静得可怕，听不到以往的任何声响。我光着脚下地，反锁了门，一件一件脱掉衣服，随手丢在地板上。赤裸裸的，我像赴死一样走进卫生间。我打开了头顶的浴霸，耀眼的光稳妥地照在我身上，双乳丰满，腰身肉圆，肥硕的臀部布满了当初生女儿之后留下的妊娠纹，像银色的鱼鳞一般。双腿滚圆，像两根松木柱子。我从头到脚打量着自己，和临终前的屈石匠截然不同，我就像一棵生命力旺盛的白杨树，每一个毛孔都透着绿色的生的希望，但我却丝毫没有生的欣慰。经过送葬的奔波，我理解了一切死亡，如同我理解生。同时，我又沮丧一切活着，如同我沮丧告别。
莲花蓬头洒下闪着金光的水珠，冲击在我身上，飞溅起的水花像晶莹的瀑布。我抚摸自己的脸颊，它仿佛瞬间老了十岁、二十岁，我的眼角堆满了细细的皱纹，我的皮肤布满了褐色的斑点，我曾经明亮如皓月的眼睛上挂满了一层霜，我的鼻翼两旁写满了苍老的遗迹。短短几个小时之后，在看过屈石匠的葬礼之后，我也迅速衰老。没有人告诉我，衰老和死亡之间的距离是多远，我慢慢蹲下去，抱紧膝盖，靠着乳房仅有的一点点暖试图重新鼓起勇气，努力活完余生。
屈石匠是我外公，享年八十三岁。生了大儿子建军后，为了赚钱养家糊口，跟着人去山里打了十年石磨，人称屈石匠。是为记。
屈石匠开始放命的时候被建国从三姐家接回来。已经立夏，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屋里的暑热像蒸锅里的水蒸汽，处处弥漫着。枯瘦如柴的屈石匠也热，浑身燥热，他躺在床上，把自己的衣服一件一件扯掉。伺候他的四女儿坐在床边，不明事理，以为他老糊涂了，不停地给他系着已经洗得变薄发黄的白衬衫的纽扣。晚上建国下班回家，老四给小哥说了这事，建国索性把衬衫给他脱了，在肚子上盖了一条薄薄的毛巾被。屈石匠又开始自己解裤带，用脚蹬裤子。老四心里发了颤，越发觉得爹老糊涂了，当着女儿的面竟然要脱裤子。好几次她都打了退堂鼓不想伺候了，可是想到还要仰仗小嫂子给办低保，这才又咬着牙坚持着。她在心里说，也就这几天的光景了，快了，快了！
建国和妻子都是公务员，每天按时按点的上班，把爹接回来，家里没人根本不行。老四比建国小两岁，前段时间正好围着小嫂子转，想让嫂子帮忙给申请低保，见缝插针地献殷勤，看着爹接回来了，没人伺候，赶紧主动请缨，接过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之前，屈石匠都是老三伺候，每家每月给老三二百块钱，外加上屈石匠的老龄补贴，一个月下来也将近两千了。老三看着老四抢了自己的买卖，心里颇为恼火，虽然和弟弟建国在一个小区院子，但自从屈石匠搬到建国家，她就再没过来看一眼。她坐在庙门口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歇阴凉，之前都是一个村的，现在城市改造，把村子拆了，建成居民社区，谁都知道谁家的底细。孙老太太问老三：“这几天咋不伺候你爹了？”老三嘴一撇，嘟嘟囔囔地说：“不伺候了，谁能谁伺候去，我是不伺候了，前前后后都伺候十年了，我也伺候烦了。”嘴上这样说，心里还惦记着每家每月的二百块钱。她躲着不去建国家，也是怕建国开口问她要屈石匠的老龄补贴存折。
屈石匠就睡在主卧对面的客卧里，小小的一间房，靠墙摆放着一张一米二的单人床，床头放着一张窄窄的木桌，上面放着屈石匠的药、喝水的杯子、吃剩的半碗饭、还有电量早已耗尽的手机。屈石匠几天前就不能下地，大小便都在床上解决。建国为了老四照顾方便，就从超市买了几大袋老年纸尿裤，早上上班前给穿一件，中午回来再换第二件，无非就是费点钱的事。在花钱上，建国倒是个孝子，从来没对屈石匠克扣过。老四把屈石匠自己解裤带的事告诉了小哥，建国立刻揣摩到爹的心思，他是嫌热。客卧虽说背阳，但也不透气，窗户太小，形同摆设，到了下午，又有夕阳晒进来，整个屋子像是架在稳火上烧。老四心粗，整天盘算的都是自己的锅大碗小，照顾爹不过是有利可图，哪能想到这么多？说是照顾，也就是给喂点饭，喝点水，其余时间都躺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反正小哥和嫂子一走，家里也就她和爹在，爹躺着不能动，她想干啥谁也管不着。
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大哥建军一直没过来，估计又在装聋作哑。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谁也不提，谁也不说。住院的时候，大姐二姐守了一个多礼拜，当医生让出院准备后事时，建国把屈石匠背回自己家。两个姐姐刚开始还热心的照料，以为也就是一两天的事，结果过了四五天，发现屈石匠还能吃能喝，脸色红润，一点都不像快咽气的老人，各自借口要帮着儿子丫头看孙子，回了自己家。这理由也很充分，大姐二姐都是过六十的人了，儿女正是干事业的时候，孙子孙丫头肯定没人带，关键时候不给儿女搭把劲，以后老了咋办呢！
她们说这话的时候完全没有顾虑到躺在床上的屈石匠的心里感受。她们在等老，屈石匠是已经老了;她们防患于未然，屈石匠却已经行将就木。
等死的屈石匠被二兒子脱了个精光，从头到脚看不到一丝丝肉，只剩下一张干枯的、泛着褐色的皮松松垮垮包裹在一把老骨头上。他一般侧身躺着，腰间包着一张雪白的纸尿裤，双腿弯曲，两只胳膊搭在一起，像一根干柴搭在另一根干柴上。他成天不说话，就那么默默躺着。老四给喂饭，他就张开嘴吃几口，等不想吃了就摇摇头。老四也不勉强，把碗往桌上一放，给他擦了嘴，就算一件工作又完成了。喝水用的是吸管，老四把水杯端到他的脸下方，把吸管伸进他嘴里，他就努力吸，发出嗦溜溜的声音，只有这时，好像才能深刻感知到他还活着，还有一点点微弱的力气。
年轻时候的屈石匠完全不是现在的样子。他矮、瘦、硬朗，要么不说话，要说话就一声顶着一声，好像往山上滚石头，不推到顶不罢休。听话的人就像站在山的另一边，眼看着石头被他推上去，再骨碌碌滚下来，躲都躲不及，就被石头砸个稀巴烂。为着说话，大儿子建军和他喊过很多次，两人都犟，都想占上风，结果石头碰着石头，谁也不让谁。建国念过书，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知道迂回，和屈石匠从来不顶着说。屈石匠大字不识一个，对念书的事却看得很要紧，自从建国考上大学，这个儿子在屈石匠心里就高了一等。建军虽说干活多，家里大事小事忙着张罗，但在屈石匠嘴里却被骂作狗肉不上秤。这话传到建军耳朵里，父子间就有了隔阂，渐渐地，隔阂变成砖，砖砌成墙，墙盖成房，谁也攻不破谁了。
屈石匠到这个家的时候只有二十出头。这样说可能有点不对，但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个家最早不姓屈，姓李。兵荒马乱的时候，马鸿逵到处抓兵，李老太爷好不容易逃出来，先是在邮电局烧锅炉，后来娶了死了两任丈夫的黄氏为妻，改在电影院门口卖烧鸡和蚕豆，好不容易攒下点钱，在县城边上的村子里买了三间房。李老太爷和李老太太只有一个女儿，视为心肝，一转眼长到十八岁，实在舍不得外嫁，托人介绍，把流落在县城，无依无靠的屈石匠招为上门女婿。
结婚后，本应成为一家之主的屈石匠，在这个李姓家里一直活得像个外人。李老太爷本身是个硬梆人，心眼活，能吃苦，对人仗义，对事分明。他活着的时候，这个家他说了算。等他走了，这个家说话算话的人也没轮到屈石匠，而是他的老婆，李老太爷的女儿李月英。
李月英完全继承了她爹的秉性，聪明、泼辣，行如风、坐如盘，说一不二。屈石匠在外面在家里倔了一辈子人，唯独对李月英事事听从。言听计从到什么程度呢？大到今年田里种麦子还是种莲花菜，小到一日三餐吃汤面还是吃黏饭。屈石匠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听老婆的话，刚结婚那几年闹过几次。先是和李老太爷闹，一个蹲在屋里的炕上骂，一个拿着拾粪的叉子在院子里骂。最终屈石匠虽然把炕跳塌了，但李老太爷却当着一院子看热闹的人把他狠狠打了几叉子。再后来，李老太爷走了，屈石匠又犯了犟驴脾气，和李月英干起来，他照旧蹲在炕上骂，把被子褥子毛毡扔了一地，日爹道妈，骂了整整一天一夜。李月英一声没吭，该下地下地，该做饭做饭，夜里带着七个娃娃和李老太太挤在老伙房屋里睡。第二天天一亮，她拉着大的，抱着小的，坐在大门口哭，指名道姓让屈石匠出来，跟自己去公社打离婚。骂了一天一夜的屈石匠早骂累了，也彻底消了气焰，任凭李月英怎么哭，怎么闹，再不出一声言语。李月英的哭声把全村人都招来了，里里外外围了个瓷实。大家七嘴八舌，大多是说屈石匠不对，不该看着李老太爷走了就欺负孤儿寡母，把屈石匠臊得恨不得一头钻进炕洞里。 晌午的时候，大家把李月英劝回家给娃娃做饭，屈石匠一声不吭给炕换新炕面子。从那以后，不知他是看明白了，还是彻底怕了自己老婆，反正直到李月英死，俩人再没闹过。
屈石匠除了脾气犟，其他都挺好。下地能吃苦，割麦子、背苞谷、打场收稻子，哪一样农活都干得井井有条。就是做人有点死板，不出头，用李月英的话说就是不活人。在村里待了几十年，临了没交上一个能说贴心话的朋友。这也和他的身份有关，外来户，又是招女婿，村里人看他总拿半个眼睛看，看得时间久了，就把屈石匠看心凉了，和谁也不来往，和谁也不亲热。谁家有个婚丧嫁娶，从来没人来请屈石匠，都是照着李月英的面子请。屈石匠的七个娃娃结婚嫁人，来帮忙的也都是李月英平日里换下的情分。常年被人瞧不起的劲儿，让屈石匠越来越默不作声，成天就知道低头干活。农忙的时候跟着李月英种菜卖菜，空闲的时候就出去放羊。李月英像个攥着屈石匠命脉的决策者，每天都能让屈石匠忙得团团转。在最小的女儿老五嫁出去之后，建国也有了儿子，李月英不愿意看孙子，想继续卖菜，屈石匠就成了带孙子的老汉。每天把孙子放在自行车后面的大铁笼子里，忙着给李月英做饭送饭。他对建国儿子的偏爱，又惹得建军两口子不高兴。建军和老婆都是农民，但却不安心种地。建军一年四季在外面搞副业，老婆在家闲着，几亩地都让给了公公婆婆。每年打下麦子稻子，屈石匠再给大儿媳妇送过去几袋，够他们一家四口的吃喝。既然闲着，孩子肯定自己带，建国两口子都上班，孩子当然老人带，这也算是说得过去的理。但是到了建军这里，偏偏过不去了，咬定屈石匠偏心，三天两头闹不依，父子俩新仇旧恨越积越深。
李月英卖菜卖了十几年，那十几年是这个家最风平浪静的好日子。五个女儿依次嫁了出去，建军和建国也各自成家立业。虽说也有各种小矛盾、小风波，但毕竟是小，起不了大浪，谁家还没个锅碗勺子碰在一起的时候。清明的时候，屈石匠就带着几个儿女给李老太爷和李老太太上坟。每人骑个自行车，从家门出来，车把上挂着水壶和酒，车筐里包着猪头肉和馒头，浩浩荡荡穿过村子向南山而去。好多人又夸屈石匠，说他有良心，年年能记挂着给老丈人和丈母娘上坟。
李月英不再卖菜完全是被逼的，种菜的几亩地在政府修路的规划图上，谁也没办法。那年开春，李月英和屈石匠收到政府赔偿的八万块钱后，李月英的卖菜生涯就算是歇菜了。闲下来的李月英完全变得盲从，对生活也没有了新的、更高的追求。之前，卖菜挣钱是她活着的全部动力，现在，田没了，钱有了，提在她气门上的那根线却断了。她整天唉声叹气，既不愿意做饭，也不愿意出门，炕上一睡一天。建国和媳妇在上班之余开了个打印店，越发忙碌，想让李月英帮忙做饭、照看孩子，李月英却没了心劲儿。为了寻个好借口，她专门去了一趟大佛殿，找了个居士老婆子跟着信了佛。以自己吃斋念佛，不能沾荤为由，拒绝了儿子。屈石匠最看中的就是建国，不愿意在儿子刚创业的时候扯后腿，于是接过了老婆子不愿意摸的烧火棒，一面学做饭，一面带孙子。
六十多岁的屈石匠硬是在本该享福的年纪学会了和面、烙饼、蒸包子、包饺子和各种难度不等的炒菜。做饭的勺子一拿起来就再也放不下，年迈的屈石匠从此围着锅台整整转了十几年。屈石匠六十五岁的时候，李月英突然就走了，脑溢血，一点征兆都没有，一口痰憋在嗓子眼没提上气，人就悄无声息地走了。
俗话说，招女婿，耍把戏。这六个字像一扇千斤重的磨盘，牢牢压在屈石匠身上，让他一辈子都翻不了身。李月英走了，大家以为屈石匠會变，会像脱缰的老野马一样，在剩余的人生里恣意活着。毕竟管束他一辈子的女人先他而去了。建军甚至和两个姐姐、三个妹妹说，屈石匠可能会带着八万块赔偿款跑回老家。这话他不敢说给建国听，他怕建国。每次他和屈石匠骂账，建国总是一言不发，既不帮着爹，也不帮着哥哥。骂完了，建国该对爹好对爹好，该对哥好对哥好。就是这种冷静的中立让建军害怕，或者说羞愧，一个当大哥的始终做不出大哥的样子。就在大家背后议论纷纷时，屈石匠索性依了建国的话搬到前面的大院子里，安心给儿子一家三口做饭。那时，村子还没有拆迁，建国开打印店赚了钱后就把老院子拆了，盖了一大一小两院子房子。大院子建国一家住，小院子屈石匠和李月英住。两个院子墙挨着墙，屈石匠裤带上系着两套钥匙，整天两头跑。李月英刚走，建国就让屈石匠搬到前院和他们住，后院租出去，让屈石匠收房租。刚开始，屈石匠还不愿意，觉得自己住挺好，后来听三丫头说建军在背后胡说八道，这才听了建国的话，当天晚上就搬了过去。不管前院还是后院，对屈石匠来说，不过是个睡觉的地方，这坨坨子窝窝子，无论是过去的老屋还是现在的新砖房，在屈石匠心里，始终姓李。
李月英走了之后，建军曾一度想缓和父子之间的关系。他专门让儿子开车带他去了一趟屈石匠的老家，把屈石匠唯一的弟弟接了过来，住在自己家里。又让儿子去请爷爷过来，想借着兄弟团聚也来个父子冰释前嫌。结果，屈石匠不仅不去，还犯了倔脾气，骂建军是“驴日的儿子”。屈石匠骂这话，是因为看透了建军的心思。建军不是想他这个爹了，是想那八万块钱了。李月英活着的时候，建军想方设法围着母亲转，让母亲去他家吃长面，让母亲住在他家，说他给老母亲养老送终。临了，又说自己做生意手头紧，问母亲先借点钱。李月英是什么人？在菜市场上混了十几二十年，天南海北的啥人没见过。建军再聪明，他也只分走了李月英身上七分之一的血脉，再加三个他都不是李月英的对手。他最终没有从母亲那里哄骗走一分钱，母亲走了，他又想对着屈石匠下手了。屈石匠的弟弟被建军困在家里三天，第四天，他趁着建军出门赶紧跑到建国家找哥哥。兄弟俩几十年没见面，一瓶老银川碰着喝了半宿。回想起往事，屈石匠后半宿几乎没睡着。
屈石匠最早是个跑单帮的。十四岁，单薄的身子摇晃在山道上，像一根秋风里的芦苇，肩头挂着一个旧褡裢，前面装着水鳖子，后面装着干粮馍馍。他从固原城出发，一路向南，昼行夜歇，半个多月后抵达兰州城。今天开车从固原走兰州，一路途经无名道路、银武高速、平定高速、青兰高速、巉柳高速、柳忠高速、南滨河东路。如果不堵车，不在各个休息站吃喝拉撒，3小时53分钟后会准时到达，全程335.57公里。1947年时不行，屈石匠得一步一步走过去，春夏时上身穿一件无领短褂，下身一条粗布裤子，脚上是一双草鞋，秋冬时身上多加一件棉袄，脚上换成黑布鞋。走路时双手交叉，叠抄在袖筒里，瘦削的肩膀摇晃得更加厉害，空套套的袄子跟着晃来晃去，像一只打摆子的鸡。屈石匠不敢抄小路，小路有土匪，常常拦截跑单帮的，抢钱抢物。大路也不好走，有官兵，查烟土走私。屈石匠却一次也没被拦住，那些拿着长杆子枪的官爷看都不看他一眼，一个孤零零的、穿得像叫花子一样的孩子，有啥好查的。 屈石匠刚开始时带二毛皮，把二毛皮反穿在身上，去了兰州城里，脱给大炕店的老板，住一宿，拿钱买一些粮食，再往固原走。一年四季，屈石匠都走在路上。回到固原城，他并不是每次都回家，只有口袋里的铜板坠着当当响时，他才回去。他盼着见母亲，母亲却像个灯影子，能看得见，却始终亲近不得。家里还有个弟弟，像极了母亲——母亲沉默寡言，弟弟寡言沉默。只有后爹见了他会笑，虽然那笑的背后藏了极深的内容，一把把他拉进柴房里，摸他的口袋，摸出几张票子，迅速塞进自己的裤裆里，说是要帮他收着，以免丢在路上。屈石匠不敢说啥，看着后爹出了柴房，才跟着出来，蹲蹴在门槛上，低头吃一碗搅团。
夜里睡在炕上，他听着娘和弟弟说话，后爹和娘说话，他觉得黑暗中有一堵墙，把他和弟弟、母亲、后爹三人隔开了。他在这边，他们在另一边。
第二天，天麻麻亮，屈石匠再背上褡裢继续上路。
跑了两年后，屈石匠胆子大了，也跟着别人带了一次烟土，一路上有惊无险，安然回到固原，挣的钱比哪一次都多，可惜也只装了半天工夫，刚进门没端上碗就被后爹又拉进柴房里。这一次，后爹多让他住了一宿，还安顿他继续带烟土。屈石匠受了鼓励，到兰州城里把二毛皮卖了，所有的本钱都交给大炕店老板，要换烟土，结果大炕店老板私吞了那笔钱，还吆喝着要报官。不到十七岁的屈石匠还是像根芦苇，单薄，无依无靠，人在异乡，不敢和人家争辩，只得眼里含着泪离开。两手空空回到固原城的屈石匠这一次没有进到家门，后爹拿着放羊的鞭子抽在屈石匠身上，骂他窝囊。娘冷眼看着他，一句话没说。屈石匠冷了心，从家里出来后漫无目的地走。
这一次，他不想走兰州城了，他想去别的地方，最好能寻到新出路。他沿着大路往北走，走了几天几夜，来到了中宁县，发现这里交通便利，挨着黄河，是个谋生的好地方，就此安顿下来。刚开始，他在一家馆子里给人端盘子，开饭馆的老板和李老太爷是一起当过兵的生死兄弟，看屈石匠做人老实、做事踏实，领给李老太爷当上门女婿。多年后，屈石匠回忆说，他第一次见到李月英，眼睛都挪不开窝窝子了，一双又黑又亮的丹凤眼，两条又粗又长的麻花辫，大圆脸盘白皙生动，红润的嘴唇像刚摘下的樱桃。仅从外貌，屈石匠已经一百个愿意，一千个愿意，而他又是个无家可归的人，凭空多了一个家、一个貌若天仙的老婆，能不愿意吗？李月英并没有看上屈石匠，嫌他矮、瘦、丑，可是稍微过得去的人家都不愿意给人招女婿。好好的主人不当，谁愿意看人脸色喘气呢！李老太爷在饭馆子里把屈石匠看了半夜，最终替女儿敲了板。
李月英走后过了两年，村子拆迁，建国在城外暂时租了一套两层楼房过渡。屈石匠住楼下，建国一家住楼上。搬到租的房子里，屈石匠彻底老了，走路离不开拐杖，眼睛也不好使了，看啥都模模糊糊。新楼房盖好，建国媳妇却不愿意屈石匠搬进去，想办法申请了一套廉租房给屈石匠住。对外说是自家楼层太高，屈石匠上下楼不方便，其实谁都知道是嫌弃屈石匠。屈石匠啥都没说，儿子让去哪他就去哪。廉租房和新小区隔着一条马路，屈石匠做不成饭了，建国又从爹的手里接过了烧火棒。他把厨房安在廉租房，每天下班都去廉租房做饭。媳妇想躲着不见爹，除非不吃饭。
搬到廉租房后，屈石匠变得寂寞多了。之前几个女儿过年过节还去看看他，后来随着她们年龄大了，要操心儿女娶嫁，要帮着带孙子，看屈石匠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屈石匠已经出不了门，有一次天气好，他让建国把他送到大佛殿门口，那里有很多人天天晒太阳。等建国走了，他把算命的瞎子叫过来，给了他十块钱，让他算算自己还能活多久？他说他活得实在麻烦。算命的瞎子把十块的票子转着圈摸了一遍，折了两折，小心地装进口袋里，这才抓住屈石匠的手好好摸了摸，对屈石匠说：“老哥啊，放心吧，熬不过七十三。”屈石匠放下心来了，算命的那年，他已经七十二，也就是说，好歹再熬一年，他也就可以展展脱脱走了。可是，过了年，过了端午，过了中秋，转眼又到了年底，他还好好活着。除了感冒吃点药，连个医院都没进去。
屈石匠真是绝望了。为此，他还闹了一次自杀，用菜刀在自己的干脖子上刺了一下。血淌了一地，要不是老三来送西瓜，估计就真的走了。老三吓傻了，赶紧给建国打电话，建国假都没顾上请，骑着车子就往家跑。屈石匠在医院里缝了十几针，住了半个多月，建华和五个丫头把矛头都对准建国，说他没照顾好爹。建国没发脾气，建国媳妇骂了，“丫头儿子生了七个，又没生建国一个，凭啥都让我们照顾？”建华也骂，“就凭建国姓屈，我们姓李。就凭李老太爷留下的一院子房子被你们占了。”
出院后，老三主动请缨照顾爹，几个丫头还觉得老三识大体，后来才知道，老三让每家每月给她二百，她给爹买烟买酒。不仅如此，老三还教着屈石匠把自己的老龄补贴要了去，转手也到了老三手里。屈石匠在老三家前前后后住了两年多，老三也不消停，隔三差五给姊妹兄弟打电话，说屈石匠不行了。就像喊狼来了，喊的次数多了，大家也就烦了、不信了。每次去老三家，你总不能空着手去，总要买点啥吧，一条烟，两瓶酒，一只烧鸡或烤鸭，下来就超过两百，日子的账不会算，钱的账还能不会算吗！
最后一次住院是屈石匠感冒了。四五月的天气，乍暖还寒，老三大清早把屈石匠抱进轮椅里，推到外面墙根下，美名其曰晒太阳。这样的季节，即便有太阳，那也是藏着风的，就把屈石匠吹感冒了。建国把爹送进医院，打了一个礼拜吊瓶，感冒好了，医生却让他早早准备后事。建国这次直接把爹背进自己家楼上，不管咋样，爹得从自己家走，不然得让乡邻笑话一辈子。
每天夜里，建国都睡在客厅，时时刻刻听着屈石匠的动静。隔两个小时进去给喂一次水，饭已经吃不下了，连牛奶也不喝，只靠一点点清水续命。好几次，建国听到爹在叹气，自言自语地说着咋还不死呢！
屈石匠走的那天夜里悄无声息。建国做了一个梦，梦见跟着屈石匠去放羊，一群羊跳进黄河里，建国急得直哭，屈石匠却笑，说，丢不了！丢不了！建国醒了，突然觉得屋子出奇的安静，他心里一惊，跑到小卧室，发现屈石匠已经走了，手上还留着一層薄薄的余温。
丧礼办得简单而规矩，棺材停了五天下葬。建国并没有按爹最后的遗愿把他送回固原老家，而是和母亲李月英合葬了。屈石匠要是知道，估计也是没办法。他听了小儿子一辈子话，别人都以为是因为儿子跟他姓的缘故，只有他自己知道，是因为在他心里，儿子是念了书的人。他说他一辈子就吃了没念书的苦，走投无路，才走到中宁县，给别人当了上门女婿。他还说，哪怕他念过一点点书，他都能想办法在外面活下去。然后他说了这辈子最有学问的一句话：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屈石匠的故事讲完了，我的心里也像是滚落了一块石头。
送走屈石匠那天，我好久才平静下来。山上的燥热和尘土让我疲惫不堪。按照老家的习俗，中午还有一场待客的宴席，下山的路上，几个姨妈已经迫不及待地谈论着那家餐厅的味道如何如何。屈石匠走了，世界还是那么热闹喧哗。
我没有去吃席。我把有些丧气的自己扔在阳光充足的大床上，沉沉地睡了一觉。傍晚时分醒来，屋子暗沉沉的，像另一种坟墓。四周静得可怕，听不到以往的任何声响。我光着脚下地，反锁了门，一件一件脱掉衣服，随手丢在地板上。赤裸裸的，我像赴死一样走进卫生间。我打开了头顶的浴霸，耀眼的光稳妥地照在我身上，双乳丰满，腰身肉圆，肥硕的臀部布满了当初生女儿之后留下的妊娠纹，像银色的鱼鳞一般。双腿滚圆，像两根松木柱子。我从头到脚打量着自己，和临终前的屈石匠截然不同，我就像一棵生命力旺盛的白杨树，每一个毛孔都透着绿色的生的希望，但我却丝毫没有生的欣慰。经过送葬的奔波，我理解了一切死亡，如同我理解生。同时，我又沮丧一切活着，如同我沮丧告别。
莲花蓬头洒下闪着金光的水珠，冲击在我身上，飞溅起的水花像晶莹的瀑布。我抚摸自己的脸颊，它仿佛瞬间老了十岁、二十岁，我的眼角堆满了细细的皱纹，我的皮肤布满了褐色的斑点，我曾经明亮如皓月的眼睛上挂满了一层霜，我的鼻翼两旁写满了苍老的遗迹。短短几个小时之后，在看过屈石匠的葬礼之后，我也迅速衰老。没有人告诉我，衰老和死亡之间的距离是多远，我慢慢蹲下去，抱紧膝盖，靠着乳房仅有的一点点暖试图重新鼓起勇气，努力活完余生。
屈石匠是我外公，享年八十三岁。生了大儿子建军后，为了赚钱养家糊口，跟着人去山里打了十年石磨，人称屈石匠。是为记。